1919年初到秋天，卡夫卡在布拉格住了一段时间。11月，他回到了施莱岑，在那里写下了著名的长信《致父亲》。
1920年4月初，卡夫卡去米兰旅行，他第一次给弥勒娜·耶森斯卡·波拉克写信。他们是在布拉格认识的，弥勒娜是结过婚的人，丈夫是个作家，她是捷克人，住在维也纳，她想请求卡夫卡让她把他的一部分作品译成捷克语。起初，面对弥勒娜咄咄逼人的热烈爱情，卡夫卡有些惊慌失措，想逃避。他给弥勒娜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德米特里奇、格里戈里维奇和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在读完《穷人》的手稿以后，心情十分激动，午夜三点钟，他们就去按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门铃，他们热烈地祝贺他，认为他是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们走了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伫立在窗前，激动得泪流满面，他说：“真是些了不起的人物，他们是多么高尚和仁慈！我却是多么低庸……我要是告诉他们这个事实，他们是不会相信的。”后来，卡夫卡又写信给弥勒娜：“……您来的信收到了，弥勒娜，我该怎样说明那些区别呢？一个人浑身上下都沾满了污垢，他臭气冲天、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这时，死神降临了，它是所有天使中最神圣的死者，它瞟了他一眼。这样，那个人还敢死吗？他扭动了一下身子，一头钻到了被窝里面，他不会死去。简而言之，弥勒娜，你在信中所说的话，我是不相信的，而且，你也没有给予我证实那件事情的方法，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那个晚上也不能证实那件事情，我的生命只能再延续一夜。”弥勒娜晚年的一个朋友回忆说：“她对卡夫卡一见钟情，对她来说，爱情是唯一真正伟大的生活……她从不害臊，从不腼腆，她从来认为，强烈地感受到别人对自己的爱慕，这绝不是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情；她认为，爱情是一件清白无辜、理所当然的事情。”卡夫卡写信给马克斯·勃洛特说：“她是一团烈焰，勇敢、聪颖，愿意奉献出一切，或者可以这样说，她用献身精神获得了一切。”
从上面的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夫卡为了断绝同弥勒娜的关系，做了很大努力，他想保护弥勒娜，但实际上，他想保护自己，不想让自己受到伤害。卡夫卡的第二封“警告信”是这样写的：“请你好好地考虑一下，弥勒娜，如果我，一个走过了38年生活旅途的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所以这个生活旅程就显得更为漫长），到你那里去，如果我在刚要转身走开的一刹那，偶然地看到了你，一个我从未想到要见的人，那么，弥勒娜，我是不会喊你的，就是在心里，我也不会向你发出呼唤。如果你现在要放弃我们之间的友谊，走你自己的生活道路，那也为时不晚。我不想说我自己是笨透了，因为，我的心并不笨，我还是蛮有思想的，这里，我撇开了其他类型的愚笨不说，那些类型的愚笨我倒是有的，而且还绰绰有余。我只能跪下，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知道，你的脚就在我的眼前……”
弥勒娜请求卡夫卡，要他从米兰回来时候顺路到维也纳去看她。卡夫卡没有做到，后来，他写信给她：
我不知道，你在收到了我星期三或星期四的那封信以后，还是否想见我。我意识到我们俩之间的关系，你是属于我的，尽管我再也不能见到你了。只要这种关系同恐惧毫无关系，那我就能看到它，但是，我不知道你对我的关系怎么样，你对我的关系是完全属于恐惧的。你也是不了解我的，弥勒娜，我再重复一遍。
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相信。我的世界崩溃了，但它又建立起来了。你瞧瞧，你是怎样帮我建立这个世界的，这里的你也就是我，我不抱怨崩溃，因为整个世界正处在崩溃之中。我所抱怨的，是我单薄、微弱的力量，我的出生，大阳的亮光。
我们将怎样继续生活下去呢？如果你对我的回信说个“行”字，那么，你就不能在维也纳继续生活下去了。这是不可能的了。
卡夫卡认为，只有同弥勒娜断绝关系，才能走出困境。但实际上，他们两个都没有忘记对方。1921年秋，弥勒娜几次去布拉格看望卡夫卡。1922年她依旧去布拉格，而卡夫卡也不定期地给弥勒娜写信。1921年，卡夫卡把自己所有的日记都交给了弥勒娜，在这之前，他把《美国》和《致父亲》的书稿交给弥勒娜，而且，再也没有要回。这一次，卡夫卡一反平素的羞怯，强烈地表示出自己对弥勒娜的无比信任，他从未如此信任过其他任何人。
1920年秋，卡夫卡完成了短篇小说《城徽》、《波赛顿》、《深夜》、《法律问题》、《秃鹫》和《陀螺》。1921年冬至1922年春，他完成了短篇小说《第一首歌》。3月到6月完成了短篇小说《绝食艺人》，6月到9月进行长篇小说《城堡》的写作，并完成了短篇小说《一条狗的研究》，1922年冬至1923年春，卡夫卡创作了许多短篇小说，但大都被他焚毁了，保留下来的有短篇小说《夫妻》、《算了吧》、《关于譬喻》。
1922年7月初，卡夫卡和妹妹艾丽一起去波罗的海的米里茨去度假，他参观了度假村，在那里认识了女管理员多拉·笛雅梦特，这是一个刚刚20岁的姑娘，出身于波兰的一个犹太家庭，从波兰逃出来，来到德国。这个姑娘受过严格的东正教教育，纯朴自然、天真无邪、为人热情、乐于助人。她的这些性格特征深深地吸引了卡夫卡。卡夫卡在很早的时候就认为，柏林是他唯一能生存下去的城市。每当他有了逃离布拉格的念头时，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柏林，他曾经说过：“柏林比维也纳强多了……就连我也能感到，柏林有增强人的体质的作用，或者这么说吧，我到了柏林以后，就会感到，柏林有这么一个作用。”
1923年底，卡夫卡又去了柏林，他在施退克里茨租了一间房子，和多拉·笛雅梦特同居了，开始几个月，卡夫卡感到十分幸福，他终于克服了种种障碍，成功地逃出了自己的“家庭”。当时，通货膨胀十分严重，而卡夫卡却不被这些事困扰，感到心满意足，他写信给妹妹说：“桌子紧挨着火炉，我一直紧靠着炉子，刚刚从那里挪过身来。那里太热了，就连我一直冰冷的脊梁也觉得太热了。那盏煤油灯棒极了，这是制灯人，也是买灯人的杰作。它是拼凑而成的，这当然不是我自己干的，我怎么会有这种本事呢？煤油灯有茶杯这么大，它有一个特殊的装置，点灯时都不用摘圆筒和灯罩；不过，这盏灯有个缺点，没有煤油它就不亮，当然喽，没有油，我也不会用它的……”
卡夫卡给朋友费利斯·魏尔志描绘了自己新的街道环境：“我住在城边的最后半条胡同里，胡同里面是果园和别墅，那个果园不是新建的，那里郁郁葱葱，十分好看。夜里，当万籁俱寂、皓月当空的时候，果园里飘来阵阵浓郁的馨香，在别的地方，我从来没有闻到过这种香味。往前走，是一个很大的植物园，从我家到那里只要一刻钟的功夫。再往前走，在离我家不到半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有一片森林，我从来没有到那里去过。在那里，一些移民建起了围栏，看上去，真是挺漂亮。”6个星期以后，他们搬到古鲁纳瓦尔特街13号居住。在这里居住期间，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但除了《地洞》以外，其他作品都被焚毁了，这是卡夫卡要求多拉·笛雅梦特这么做的，他还亲自监督她这么做，没有烧毁的一部分全部丢失了。
由于通货膨胀，造成卡夫卡营养不良，身体很虚弱，1924年1月，他给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说：“只要我的身体不这么虚弱，我是可以把自己的情况讲一下的。在左面，大概是多拉在扶着他，右面大概是另外那个人在扶着他。他‘随便写成’的作品在给他打气。如果他脚下的土地坚实了，他前面的深谷填平了，在他头上盘旋的秃鹫赶跑了，在他头上咆哮的狂风暴雨平息了，如果这一切都能发生的话，那么，他也许能凑合着活一阵子。”
1924年3月初，卡夫卡病危，他的舅舅西格弗里特和朋友马克斯·勃洛特立即赶到柏林，把他接回到布拉格。他持续发高烧，并全身颤抖。到了4月初，他已经十分消瘦，体重锐减到95斤，就连说话都十分困难，只能在嗓子眼里嗫嚅了。在舅舅西格弗里特的建议下，他被送进了奥地利南部奥特曼的维也纳森林疗养院。他的结核病已经蔓延到喉头，被大夫确诊为喉头结核，在当时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多拉寸步不离地精心护理卡夫卡，大夫用麻醉剂和液体氨剂比林来控制他的高烧，但病情不见好转，大夫已经无能为力了，同时，疗养院的气氛使卡夫卡感到十分郁闷。所以，几天后，他们又把卡夫卡送进了维也纳大学医院，当时用的是敞篷汽车，多拉一路上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风遮寒。在维也纳医院，大夫用薄荷油来治疗卡夫卡红肿的喉头，使他在吞咽食物时的剧痛缓解了一点，但多拉受不了医院大夫盛气凌人的态度，4月19日卡夫卡又被送到了克罗斯特欧堡附近基尔林的霍夫曼博士开的疗养院。
卡夫卡又能吞咽食物了，但持续的高烧正无情地摧残他的身体，医生只能给他冷敷。卡夫卡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虚弱了，已经显得十分憔悴，阅读已成了一种痛苦的事，但是，他还是不停地看书，到了4月底，他读完了魏弗尔赠给他的《弗尔蒂：歌剧的小说》。5月初，卡夫卡的痛苦加剧了，喉头又开始剧烈的疼痛，在咳嗽时，其痛苦更是难熬，吞咽食物几乎不可能了。结核病已经到了晚期，能想到的所有药物都用了，效果微乎其微，最后，还是一个有人类学思想的年轻大夫设法让卡夫卡安静了下来。5月12日，卡夫卡开始看他的选集《绝食艺人》的长条校样。这时勃洛特来看望他，勃洛特在这次探望中了解到，卡夫卡想要娶多拉·笛雅梦特为妻，而且，他已经给多拉的父亲去了一封信，他在信中称自己是悔悟者和回心转意者，希望能在那虔诚的家庭中得到安身之地。但是后来，多拉的父亲在征求了犹太教法师格尔勒的意见以后，拒绝了卡夫卡的请求。
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多拉护理病人十分精心、细致，使其他人深受感动。医生允许她自己做饭，给卡夫卡烹调合口味的饭菜。卡夫卡这期间喝过啤酒和葡萄酒，而且，他还希望别人在他跟前喝酒，以便他从别人的享受中得到一些乐趣，他还使劲地闻水果的香味。
这时，多拉和克拉普施托克与卡夫卡的思想交流只能通过纸条进行。这些纸条都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它们除了表明卡夫卡喜欢注意事情的细节以外，还向人们说明了，他当时的神态十分清醒，并且有坚强的自制能力，他不再对自己的身体抱任何幻想，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对父母也只字不提自己已经病入膏肓。6月3日上午，卡夫卡的呼吸急促起来，医生给他注射了甲酮，卡夫卡十分痛苦，说：“杀了我吧！不然你就是凶手。”医生给他注射了安眠剂，中午时分，卡夫卡与世长辞了。这恰恰是他41周岁生日前一个月。在遗嘱中，他请求别人焚毁他的残稿。卡夫卡的尸体被运回了布拉格，1924年6月11日，他被安葬在布拉格和施特拉施涅茨之间的一座犹太公墓里。6月27日，卡夫卡的父母在一家报纸上发表一项声明：“我们无法对遐迩的许多吊唁一一表示谢意，只能在此借报纸的一角向所有对我们难忘的儿子弗朗茨·卡夫卡博士去世表示过同情和哀悼的人们致谢！”
弗朗茨·卡夫卡的一生平淡无奇，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他在一生中，没有改变过自己生活的地方，也没进行过任何长途旅行。他在一生中，很少与同事们一起聚会，和他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一些奥地利著名人士，他都不认识。这位身居布拉格的犹太人，利用业余时间，写了许多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受到少数德国文学界行家的赞赏。
早在1916年，卡夫卡的朋友马克斯·勃洛特就指出：“卡夫卡是堪与当时德国霍普特曼等人媲美的第一流大作家”，只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呼吁当时还激不起明显的反应。但是，属于时代的东西迟早是会受到时代接纳的。
20世纪30年代，超现实主义者就把卡夫卡视为同伍，可惜，这时卡夫卡早已去世了。马克斯·勃洛特开始编辑卡夫卡的6卷本选集。无奈，时运不济，法西斯专制的德国，现代派作品是同“左”派作品一样被禁止的。这时候也正是传统现实主义重新抬头的时候。他作品中所隐含的现代意识，即危机感、现代审美信息和荒诞感是没有国界的，它们不胫而走，被装在流亡作家和学者的大脑里带到了美国以及西欧其他各国，引起了普遍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历了一场噩梦的欧洲人，对卡夫卡作品中那种似梦非梦的“魇影”发生了更大的共鸣，感到人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的种种非人的经历，卡夫卡早已在作品中预言了。
随着1949年到1950年马克斯·勃洛特新编9卷集《卡夫卡文集》的出版，一股“卡夫卡热”很快遍及西方文坛，那里竞相涌现出的文学文艺流派如法国的荒诞派、新小说派、存在主义，美国的黑色幽默，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几乎无不受到卡夫卡的影响。与此同时，东方的卡夫卡研究也成了一门新的科学。从1957年起，由于捷克的一位共产党元老、著名文艺评论家保尔·雷曼的一篇基本肯定卡夫卡的长篇论文发表，卡夫卡开始引起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西方的共产党文艺评论界的广泛注意，经过讨论和争论，观点趋于接近。
1973年，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开放”气氛中，有国际影响的《苏联大百科全书》终于以相当肯定的态度接纳了这位被排斥整整40年之久的作家。后来，在东欧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卡夫卡也改变了态度，并认为他的作品的意义是“唤起对危机中的个人的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队伍中，对卡夫卡评价最高的是奥地利的费歇尔和法国的加罗第。前者认为卡夫卡的作品比现实主义的“真实更真实”；后者从对卡夫卡、毕加索等人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实主义不应该固定在写实主义一种风格上，在表现形式上它应该是“无边”的。最富戏剧性的是卢卡奇，他从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都坚持批判卡夫卡。但在1956年的政治事件中，他一度被关在东欧某国的古堡里，这时他联想起卡夫卡的《城堡》，顿悟到“卡夫卡到底是现实主义者”，1958年他发表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义》一书中，许多地方以赞美的口吻评论卡夫卡，认为他应列入“更高层次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家族”。
几年前，西欧的前联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5国的重要报纸，搞民意测验，发起评选已故十大欧洲作家活动，结果卡夫卡名列第五！而在进入“十大作家”之列的20世纪作家中，卡夫卡名列榜首！卡夫卡被尊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或现代派文学的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