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礼记·内则》的记载，男孩与女孩的稚龄教育内容是基本相同的。会说话时，保姆要教习简单的应答，六岁时教习计数和辨别东南西北各种方向，七岁时教习“谦让”之类最简单的礼节，九岁时教习朔望晦日和六十甲子，懂得计算时间。
自十岁起，男女开始分别进行启蒙教育。男孩“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内则》），并全面地学习伦理、礼仪和语言（小学）、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而女孩长到十岁就要开始实施专门的女子教育，亦即所谓“妇学”。
“妇学”一词最早出于《周礼·天官·冢宰》，内容包括妇女品德、言语、姿态、劳动四个方面的规范，其主要目的是教导女子“习礼”，以培养她们与男性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利益相一致的道德情感和服务于宗法家庭的实际能力。教育的场所在家庭内，《礼记·内则》严格规定：“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
上古时片面强调“女子无才是德”，排斥了妇女学习文化知识的权利，因此虽然“男女之资禀无异，而受教育机会不等，致学业成霄壤之判”。中古以后随着全民文化的提高，一些知识家庭的女子也自幼识字读书，“有天才高隽者，或略经指示，便斐然成章；或观摩父兄，沾溉余艺”。至唐宋时代出现了一批早慧的女性，文学创作队伍中增添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在社会上影响较大，女性接受文化教育客观上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宋代司马光在《家范》中就明确提出女子读书学习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可谓石破天惊之语。不过他仍然强调女性主要应学习伦理著作，“不宜教近人歌谣”。其后以伦理教育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得到了社会的普遍重视，一系列女子教育单行课本陆续问世，迄明代晚年，教育家王相从历代女子教材中选取四种汇成专门的女子教育课本曰《女四书》。这四种课本是：
（一）《女诫》，东汉史学家班昭为教育她的诸女所编的教本。全书共七篇：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全书吸取并阐发了《三礼》和其他著作关于女性规范的内容，参以己意，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本妇学专著。书成之后，得到当时经学家马融的高度赞赏，明神宗认为此书“简要明肃，足为万世女则之规”。
（二）《女论语》，唐代女学士宋若莘撰著，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行为规则，旨在教诲女子成为传美千古的“贤妇”。共有十二章：立身、学作、学礼、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语句均为四言韵文。据说全书曾经作者之妹若昭注释订正。
（三）《内训》，明成祖徐皇后为教育宫中妇女“以佐皇上内治”而著。作者认为班昭《内诫》过于简略，所以广征博引，多角度地阐发为妇之道。全书共二十章：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节俭、警戒、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事君、事舅姑、奉祭祀、母仪、睦亲、慈幼、逮下、待外戚。
（四）《女范捷录》，明末鸿儒王相之母刘氏所作。以传统的“男正乎外，女正乎内”的纲常之理作为总的原则，除一般阐述女教常识外，特别大量地引述了历代的贞妇、孝女、贤妻、良母的女界封建典范，也列举了一些烈女、才女人物。共十一篇：统论、后德、母仪、孝行、贞烈、忠义、慈爱、秉礼、智慧、勤俭、才德。
以上四种女教课本，自东汉至晚明先后问世，经王相一一笺注，名地书坊广为刻印，成为最权威、最典范的教材。除此以外，历代还有许多妇女的典范著述，如晋人李婉的《女训》，唐人郑氏的《女孝经》，宋人莫氏的《贤训篇》，明人朱隆姬的《女教经》、清人李晚芳的《女学言行纂》等等，真可谓洋洋大观。它使中国古代以伦理教育为基础的女学在封建王朝宫中后妃、名门大家闺秀乃至庶门寒户中都得以普及。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封建社会的一片黑暗中，女性终于迷失了自我，当自身被戕害、奴役时，又自觉地加入了维护宗法秩序的行列，充当说客去“招安”千千万万个女子。这种自我禁锢机制的形成与传承是女性最大的不幸和悲哀。
在女子教育的形式发展上值得一提的是闺塾问题。自从唐代私学兴起，经过宋代的稳定发展，最迟在明初仕宦家庭中已出现了闺塾，专门延师于家中对在室女子进行教育。至清末还进一步开设了社会化的女子专馆，教学的内容也逐步由传统的伦理闺范扩展到诗文、四书、五经甚至史记等。但设帐坐馆的闺塾教育仍以“习礼”为主导。明代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有闺塾的场景的描绘。
（老儒陈最良上，唱）灯窗苦吟，寒酸撒吞。科场苦禁，蹉跎直恁。可怜辜负看书心，吼儿病年来迸侵。
（白）昨天听见本府杜太守有个小姐要请先生，好些奔竞的钻去，他可为甚的。（小仆）杜太守要请个先生教小姐，掌教老爹开了十数名去都不中，说要找个老成的。我去掌教老爹处禀上了你，太爷有请帖在此。
（陈最良上，白）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极承老夫人管待。今日早膳已过，我且把毛注潜玩一遍。（作念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好者好也，逑者逑也。（作看状）这早晚了，还不见女学生进馆，却也娇养得凶；待我敲三声云板。（作敲云板状）春香，请小姐上书！
（杜丽娘引春香捧书上，白）先生万福，（春香）先生少怪。（陈最良）凡为女子，鸡初鸣，咸，濑、栉、笄，问安于父母；日出之后，各供其事。如今女学生以读书为事，须要早起。（杜丽娘）以后不敢了。（陈最良）昨日上的毛诗，可温习？（杜丽娘）温习了，则待讲解。（陈最良）你念来。（杜丽娘作念书状）“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陈最良）听讲“关关雎鸠”，雎鸠是个鸟；关关，鸟声也……
可以看出，这种设帐坐馆的闺塾教育尽管把“诵诗”作为专门内容了，但时时刻刻仍然以“习礼”为主导，言必称内则，诗必选风雅。
非常有趣的是，为了严格防闲，明清闺门家塾先生一般都是《牡丹亭》中陈最良式的老朽腐儒，即使后来设置女子专馆也往往是由一些弯腰白须者坐馆，“吼儿病年来迸侵”的老儒最有资格。这当然是“以其年笃老，瓜李无嫌疑”（袁枚《喜老五首之三》），一旦发现“瓜李之嫌”则要受到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乾隆年间，袁枚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辞官移居随园后广收女弟子，教诗习文，普及文化，而随园女子“入谒必严妆，惜别常握手”（同上）。这使得一些以卫道为己任者直气得发抖，章学诚（实斋）首当其冲，连篇累牍撰写文章加以严厉抨击，在《丁巳札记》中他更怒不可遏地痛斥：“近有无耻之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大率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门大家，闺秀多为所诱。征诗刻稿，标榜名声，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
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驯化女性，使之成为父权社会积极的附庸，成为男性享乐（包括精神上的）更高雅的工具，而决不允许这种教育反过来冲击封建道德、搅乱社会既定的秩序。因而竭力在教育过程中建立起严密的阴阳隔绝机制，包括空间上的隔绝：启蒙于私室；心理上的隔绝：以侍女出身的保姆和老态龙钟的腐儒为师。中国古代教育史留给女性的一页是这样的诡秘、晦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