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移斗转，那七月的夜晚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夜帷初降时，往日幽渺浑涵的银河已变得澄澈璀璨，偏东的织女星此时也分外高朗明亮，与牛郎星（河鼓星）遥遥相对，熠熠生辉。这一恒定的自然天象在古人面前无疑展示出一个未知的世界，而未知的世界正是想象长辔挥骋的天地，于是人们以生活经验和缱绻深情，编织出一个七夕的美丽神话——
相传古时有个孤儿父母早逝，依靠哥嫂为生，嫂嫂为人狠毒刻薄，孤儿受尽了虐待，后来哥嫂索性只分给他一条老牛，让他自立门户，他终年与老牛相伴为生，人们便称呼他为“牛郎”。
可巧，那头老牛是天神下凡。有一天老牛对牛郎说话了。他告诉牛郎，某日，天上的织女将和诸仙女下凡洗澡。老牛教牛郎到时藏起织女的衣服，求娶织女为妻。牛郎依老牛所教，果然使织女留在人间，结为伉俪，从此男耕女织，鱼水相谐。第三年七月七日生下了一对儿女金哥玉妹，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织女还教会了家家户户养蚕织布。这一切老牛都看在眼里，但它心通神明，料得天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再将织女抓回天庭，于是在临死前吩咐牛郎剥下它的皮，在急难时披在身上必有所助。
老牛的话不幸言中。原来这织女正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当天帝查明织女私自下凡，激怒不已，命令派神将织女押回。天神下凡时恰好牛郎不在家，于是抓住织女即回到天上。牛郎知道后，赶紧披上牛皮，挑上金哥玉妹腾空而起，直追织女。眼看就差不多远，可王母娘娘看得真切，用金簪照脚下轻轻一划，霎时间一条银河横在牛郎面前，波涛翻涌使牛郎插翅难越，夫妻双双只能对河兴叹饮泣。天长日久，终于感动了天帝，特允他们七月七日这天由喜鹊架桥，在天河相会……
这一神奇的故事在民间流传极广，美则美矣，但七夕节的起源终究烟波微茫，后世人对本事故实多所置疑。杜甫《牵牛织女》诗说：“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朦胧。”周密《癸辛杂识》则直截了当地说：“渡河乞巧之事，多出于诗人及世俗不根之论，何可尽据！”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妇女作为“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感情生活领域中受到种种束缚，婚前异性间的交往就有太多的障碍，婚后夫妻间的接触也难免受到种种因素的干扰、影响而长久睽隔。因而需要寄托的感情便成了牛郎织女故事愈益精致化、理想化的基础。清代女诗人吴绡《七夕》诗传达了这种幽微的女性心理：
星光历历汉悠悠，怅望双星独倚楼。
莫谓人间多别恨，便疑天上有离愁。
那天上牛郎织女的悠悠离愁，实在是现世生活中男女无端别恨的映照，那一年一度的鹊桥会，也正表达了封建专制社会中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正因为如此，在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中，牛郎织女的传说成为最易传播的文化因子。以《诗经·谷风·大东》为肇端，历代诗人们尽情为之讴歌、咏叹；以西汉昆明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的石刻为摹本，历代的美术家精心地雕绘其动人心弦的形象；还有许多的艺术家将这一传说故事说唱于勾栏瓦肆；后代民间建庙立祠，更累祀不绝。
长期以来七夕有一系列的民俗活动，因其主要参与者是女子，故七夕被看成一个重要的“女儿节”，七夕的文化意义就是通过具体的妇女民俗活动而传播的。
最使女子们激动的是观看“鹊桥会”。唐韩鄂《岁华纪丽》引《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在汉代七夕之夜，妇女们便走出家门欣赏“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美妙情景。相传窦太后少年时是个癞痢秃头，为家人所不齿，每遇七夕，家人都去看织女星，独不许她出去看，令其守家，而偏偏织女之光直射家中，成为她日后成为皇后的吉兆。这显然是荒唐不经之论，但也可隐约看出织女之光的神圣。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云：“七月七日，曝经书，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如地河之波，辉辉有光耀五色，以此为征应。见者便拜乞愿，三年乃得。”据此可知，汉时七夕人们守夜而观，直看到银河升腾起五彩氤氲，遥拜牛女星神，私祷乞愿完毕乃止。《梦粱录》卷四记载南宋时七夕之夜，杭州“倾城儿童女子，不论贫富，皆著新衣。富贵之家，于高楼危榭安排筵会以赏节序，又于广庭中设香案及酒果，遂令女郎望月，瞻斗列拜”。七夕观天的活动在高楼华院中始终笼罩着神秘、肃穆的气氛，倒是乡间小儿女无拘无束，他们钻到豆棚架下仰望深邃幽邈的苍穹。据说，在那里最看得清满天喜鹊扑向天河，互相衔着尾巴，搭成鹊桥让牛郎织女相会的动人情景了，而且只要凝神谛听，还能听到牛郎织女亲密的絮语。
乞巧是七夕之夜的一项重要活动，在汉代乞巧是乞愿的内容之一，《西京杂记》即有“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的记载。而历经几个世纪以后，乞巧几乎成为最主要的祈祥内容了。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录南朝乞巧活动比较详细：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妇人结彩楼，或以金、银、□古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唐时乞巧仍以七孔针为主（最精致的是九孔针），据《唐六典·中尚署》：“七月七日进七孔金钿针”以为制度。内宫每年都举行十分隆重的乞巧活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以锦结成楼殿，高百尺，上可以胜数十人，陈以瓜果酒炙，设坐具，以祀牛、女二星。嫔妃各以九孔针、五色线向月穿之，过者为得巧之候，动清商之曲，宴乐达旦，士民之家皆效之。”当然，宫中乞巧如此竭尽奢华，士民之家哪里能效从？民间乞巧活动还是比较朴素的，富贵一些的人家也就是设个香案，摆些时令节物如“乞巧果子”之类罢了，然后便穿针引线，比赛心灵手巧。如果是独自进行，那便属于自测巧慧。祖咏《七夕》诗写道：
向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
不知谁得巧，明旦试相看。
夜阑更深，满天星斗烘托着织女星神，在通宵达旦的一穿一引中，妇人女子们默默地敞开心扉，企图得到那神秘的智巧之光。实际上，机械单一地重复日常生活中娴熟的动作，使絮线穿过针眼还是比较容易的，“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林杰《乞巧》），虽然一夜下来彼此有多少之分，但几乎人人都得到心智巧慧的安慰。唐代七夕妇女们除了穿针引线的乞巧外，还进行专门的“卜巧”活动。《开元天宝遗事》记载了具体的方法：宫女“各捉蜘蛛闭于小盒中，至晓开视蛛网稀密，以为得巧之候。密者言巧多，稀者言巧少，民间亦效之”。《金门岁节》载：“七夕乞巧，使蛛丝结‘？’字”（《岁时广记》卷二六引》）。就是说，如果蜘蛛游丝，其状依稀为字，那便是巧智的吉兆。这一风俗活动在唐诗中亦有反映，如窦常《七夕寄怀》云“露盘花水望三星，仿佛虚无为降灵。斜汉没时人不寐，几条蛛网下风庭。”看来这“卜巧”最使人痴迷，为了将蜘蛛游丝的情状看个真切，竟不惜通宵守候在庭院，然而这种以痴愚而求智巧的结果必然是无端的几人欢喜几人忧。
宋代七夕期间到处是一派节日气象，据《东京梦华录》卷八记载，七夕前三五日，汴京已是车马盈市，罗绮满街了。人们旋折未开的荷花做成并蒂莲的形状，取玩一时，提携而归，路人见了无不嗟爱羡慕。随着都市经济的发展，七夕还出现了专门的“乞巧市”，专卖摩？罗（一写作磨喝乐，是一种泥塑巧儿）、花瓜、酒炙、笔砚、针线等乞巧物。丽京、保康、阊阖门外，睦亲、广亲宅前皆有此市，而以潘楼街最称繁华。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乞巧一改唐代那种民间宗教化的气氛，增加了许多娱乐的成分，使七夕节日显得丰富多彩。七夕之前，高门贵族之家在庭中扎起彩楼，谓之“乞巧楼”，一般人家也得赶着用竹木或麻秆编扎成棚，装饰一番，名为“乞巧棚”。七夕之夜，“妇人女子，至夜对月穿针？杯盘，饮酒为乐，谓之‘乞巧’。及以小蜘蛛贮盒内，以候结网之疏密，为得巧之多少。小儿女多衣荷叶半臂，手持荷叶，效颦摩？罗”，一派浓厚的市民风情。另外这时七夕还出现“时物追陪”的象征活动，即预先用黄蜡模制好牛郎、织女塑像及凫雁、鸳鸯，鱼、龟、莲荷等成双成对的物像，彩绘金缕，至七夕置于水中供奉牛女星神，谓之“水上浮”。《致虚杂俎》记载当时七夕女子“共剪轻彩，作连理花千余朵，以阳起石染之，当午散于亭中，随风而上，遍空中如五色云霞，久之方没，谓之渡河‘吉庆花’，藉以乞巧”。这些都是在城市手工业生产勃兴的基础上而产生的新的市民化的审美情趣，标志着妇女的乞巧活动向着艺术方向发展。
明清两代保留了唐宋七夕对月穿针乞巧的习俗。《海虞风俗竹枝词》云：“七夕相沿乞巧风，秋闺姊妹笑声通。阿侬欲博针神著，度线穿针学女红。”明月朗照之下充满了女性的欢乐。卜巧除保留了观蜘蛛游丝结网的形式外，还出现了一种新的方法，巧。七日前夕，盛一盆水放到庭中露夜，天明后经日晒水面结成膜状（亦有七夕中午盛水曝日的），妇女们各取一枚绣针投入，针浮于膜面，这时便看水底绣针投影，有呈云壮、花状、鸟兽状或鞋状、剪刀状、水菜状者，便认为是乞得了巧，如其影粗如棒槌，细如丝线，直如轴蜡，则认为是拙之征象。“妇或叹，女有泣者”，十分沮丧。音笃，吴语弃掷之谓，苏州人在进行这一活动时还为所盛之水起了一个动人的名字：鸳鸯水，揭示了七夕节自古以来所包含的相恋合欢的内蕴和儿女情长的期望。这种卜巧方法在《帝京景物略》、《帝京岁时纪胜》、《清嘉录》和一些明清方志中均有类似的记载，可见流传已久，覆盖亦广。另外明清时期在南方一些城市，女子七夕“折细草，取浮水中，视其下所现之影状如何”，北方农村“用盆水浮豌豆芽，观其所示之象，定女性工拙”，都是富有地方特色并带有了游戏性质的“巧”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