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闺阁女子成为“某妻”以后，一个重要的规范就是不干政事。
在母权社会遗风浓厚的商代，贵族妇女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她们可以直接从政。在祭祀和征战这些当时最重要的政治活动中都有妇女的参与。甲骨文中记载得最多的是妇好，她经常盛妆站立在祭坛之侧，高声朗诵祭文。参加祭祀仪式的奴隶主、贵族和平民，个个衣冠严整，端庄肃穆，在祭坛下随着号令进退跪拜。作为军事将领，她曾频频为商王出马征兵，每次出征，统领千万，气宇轩昂。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四把刻有“妇好”铭文的铜钺，其中两把大铜钺重达八九公斤，是商王朝王权与军权的象征，那“妇好”二字，鲜明地显示出她参与政治活动的显赫权威。
周初妇女在政事上还有一定的影响，如古公癠父之妻大姜曾协助大王定居岐下周原，以使周民族安居繁衍。古公子王季娶妇大任，大任与之共行仁义之德，她们都在周民族开国史上记上了光彩的一笔。但自武王始便大力排斥妇女干政，他举兵伐纣就是以“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的先哲之言为号召，抨击殷纣“惟妇言是用”、宠妲己而荒淫失道。从此开出“女祸论”的先河。西周末年，周幽王陷于重重社会矛盾所造成的危机之中不能自拔，以致亡国，可偏偏也有一个褒姒是受到特别宠爱的，于是被顺手牵出来当了替罪羊：“哲夫成城，哲妇倾城。”“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经·大雅·瞻卬》）从此，“女祸论”似乎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春秋时代，“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易经·家人》）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识。“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上下同之。”（《国语·鲁语》）春秋前期郑国曾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士大夫祭仲专权，国君郑伯密令祭仲的女婿雍纠去除掉他，雍纠向妻子雍姬透露了消息，雍姬又把消息告诉了父亲，结果祭仲提前动手杀了雍纠。郑伯深深慨叹：“谋及妇人，宜其死也！”（《左传·桓公十五年》）就是说，妇人当限于宫闱，去和她商量政治大事，那肯定要掉脑袋啊！看来，“哲夫成城，哲妇倾城”的观念自周以后已经普遍渗透，成为人们解释失败的一个理论根据。稍后孔子提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论语·阳货》）的名言，可以说是春秋时代对女子干政成见的集中表达。作为儒家妇女价值观的认识基础，其“经典”意义对后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秦汉到明清，女子“不可使预政”（《颜氏家训·治家》）是一以贯之的律条。而且，为了使男性中心的封建宗法制永远固若金汤，妇女干政成为最重要的禁忌。《王郎川言行汇集》中有“妇禁十三，一曰预外政”，这实际上是“女不言外”观念的延伸。在封建法律中向来认为妇女是寝门中人，不承认其具有独立的行为能力。《明令》“凡妇女一应婚姻土地家财等事，不许出官”，告状必须请人代告。明清法律甚至规定：“凡妇女犯罪，除犯奸、死罪收禁处，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所谓收管、保管，即在监外执行。这决不是法律对妇女的宽容，而是公开承认丈夫（或亲属）的监护权，而根本否定女子对社会所承担的独立的责任。在这种礼教与法律的双重禁锢之下，历代妇女是无从介入政治活动的。
事实上，广大劳动妇女由于被繁冗沉重的家庭劳动所累和缺乏文化知识，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过问国家政事。但对于士卿贵族家庭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了。因为按照封建礼教，士卿贵族家庭的妇女本身有着尊卑上下的严格的等级差别：婆母高于子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君临家庭；“冢妇”（嫡长子之妇）又高于“介妇”（众妇，庶子之妇）。冢妇往往能代婆母行事，而“介妇请于冢妇……不敢并行，不敢并坐”（《礼记·内则》）。因此，像《红楼梦》中贾母、王熙凤这样的婆母、冢妇通过管理家庭而干预政事的妇女可谓代不乏人。至于一些贵族妇女，往往利用与皇帝、朝臣的特殊关系干预朝政。稍微留意一下历史，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妇女层出不穷，秦宣太后、赵威后、西汉吕后、北魏冯太后、唐代武则天、宋代高太后、清代慈禧太后……都将自己的名字深深地刻在历史的里程碑上。至于历代公主以其特殊地位干预政治的事情就更多了。如唐代玉真公主每每干预科举，则天女太平公主、韦后女安乐公主及其他公主都开府置官，和亲王一样公开从事政治活动。
然而，无论妇女参与政治活动具有多少相对性，但历史对妇女干政的评说总是否定性的。武则天执政半个世纪，死后要讨论的首要问题是“能否归陵与高宗同葬”。给事中严善思坚持《天元房录葬法》中“尊者先葬，卑者不合于后开入”的原则，认为则天“卑于天皇大帝（高宗），今欲开乾陵合葬，即是以卑动尊。事既不经，恐非安稳”（《旧唐书·严善思传》）。在这里五十年登基执政已一笔勾销。再如汉武帝立昭帝为太子，就赐其母死。北魏时凡太子之母皆处死。朱元璋曾下令：“皇后止得治宫中嫔妇事，宫门之外，不得与焉。”有明一代，凡干预政事的后妃一律严惩。这一切都表明男权社会对禁止妇女干政的决心与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