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
——巴甫洛夫
19世纪中叶的俄国，正处于沙皇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社会经济百孔千疮，遍体鳞伤。农奴制度束缚下的农村，更是落后到了极点，农民辛辛苦苦干了一年，收获的绝大部分要向各级政府和地主缴纳租税，自己所剩无几。农民的生活简直是悲惨到难以形容的地步了。然而，为了活命，又别无他路可走，也就只好年复一年地在土地上耕耘着。
农奴制度统治下的俄国中部小镇梁赞，也和广大的俄国农村一样，村民绝大多数以种地谋生。
小镇的中心有几座石头砌的房子，那是政府和教堂所在地，其余地方都是一排排的木头房子，在杨柳荫下的道路之间整齐地排列着。
这里有两条大河，一条是特鲁别日河，一条是奥卡河。河的两岸到处可见满载货物的平底船、木筏和小船。河岸的近处，人们为了防止河水的侵袭而栽上了柳树。由于多年的河水冲刷，一些柳树的根都露在了外面。河岸的远处，是一望无际的草地，每逢夏季，小镇的居民就可闻到大牧场花草的芳香。
1849年9月26日，伊凡·彼得罗维奇·巴甫洛夫就出生在这风景秀丽的梁赞小镇的一个牧师家里。父亲彼得·巴甫洛夫是乡村的小牧师，跟城里的大牧师相比，无论是地位还是待遇都有天壤之别。乡村牧师是俄国教会里最低级的职位，它和农民也差不了多少，少得可怜的薪水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因此还得经营土地。伊凡·巴甫洛夫的父亲头脑灵活，知书达理，很能挣钱。他栽种果树和蔬菜，丰收年景收入在小镇上也算是较多的。母亲在家里操持着家务。
彼得·巴甫洛夫虽然家庭收入在该镇较高，但家庭生活未见多宽裕，其原因就是家庭人口多。他自己有4个孩子：伊凡·巴甫洛夫和他的姐姐及两个弟弟。他还收养他两个弟弟的孩子，一个弟弟以好斗而远近闻名，在一次斗殴中被暗器击伤致死，他的家庭就托付给了事业上一帆风顺的哥哥彼得·巴甫洛夫。他的另一个弟弟只顾吃喝玩乐，不管家人死活，结果后来成了流浪汉，他的孩子无人照管，也只好来到伯伯家。
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只靠两个大人的劳动显然有些力不从心。于是父母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孩子，一定不要吃闲饭，要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伊凡·巴甫洛夫是家中的长子，帮父母干活更是责无旁贷。
种植蔬菜，需要疏松的土质，要求人们必须经常翻地。在绿色的田垄间，常常可以看到巴甫洛夫父子一前一后地劳作着。父亲身上的那件衬衫闪现着一片片的白色汗斑；儿子光着膀子，不时地用手去抹头上和脸上的汗珠，由于手上沾满了泥土，所以脸上和身上也出现了一道一道的黑印。
父亲翻了一垄又一垄，不知比他多翻了多少垄。这时，他对父亲打趣地说：
“爸爸，看谁先翻完这一垄？”
“好，咱俩比一比！”
两个人甩开膀子，只听见铲子铲青草茎发出的嚓嚓的响声和啪啪的铁铲拍土的声音。
“孩子，你翻完的时候，说声‘到’。”父亲从容不迫地低声说。
父子俩紫赯色的脸上渗出了汗珠，一滴一滴地滴在地上，但谁都顾不上擦。父亲一边翻地一边扬着一双浓眉说：
“不行啊，我的孩子，你把父亲当老人看待，那还早着呢！”
结果，父子俩几乎同时到了终点。父亲先扔开铲子，伸直了腰杆说：
“不顶事儿啊，好强的人，还得多吃点饭才行。”他朝着心爱的儿子微笑着。
“反正你也没把我丢下。”儿子不服气地辩驳着。
他们各自揩去脸上的汗，坐在田垄上休息了一会儿。头上的太阳像火炉一样，他们的汗擦也擦不完，伊凡·巴甫洛夫后背上仿佛已经汇成了一条汗水的小溪。
父子俩在田垄间开始了午餐，他们打开了饭包，一人拿起了一个面包，大口大口地吃着，吃得是那样的香甜。
梁赞的农民比其他地方的农民有一点优越的地方，就是夏季割草季节，每家可以分得一块草地，把草割下来，晒干以后可以送到草市上去卖。
划给神职人员彼得·巴甫洛夫的是奥卡河河湾牧场的一块草地。割草的季节到了，各家各户都用尽全力割草，因为得赶晴天，一边割一边晒，如果过了季节，草就枯萎不好割了。
巴甫洛夫家也不例外，每逢割草，也都是全家出动。伊凡·巴甫洛夫的小手拿镰刀都有些费力，可他还是坚持割着。细嫩的小手被草划了一道又一道口子，在阳光的暴晒下变得又红又肿。有时草丛中有水，他就和父亲一样，全天泡在水里。草丛中的蚊虫还不时地向他们偷袭，所有这些他都顶住了。一天下来，他累得精疲力竭腰酸背痛，晚上睡觉时还梦见白天的情景，不停地呼喊着。
父亲和母亲看着孩子累成这个样子，心里十分不好受，但为了从小锻炼孩子，使他长大后能够迎战艰苦的生活，他们还是希望孩子坚持下去。
伊凡·巴甫洛夫似乎看清了父母的用意，因此他能坚持到十分就绝不在九分的时候停下来。他的手拿面包都费力，但他仍然坚持到这场大会战的最后胜利。
在父亲的苹果园里，每逢丰收年景，苹果堆积如山。这些苹果有的要晒干，有的要装在筐里拿出去卖，巴甫洛夫就整天在苹果堆里挑来挑去，累得腰酸腿痛。
有一天，父亲让伊凡·巴甫洛夫和弟弟德米特里挖树坑。兄弟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把坑挖好了，可父亲突然过来说，原来的距离计算错了，还需重挖。德米特里说什么也不再挖了，他声称累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伊凡·巴甫洛夫没说什么，拿起锹来，一锹一锹地开始重挖。德米特里看到比他干得多的哥哥二话没说自己干起来，觉得不好意思，就也和哥哥一起重新干了起来。这时父亲过来示意他们停下，说是有意要培养他们的耐性而叫他们重挖的。德米特里听后把锹一扔，抱怨着父亲，一边往家里走，一边不停地嘟囔着。伊凡并没有说什么，父亲朝他点头微笑，他也会意地朝着父亲微笑着。
伊凡·巴甫洛夫不仅干着屋外的活，在家里也力所能及地帮着母亲做家务，劈柴、打水、生炉子，他样样都干。直到垂暮之年，不论住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亲自动手生炉子，而且干得干净利落。他常生气地唠叨：“现在的青年人连炉子都不会生。”他对自己的技术颇有几分得意。
童年时代的体力劳动，练就了伊凡·巴甫洛夫健康的体质，他身材魁梧，有非凡的力量。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环境，使他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以后在实验室做实验，他常常是整天、整夜地工作着。据他自己回忆，75岁以前，他从来没有感觉到疲劳是什么滋味。
他是跨世纪的科学家。他经历了沙俄、苏俄和苏联三个历史时期，目睹了1905年革命，1917年2月革命，十月革命和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劫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沙俄统治的腐朽，社会经济的落后，科学工作简直到了难以进行的地步。社会动荡，更给他的实验带来巨大的影响。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俄国的一些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纷纷奔向国外，去寻找更加美好的新生活。伊凡·巴甫洛夫没有被困难所吓倒，一些国外的科学家纷纷给他写信，信中说凭着他这些科学成就和他所进行的科学研究，在国外的收入是俄国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他都婉言谢绝了。
朋友看到他的家庭生活有困难，就合凑几个钱给他，原意是让他解决家庭生活的危机。可他说我现在不是生活得好好的吗？他把钱还给大家，大家不肯收，于是他就用这些钱买了一大群准备实验的狗。
在卫国战争期间，巴甫洛夫的实验室同样出现了巨大的困难，但是他领导工作人员顽强地克服了困难。
1919年冬季的一天，大雪纷纷扬扬地覆盖了彼得堡的房屋和街道。巴甫洛夫很早就来到了实验室，和看门老头马克西姆问好后就走了进去。实验室由于没有木材，已经几天没有生炉子了，这一点，巴甫洛夫并没怎么在乎。只见他穿着大棉袄，戴着棉帽子，用嘴里呼出的热气温暖着双手。
使他焦急的是，做实验用的狗愈来愈少了，一是没有正常的来源——花钱也买不到狗；二是食物不够，加上屋子冷，一些狗死于饥寒交加。但是没有狗是不行的，如果这样，实验室里的工作就要停止了。
他看着仅存的几条狗，思索了好一阵子，然后站了起来，擦擦手，穿上了白色的工作衣，对同事们严肃地说：
“必须工作，先生们。要知道，我们的责任就是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实验，不停地研究。”他走进手术室，几位助手也跟了进去。
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权，在当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心里仍然想着人民，想着祖国发展所必需的科学事业和科学家。
巴甫洛夫进入实验室之后，外面的雪仍在纷飞着，这时一个瘦长的高个子的人站到了门口，他亲切地向看门的马克西姆打招呼后，请求见一下巴甫洛夫。马克西姆冷冷地打量着来者，慢吞吞地说：“你想见巴甫洛夫，可以见，不过要等一下，他正在做实验。”
来人在门房里摘下帽子，正打算脱大衣，马克西姆说话了：“不用脱大衣，实验室和办公室都没有生炉子，木材不够用，里面和外面也差不了太多。”
“木材不够——是吗？”来人眯起了眼睛，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
“他还笑呢，人家愁都愁不过来。”老头正寻思着，来人已经越过门槛，走进了实验室。马克西姆急忙跟了进去：“请问您是哪一位？不穿白大褂是禁止进实验室的。”
客人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叫高尔基，是巴甫洛夫院士工作协助委员会的委员。”
原来，高尔基是受列宁的委托，特意前来看望巴甫洛夫的。巴甫洛夫见高尔基来了，急忙放下手中的实验工具，快步迎了上去。
“亲爱的巴甫洛夫，是列宁派我来的，列宁要我转告您，他对您的研究工作评价很高。我们国家非常需要像您这样的人，特别是在革命以后，在现在……”
巴甫洛夫有些激动了，他站起来，然后又坐下。他没有想到，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这么关心他的工作。并对他的生理学研究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他知道现在整个国家都处在极度困难的时期，他想：自己眼下的困难与国家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无论如何也应该克服。当高尔基问起他需要什么时，他只回答需要狗，因为没有狗，实验将要停止。高尔基问还需要什么。他却说什么也不需要了。
“亲爱的高尔基先生，请原谅我打扰您二位的谈话，现在需要木材，您看，试管里的胃液都冻了，水管子也冻坏了。”看门的老头不知什么时候从后面赶上来插了一句。
当高尔基想给巴甫洛夫个人一些补助时，他坚决拒绝。在他看来，除了狗之外，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童年的艰苦劳动，使巴甫洛夫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好习惯。他的一生，都是在艰苦的条件下永无休止地工作着，劳动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