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财主”乔致庸是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是乔家经商第三代人，生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享年 89岁。乔家商业从第一代乔贵发起家，到第三代由乔致庸大手笔经营，使乔家成为商业巨族，故致庸可谓乔家殷实家财的奠基人，人称他为“亮财主”。
乔致庸是乔贵发第三子全美的次子，幼年读书很用功，中秀才后，曾雄心勃勃要走举人、进士的仕途。可是天命难违，不久长兄致广夭亡，父亲也相继去世，他便成了乔氏家族中三门的大梁。于是弃儒从商，走上了经商之路。乔致庸经商既有雄才大略，又多谋善断，是位商场高手。乔家在包头开办的复盛公商号，在他的策划下发展为复盛公、复盛西、复盛全、复盛协、复盛锦、复盛兴、复盛和等庞大的复字号商业网络，基本上垄断着包头商业市场，故包头有“先有复字号，后有包头城”之说。光绪十年（1884年），致庸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创立了汇通天下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在乔致庸的经营下，乔氏商业遍及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业务繁荣，财多势旺，成为商场巨贾。
屁股决定脑袋
屁股决定脑袋—
只要您想当领导您就可以当领导，只要您想当个好领导，您就可以是个好领导。
过去讲屁股决定脑袋或许会被人家认为是贬意词，但是我这里所讲的却是一种思考动机的问题，只有当一个人坐上了某个位置之后，他才能够设身处地的去全盘考虑各方面的问题。在研究领导力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领导有一级级提拔起来的，也有一下子提拔起来的。就好像这个人前天在地里干农活，突然第二天跑来一个人告诉他，你是某某大老板的亲孙子，你以后不用再种地了，你得去做继承人该做的事情，得去接手这个企业，因为你是老板唯一的继承人了。当然这是件天大的好事，是童话故事中才有的剧情。可是乔致庸似乎远没这样的幸运，他本来应当有另一条自己可以胜任的仕途生涯，却因为大哥的突然去世而彻底的改变了命运。
少年时的乔致庸是个有钱又有闲的人，他对当官其实也没什么兴趣。
当时一个县令年俸只有 50两银子，加上养廉银也只多了几百两。而那时候乔家最年轻的大掌柜一年也有 1000两白银的薪金，这还没有算上 4年一次的账期分红。可是为了家父的愿望，他还是选择要去中一个举人。
在进龙门之前，应当说乔致庸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天真多于理性。但是祖上多年的经商史和他生长在晋商之中的耳濡目染让他小小的年纪就对 “商人”有了深刻的理解。用现代的话来说，他是从小就开始读 MBA，悟性更高的他，又比别人更懂得经商之道，而祖上乔贵发的诚信经商之道也深入了乔致庸的骨髓。多年来，乔致庸的父亲乔全美和大哥乔致广就希望家里能出一个举人，对乔致庸的教育更多的是偏重于儒学思想和四书五经。刚好乔致庸是喜欢这些东西的，因此，他学习得很好，进贡院考试对他来说自然也就没什么压力，半路上车轴能坏掉、头一天还带着女朋友到处去玩也就只有他乔致庸这样的人才能干得出来。
有思想、有知识的人做不了东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守不住生意。
赶考的途中乔致庸遇到了另外三个在他领导生涯中最为重要的人物。
孙茂才家境不好，以至于他要在考试的前一天还在街市上抱着书本在卖花生，而且是一边卖一边吃。他的这一个细节就决定了他的一生，他永远也不能当老板，他只能是个军师、一个顾问。因为，有东家、老板素质的人首先不会吃掉自己的生意—
他把赚钱的花生当成了宵夜，且已经吃去大
半。再者，他太聪明了，实足一个“小”奸商—在秤盘下面放磁铁，玩
小伎俩，非仅止于此，还看乔致庸书生模样，以为人家不会算账，还想要在数字上再多赚几个小钱。因此，他已经失去了作为老板的第一要素—诚信。这样的人去做汇通天下，去开票号，您能踏实的用银子换银票吗？
在此段原著中写到，乔致庸明明知道孙茂才使了小伎俩，女扮男装的陆玉菡一再的帮他算账阻止付钱，可他却仍然把钱付给了孙茂才。
接着冲玉菡一拱手： “这位仁兄，真是难得一见的俊俏潇洒，幸会，幸会！”玉菡脸一红，赶紧拱拱手，连称“幸会”。只听致庸继续道： “在下山西祁县乔家堡生员乔致庸，谢你了。你的账算得真细，真麻利，在下佩服。可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做生意不能做得这么精细，有时不妨糊涂一点。”
美女爱英雄，与此同时，外表憨直一脸书卷气且又有敏锐力的乔致庸马上吸引了陆大小姐的注意，可以说这一面，就让陆大小姐看上了。为其以后的风险投资和信贷资金解决很大的问题，山西第一抠的陆大可也就从此又嫁女儿又赔银子。他为什么愿意这么做？一方面女儿是掌上明珠，但另一方面却是因为在龙门外乔致庸的“演讲”让他也喜欢上了这个“臭女婿”。
哈芬对胡沅浦道： “大人，太原府三年一次乡试，每次给祁县五个名额，别的县生员为争一位名额，都要使银子，走门子，挤破脑袋也要来，这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知县不一样，他们还要下帖子去请这些人来应试，不然就凑不够数，此人说不定就是来凑数的。山西人历来贪财，商重官轻；就是这重商之风，把山西的民风败坏了，简直是万劫难复！”
致庸闻言大怒，欲上前辩理，却被茂才拦住。胡沅浦皱眉看着致庸道： “这个生员，莫非你还有话要说？”致庸长吸一口气，克制道： “没有。生员今日是来应乡试的，不是来说话的！”胡沅浦深深看着他们，转身下令道： “让他们进去！”哈芬无奈地摆了摆手，跟随胡沅浦往回走，龙门外看热闹的人又大声喝起彩来。
兵帅对致庸喝道： “钦差大人让你们进去，你还不快进去？”接着转向茂才： “你，脱衣裳，让我们搜查！”茂才开始脱衣，致庸走进龙门，突然转身回望胡沅浦，忍不住大声道： “大人—”胡沅浦一惊回头，听致庸沉声道： “大人，如果生员有话要说，你们愿意听吗？”
陆大可等一干士绅闻言忍不住回头看去，车中的玉菡原本放下了车帘，这时又“哗”一声拉开了。围观者中起了一阵骚动，雪瑛捂住眼睛，长栓更是急得连连跺脚： “都叫他进去了，这又怎么了？”
“大胆！”哈芬对着致庸大声叱责，不料胡沅浦回身道： “好啊！乔致庸，这儿是贡院。为国选士之地，你是秀才，有话自然可以讲，请讲，放开胆子讲！”致庸拱手道： “胡大人，刚才哈大人称生员可能是知县找来凑数的，生员不便辩解。生员是不是来凑数的，要等三场乡试过后大人看了卷子才知道。生员忍不住想说的是，刚才哈大人说山西民风就是让重商之风给败坏了，万劫难复，生员愚钝，实在不敢苟同。”
“你—
”哈芬大怒。胡沅浦道： “说下去！”致庸道： “其一，天下四行，士农工商，圣人有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圣人也没说过重商之风败坏民风，因此生员知哈大人之言并不是圣人之言；其二，我中国地大物博，南方北方，出产不同，商旅不行，货不能通南北，物不能尽其用，民不能得其利。民无利则不富，民不富则国无税，国无税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天下危；其三，立国之本，在于赋税，全国赋税，农占其七，商占其三，就全国商人言，山西一省商人又占三分之一。商人行商纳税，乃是强国固本的大事。照哈大人的意思，莫非山西商人全部歇业，不给国家纳税，才是好事？”
哈芬变色喝道： “你……大胆！”众随从亦大喊： “住口！”胡沅浦默默看致庸，沉静道： “这位生员，你说完了吗？”致庸迟疑了一下，终于点点头。胡沅浦也不接口，挥手让他进去。
有知识但不一定有学历
乔致庸的大胆和明理给胡大人和陆大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商人子弟考功名者少，现在国内外的情况和乔致庸时代也十分相似，许多富家子弟都去学习社科或文史艺术类的专业，而一心读 MBA的大多数是家境一般的有梦想的人。这个时代孙茂才般的秀才还是大有人在的。
乔致广的心愿是好的，能让弟弟读书中举，也圆了父亲的梦，可是怎奈自己生意经营不善，还欠下一大堆高利贷，再者争夺高粱霸盘本身就是一件自不量力且扰乱市场的错误的商业行为。可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咸丰初年，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军起义，南北茶路断绝，乔家当时在祁县的大德兴丝茶庄主营生意就是丝茶和杂货。粮油生意主要是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做，而乔家的主营业务其实只是杂货。但是由于战乱粮油和丝茶这样的大生意都受到了干扰，于是连高粱这样的小生意都要争夺了。在争夺的过程中，不断提高采购价格，而流动资金也越来越紧张，乔致广也是一股急火病倒了，乔家也没钱了，只能靠夫人典当嫁妆度日。
乔致广病入膏肓，很快就去世了，乔家在包头的资金链也断了，乔家随时都有破产的可能。乔家产业集团的股东们此时更是担心的很，人之常情，小股东本来就赚些小钱，因此，投资上更是非常小心，赚钱了怎么都好，要是不赚钱，那也千万不能陪了老本儿。乔家上下可谓内忧外患。史料上记载乔致广是没有儿女的，因此，不管从戏里还是戏外，乔家必须由乔致庸来当家，可是他要接手的是一个负资产的空壳公司。此时大嫂已经做好了申请破产自保的准备，暗地里就安排下人做了最坏的打算到小村子里去买了一处草房，打算等乔家败了就让乔致庸搬到里面去住。
乔家上下所有的人都认为乔家马上就不行了，所有的人都往坏处想。乔致广生前就是武断不计后果的经营者，而下面的人因为不在其位更加没有领导者的眼光去全盘考虑问题，身在包头的大掌柜顾天顺更是一个没有主见的职业经理人，他没能阻止东家的不正确决策。破败的局面似乎已经无人能够控制。
乔致庸根本不想当乔家的家，也不想放弃功名，本来是不想考什么举人的，但是既然选择了又要再改变回去，这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有想法。另一方面，乔家的困境，那么大的一个破败中的产业要放到一个年轻的继承人身上，换任何人也是难以一下子就有胆量去接手的。可是为了大哥，为了乔家，为了祖宗的产业，乔致庸经过痛苦的思索，终于同意接手乔家的生意。并且开始按照大东家的思维去思考问题，这一点他的雪瑛表妹在后来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没有领导经验的人同样有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领导者因为乔家向陆家攀亲娶了陆玉菡解了银荒，所以与乔致庸青梅竹马的雪瑛表妹含恨改嫁给了何家大少爷何继嗣—一个快要死了的大烟鬼，但何家有钱，只可惜没多久丈夫就去世了，后来又在何老太爷的指点下，还是大闺女的儿媳妇就成了大东家，这个在乔致庸的阴谋中将进一步提及。接手何家产业后的雪瑛就忽然变了，屁股决定脑袋，她角色转变的比乔致庸还来得快。
这个少奶奶看似岁数不大，但做起事来极是斩截老辣，一接管何家的买卖，第一道命令竟然是宣布关闭何家所有的烟馆，当时一片哗然，五个大掌柜走了三个，留下的两个自然是乖乖地听话了。何家内部亦是如此，在何父过世前不久，各个管事的已经照这位少奶奶的意思进行了调整。等何父一过世，何家的几个本家子侄原本还想闹一闹，不料长门的族长何太爷早已经受了何老爷的委托，在灵堂上便把场子镇住了。继业、继财两个侄子则被何老太爷和这位少奶奶叫进外书房单独谈过一次，时间虽不长，两人出来的时候都面色发青，从此再没敢上门闹过。几个回合过后，何家内外再也无人敢挑战这位少奶奶，加之一年到头很少能见到这位少奶奶一丝两丝笑容，谁也摸不透她的心思，故都很是怕她。
胡管家等了半晌，也不敢吭声。忽听雪瑛开口道： “我仔细盘算过了，何家还是进典当业吧。”胡管家一愣。雪瑛看看他，接着说道： “虽然我们在平遥开的头一家当铺不成功，但是到了太原、北京、天津、济南这些大地方，情形就不一样了，那里生意人多，银子多，赎当和买当的人也多，不会让银子无法周转。”胡管家连连点头： “有道理。”雪瑛继续道： “相比之下，开当铺最好的地方应是京城。京城住的多是达官贵人、皇亲国戚，能在京城商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也多是各省的巨商大贾，那儿是天下的银子、宝货聚散之地，别处开当业不行，在那里开当业，永远都有银子赚！何家以前也算富甲一方了，但做的生意从没出过山西。从今儿起，何家要走出山西，走进全国每一座大都市，做天下最赚钱的生意，和最会经营的商家一决高下！”
又停了一会，雪瑛看着胡管家，缓缓道： “这次我出门去，好容易觅了一个典当业的好手盛泰盛掌柜，我已经把他请来，过一会他去见你，典当这一块就由他和你一起负责。”胡管家一惊。雪瑛不动声色仍旧平淡地说下去： “这典当行业你们都不熟悉，所以我请了位行内高手，何家的生意自然仍由你主事，你和新来的盛掌柜要好好配合！”胡管家不觉背上出了一点冷汗，赶紧道： “少奶奶放心，胡某必当配合，必当配合”。雪瑛道：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何家剩下的掌柜、伙计愿意做典当的，自可留下学着做，盛掌柜也会配合你安排，不愿意的就像上次一样，拿丰厚的遣散费客客气气地打发他们走人。”胡管家点头。
还说乔致庸，成了东家之后，乔致庸悟通了一个道理……当人们来要股银的时候，乔致庸把头倒控在炕沿上，以求让自己能想通，思考的内容让他痛苦的不得了：第一件是自己未来职业生涯的转变问题，另一个就是他是否有能力胜任这个东家之职，解决生意末落、债主上门这样的窘境。终于，他想通了，说出了“昔日庄周化蝶，还是庄周；今日我乔致庸变商人，还是我乔致庸”，从理念上，乔致庸悟透了一个观点———外行管理企业也同样有法可依。应当说，在这个时候乔致庸就开始奠定了以儒学思想经营乔家祖业的文化理念。由此可以得出，乔致庸在接手后首先确立的是企业文化，而后才是经营和管理。
所以在这里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不一定非要是读过 MBA的、非得是有经验的人才能当东家。真正的领导者首先要有悟性，能从不相关的事务当中去找共同规律。在这里我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环境工程学中有一门课程《环境工程微生物学》，这是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一门学科，里面提到了生物的生长周期，幼年期—成长期—成熟期—衰老期直至死亡，那回头来看我们都读过的现代企业管理类的书籍，当中都会讲到企业（商品、项目）的生命周期，投入期—停滞期—成长期—强盛期—衰退期，一般会在成长后期开始投入新的项目，以便让企业在每个时期都有强盛期的商品问世。所以，在相同的规律之下，外行领导内行，是同样有理由获得成功的。
我们注意到乔致庸接手生意后第一件事，是要求，既然当家，就要全权当家，所有事情都得由他一个人做主，别人不能插手，有些类似于皇上要亲政，不许太后在后面垂帘。领导者想要大展拳脚就得掌控好那个按钮。这是领导人必须拥有的权利。
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个试验，让两个组的工人分别进入两个不同的房间工作，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工作室内同样都有令人心烦的噪音，不同的是，其中一组被告诉他们有一个红色的按钮，只要觉得受不了的时候按下它就能停止这一切吵人的声音。可是另一组却没有这样一个按钮，结果不到半小时，没有按钮的那一个房间的人开始感觉烦躁，效率低下，后来一个个跑了出来，但有按钮的一组却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继续干着活。这就是控制的重要性，因此领导者在坐上龙椅后，还要有一个重要的能力，想尽办法获得掌控力。当家就要做主，对一切决策负责，否则只能是拿钥匙的丫鬟。
经商之道
曹掌柜除了管理店面他同时是个优秀的管家，按现今的话说是个优秀的集团办公室主任兼总公司总经理，从上到下严格封锁消息，不能让大爷去世的消息被股东们知道，这是为了争取时间，想办法让乔致庸在接手生意后不致于太难办。否则乔致庸接手的时候就只能是一间小茅屋了。大奶奶同时也想到要用乔致庸还没成亲当做“本钱”，先取个有钱的媳妇，仰仗着乔家还有的富商之名去结一个门当户对的亲，好解决乔家生意上流动资金的问题。
“银子”是乔致庸必须解决的第一件事情。苦思冥想后，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最后只得在时间上争取到更多的机会。他给大哥乔致广发丧，而且是大办，把家中余下的银钱全部用来办理丧事，这是乔致庸魄力的第一次小小的显现，为借钱留出了七七四十九天的时间。这等于是向外界放出了两个振奋人心的消息，第一，乔家有了新的掌门人，第二，乔家是有钱的—否则不可能大办丧事，一般人都会想，如果真没钱了，还得让活人活下去呢，怎么可能把钱全用掉，所以让上门要债的人一时摸不清头绪，对要账也就没原先那么大的呼声。
乔致庸这一招虚张声势就如同现在的轻型企业大打广告的经营方法，在最短的时间，让外界以为自己是个强大的公司，一方面争取到融资的时间，另一方面又获得了客户好感。
2007年尾被媒体“吵”起来的 YESPPG就是这样的公司，本身的资金实力并不强，但总虚报出一些较为夸大的销售业绩，一方面向股东证明其销售模式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让消费者认为公司有实力而为成本仅 30元的衬衫付 150元。其实从两个时代的两个产业的经营上看，他们面临的是同样的经营危机—银子。只不过，我发现 PPG在诚信方面不如乔致庸，而在经营方面，对供应链管理、质量管理和法律法规比较缺少相应的管理人员或者说是管理手段。
“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乔致庸以儒术指导商业经营，他执掌家业时， “在中堂”事业突飞猛进，家资千万，起先是 “复字号”称雄包头，因此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接着有大德通、大德恒两大票号活跃全国各大商埠及水陆码头，他成为“在中堂”殷实家财真正的奠基人，财势跻身全省富户前列。
资本愈见盈厚，但他并不沾沾自喜，反而急流勇退，将商务全权委任长子及长孙，休闲家居，闭门课子。他经常告诫儿孙，经商处世要以 “信”为重，其次是“义”，不哄人不骗人，第三才是“利”，不能把利放在首位。乔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让人刻就，挂在内宅门上：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农惜食非惜财，缘惜福”，以此告诫子孙要注重节俭，不可贪图安逸。而“在中堂”后来败落的直接原因是战争爆发。 1938年，大片国土沦陷， “在中堂”自然在所难免。
用人之道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乔致庸的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即以信誉徕客，以义待人，信义为先，利取正途。乔致庸尤善于用人，这是他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礼遇聘请阎维藩。阎原为平遥蔚长厚票号福州分庄经理，阎与年轻武官恩寿交往密切，当恩寿为升迁需银两时，阎自行做主曾为恩寿垫支银10万两。为此阎维藩被人告发，并受到总号斥责。后恩寿擢升汉口将军，不几年恩寿已归还了所借蔚长厚之银，并为票号开拓了业务。但阎维藩因曾经受到排挤和总号斥责丧失了对蔚长厚的感情，决计离开蔚长厚返乡另谋他就。乔致庸知道阎维藩是个商界难得人才，便派其子备了八抬大轿、两班人马在阎维藩返乡必经路口迎接。一班人马在路口一连等了数日，终于见到阎维藩，乔致庸之子说明来意和父亲的殷切之情，使阎氏大为感动。阎心想：乔家富甲三晋，财势赫赫，对他如此礼遇，实在三生有幸。
乔致庸之子又让阎坐八乘大轿，自己骑马驱驰左右，并说明此乃家父特地嘱咐。这更使阎氏感动不已。二人相让不已，最后只好让八乘大轿抬着阎氏衣帽，算是代阎坐轿，而二人则并马而行。阎氏来到乔家，乔致庸盛情款待。乔致庸见阎维藩举止有度，精明稳健，精通业务。而阎氏时仅 36岁，于是更感叹其年轻有为，是难得之经济人才。当即聘请阎氏出任乔家大德恒票号经理。阎氏对照在蔚长厚的境况，深感乔家对他之器重，知遇之恩，当即表示愿殚精竭虑，效犬马之劳。阎氏自主持大德恒票号以来的二十六年间，使票号日益兴隆，逢账期按股分红均在八千到一万两之间，阎氏为乔家的商业发展立下了卓越功劳。
又如，乔致庸大胆起用文盲马荀为大掌柜。马氏原是乔家包头复盛西商号下属粮店的一位小掌柜，马虽是文盲，但经营有方，使小粮店连年盈利。而当时的复盛西商号却因经营不善，需要小粮店贴补。本来小店掌柜是无资格面见大财东的，但马荀回到祁县时却采取自称大掌柜的方式，要求面见大财东，乔致庸感到奇怪，便召见了这个自称大掌柜的人。马氏便把包头商业情况当面向乔致庸做了汇报，致庸看他对业务讲的头头是道，是个人才，遂付其资本让其粮店独立经营。后来，果然出手不凡。不久又让其经管复盛西商号，马氏又为乔家赚回了大量银子。马荀由于没有文化，遇到需他签名时， “荀”字经常缺胳膊少腿，以致成了“苟”字，人们又戏称他为“马狗”掌柜。在当时，商号能写会算的人有的是，一般不会让一个文盲管一个大商号，但乔致庸却不拘一格用人才，破格任用了文盲马荀，取得了成功。
此外，乔致庸的大德恒票号，还为我国的银行培养了第一任银行行长，他就是大德恒票号太原分庄经理贾继英。当庚子事变，慈禧太后一行由京仓惶而逃，途经山西时，贾曾代表大德恒票号总号为清皇室支垫西行路费银 30万两（一说 10万或 20万），但要求西行之财赋收入暂由大德恒经管。对此囊中无银的慈禧太后自是恩准。当慈禧太后途经祁县时，大德恒总号又专设临时行宫接待慈禧等人。在这个临时行宫内铺着红地毯，挂着锦缎，美酒佳肴，山珍海味，使仓惶出逃的慈禧大喜，对乔家的大德恒票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后，慈禧太后在西安住了一年，财赋皆由大德恒经管，使大德恒一时俨然成了清王朝的临时财库，不仅原支垫的 30万银两如数收回，而且从经管的财赋业务中还赚了一笔。后来，慈禧回到了北京，准备筹办户部银行时，想起了大德恒票号的贾继英，便下旨召见了他。慈禧问贾继英想做官，还是想经商。贾继英说做官自己不是这块料，但经商还可以。慈禧太后说道：那就给你个既做官又经商的差使吧。于是慈禧下旨，授他官职，同时筹办户部银行。光绪三十一年（ 1905年），户部银行成立，贾继英出任第一任行长。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贾继英继任行长。可见，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这样的人才，原是由乔致庸开办的大德恒票号所培养。
乔致庸成为商场巨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于用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他培养出了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
治家处世
严格的号规制度，是乔家商业兴盛的又一重要原因。如其号规定有：
号内员工包括掌柜在内，一律不准携带眷属，更不准嫖妓纳妾；所有员工不准赌博、吸食毒品；所有人伙按在号地位和身股大小，层层节制。如不循规蹈矩，到账期按所犯错误情节，或开除，或抹身股，或减劳金等。
乔致庸治家很严。其家规有：一不准吸毒，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虐仆，四不准赌博，五不准冶游，六不准酗酒。这些家规既杜绝了祸起萧墙的根由，又成为家庭持盈保泰的保证。乔致庸先后娶过六位妻子，但都是续弦。
乔致庸将《朱子格言》作为其儿孙启蒙必读之书。他常告诫儿孙戒 “骄、贪、懒”三字。并教育儿孙 “唯无私才可大公，唯大公才可大器”； “气忌燥、言忌浮、才忌露、学忌满、知欲圆、行欲方”； “待人要丰，自奉要约”。若儿孙有过错，则责令跪地背诵《朱子格言》。如浪费粮食，则命跪诵若干次“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当念物力维艰”，直到承认错误，磕头谢罪。致庸还把亲拟的对联挂在内宅门上，以教育其儿孙，其对联称：
求名求利莫求人，须求己惜衣惜福非惜财，缘惜福为抬高身价，乔致庸也喜好结交官府，这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晋商的封建性的一面。乔致庸生活在封建时代，在他身上同样有着结交官府，抬高身价之追求。乔家所结交的官员，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州府县治。清光绪以来历任蒙、疆、陕、甘的封疆大吏，本省抚、道、县几乎都和乔家有着交往。其做法是先由商号经理笼络联系，再渐渐过渡到乔致庸财东。据说大德通票号经理高钰与赵尔巽、赵尔丰私交甚厚，通过赵氏兄弟又结识了端方、张之洞等封疆大吏。
光绪年间，当左宗棠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时，便与乔家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结成密切关系，他所需军费，多由乔家票号存取汇兑，有时军费急缺时则向乔家票号借支透支。当西北安定下来，朝廷调左氏回京任军机大臣时，路上费用均由乔家票号经管。恰好乔家所在地山西祁县位于川陕往京城官道，所以左宗棠在途经祁县时，便特地拜访乔致庸财东。乔致庸当然十分欣喜，做了迎接左氏的充分准备。
当左宗棠来到乔宅见到乔致庸时，直称： “亮大哥，久仰了”，乔致庸更是受宠若惊。在乔宅叙话时，左宗棠一再表示，在西北有所作为，均仰仗亮大哥票号支持，云云。致庸也趁机请左宗棠为大门前百寿图题一副对联。左宗棠即兴挥笔，所题对联为：
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
当北洋大臣李鸿章组建北洋舰队时，闻晋商富甲天下，便伸手到山西商人中募捐，乔致庸的大德通、大德恒票号便认捐银 10万两。这样，李鸿章对乔家的这两个票号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经票号掌柜与李鸿章幕僚斡旋，李鸿章为乔家大院题了副对联，传说李鸿章写的这副对联是：
子孙贤，族将大兄弟睦，家之肥
不难看出，乔致庸结交官府有其商业利益与自身需要的一面，这些都反映了乔致庸所代表的晋商封建性的方面。
电视剧《乔家大院》中，乔致庸的成功有着必然性，那是源自他的商业才华和天赋；但他的成功也带着偶然性，至少他和陆玉菡的婚姻多少有助于他的成功。乔致庸用治家的一生去打造商业诚信，可在情感上他却无法诚信，无奈的抉择让他每一次的成功都以人品和道德的缺陷为代价。也许乔致庸是成功的，但那包含太多的悲剧色彩。如果商业成功都以婚姻为赌注，都以牺牲人性中的一些可贵的东西为代价，那么这样的成功有着太多的无奈和痛苦。
从某种意义上说乔致庸的最大成功在于他那胸怀天下，心怀苍生的抱负。无论是牢狱之灾还是倾家荡产都无法改变乔致庸这一生的追求。在这一点上他的追求无论成功与否都是值得现代的商人、企业家学习和敬仰。在现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太多的商人为了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追求一己之私欲，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健康甚至于生命。造假，贩假，商业欺诈，金融诈骗各种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着实让天下芸芸众生不寒而栗。
从乔致庸看中国商业精神困境中获得成功的智慧推开乔家大院的宅门，机敏中透着狡黠，意气风发的乔致庸悠然走了出来。乔致庸在困境中发挥自己的能量获得成功的智慧，为个人寻找机会和可能的勇气，满足了我们对于今天商业社会的期望和想象。于是，他的故事，对，故事，永远是故事，吸引我们观看的目光。
中国人有商业精神吗？
或者说，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商业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可以生存吗？
我更愿意从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乔家大院》说起。
清朝后期异常复杂的社会情势之下，乔致庸以自己的坚韧和灵活不断抓住和创造新的商业机会。他丰富的性格其实是这部电视剧最为吸引人的一个焦点。他的性格特征既是传统中国价值的一种复杂的投射，又是商业生涯的熏陶和影响所造就的。他并不是我们习惯的正面的英雄，也不是经典文化价值的体现，尽管这些价值对于他也有着关键性的影响，但他确实是一个我们希望的中国商业精神的象征性人物。
这部电视剧并不是对于历史的逼真再现，而是一种现实要求下的历史投影，追求的是历史的当下意义。
于是乔致庸性格中的两个方面就格外地吸引了我们的关注。
首先，乔致庸是一个不断追求个体成功的强者。他打通茶叶的渠道，开始介入金融业务等活动无不靠着强者的勇气和意志。他放弃感情，进入家族事业的决绝；断然和最密切的朋友决裂，自己掌管全部权力的悍狠都显示了一种超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强者气魄。尽管这些行为都有道德上的问题，但这种强者的一往无前和坚定执着，都让人回想起了德莱塞小说中的那些美国企业家。但同时乔致庸又有一种来自中国文化的灵活和机敏，一种上下联络、四方沟通的能力。这种来自传统的能力让他在困境和麻烦中能够不断找到新的机会。于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中国的“圣人”，而是一个在困境中不断粉碎困难的强者的力量。这种力量似乎正是这些年大家看到的中国人性格变化的路径之所在。我们的社会已经越来越接受一种“强者精神”，这是一种不断竞争、不断进取的精神。
其次，电视剧对于乔致庸的“诚信”有着充分的描述。这种“诚信”并不是简单传统意义上的对于“义”的推崇，不是那种道德楷模式的重义轻利，而是一种商业社会必需的运作基础和游戏规则。存在诚信才可能建立一个健康的市场，诚信并不是由于个体的道德无限高尚，而是建立信誉、永续经营的必然需要。它并不是儒家伦理修养的结果，而是现实的选择、规则的要求。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乔致庸的矛盾之处，一面是强烈的、不无毛病的进取心，一面却是真正的诚信。乔致庸忠实于商业伦理，却时常违背传统伦理；忠实于商业的道义，却难免不合我们的感情判断。这正是乔致庸的商业精神的体现。实际上，我们本身就存在一种伦理的分裂：一方面是极高的道德陈义，一方面却是极度匮乏的日常生活规范。走出这一困境需要从现实出发的新商业伦理的确立。它可能未必极端高尚和无私，却切合今天的需要，而且具有基本的规范性。
乔致庸作为商人的传奇一生，正是放大了的中国商业精神。这远比书本上描述商业精神的铅字来得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