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源羊头山
茫茫九州，虽五千载沧桑，遗迹总会遗留依稀的久远信息。
在炎帝神农氏的研究中，羊头山的名称极为关键，始终与炎帝神农氏有着割舍不断的内在联系。《水经注》记载：“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沁水即涅水也。或言出谷远县羊头山靡谷”。《水经注》另一处记载“原公水出兹氏县西羊头山”，说明了羊头山在山西地区的存在和影响。
《汉书·地理志》记载，上党郡谷远县有羊头山，是沁水的发源地。汉代的谷远，就是今天的沁源。地以“谷”名，暗示了它与神农的瓜葛，说明这一带也是炎帝族活动的范围。而此羊头山，《山海经》中有记载，为“谒戾山”，这就要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了。
《山海经·北次二经》记载：“谒戾之山……沁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水经·沁水》曰：“沁水出上党涅县谒戾山。”《元和郡县志》沁州绵上县记载：“羊头山一名谒戾山，在县东北五十里沁水所出。”《淮南子·地形训》曰“清漳出褐戾，浊漳出发包”，高诱注：“褐戾山在上党沾县。”雍正《山西通志》乐平县下有云：“少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一名褐戾山，一名何逄山，又名沾山。”《元和志》记载“谒戾山一名羊头山”，此与相传炎帝建国的长治羊头岭、炎帝陵所在的高平羊头山，皆属古上党地。其间关系，亦可想见。
同时古“谒戾之山”的山麓地区武乡县，发现有原始的石磨盘、石磨棒，属磁山文化时期。地理位置在漳河上游，与下游的磁山文化区分布连成一片。
对此，《羊头山新记》记载：“又按诸志，凡羊头山以形命名随处有之。在冀州之域者有三，其一即此山。其一在汾州西北十五里，见《一统志》。其一在古谷远县沁水所出，见《汉书》及《水经注》，今沁源县绵山是也”，记载内容一致无二。
冀州陶唐
郦道元所以书写《水经注》，是因为水所经之处，都是中华农耕文明最重要的区域。那么，此羊头山之水、即沁水流经的太岳流域，也正是中华农耕文明最不能忽视的九州之中的冀州。
《淮南子》高诱注：“冀，尧都冀州”；《禹贡》记载“夏禹治水从冀州始……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创修石渠书院碑记“睠怀明德，禹迹茫茫。既修太原，至于岳阳”；重修儒学碑“惟唐尧都平阳，则岳阳邦畿也”。《周礼》记载“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安泽居霍山之阳，曾名为岳阳县，是沁水流经的区域，唐宋设县至今。
《尚书·尧典》有“肇，十有二州”之说；《荀子》张觉注“禹治水后，分中国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豫州、梁州、雍州。舜又从冀州分出幽州、并州，从青州分出营州，共十二州”，冀州始终是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古唐国即后来的晋国，其在中华民族的位置、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可见一斑。《史记·晋世家》记载“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
一代文豪，《桃花扇》作者孔尚任撰写的《平阳府志》和清康熙年间编修的《安泽县志》记载“尧筑唐城”，称安泽为“帝尧陶唐氏畿内之域，大禹治水首功之地”。“畿”字，左下“田”字为土地，中间“戈”字为以戈保卫之意，上边“丝”字为线，即界线。三字合体为“畿”，意为古代王都周围的一定范围的地方，后世引申为王都周围千里以内的地方。组词常为“京畿重地”等。
“陶唐”与“尧”等几个字的笔划内，亦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
“陶”字的右半边，上边是“勹（bao）”字头，表示有顶的山洞形状。下面是一个“缶”字、中间“午”是“杵”字的省写，下边是“臼”字的省写。这个字表示用杵在臼里舂泥。杵和臼是一套工具，那么，“陶”字是用杵和臼操作，为什么不是舂米呢？这还要看陶字的左边还有一个“阝”旁，是“阜”字的省写，代表山坡，意在山坡上舂泥然后做陶器（杵米则在居住的平地）。读音“陶”是杵臼舂泥的声音“陶陶陶……”这个字的“形音意”是完美的统一。
人们制作的陶类器具，有一种就是缶，是一种餐具。战国时期，秦王与赵王在渑池相会，秦王要赵王鼓瑟、就是弹琴，并立即记入秦国史册。蔺相如为了挽回赵王的尊严，舍身相逼迫使秦王击缶、敲了这种餐具一下，也立即被记入赵国史册，这个“缶”就是陶器。用餐具在陶制缶里取饭菜，动作相似于在杵臼里舂米，所以用了“缶”这个字，非常形象。
“唐”字上边是“广”，代表山崖，中间是一只右边横伸过来的手，握一个垂直的木棒，下面是一个容器。字的整体好像正在舂米脱壳，但又不是舂米。因为在山崖下常常有水，不是舂米的地方。远古时期，在这个地方这个动作只能是舂泥，舂好的泥就能制作陶器了。舂泥的声音“唐唐唐……”所以形成“唐”的读音。这个字的“形音意”也是完美的统一。
“陶”的读音来自“陶陶陶……”的做工的声响，与“唐唐唐……”做工发出的声响发音相近，其实两种表达方式描述的是相同的声音。如同现代汽车鸣笛，可以描述为“嘀嘀……”也可描述为“哔哔……”如果心中想着是“嘀嘀……”听着就感觉很相似；如果心中想着是“哔哔……”听着也同样很相似。人具有“相似性”联想功能的大脑，与只能成为“太牢”或“少牢”之牺牲的动物本质不同。
古代大量普及制作陶器是陶唐氏时期，那为什么还称他为唐尧呢？
尧字的古体是“堯”，上面是三个“土”垒起来，“兀”是高而平的象形字。因此“堯”就是用泥捏好陶器层层垒起来，高高地入窑摆在台子上烧陶器的象形字。所以，“堯”仍然表示制作陶器，与“陶唐”表示了相同的意思。简体“尧”字由“戈”与“兀”组成。“戈”高于士兵身高，意为高。“戈”“兀”二者合体，共同强调高的意思。因此说明帝尧的形象是高大威武。陶、唐、堯这一组字，透露了唐尧那个时代农耕早已成形，社会发展主要体现为手工业制作陶器的重要历史信息。
尧的都城平阳，即现在山西临汾地区，是古唐国，至今还有陶唐峪、陶唐村。周朝初期，周成王分封了诸侯叔虞管理唐国。隋唐时期的唐太宗从山西太原起兵时，首先在太原唐叔虞祠祭拜唐叔虞，承诺并兑现了夺取天下后取国号为唐。现在国外还称华人为唐人、穿唐装，华人居住区都有唐人街。
陶器在英文里是pottery，意思是埋在土里的瓦片。说明世界各民族都很早就学会制作陶器，是生活迫使人们首先探索餐具等生活必需品的制作，这完全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
冀州伊氏邑
屯留县在西周时还有“陶唐”的名称，那么以安泽坐落于“尧都平阳”即今临汾市左近，平阳（古尧都）与屯留（古陶唐）之间，可知此言不虚。顾祖禹编著，被称为中国历史地理巨著、千古绝作、海内奇书的《太平方舆纪要》记载：“安泽县东北九十里有古唐城（今安泽县唐城镇），相传尧都故址”。《水经注》记载：“沁水又南，经陭氏县故城东……古为冀州治所”，已是明确的地理位置，亦在其他文献记载为“冀州（治陭氏）幽州（治离石）并州（治晋阳）”，而九州之中的冀州特指“治陭氏”“古为冀州治所”。至此，安泽与“帝尧”“冀州”已经紧紧联系起来，已非寻常郡县的规格，赫然“古国之都城”。
《辞海》注：“邑：古代称国为邑。《左传》桓公十一年（公元前701年）君决于郊郢，御四邑。杜预注：邑也，国也。”光绪《山西通志》记载：“沁水之滨，古有伊氏邑，战国属赵国，或亦炎帝之遗踪。”《中华姓氏来源》记载“伊姓来源于唐尧或伊尹，唐尧之后有冀氏，尧的后裔曾封于冀，建立冀国，因为尧是伊姓，所以说唐尧之后有冀氏”，至今安泽县有冀氏镇，为晋卿冀芮、上大夫冀缺故里，北魏设冀氏郡。
根据《辞海》中对“邑”的注释，这个在商周之前就名为伊氏邑的伊氏国是何人之国？历史追溯到商周前的上古，三皇五帝中，唯炎帝因“初国伊”称伊氏，“继国耆”称耆氏，这个古伊氏国应即今安泽县。
距安泽县城6公里有一个乡镇“郭都”。按照《辞海》注释：“郭，城的外墙；都，中央政府所在地。”显然，郭都是安泽历史遗迹的重要印记。
至此已知，安泽与“陭氏”“伊氏”“唐尧”等上古氏族直接相关。
《潜夫论》记载“有神农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傀，身号炎帝，世号神农……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表述了尧的母亲与炎帝神农氏族的血缘关系。则尧与炎帝神农氏一脉相承。
《竹书纪年》记载：“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覆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采，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既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归之。元年丙子。帝即位，居冀。”即《左传》引《夏书》：“惟彼陶唐，帅彼天常，有此冀方。”《竹书纪年》记载：“唐尧及夏国同居冀州。”
据《纲鉴易知录》《帝王世纪》载，帝尧是帝喾的儿子，为黄帝的五世孙，母亲庆都，姓伊氏，为炎帝后裔，炎帝姓伊耆。尧生于丹陵，养于伊地外祖家，从母姓伊。尧助兄帝挈受封于陶，年十五复封于唐。
以上记载，包含具有炎帝神农氏血统的后世帝尧“封于唐”“陶唐”“居冀”“冀方”等有效信息，即尧都在平阳，今临汾一带。古籍有记载“尧）初居冀方，后迁平阳”，尧的“初居冀方”正是今日之安泽，由安泽而后迁平阳。临汾，即“西临汾水”之地，正是周朝初期“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古唐国。
尧建都于平阳，封长子丹朱于长子县。从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引证，到今霍州市陶唐峪的传说，这些明显带有帝尧标识的地名，都为尧的活动中心在今临汾、安泽一带提供了佐证。
那么，安泽属尧属地范围无疑，朱载堉所述安泽所依之沁水上游有羊头山，相互之间便有了文化的内在联系。
《竹书纪年》记载：“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中华姓氏来源》之“伊姓来源于唐尧或伊尹”，显然并不确定。唐尧是尧舜时代，伊尹是商代人物，伊姓只能是来自古老的“自伊徙耆”之炎帝神农时代，“伊即帝尧母家”即为佐证。
台北炎帝宗亲会、炎帝154代孙姜竹先生研究之炎帝神农分支分氏世系表，特别注明炎帝神农氏始祖魁傀亦名“伊耆氏”。并于第十八代支系孙之中查到有“伊洛”氏，似说明炎帝神农氏后裔或可能发展至伊与洛的地域。这对炎帝神农十八代之后，今河南伊川洛水一带的文化源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清代学者雷学淇在《竹书纪年义征》书中写道：“耆，姜姓国名。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中邑者也。”《礼记·祭法》记载“远庙为祧”，孙希旦集解：“盖高祖父高祖之祖庙也。”这与“封参卢于潞守其先莹”，即守其距潞城南160里高平羊头山东南之祖庙陵墓，这种祭祀先祖的传统是一致的。
按此脉络，“尧之母家为伊氏”，母家即姥姥家。由此上溯，伊为“上世所国”。那么上古世代之“国”，便自然前推到了炎帝神农时代。
《路史》记载之“耆：侯爵自伊徙耆，爰曰伊耆。一曰黎也。故《大传》作西伯戡耆，史记言文王伐”。《尚书》记载“西伯既戡黎”，都记载为上党地区。《路史》记载的“宣公十五年荀林父灭赤狄潞氏”，“潞氏甲氏，盖亦先王之世渐流于狄而非狄之出也”，透露了伊耆氏即炎帝神农氏，最初是由比较明确的安泽一带，迁徙至高平长治一带，由此便有“神农上了羊头山”。
但是，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要由“伊”徙“耆”呢？
炎帝自伊徙耆
洪荒时期，常有洪水危害，炎帝神农氏居安泽高山大岭有安全保障。但至农耕初创时期，安泽却并不具备农耕发展的基本条件。清顺治十二年岳阳县上疏：“山荒之地固是荒芜，仅有河畔平地。大水泛涨，平地又冲”。九月陈抚台复疏：“看得岳阳设居万山之中，乃最瘠最疲之小邑也”。
姚邑侯整顿粮规记（清光绪二十三年）“岳邑僻处深山，地瘠民贫。本已困苦难堪，兼之大侵后田畴多荒，户口凋零。劫余穷黎……”
雍正十二年版《岳阳县志》序，开篇“岳阳僻邑也，千岩万壑，地瘠民稀……岳所隶周围乏八百里，山巅既乏沃壤，水崖又多石田。岁一未稔即至流离，山行二三十里始得一村，村不过四五家，境内除邑设立市场外余无它市，生斯土者或终生不知贸易事，以故民多贫苦”。
如此贫瘠地域，不可能大范围发展农耕，渔猎采集时代是适宜先民居住的，农耕技术高度发展之后，就不可能再以此地为农耕种植根据地。炎帝神农氏始创农耕，必然要寻找更为适宜的环境。那么炎帝神农氏的“自伊徙耆”迁徙，就是历史的必然。应该说，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的迁徙，是社会发展由渔猎采集到农耕的历史性转变的标志。
如果炎帝神农氏确实“自伊徙耆”、自安泽迁徙至高平长治一带，会不会还可能有什么其他什么证据呢？
这可以从历史记载较为丰富的后世帝尧反证过来。
《竹书纪年》《皇王大纪》《论语类考》《宋书》《通志》《路史》《绎史》等诸多史书文献都一致认为“尧母陈丰氏曰庆都生尧于丹陵”，古代学者也一致认为“丹陵”即“丹林”，即《山海经》“谒戾山……其东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记载“丹林”之“丹朱岭”，丹水以“陵”“林”“岭”而得名。
《竹书纪年》记载“长子尧子丹朱所居”，长子县得名即为尧封自己的长子丹朱于此，至今长子县还有丹朱岭地名为证，可知此说不虚。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距今4400年前，尧选择贤者禅位于舜，而自己的儿子丹朱未成大器，无治国之才，只能封于自己的出生地，母庆都所居之故地，同时也是先祖的故地，即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迁徙所至之高平长治一带，获得先祖的庇护，承袭祭祀，保护祖陵与家族。而不可能封至没有根基的其他地区，应是当然之事。
《宋书》引《春秋合成图》记载：“赤帝……其先出自块隗，翼火之精，有神龙首出于常羊山，庆都交之，生伊尧。”这其中内含的重要信息是“羊山”“块隗”。“羊山”是地址信息，“块隗”是血脉信息，应该是“魁隗”之后一脉，就是炎帝神农氏、伊耆氏之后裔，即“有神农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号炎帝，世号神农……后嗣庆都，与龙合婚，生伊尧”。丹陵即丹朱岭之高地，在羊头山与发鸠山之间偏北、羊头山西北方向18里，庆都才可能与赤龙、即人中之龙赤帝之后相交生尧。
归纳上述脉络：炎帝神农氏“自伊徙耆”，由安泽迁徙至高平长治，开创农耕于羊头山。其后裔帝尧，进一步将成熟的农耕技术传播发展于氏族所属故地，上党以西方向、太岳山以西平阳一带。《路史·国名记》记载炎帝神农氏之子“柱所都蒲阪”得以证明，后来的“史载榆罔（参卢）命蚩尤守小颢（运城安邑）”也进一步说明，运城地区已经成为农耕的重要地区，至帝尧继续向平阳（临汾）发展，这是先进生产力对地域拓展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此说与《山西通志》记载“沁水之滨，古有伊氏邑，战国属赵国，或亦炎帝之遗踪”，《竹书纪年义征》记载“耆，姜姓国名。炎帝自伊徙耆，故曰伊耆氏。伊即帝尧母家；耆即文王所伐，皆炎帝支庶之封使守祧中邑者也”，属一脉相承。
出土的石器，进一步为这段上古历史增添了佐证。
近代以来，高平城南、北、东分别发现新石器晚期遗址，出土红色、灰色陶片、兽骨、石斧、石锤、石犁、石球、圆底石簇和尖底石簇等。石犁的出土，标志着当时已经进入农耕乃至牛耕时代。向西安泽一带距此仅50公里的下川遗址出土的3个圆研磨盘，是用来加工谷物的，中部已经凹陷成坑，这标志着沁河流域先民在狩猎的同时，还大量地加工和食用谷物。
至此，以上党羊头山为中心，西有下川，北有武乡，东有磁山，南有裴李岗，四地均有石磨盘出土，形成整片农耕区域，既然上党盆地有更适于大面积耕作的嘉禾产地，炎帝神农氏还会继续以安泽为都城吗？“自伊徙耆”“神农上了羊头山”是必然选择。
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古迹考一》以为古黎国“盖长治、壶关、黎、潞诸县皆是也”。此一带传炎帝神农氏故事。所谓黎亭，即今长治县北黎岭，俗称黎侯岭，亦为羊头岭，相传炎帝建国处。沁水之滨，古有伊氏邑，战国属赵国，或亦伊耆氏之遗迹。
看山西地形图，安泽位于上党盆地与临汾盆地之间阻隔的太岳山脉之上，间有沁水奔流，是关山险阻之地。
今日的安泽县城由南至北分别排列的历史战争遗迹“老寨”，可瞭望东西数十里；“大寨”西控浮山，南下沁水，东趋长子，北卫县城；“王寨”可控东趋上党之要路；“高台寨”“永兴寨”扼守沁河以西官道；“唐王寨”，唐城以北山川尽收眼底，是隋唐时唐兵攻取霍邑的主帅据点；“永宁堡”，唐城居民遇兵匪时入堡防御之工事。诚如民国二十一年《重修安泽县县志》序所述：“安泽旧称岳阳名区，东倚太行，西接尧都，南带沁水，北枕霍山，地灵人杰，实陶唐畿辅之域也”。
沿山谷自北向南的沁水，两侧有23条支流汇入，要津须靠木船摆渡，6月份安泽进入汛期，激浪拍岸，飞湍流急，每年山洪暴发5—8次，是为天然险阻。
这一系列古代作战工程，本身地形险要，再加高山大河，共同构成上党盆地与临汾盆地之间太岳山脉阻隔的战略要地，关山险阻。在征战频繁的上古时代，是据上党的姜羌氏族必须占据的战略要地，天然屏障。炎帝神农氏居上党必须同时据安泽，这是地缘政治的基本规律。
《尚书·禹贡》记载：“既修太原，至于岳阳。”《水经注》记载：“太岳山，《禹贡》所谓岳阳也，即霍太山矣。”因此，“岳阳”就是太岳山脉南部。安泽正属于“岳阳”即太岳之阳。而“太原”之名，古时泛指地势较高的宽阔平地。西汉孔安国传“高平曰太原，今以为郡名”。郡名属秦汉郡县制之后的太原郡，即今太原市地区。而古时“太原”泛指高而平之地，属于一种地理特征，符合此特征的地方应该不少。
至此，另一处记载或可帮助我们对此作出判断。《述异记》记载：“太原神釜岗中，有神农尝药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亦名药草山。山上紫阳观，世传神农氏于此辨百药，中有千年龙脑。”显然，上古时代的“太原”，是与“神农”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地名。以“高而平”的地理特征，似更接近今高平市。
今高平市不仅恰好属于这样的地形，地名也正是“高平”，并且与“岳阳”之安泽距离很近，均属太岳山脉，关键是均属炎帝神农氏的故地。如果后世铸鼎，应该立于羊头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