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天文考古学》创始人冯时教授的学说，几乎所有近代出土的古星象图都在显示，古人对于天象的认识，是非常清晰的。
“天文”一词，较早见于《易·彖·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意本指“天象”，为古代中国“天文”一词的传统含义之一。那么，究竟何为所察之“时变”呢？
“时”为“日”与“寸”，“日”是太阳，“寸”是手腕处加一点，是距离手一寸之处的“寸脉”，意为把握。土圭所测地下的日影刻线，一寸距离就是一个时辰。因此，“时”就代表时间，可以用于“时辰”及半个时辰之“小时”，也可用于一季度，如“四时为岁”。因此“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说明观察天文是为了考察季度节气的变化，以利对农耕时机的把握。
河南濮阳星图说明，早在6500年前，古人对星空已经有了明确的划分。与指示方向的北极星直接联系的，是北斗七星。它始终展现在星空，一年四季都能看到。同时北斗星的变化既明显又有规律，四季节令的变化都与之有关。所以，古人把北斗七星作为季节和时间的指示星。
濮阳星图将星空分为四个方向，东方是龙的星象，西方是虎的星象。南、北两个方向的星象也很明确，只是还没有十分明确表示什么动物。
战国曾侯乙墓漆箱星图则更为精确完善。它中间环绕书写的二十八星宿名称，来源于对月亮的观测。古人发现月亮在星空，每天都会移动一小段距离，从某一个星移动到另一个星，好像每天都在一个星住宿一宿，28天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正好围绕北斗星循环了一周，人们为了容易记住这些星的位置，就把沿途经过的星各取一个名称，总称28星宿。因此，东、南、西、北每个方向，正好各对应7个星宿，包含在各自的星象之中。
这样的划分很容易记忆，而且确实是为了记忆。因为按照这种划分，人们就能根据每天月亮出现的所在星宿，确定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夜晚的星空就好像是一个大自然的日历牌，这大概就是最初的天文历法了。而古代天文学的诞生，正是为了通过了解星象运行规律，来得到季节、节气和时间的对应关系，并逐渐产生了日益精确的历法。文献记载，神农时代就已经有了一个“太初”的历法，比汉初的“太初历”早了几千年。
龙是什么
“星象”这个名称，就是星宿像什么。例如西方七星就像一只虎；南方七星在后来的星图里，显示像朱雀；北方七星显示像龟和蛇；那么东方七星像什么呢？今天说来应该像龙。但是，龙是并不存在的动物，最初不可能有一个“龙”的动物形象来对照，那么怎样判断这一组星象是否像那个并不存在的“龙”呢？
既然我们看不到像“苍龙星象”的那个“龙”，我们何不反过来观察像“龙”的那个“苍龙星象”呢？把那个星象的图形画出来，不就有了“龙”的形象了吗？果然，苍龙星象的7个星宿之中，有六个直接来自龙体：角宿，来自龙角；亢宿，表示龙的咽喉；氐宿，表示龙头；房宿，表示龙的肩膀；心宿，表示龙心；尾宿，表示龙尾；再加上箕宿，就连成了苍龙星象图。一眼望去，似乎有了龙的基本形象。
但是，古人是否认为这就是龙的形象呢？这可以对照《周易》里有关龙的六句爻辞：
“潜龙勿用”，地平线上还看不到龙星象。
“见龙在田”，刚看到龙星象头顶的角宿与天田星，正值春分，即“二月二龙抬头”“神龙见首不见尾”阶段。
“或跃在渊”，龙体刚从深渊、即地平线上跃然而出。
“飞龙在天”，龙行运行到南中天。
“亢龙有悔”，龙体开始向西向下倾斜。
“见群龙无首”，龙头已经沉入地平线，还能看到龙身。
《说文解字》对龙的解释为：“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综合分析说明，《周易》中的六句爻辞，描绘的是苍龙星象从东方地平线升起，运行到西方地平线落下的全过程。龙在天空运行的时间跨度，是春分到秋分的整整半年，这不是特指天空星象的运行规律吗？古人心中的“龙”，难道不是龙的“星象”本身吗？
造字之际，造字者仓颉不可能看到什么“龙”在大气层中飞腾。假设那个“龙”的动物确实存在，假设古人看到了那个“龙”的实体，他就会直接素描那个称作“龙”的动物。而星象就只能是“相似”。汉字是象形字，其象形素描的“模板”不应该选取“相似版”，只应该选取“原版”。但仓颉却选择了“相似版”。因此，这个谜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原版”根本不存在。
古人或许坚信自己的直觉，因为他们看到和感受到的是：
1.龙的身形以闪电的方式体现，每次闪电形象都不相同。由此认定“一定是动物在飞腾运动”。
2.龙的出现总是伴随隆隆的吼声，对它的称呼就“有则仿之，无则嚷之”，读音就模仿其发声“隆、隆、隆……”而为“龙”。
3.龙抬头后半年内，每次出行都伴随有降雨。
中华民族是最善于思考的民族，根据“龙”随电闪雷鸣而出行的现象——有形象、有发声、有与降雨直接关联的功能、有住宿地的踪迹。根据“苍龙”的整体运行规律，仓颉先生找到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即其中的规律，并据此锁定了“龙”的居处——星空东方苍龙七宿。
“龙”字应该按照固定形象来素描，那就按照它的固定之所在，苍龙星象的排列形象，将七宿诸星依次连缀，就形成一幅图——即最初的“文”。中华古人造字的本质就是素描画图——高度抽象的图，成为最初的“文”，我们今日称其为象形文字。这就是我们从殷周文物找到的刻在龟甲或牛骨上的图，我们称其为“甲骨文”。
而“文”就是“纹”，“纹路”也就是画出的图。这就是象形文之“龙”字。至于“字”的概念，“独体为文，合体为字”。“龙”为文，“笼”“珑”“垄”等则为“字”，是组合起来的“字”。
查甲骨文和青铜器金属铭文，“龙”字与苍龙星象相对照，出现了惊人的结果——完全一致。相互比照之下，结果会令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星空中的苍龙星象那独特的排列样式，已经完整地体现为甲骨文、金文的“龙”字。所有龙字的上部，都展示了龙星的角、亢、氐三宿组成龙头的苍首之象。中间则展示了龙的躯体身形。最传神莫过最后一笔龙尾，那向上微微的翘起，如果不是准确的星象苍龙星象图临摹，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出来的。商代出土的龙形玉器，也都极为明显地强调了那个微微翘起的龙尾。
从四个选出来的甲骨文“龙”字，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古人由简单描绘到想象出来“龙”这种动物的整个思维过程。
那么，甲骨文“龙”字的形象，不正是“苍龙星象”本身吗？古代“龙”的字形，透视出来的正是古人造字之际的联想过程。
中国的“龙”，就这样产生了。不必怀疑古人是否这样考虑，彝族古文献里能够找到的九幅龙图，都是逐渐演变为回互盘曲的蛇形，而演变至襄汾陶寺出土的上古首领墓中的龙盘图，就已经是完整的近似我们能够见到的龙形图案了。而且龙绘在黑底上，“天地玄黄”，地是黄色无疑，而天正是玄色即黑色。彝族古文献注明是“宇宙”，另一幅与今天的龙图毫无二致的龙图形，注明却是“太极”——大之极。
可见古人头脑中的“龙”是从宇宙中来。“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天地之间、无所不在、龙行降雨、电闪雷鸣，这就是农耕需求降雨必须依托的“龙”。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远祖就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太极图由此发端而形成）。
决定农耕的大火星
我国华北是雨热同季，夏秋的雨水足够让庄稼生长了。但关键是，春天能否在播种季节有“及时雨”？幸而每年“龙抬头”总是定时地、及时地发生，那么，剩下的就是我们及时把握时机，及时播种，收获就不会遥远了，这只需要盯住天象就能做到。夜观天象、观天测候就成为农耕民族最重要的大事，“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已绝对需要天文学”（恩格斯），天文学就这样先于其它学科，在全世界古代各民族首先诞生了。
因此，最重要的是准确把握谷物播种的那几天之准确时间！而天象之“龙”以半年的时间缓缓起落，如何把握“龙抬头”的准确定位时刻呢？
长期的农耕实践与天象观测，只有第一流的天象观测者、拥有对氏族农耕的收成负有最高责任者、氏族首领神农氏对此能有准确的把握。他会发现，谷物播种的最佳时间是苍龙星象其中的心宿刚出现的时间。这颗星非常明亮，呈现红色光芒。
农耕氏族每当获得这颗星刚刚出现的信息就及时播种谷物。这个时间非常恰当，播种早了，还未到春雨时节，直接影响出苗从而影响产量；播种晚了，谷物到霜降还没有完成灌浆，同样影响产量。丰收取决于播种时刻的把握，希望就寄托在这颗星出现时的及时观测并获得信息。这在今日早已不是问题，但在始创农耕时代，一切都在探索。那么乡民求雨来神农氏，就理所当然了。
这颗星的出现，带来的是极其壮观的播种场面，到处燃起大火，烧去杂草与灌木，待耕作的土地上形成一层草木灰肥料，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几乎已经丰收在望了。人们把丰收归功于指导大火烧荒的那颗星，对那颗红色星的称呼，就必然地只能是——“大火”。
根据现代天文仪器观测，形成心宿的有三颗星，大火星两边各有一颗较暗的星，共同构成心宿，“大火”星命名为“心宿二”，成为东方苍龙七宿的主星，也叫辰星、商星。那么，表现观测星象、指导农耕、掌握天上“大火”星与地下烧荒之“大火”者，就是上下两个“火”——“炎”字。而决定农耕氏族兴衰和发展的首领神农氏，是大“地”的主人，即为“帝（地）”、“炎帝”。“帝出乎震（辰）”，即“帝”来自“辰（大火）”星。炎帝就是观象授时、颁布节令的氏族最高首领，故为“炎帝神农氏”。
自农耕兴起之后，我们的远祖就注意观测这颗“大火”星，后来专门设立“火正”这一官职。以甲骨文资料考查，殷商时贞人（卜人）观测自然的记载颇为详尽，有风、云、雷、雨、虹、雹等天气变化，有心宿，变星，南方七宿，太岁，日食，月食，新大星并火等天文星象，有人体的各种病变和蝗灾发生等。《诗经》里的“七月流火”，“三星在户”，“月离于毕”等，亦是有力佐证。周朝执掌占候职事的是巫史，代表人物有巫咸，史佚，苌弘，伯阳父等人。他们的文化活动是多方面的，遍及卜筮，祭祀，书史，教育，医药，星历诸多领域，他们观天文，测地理，查物候，疗人体，积累了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代表了中国古代各门类科技的最高成就。
《左传·昭公十七年》“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可见炎帝本身就是火正，人神一体，掌管天地万物和人民。后来的祝融成为“掌祭火星”的特别祭司“火正”；《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昭公元年》“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迁阏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为商星”，阏伯是殷商人的祖先，他制定了商历。
通过观察“大火”的位置可以确定节气。傍晚看到“大火”在东方出现，正值“春分”；“大火”在南方天空正中，就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夏至”；“大火”在西方隐没，就是“秋分”。“大火”始终与我黄河流域的农耕作物同步出没。
因此，苍龙星象的主星“大火”，在这个星象之中已经成为最耀眼的“明星”，它在人们心中的位置已经不在苍龙星象之下，几乎是并驾齐驱。在“大火”的引导之下取得丰收之后，当人们舞动巨龙热烈庆贺的时候，也一定要同时抬出这个“大火”星宿相映成趣，由此形成了“龙戏珠”，民间社火“二龙戏珠”一直流传至今长盛不衰。
天文是最早诞生的自然学科，与农耕直接相关，因此古人的天文知识非常普及。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指出：“尧舜禹）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因此，上古时代民间观天象和各种祭祀很混乱，星空的一些变化常常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到了颛顼时代，就采取了“绝地天通”的措施，断绝天地之间的信息沟通。将祭祀上天群神和管理土地人民这两种职责分开。颛顼委派他的孙子“重”为南正之官，负责祭祀天神与祖先；重的弟弟“黎”为火正之官，负责管理土地和民事。后来重和黎的子孙就世袭了官职。商朝时封“重黎”的孙子于“程”（今河南洛阳市东），建立程国，称程伯，其子孙以国名“程”为姓，后裔有周朝的程伯休甫。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司马迁的先辈即程伯休甫，直至司马迁依旧继承太史令的官职，总理国家天文台。司马家族另一支的著名人物是宋朝宰相司马光，常以程老先生自居。程颐程颢并称二程，亦为程伯休甫之后也（笔者为程颐之后32代孙）。
以后中国历代都设置司天监以司天文，但名称不同。周有太史，秦汉以后有太史令，隋设太史监，唐设太史局，后又改司天台，隶属秘书省。宋、元两朝有司天监；元又设太史院，下设三个局：推算局、测验局、漏刻局等等。《西游记》里的孙悟空曾经就任的正式职务就是司天监弼马温，专职管理行空的天马，孙悟空心高气盛不满意，故大闹天宫。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宋太宗赵光义下令‘召天下伎术有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若有隐匿不报者，罪论死’，前后共有几百人到达京师接受天文学知识的考核，凡是真正掌握天文知识的，即能通过观测数据，能够‘测验步算’日蚀、月蚀、八节、二十四气者得以留下，其余刺配琼州”。因为“天”的信息只能“天子”掌握，岂能为百姓知晓？“只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为所用，即为刑徒。否则天机泄露，百姓就不那么好管了。黄巢起义时就喊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水泊梁山喊的是“替天行道”，这个天不仅是大自然的“天”，而且还是当时认为能够同时主宰国家和百姓命运的“天”。
公元十世纪的一幅中国古星图，现陈列于英国不列颠博物馆，它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星图之一。一座显示天球的各种坐标、天体的视运动和亮星位置的铜制天文仪器天体仪，其上镶有1449颗星，现陈列于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这都说明，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天象观测与天文学科水准。
陶寺古观象台
位于襄汾陶寺尧舜禹时代古城遗址东南部的一处建筑基址，就是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考古队长何努先生称之为观象祭祀台，即天文观测台。
这是一个平面呈半圆形的平台，在它的圆心观测点，考古队员发现一个里外三圈的圆形夯土构件。圆心观测点以东约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约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无遗存，但夯土地基上有多处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宽20厘米左右。这些豁口是什么作用的呢？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间留下的观测缝隙。
在多名天文史学家协助下，考古队历经数年模拟观测发现，站在圆心观测点往东遥望塔儿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节气，正好可以看到太阳分别从夯土地基上几道对应的观测缝中升起。据此分析，当时人们就是通过观测日出位置的变化来确定节气和农时的，这个遗迹很有可能就是一个观象台，同时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学界，何努先生的发现和推断获得较广泛的认同。已故著名天文学家席泽宗院士把陶寺观象台的发现，称为“中国天文考古真正的开端”。在中国科学技术馆，陶寺观象台得以模拟复原，被当做华夏先民的一项重要科技成果。
据称，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观象台，这一发现无疑可使华夏文明在天文学领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国。英国的巨石阵是否也是由中华古人、后人称之为印第安人，曾经到达那里建造的天文观测设施呢？
在“与天为党”的羊头山，在炎帝神农氏获嘉禾耕作五谷畦之地“观天测候，颁布时令”，难道不是必需的吗？《山海经》记载中原地区尚且26座名山都有原始星象天文观测，那么，在神农尝百草之地、在有着深厚文化内涵、有着对农耕诞生极其迫切的天文知识需求的羊头山，曾经进行天文观测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