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24岁的卡夫卡在见习期满后，成了布拉格保险事务署的一名雇员。在参加工作后不久，他把工作的感受写进了日记里：
现在，我虽然有了一份工作，而且每月能挣80克朗，每天工作八九个小时。但是，我的生活像一团乱麻，乱得很；我像野兽一样，贪婪地吞掉工作以外的所有时间。我的一天生活局限在三个小时之内，我现在还不能习惯过这种生活。我还利用工作时间学习意大利语；我总要在户外度过宜人的夜晚；当我在下班以后，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回家时，才出了一口气。
在保险事务总署里，我老是这么想：要是能在遥远的国家里，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凭窗眺望远处的甘蔗田，眺望穆罕默德坟场，那就好了。我对保险事业很感兴趣，但我眼下的工作却是令人失望的，它使我的心情低落。
我老是埋怨自己的工作，但这一回，我埋怨时间，它太懒了，总不肯流逝，我特别厌恶这时间，我对自己的工作没有这样厌恶过，办公时间总不能化整为零吧，就是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我也得像第一个小时一样，深深地感到八小时工作对我的压力。这好比坐火车，经过夜以继日的旅行之后，旅客们都疲倦了，于是，他们再也不去想，机车里司机在不停地工作，他们会多累啊！他们也不再去看窗外的景色，无心过问窗外是平原还是丘陵，他们根本没有心思去这么想了。他们把所有的苦闷、倦意一骨脑地归于手中的表，好像手表有过错似的……所有干类似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只有八小时办公的最后一秒钟，才能像跳板一样，使他们一下子快活起来。
我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也找不到任何人，我不过天天急匆匆地去散步罢了。我先是穿过四条胡同，我老是这样走，胡同口的角落都让我磨圆了，然后，我再穿过一个广场。我实在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去实现那些计划。也许，我会伸出手指，渐渐地向上攀登，最后爬到树干的顶端……这不仅是偷懒，这也是我的恐惧，我害怕写作，写作是一种可怕的劳动，但不进行这项劳动又将是我最大的不幸。
上边这则日记，卡夫卡运用了很多比喻去写他的工作，这些比喻也生动地写出了卡夫卡对这份工作的内心感受。他当时工作的保险事务所，各种规章制度不但很多，而且要求很严，它规定：“如果工作需要，雇员也应该在非工作时间进行工作，他们不能因此而计较报酬”；“没有经理部的正式书面许可证，任何雇员不得擅自担任任何职务或名誉职务；如有违章行为，已发的许可证可以随时收回”。至于雇员的假期，公司是这样定的：“根据雇员本人的要求，经理部可以准予他每年休假十四天”，而假期的起始时间，要由经理根据工作的节奏和安排而定。卡夫卡没有别的办法，他不得不接受这些苛刻的要求，这是因为他要尽早离开布拉格这个“见鬼”的城市，“在遥远的国家里，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凭窗远眺”，他的这个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同时，这也是因为他希望离开父母，过独立、自由的生活。这时，他所承担的义务和兴趣爱好第一次发生了冲突，他说：“虽然，我尽量不过分地去考虑这些事情，但是，我毕竟还是要自食其力的，所以，我不得不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我因此失去了统观全局的可能性，我好像走进了一条狭窄的山隘，在那里，我不得不低下头来。”这最后一句“我不得不低下头来”，就充分地说明了卡夫卡对这份工作万般无奈的矛盾心理。
卡夫卡参加工作之后，可以说是步入社会了。但是，他还像原来一样，并没有直接接触社会的能力，他了解社会还是通过朋友这扇窗户进行的。卡夫卡与奥斯卡·波拉克的关系疏远以后，马克斯·勃洛特起到了窗户的作用。
在卡夫卡参加工作的开始几年，他们之间的友谊不断发展，勃洛特的友谊成了卡夫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卡夫卡通过勃洛特去认识周围的环境。在假期里，卡夫卡总是跟勃洛特一起去意大利北部、去巴黎、去魏玛或者瑞士旅行；勃洛特还带卡夫卡去布拉格的音乐咖啡厅、夜总会和咖啡馆，把卡夫卡引进了布拉格文学家的行列。勃洛特参加文化活动比卡夫卡积极得多，他给卡夫卡介绍许多同龄的朋友，通过他，卡夫卡结识了弗立克斯·魏尔志，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魏尔志对人十分和蔼，他是个反犹太主义者，研究哲学，并经常对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尖锐的批判。马克斯·勃洛特还经常鼓励卡夫卡在朋友中读自己的作品，因为卡夫卡胆怯、羞涩，不愿在公开场合显露自己；他还鼓励卡夫卡创作新作品，并为卡夫卡作品的问世花了大量心血；他多次劝阻卡夫卡，不要与世隔绝；他发现卡夫卡的才华比任何人都早，并且被卡夫卡的为人深深打动，他说过这样的话：
在卡夫卡身上，我发现有一种十分特殊的气质，这是我在其他人身上，包括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在内，不曾发现过的……卡夫卡从来不说一句空话，他的气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种表现方式在近几年来越来越自然了。他是那样的独特、富有耐心，对生活充满了信心。他对世界上愚蠢的东西，既十分小心，又敢于讽刺。因此，他也有苦涩的幽默。他总能抓住事物的核心，即“不可摧毁的东西”，拒虚荣、自鸣得意和愤世嫉俗的人于千里之外。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这种观察世界的方法。只要他在场，日常生活就不停地变化，一切都变得像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那样，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虽然这种新鲜感是以一种凄苦，甚至是令人沮丧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上述各方面，卡夫卡不仅对我，而且也对许多人都有影响。当时，只有我一人认识到，他的作品具有很高的价值。其实，他并不需要著作去施加影响，他本人就很有影响。虽然，他刚露面时会显得有些腼腆，但是任何一个有修养的人，都能立即察觉到他的特殊气质。
勃洛特以旁观者的眼光去感觉卡夫卡，对他的评价非常高，但卡夫卡不但感觉不到这些优点，而且对自己各方面能力都非常怀疑。卡夫卡对勃洛特也是十分钦佩的。他在一则日记里写道：“我自己几乎完全处于马克斯·勃洛特的影响之下。”他赞赏勃洛特充沛的精力，欣赏他从事文学的积极性，这种积极性在卡夫卡看来是不可思议的，1907年，他给勃洛特的信中说：“你需要的是大量的工作，我毫不怀疑你这个需求，尽管我无法理解这一点。”卡夫卡也很赞赏他的出众的交际能力和连续工作的能力，谦虚、无私的精神。茨威格对勃洛特的这种精神做过以下描写：
我又见到他了，正如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样，这个26岁的小伙子，身材矮小，显得很单薄，但他是一个十分谦逊的人……他对我讲了斯梅塔纳和雅纳契克，他一味地讲别人，唯独不讲自己，对自己创作的歌曲和奏鸣曲，他只字不提，当别人问起他自己的作品时，他就三言两语搪塞了过去，转而又对一个默默无闻的人开始称赞起来，那人叫弗朗茨·卡夫卡。勃洛特称赞他说，他是新时代真正的叙述大师和心理描写大师。我谈到勃洛特自己创作的诗歌，他赶紧避开了话题说，在学校的板凳上坐着一个名叫弗朗茨·魏尔弗尔的人，他是当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他这个年轻的诗人，就是这样，对他眼中的伟大人物总是忠心耿耿、充满敬意。
卡夫卡和勃洛特互相尊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这期间，卡夫卡创作了《乡村的婚事准备》这部小说，在小说的人称上，分为“人们”和“自我”，小说的主要人物像是小孩子们做危险游戏，只有“人们”才参加活动，只有躯壳才被送到乡村参加婚事的准备工作，而“自我”则留在家里，变成丁一只大甲虫。小说中写道：
我在那里劳累过度，累垮了，就算休息一个假期也缓不过劲来。但不管我怎样干，别人都不会仁爱地对待我，相反，我总是孤身一人，举目无亲，没人过问我、关心我，别人只是出于好奇才看我一眼。如果你在应该称呼“我”的地方称呼“人们”，那么，这样的称呼就是白费劲，这只能成为别人的笑柄；但是，如果你自己承认自己是称呼错了，那么，你就会被人骂得狗血喷头，你就会惊慌失措……是我自己把自己分成“人们”与“自我”，我又怎么能埋怨别人在笑话我呢？也许他们对我的嘲笑是有理的，但是我实在太累了，不能去认识所有的事情。
一切想要折磨我，并且已经占领我周围一切空间的人，会随着时光的缓缓流逝，被慢慢地挤到一边去，我为此不需要做什么事情。而我自己呢？我可能会变得虚弱、沉寂，我会让所有的事情站在我的面前——把它们自己讲清楚，而且，要讲得十全十美、无可挑剔，这只能通过岁月的流逝才能做到。
此外，我总不能像淘气的孩子一样去工作，我不必亲自去农村，这完全没有必要，我只要派我衣冠楚楚的躯壳去就行了，它摇摇晃晃地走向门外，一到了外面，它的摇晃就再也没有恐惧的意思了，它的摇晃成了晃动着的虚无。如果我的躯壳在台阶上摔倒了，它嘤嘤啜泣地去农村，在那里一边哭泣一边吃晚饭，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也不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因为，这时，我正躺在床上，盖着黄、棕两色相间的被子，沐浴着从微开的窗户吹进来的和风。
我确信，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自己是一只大甲虫，或者是一只蟑螂，要不就是一条玉米虫子。
我是一只大甲虫？是这样的。我是这样安排大甲虫形象的：它好像正在冬眠，我把自己小小的脚紧贴在大肚子的躯壳上，低声嗫嚅着，对我的躯壳发出了命令，我的躯壳这时正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卷曲着身子，显得很悲伤。不一会，我命令下完了，躯壳深深地鞠了一躬以后，便悄悄地走了。我安闲地躺在床上，顺利地办完了一些事情。
上面这段情节表现了梦幻一样的境界，卡夫卡上中学时，就有过类似的梦境，他梦见教授们突然聚集在一起，研究他顺利升学这件不可思议的事。卡夫卡小说中的“梦境”与他生活中的梦境的性质是一样的——说明他感到自己与现实格格不入，想逃避现实，唯恐外界的任何事物侵入他的内心世界，想用自己的躯壳与现实抗衡，以便把真正的“自我”严密地包裹起来。后来，卡夫卡在创作《变形记》时，就不再承认有这种恐惧感了。1913年，他得意地把这种看法写进了日记：“在我心中，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然都是谎言，只有界限的圈子才是纯正的。”
由于卡夫卡在保险事务署的工作十分紧张，他在那里工作期间，完全中断了文学创作。也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卡夫卡在那里工作不久，就开始到处找工作。1908年8月，他被“波西米亚王国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聘用了，从此之后，直到1922年退休，卡夫卡一直在那里工作。这个保险事务所的工作条件，在卡夫卡看来优越得多，主要是工作时间短，下午2点就下班了。这个事务所同旧奥地利的许多机构一样，官僚作风、玩忽职守、磨洋工等弊病都严重存在，财政连年亏损，达15年之久，直到1908年，也就是卡夫卡到那里去工作的这一年，保险事务所换了一位新任经理，局面才稍有好转。开始，卡夫卡担任助理职员，1910年升为起草文书的秘书。在卡夫卡的“工作表”上是这样记载的：1913年他被提升为“副书记员”，1920年为“事务所书记员”，1922年升为“高级书记员”，时隔不久，也就是1922年7月1日，他因病过早地退休了。
保险事务所的职员大多数是捷克人，他们把卡夫卡看成是一个“官员子弟”，虽然“他没有朋友”，但大家都很喜欢他，乐意请教他，请求他帮忙。他的一个同事回忆说，卡夫卡习惯向一个雇员口授计划，让雇员把计划用打字机打出来。那个雇员在经济上很拮据。有时候，他只好向卡夫卡借钱，而卡夫卡总是有求必应，而当那个雇员还钱时，他总是说：“你有困难，需要有人帮助，我就给你这一点点的帮助，这算不了什么！”他从不接受雇员还他的钱。
他工作不久，卡夫卡的同事看到了他的才能，他的上司也向他颁发证书，嘉奖他“卓越的制订计划的能力”。卡夫卡为保险事务所拟定了很多报告，其中有几份年度预算报告被保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卡夫卡的工作情况。卡夫卡的工作包括处理抗议书，因为许多工厂的资本家不愿意说他们的企业有危险，他们抗议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按工伤事故的可能性把工厂企业分成若干危险等级。他的工作还包括给大企业家讲授法律知识，促使他们采取预防工伤事故的措施。卡夫卡必须竭尽全力，通过保险事务所的年终报告、报纸的化名文章等各种渠道，阐述保险事业的重要性，以排除来自不同方向的阻力，特别要排除“有一些保险业务知识的大企业家”的阻力。因为这些人总是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不交纳保险金，或者想出各种理由，故意拖延交纳。当然，一些工人对保险也存在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存在着侥幸心理，以旁观者冷淡、消极的立场看待保险事业，因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问题，正像卡夫卡在报告中所说的：“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所面临的问题，同保险业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它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企业代表对保险业缺乏足够的认识，他们也不懂保险事务中一些技术性问题，因此，在错综复杂的问题上，他们总是权衡自己的得失，最后选择了抗拒这条路，就是与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相对抗，走这条路最简单、最方便了，因为人们不需要为此找理论上的根据。”卡夫卡经常到大企业中去征集保险资金，同时催促采取必要的措施，安装必要的防护设施，防止和减少伤亡事故。
他还受理过法律诉讼案件，处理、解决过伤亡事故。在这些大量的具体工作中，他接触了不少的企业和许许多多的工人，看到了事故发生以后工人们遭受的悲惨命运，因为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少得可怜。所以，卡夫卡在处理、汇报工伤事故的报告中，提出了许多看法和建议，多次主张完善防护措施。如他有一份关于改善电锯上安全轴的报告写得就十分详细。他写道：
四角轴和圆轴，它们在安全防护性能方面有明显的区别。四角轴的刀把是用螺丝直接固定在转轴上的，机器开动时，锋利的刀刃以每分3800至4000转的转速高速旋转；刀轴与桌面之间有一个很大的空隙，这十分危险。工人在这种转轴旁工作时，不是对这种危险视而不见（这样危险性就更大），就是明知道这样干很危险，还是冒险地干下去。在把加工件推向刨刀时，工人必须十分谨慎，他必须十分注意，每一节手指都不得高于加工件，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手指被飞刀切落。这样的设备实在是太落后了，这样的生产方法实在是太危险了，事故随时都可能发生，这不是稍微小心一些就能避免的。当工人用一只手扶在工作面上，另一只手把木块推向刨刀时，加工件经常会滑落，这时，就是平时十分小心的工人，也不可避免地会让手指带到旋转的刀口之中。木块向上翘起或者往回打滑，这样的情况是始料未及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要加工的木块有一处变形，或者是枝节横翘着，只要刀把转速不够快或者运转不正常，只要压在加工件上的手用力不均匀，那么，事故就发生了。在类似的事故中，工人的几节手指，甚至是整个手指会被切断。
面对这种危险，不仅是所有的操作规则，而且是所有的现成的安全防护设施都无济于事，它们远远够不上安全防护的要求。人们为了避免事故，用铅制的护推器操作，这个推进器会自动盖住运转的刀口，或减少刀口露在外面的面积，这样一来，又有了出事故的危险，因为推进器并没有留下足够的空隙，让转子排除木屑，这样会经常造成刀缝堵塞，工人就会下意识地用手去排除木屑，这样事故就发生了。试把四角轴同圆轴作个比较（四角轴为圆轴的一种），圆轴的刀把装在挡料板上，十分安全可靠，刀把的两端是锲子和刀轴，手就不容易被卷进去。
从防护角度看，这种装置的优点在于，只有刀刃露出轴面，这一点十分重要，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把所有的刀把装在转轴之内，在生产中可以采用很薄的刀把，不必再担心它会不会折断。
采用这种装置以后，一方面，手不会再卷进四角轴刀的刀缝中去了，另一方面，即使手指卷进刀缝，最多也只会留下一些轻伤，划开个口子或擦去一点皮，它不会导致生产的中断。
由于企业的抗拒态度，生产防护设施改善的速度非常缓慢。在这几年里，卡夫卡接触了很多受伤的工人，他们都是因为工厂生产过程中安全防护措施不完善而致伤致残的，很多工人伤残之后生活非常悲惨，而资本家却无动于衷。起初，卡夫卡怀疑保险事务所的作用，后来，他逐渐认识到，这种状况是很久以来形成的，不是哪一个人就能改变的，他对保险事务所彻底失去了信心，气愤地称它为“添置的官僚窠”。他对马克斯·勃洛特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那些工人是多么谦逊啊！他们到这里来，是向我们乞求的，他们不是来捣毁工人事故保险事务所，把一切砸个稀巴烂，他们是来乞求的。”
这段时期，卡夫卡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关心了。他在中学时期就很关心这方面的问题，那时他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与他相反，侨居在布拉格的德国人目光如豆、碌碌无为、思想十分浅薄，卡夫卡同他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经常一个人去参加捷克著名政治家所召集的群众集会，他还订阅了马赛里克主编的报纸《瓦斯》，通过它了解政治和时事。卡夫卡不愿意别人知道他在社会活动这方面的事情，就连马克斯·勃洛特他也没有告诉过。他曾经参加过社会民主团体“青年俱乐部”的集会，在一些竞选集会上，卡夫卡聆听了民主主义者克拉马尔博士、民族社会主义者克劳伐克，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苏古帕的竞选演讲。苏古帕的观点是：德国人民对其他民族的占领是不光彩的，这种占领马上就要完蛋了，“妥协将导致全民族的和平”。1912年，他作了关于美国选举制度的报告，卡夫卡把报告中关于选举的一些细节都记了下来，后来，他把这些竞选方面的材料，进行了文学加工，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美国》（又名《失踪的人》）中的竞选场面里。
卡夫卡除了参加“青年俱乐部”的社会活动以外，还参加了工人协会“维乐姆组织”的活动。1910年10月，青年俱乐部再一次被官方取缔了，《波赫米亚》报对此作了报道：
一个无政府主义青年组织被取缔了。警察总署取缔了当地一个无政府青年组织“穆拉底契俱乐部”——“青年俱乐部”，因为这个组织煽动反军国主义的情绪，传播危害国家的思想。昨天早晨，警察搜查了该组织理事会成员的住所，没收了许多书籍、刊物和图片。理事会一成员的母亲想阻止警察的搜查工作，并辱骂政府当局，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大打出手，她已经被捕，被送到刑事法庭处置。
但是，实际上“青年俱乐部”并不是什么“无政府组织”，这个组织，由若干个活动小组组成。组织的领导人是符拉斯塔·波雷克，组织通过报告会和群众集会，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反帝国主义等“危害国家”的思想，号召工人起来罢工，反对战争。1909年10月，在巴黎公社成立四十周年之际，他们举行纪念报告会，纪念“自由学派”的创始人朗基斯科·弗厄尔，卡夫卡出席了这次报告会。其实，很久以前，卡夫卡就是“自由学派”的成员了。有关材料记载了卡夫卡参加社会活动的有关情况：
他经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大家都不认识他。他是一个冷静、专心致志的听众，在他的桌上总放着一杯啤酒，但他很少去呷一口。当时，募捐活动很普遍，在他们开会的大厅出口处，就有人在搞募捐，目的是援助被捕的政治犯，援助正在罢工的波西米亚北部的矿山工人，并且为组织筹集资金。在场的人都慷慨解囊，一般人都捐献几个赫勒或者几十个十字印，捐献盾的人却很少。应邀前去听报告的弗朗茨·卡夫卡捐献了五克朗，他很实在地把钱给了出去，一点都不做作，以引起别人的注意。1912年，卡夫卡还参加了在“大布拉格”大厅举行的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昂，波雷克发表演说，强烈抗议反动势力在巴黎杀害无政府主义者里雅波夫。不一会，整个集会被警察扰乱了，人群也被警察驱散了。在这样的场合里，像弗朗茨·卡夫卡这样的高个子，是不太容易躲过人们的耳目的，他自己也不想躲。警察和与会者扭成一团，殴斗的人群汇成一股股漩涡，面对这种情况，卡夫卡显得格外镇静，他以为，像他这样搞法律的人，是可以免遭逮捕的，所以，他待在那里没动。但结果他还是被捕了，被押到附近的一个警察局。在那里，警察的态度一般不十分严厉，闹事者只要付一盾的罚款，或者挨一顿鞭子以后再坐24小时的禁闭，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卡夫卡每天都准时上班，他从来没有迟到过，他付了一盾的罚款就把这事了结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几年，卡夫卡同捷克政治界的一些先驱者接触很频繁，像弗拉那·斯拉麦克、斯·克·罗奥曼、弗朗梯克·朗根，等等，这些人物当时还没有出名，但后来，他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那时，卡夫卡不断接触和熟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另外，他还经常去芳泰先生家里，参加那里的报告会和晚会，这些活动是由药剂师芳泰先生的太太贝尔泰·芳泰举办的，这个人手脚很勤快，活动能力也很强。在他家里，布拉格的一些佼佼者经常聚集在一起。在他们当中，有数学家柯伐莱·符斯基、物理学家弗兰克、哲学家艾仑弗尔斯和年轻的阿尔贝特·爱因斯坦，当时他正在布拉格任教。在那里，卡夫卡听了关于相对论、马普朗克的量子理论、心理分析学基础等报告。这时，卡夫卡的主要作品还没有问世，他接受了当时世界最新的重要理论和科学成就，这些为他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芳泰家集会的人们宗教信仰不同，有伊斯兰教、佛教，还有无神论，等等。对宗教问题，他们各抒己见，在这种环境里，卡夫卡又一次重新考虑宗教问题。起初，卡夫卡对鲁道夫·施太纳发生了兴趣，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卡夫卡一直受到僵死、教条宗教观的影响，宗教活动对他来说是可有可无的，是滑稽可笑的。因此，他无法，也没有兴趣去自由地研究和探索宗教问题。当然，卡夫卡反对误解宗教，利用宗教，在宗教问题上故弄玄虚、附庸风雅，同时反对一切的宗教派别。由于东方犹太教比其他教派活跃得多，所以，卡夫卡对这个教怀有好感。卡夫卡第一次接触到东方犹太教派是在1910年到1911年期间。当时，莱姆山的犹太人德语剧目演出团去布拉格访问演出，在正统的犹太人眼里，演出团里的演员不是受冻挨饿的可怜鬼，就是游手好闲的浪子，他们不是真心实意地信仰犹太教，而是依照葫芦画瓢，跟在别人后面学学而已。至于他们的演出，更是让人看不起，许多人都说它是蹩脚的玩意，就连演出的地点也遭到了许多犹太人的种种猜测和怀疑。卡夫卡则与他们相反，他很喜欢这个剧团，他经常去观看这个剧团的演出，而且，他还同剧团的一个名叫耶茨查克·罗维的演员交上了朋友，卡夫卡还为罗维组织了犹太人德语报告晚会，并且亲自在报告会上致开场白，他与罗维成了好朋友。在以后的几年里，他俩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7年以后，卡夫卡还在楚劳为罗维校阅一篇回忆文章。
卡夫卡在大量的日记里，详细地记录了该剧团的演出，长达100多页。这时期，卡夫卡还第一次阅读了一本简介犹太人民历史、犹太德语文学史的书。这是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卡夫卡读得很认真，还在书上注了许多字，这本书被保存了下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宗教基础知识很差，如什么是耶路撒冷的哭墙，它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意义，这些他都不懂。这方面知识的缺乏，给他造成了不少压力，虽然他不断地努力，但由于基础太差，所以一直也没有取得多大的效果。他在1917年致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说，只有犹太教的所有派别、团体的总和才具有犹太民族的特性，不管自己心情如何，只要一接触到犹太教，就倍感亲切，除了犹太教，一切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自己是勉强才去做其他事情的。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学习希伯莱语，但是到了1921年，他还说他“脚下没有坚实的犹太人土地”，一直到他去世的前半年，他才去柏林“犹太高等学校”听课，在那里比较用功地学习希伯莱语。
在卡夫卡这一代犹太青年中，有许多人赞成犹太复国主义。而卡夫卡对犹太复国主义持双重态度，他不理解，也不赞成一些鼓动论战的宣传，而且，对那种宗教方面的经院式学究气也持怀疑态度。在1912年前后，他曾经对这种学究气进行研究，也参加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他这样做只有一个原因，从那时起，他开始认真观察巴勒斯坦的新居民点，观察这些新居民点的组织方式和生活情况，以及建立这些居民点的殖民地化企图。出于研究的目的，他才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2年至1913年，他多次打算到巴勒斯坦去旅行，他对巴勒斯坦的情况很感兴趣，特别是巴勒斯坦人简朴的生活方式，自愿互助会里团结无私的精神，这样的生活离他很远，所以强烈地吸引着他。但由于种种原因，此计划一直没有实施。
在这期间，卡夫卡进行了几次长途旅行。1909年9月他去里伐旅行，马克斯·勃洛特及其弟弟奥托·勃洛特与他一起去的。途中，他们遇上了“布雷夏的飞行团”，观看了飞机行进表演、试飞，卡夫卡被这样宏大的场面感染、震撼。不久，他的作品《布雷夏的飞机》问世了，这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之一，在德语文学史上，这大概是最早描写飞机的作品了。1910年，他去巴黎旅行，与他结伴的还是马克斯兄弟。1911年8月，他与马克斯·勃洛特一起去意大利北部和巴黎，旅行结束后，卡夫卡让勃洛特先回去，他自己在苏黎世附近的艾伦巴赫疗养院休息了一个星期。1912年7月，他和勃洛特一起去魏玛旅行，像上次一样，旅行后一个人在哈茨山的容包纳自然疗养院住了三个星期。卡夫卡做这些旅行，是想冲破布拉格铁桶一样沉闷、紧张的生活。
后来他说：“我在布拉格过的是什么生活啊！我需要人，我有这个要求。但到这个要求得到满足时，它又变成了恐惧。只有在假期中，我才能有这个要求。”1912年，卡夫卡同马克斯·勃洛特作了最后一次旅行。同时，1912年对卡夫卡来说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在这以前，卡夫卡的基本状况尚未定型，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主要的问题是老有那种恐惧感，要是在1912年，我还有力量，我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那时，我还没有因劳累过度而疲惫不堪，我要是真能远走高飞，那该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