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虽有出众的口才，又博学多才，然而，能当好学生的，不一定能成为好先生，从学到教有天壤之别。老舍想，摆弄那些八九岁的孩子并非儿戏，俗话说：“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此时的老舍虽有雄心壮志，但心里仍有几分不安。
老舍从小要强，干啥就要干好啥。想到自己是一校之长，他深感责任重大。他告诫自己不能打退堂鼓，干，就要干好！上班的头天晚上，17岁的老舍，翻来覆去睡不着，望着窗外的月光，心里在构思着治校蓝图。
方家胡同小学，东邻国子监，西临钟鼓楼，胡同不宽不窄，不弯不斜，占地有利。就是有一条不太理想，它紧挨着安定门。过去北京城八个城门，都有讲究，崇文门专走酒车，朝阳门走粮车，东直门走木材车，宣武门走囚车，唯独安定门是走粪车的。安定门外的地坛是当时有名的粪场，早晚粪车从这儿过，马路不平，一晃屎尿就流出来，风一吹，臭气熏天。
彻底治理这污染的环境是当务之急。一上任，他就带领师生修整马路，铺石垫沙。在校长的带动下，校门前的马路一下子变得平平整整，既方便了路人，也不致使粪水外溢，感激得拉车工格外小心地行路。接着便着手美化校园，老舍亲自进行设计，种草、植花、栽树，光秃秃的校园焕然一新，房顶被树荫盖着，路在花丛中。老舍从小受父母熏陶，爱花，养花很在行。时空交错，花树四季繁茂，美丽的校园里，真的是春有花、夏有荫、冬有青。就连校长室门外的一席空地也派上用场，一方水泥池里几株莲花含苞待放，几尾金鱼清闲游玩，真有“鱼戏莲叶间”的情趣。幽雅的学习环境，陶冶着孩子们的情操。学习之余，他常常带孩子们去中山公园、长城、颐和园等名胜古迹，领略大自然的风光。他很快成了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老舍字写得漂亮，一是工整，二是干净，三是方头方脑、规规矩矩，给人一种敦厚踏实的感觉。但他的字并不呆板。他的字，静中有动，刚中有柔，自成体系。
他少年时就开始练字，实际真正练字是上师范时。那时的字现在只留下一幅，是1924年出国前夕送给好友白涤州先生的。一幅中堂，中间四个大字“笃信好学”，旁边两行小字：“读书达理，则心平识远，富贵名利无所乞求。旦夕警策，守之终身，便是真君子，大英雄。”那时老舍写的字有劲，很潇洒。
老舍对学生要求很严，他要求学生每天练字，他常说：“好的文章，应该由好的字来相衬。”他还说：“儿童要从小打好写字基础，长大才能写好字。”
他言传身教，教育学生们品行要端正，为人要做善事。他刚刚来学校工作，收入不多，没有经济实力。他经常与送他上私塾的刘大叔往来，并在刘大叔举办的一些慈善事业中协助做些事情，如发赈济粮、寒衣、煤球，当过贫儿学校的义务教员。他在《宗月大师》一文中曾说：“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他已一贫如洗，什么财产也没有了，可是，他好善，尽管他自己的儿女受着饥寒，尽管他自己受尽折磨，他还是去办贫儿学校、粥厂等等慈善事业。他忘了自己。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和他过往得最密。他办贫儿学校，我去作义务教师。他施舍粮米，我去帮忙调查及散放。”
这时期，老舍与慈善家刘大叔往来较多，刘大叔的行善之事，对老舍产生了影响。后来老舍在1940年纪念他的恩人宗月大师（刘寿锦）时写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极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导我向善，正像在35年前，他拉着我走入私塾那样。”
他始终忘不掉自己清贫的童年，忘不掉小羊圈里清锅冷灶的艰苦岁月，忘不掉自己可爱可敬而可怜的母亲，忘不掉曾经在艰难困苦中给予他们帮助的那些好心人。他永远记住了“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他用自己的身世，自己的言行来感染学生，助人为乐。行善事，已成为他办校的一种信条。学生们在他的感染下，做了许许多多好事，学校形成了良好的风尚。在那困苦的年月，能有这样的情操，是多么难能可贵呀。
他热爱自己的事业，他几乎以校为家。尽管他走上了工作岗位，他爱书如命的习惯没有变。正巧在学校旁侧是京师图书馆，老舍常到那里借书看，这期间他读了许多书。
他爱孩子们，孩子们也喜欢这个年轻风趣的校长。他和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把这些感受都写进了他最初尝试的一篇小说《小玲儿》里。
在老舍任教时，中国局势在发生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中国山东，强占胶济铁路和青岛。袁世凯竟然不敢反对。日本得知袁世凯想当皇帝，急需取得日本支持，1915年（民国4年）由驻华大使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暗示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大总统再高升一步。”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日本的要求。
对此老百姓气得咬牙根，群愤激昂，义愤填膺。一些有志人士，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由日本留学归来，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大量发表猛烈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回击尊孔复古的逆流，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素有改革之志的蔡元培，作为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兼容并包”。陈独秀被北京大学聘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由上海迁到北京，并逐渐同北京大学的新文化人物建立了联系。鲁迅、胡适等一批先进人物、改革者应聘到北大，这时北大是人才济济。《新青年》由先进知识分子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参加了编辑工作，这份刊物普遍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欢迎。读者以《新青年》为青年界之“明星、良师益友”。他们说：“青年知新，如清夜闻钟，如当头一棒。”
这时的新文化运动猛烈地抨击着旧的传统观念。李大钊号召青年：前进时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鲁迅（第一次用“鲁迅”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表我国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在《狂人日记》中，他对中国历史上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号召人们起来革命，推翻那“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的吃人社会”。在《狂人日记》中他说：任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的确是个吃人的社会，袁世凯卖国厚权，穿上蟒袍，戴着“洪宪”皇帝的金冠，只做了3个月的皇帝便堕入黄泉了。接着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张勋率“辫子军”入京。段祺瑞撵走张勋，自任执政，又有徐世昌取而代之。你去我来的换班，并没有减少老百姓的苦难，当官的照样升官发财，而老百姓，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过着寅吃卯粮的日子。
世上的事情，总有物极必反的，就在老舍当校长的第4年，1919年初，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废除《二十一条》，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正义要求。英、法、美等国操纵会议，拒绝中国的正义要求，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竟同意把原来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他们这一卖国行为，立刻引起老百姓的强烈反响。郁积在人民心里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1919年5月4日，30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奔向东城赵家楼胡同，烧了曹汝霖住宅。学生们挥动着各式各样的标语牌和小纸旗，上面用中文、英文、日文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保我主权”、“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等口号。
这一行动，像星火燎原，全国各地学生纷纷响应北京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全国人民也风起云涌，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政府撤销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3个卖国贼的职务，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五四运动这一壮举，震动了老舍，他原以为老老实实地干事，兢兢业业地办学，规规矩矩地为民，就可安居乐业了。然而五四运动使他如梦初醒，给他以极大震动。他开始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他后来回忆说：“没有五四运动我不可能变成了作者。五四运动给我创造了当作家的条件。”“我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给孔圣人的木牌行三跪九叩的大礼；后来，每天上学下学都要向那牌位作揖。到了五四运动，孔圣人的地位大为动摇。既可以否定孔圣人，那么还有什么不可以否定呢？……我的心灵变了，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五四运动送给了我一双新眼睛”。“自从我在小学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了国耻。可是，直到五四运动我才知道一些国耻是怎么来的，而且知道了应该反抗谁和反抗什么”。“以前，我常常说：‘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类的泄气话，而且觉得不足为怪。看到五四运动，我才懂得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运动使我看见了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明白了一些救亡图存的初步办法。反封建使我体会人的尊严，人不该做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五四运动给了我一个新的心灵，也给了我一个新的文学语言”。
新文化运动兴起，文学革命，特别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进行文学革命，提倡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强调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欲言之有物”。这些都对老舍影响很大。他虽然学了一肚子古文，但他想，念国书还加注释，老百姓哪懂得那些“之乎者也”，还是白话文好，怎么说就怎么写，直来直去。老百姓听得懂，看得明白，不令人费解。老舍起早贪黑拼命地练习写白话文和新诗，不知道用了多少纸。因为老舍学的是古文，原来写文章总是“之乎者也”，现在改写白话文，对他来讲这个转折不容易。经过一段苦练，终于有了成效，他写了许多新诗，内容是怀念北师校园生活的，在这些诗里充满了他对学生时代的眷恋。
五四运动震动了他，使他越来越对统治阶级的昏庸与腐败有了较清醒的认识；越来越感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痛苦。以至于后来，他用一支笔，把生活在最底层的平民百姓的苦难，真实地反映出来。
1919年，20岁的老舍已做了4年小学校长。凭着他对自己工作的全身心投入，经上级考查，学校成绩优秀，深得群众欢迎和领导的赏识。当时学务局派优秀的小学校长去外地考察小学教育，老舍被送派到南京、上海、吴县、无锡、南通等地，对27所各类小学校的编制、教授课程、训练、养护、教育研究、设备及校务分掌和讨论会等情况，作了细致考察。
这消息，对于从未出过远门，没有离开过北京城的老舍，无疑是兴奋喜悦的。虽十几年勤读、苦读，书本上的知识懂得不少，但毕竟是“纸上谈兵”，今日能亲眼目睹祖国大好山河，实在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这次考察历时一月之久，他们不但考察了27所学校，而且亲眼目睹了江浙一带老百姓不但受封建统治者的压迫，而且又受洋鬼子欺负的事实。自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那些洋鬼子和专吃洋饭的二鬼子（专为洋人工作欺压同胞的中国人），他们从老百姓身上榨取血汗，用低廉的价格来换取劳动人民的果实，而他们用赚来的钱，大肆挥霍，周旋于各大企业、政府部门、舞厅、酒吧之间。老百姓是怨声载道，盼望着有一天能清除这些吃老百姓的饭为洋人做事的蛀虫。
老舍到杭州，就跑去瞻仰他久已神往的岳飞墓，一条条楹联高悬于大殿、陵墓、两厢，多是些慷慨悲歌，气壮山河之词，唯有明代画家董其昌的一副对子令人有些不安之感。
上联曰：南人归南，北人归北，小朝廷岂求活耶；下联道：孝子死孝，忠臣死忠，大丈夫当如是矣。
到过西湖的中国人，都忘不掉南京小朝廷的落魄穷酸，荒淫无道。打昏君赵构，联想起西太后；打西湖，联想到长安城（西安），唉，中国啊，……
老舍看到当时中国的现状感慨万千，又想到自己的父亲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可以称作忠臣了吧，然而当官谁为老百姓着想呢？
此时，老舍不再是单纯学生气十足的年轻校长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志向，他想报国不一定忠君，皇帝、大总统、委员长不一定是为官廉政的好人。
南方一巡，老舍的视野开阔了，使他更加了解了生活在下层人民的痛苦，他带着满腹忧国忧民的情思回到北京。
回来后，老舍和其他3人集体写了一份详细的《参观苏省小学教育报告》，重点记述了12所学校。这份报告发表在《京师学务局教育行政月刊》上。
北京教职员组织公会，是我国现代知识阶层团结的一次较早的尝试。公会采取委员会制，设委员33人。由小学中学及专门以上学校三部分会员，各推31人为委员会执行委员。委员会由无记名投票法选举，老舍以210票被选为小学部委员。可以说此次当选是对老舍治校成绩的一次民意测验。老舍靠自己的努力已在北京小学教育界颇有名望。
9月，老舍从一名普通小学校长被提拔到郊外北区做劝学员工作。劝学员是多大的官，现在也不大清楚。那时，前清督学局原没有京师劝学所，民国后改为京师劝学办公室（类似教育局），设劝学长1人和劝学员4人。劝学长主要掌管京师内外城，劝学员分管郊外四区，一区一人，其职权是管理地方设学事务，凡地方设立学校及私人设立学校，均归其视察，转呈学务局注册，经费由学务局就京师教育费项下拨给。
当了北郊劝学员，虽说官不算大，但在公差里，劝学员的待遇是不错的，每月可以拿100多块钱，比一般的中学教员要多两倍的工薪。如果和老舍后来写的《我这一辈子》中描写的“臭脚巡门”相比就更显贵了，他们每月工薪才6块钱。对老舍来讲，这份工作是份肥差，令人垂涎。
老舍走马上任，认真负责，他不辞辛苦，东奔西走，了解管辖区的教学情况，四处“劝学”。他注意发现问题，提出可行建议，他秉公办事，踏实肯干。他想不能光拿钱不干事呀。
他的第一个报告是解散北郊17所不合格的私塾；第二个报告是支持北郊马甸清真教在村内办公立学校；第三个报告是控告东霸镇的奸商破坏办学。这样一来，老舍这个教育小官可就得罪了地方那些“土皇上”和一些地方劣绅。那些人把他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很不喜欢这位干事。对于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老舍，凭着一颗炽热的心，忠心于自己的事业，然而又无奈地应酬那些“长官们”。那些官场上的尔虞我诈，阿谀奉承，他恨之入骨。老舍真是很厌恶这些官场上的混事虫们。
每日上班，那些官场上的老爷们，见了面点头哈腰，喝着茶水，看着报纸，聊着昨晚的战绩，不外乎重温牌局的得失，什么瞎了一手好牌，什么连胡三把小番数。那位说：“运气好。”这位说：“点背，怎么也不胡。”赢家神采飞扬，喜上眉梢，输家垂头丧气，发狠下次一定捞回来。你一句，我一句，只侃得口干舌燥，腻腻歪歪才罢休。
还有一些好色酒肉之徒，下了班钻进那红红绿绿的酒馆里，喝上几两烧酒，然后走进那窑房，叫来什么“英子、红艳……”来个一晚上美人艳遇。第二天上班，无精打采，睁着一双睡不醒的红眼，还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在公众面前，衣冠楚楚，道貌岸然，满口仁义道德，然而背地里到处“捞油”，抢“肥缺”。他们怀里揣个小算盘，无时不在算着自己的“得与失”，官场里，一人得势，鸡犬升天。
老舍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有一种压抑感。他想，让这样一帮腐败分子办教育，中国的教育前途真不堪设想。他鄙弃这一套，可又无力改变。
当时有一件事对他刺激很大。同事中有个五六十岁的老先生，平时老实巴交，无论对上级、下级总是笑呵呵，从不与别人发生冲突，不与别人争名夺利，在学务局里，只希望混碗饭吃，工作兢兢业业，上班按时按点，可仍然免不了在上司发怒的时候，落个抱铺盖卷滚蛋的下场。
老舍想，干事的人却落得个没有好下场，而没干事的人，只要精于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却官运亨通。面对此景，老舍苦闷，心灰意冷了。他也开始学着玩牌，毫不上心地输掉百八十的铜子；再闷了，就约上几个朋友，来上一壶烧酒，几碟小菜，你一杯，我一杯地喝他个一醉方休；然后扯上嗓子骂上几句粗话，似乎这样才能使心中的郁闷得以解脱；喝足了，骂够了，倒下便睡。好长一段时间，老舍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他想用酒来麻醉自己那还在跳跃的神经。
一次他喝多了酒，像死过一次似地在床上躺了两天。醒来后，好像睡了一个世纪。他口干得要命，浑身软得像滩泥。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东倒西歪地往家走。这通折腾使他大伤元气，脸色灰黄黄的，像个大烟鬼。
他一路东倒西歪，路过钟鼓楼，忽然想起了一个相传很久的“铸钟娘娘”的故事。传说有一位皇上要铸一口铜钟，挂在钟楼上，召集一大批铁匠、铜匠，下令说：“10天之内，铸不成这口钟，全部杀头。”匠工们吓得魂飞胆颤，白天黑夜地拼命干，可铜汁子硬是不凝。眼见期限快到了，愁坏了大家。这天来了个白发长者，告诉大家，要铸成这口钟，非用童男或童女来祭钟才能成。铜匠头有个独生女儿知道了这情况，一声不响地来到铸钟厂。这是最后一天了，匠人们围着咕嘟咕嘟作响的大铁锅一筹莫展。姑娘走上前来从容地和爹道了几句告别的话，猛地一头栽进滚开的大锅里。当爹的一伸手没拽住姑娘，只抓住一只绣花小鞋在手里。姑娘死了，铜钟顷刻间铸成了。逢早逢晚，大钟一响，总发出“邪邪”的叫声。街坊四邻都含着泪说：“这是那姑娘找她爹要那只丢下的鞋呢！”
老舍想起这个传说故事，头脑清醒了许多，一个姑娘家都能为了救大家舍出生命，做出如此壮举，而他一个汉子却终日沉浸在酒、牌中，真是个窝囊废。徘徊在前程迷茫中的老舍终于深深感到了愧疚。
他沿路走到崇文门外东晓市的“避难馆”，见里面挤满了数不清的人。这里躲着的都是到了年关还不起债的穷人。沿路的景象使老舍又想起小时候他家大门、围墙上画白道的日子。他心里难受极了，拿着老百姓的钱饷，却干着对不起老百姓的事，真亏心啊。如果他随波逐流，如果他溜须拍马，也许倒太平无事，官运亨通。而老舍可不会做阿谀奉承，糊弄百姓的事，他越想越觉得良心在受谴责。他不再消沉，想改变自己。
每天上班、下班，老舍心里有杆秤，坑害老百姓的事我不做。上司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格格不入，对上司不那么一味顺从，是个不听话的钉子，早已看老舍那股不卑不亢的“穷酸劲”不顺眼。一次由于和上司闹翻了，上司借由指责老舍。其实老舍知道上司不喜欢他这个不吹不拍，既没门子，又没靠山，只有师范毕业文凭当了4年小学校长的年轻书生。
他想既然闹翻了，索性拉下脸子，一不做，二不休。他把学务局的腐败、黑暗，误人子弟的丑事，一一数落够，随后把早已准备好的辞呈递上，堂堂正正地愤然而去。
走出学务局，老舍望着晴朗的天空，长长地嘘了口气，觉得心里舒坦多了，似乎撕去伪装，露出了人的本性，还了一个真实的我。他想到无官一身轻，又可以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躲开那龌龊的嘴脸，脱开那乌烟瘴气的官场，真有一种“心地坦然天地宽”的味道。
从此，老舍按着他的人生追求，不怕清苦，不怕劳累，走自己的路。
后来，老舍把这段学务局的经历写进了他一举成名的《老张的哲学》那本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