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协与作家关系问题
著名作家陈村在他主持的文学论坛小众菜园公开发表“致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公开信”，提出国家应该吸纳史铁生先生为专业作家，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信中还谈到小说家洪峰的“乞讨事件”，认为这绝非孤立事件，它是一个信号，表明社会转型期的困惑。
此信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支持者有之，批评者有之，不支持不批评的“看客”们更多。每个有起码分辨力的人都不难看出，作为著名作家的陈村，能够挺身出来不计私利为自己身患重病的同道呼吁国家对其施以关怀，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好事，体现出了一个作家的道义和良知。
就是这样的一个浅显的道理，却不能够被理解和接受，一些网民借此大肆渲染陈村的“虚伪”，对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制度进行过度的抨击，更为可气的是，有些可怕、无聊的看客口出狂言，肆意谩骂，把一个极为崇高的事件作为恶搞的对象，以达到娱乐的目的。
看了陈村的公开信遭到如此回应，笔者不仅悲从心来。由此，想到了这样几个问题：
1.作家的良知。
笔者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陈村而不是其他人提出这个问题？中国有那么多所谓优秀的作家，为何他们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也许他们也关注到了却因为种种缘故不能畅所欲言？还是他们自己已经吃饱了肚子并且享受着小康乃至中产的优裕生活，不愿意或者没有那个心思去管这个“闲事”？
我想之所以是陈村而不是其他作家能够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落下帷幕之际就站出来仗义执言，这和他的秉性和推己及人的悲悯情怀分不开。陈村是一个很有道德感的作家，他在上次作代会期间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气和胆识，在大家都举手赞扬的时候他愿意成为唯一一个反对者。这是什么样的勇气？这难道不能让那些随大流的所谓著名作家们汗颜吗？也许这样说有些苛刻了，但作家这个称谓代表的应该是良知和道义，而不是懦弱和妥协。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作家的妥协归因于外部的环境，但同样都是在中国，同样是作家，“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2.作协的“花腔”。
作家协会本来应该成为作家之家，是为作家们服务和排忧解难的。但中国各级作家协会有自己的特殊体制特点，我曾经在《〈废都〉废掉贾平凹？》一文中谈到中国各级作家协会的官场化问题，这样的特殊化导致了作协的官本位，导致了作协的附属处境。笔者觉得，作协在把握为政治“美容”和为作家“服务”这两者的关系方面还缺少更为灵活的经验，他们常常热衷于做一些为政治体制“锦上添花”的好事，而在为作家“雪中送炭”方面却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就是作协的“花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现作家洪峰乞讨和陈村为史铁生呼吁的事件是毫不奇怪的。
3.“专业”作家的“合法”性。
我注意到，陈村的公开信出来以后，网上随即出现了不少质疑专业作家的合法性问题。有人把中国的作家和国外的作家相比较，提出中国不应该包养作家。站在一个特定的角度看，笔者不否认包养作家制度的荒谬，尤其是把作家划分为专业和业余这样的做法，其本身就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我们又不得不注意到，在国家养活了那么多政客和达官贵人的情形下，拿出几个小钱来养几个作家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于那些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作家，为了他们能够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解决他们的衣食之忧从长远看是有好处的。因此，在作协体制不改变的前提下，今天还不是质疑“专业”作家的“合法性”的最佳时机。
4.网络的巨大的消解力量。
一些网民对待公开信尤其是对于史铁生的冷漠态度，让我再一次领教了网络的巨大消解力量，也让我看到了鲁迅所深恶痛绝的“看客”的大量存在。无论是多么严肃的事情，中国的看客们总能把它消解成为娱乐的对象。即便是对于史铁生，这个当属于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之列的优秀写作者，面对它的疾病和苦难，这些人仍然可以恶搞一把，人心的冷漠由此可见一斑。史铁生被“看客们”或无意或有意地“娱乐”，充分说明了一部分国民素质的低下。鲁迅若泉下有知，当起而为文，再写阿Q续篇！
二、作家协会机制改革问题
陈村先生大概没有想到，他本来是关注一个具体作家的问题会那么快就蔓延成为大家对专业作家的质疑进而对作协机制产生了想法。鉴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广大民众的瞩目，这些时日我对此作了一些自己的思考，不揣浅陋谈三点看法，不当之处还请各位读者原谅。
第一，废除作家协会的行政化格局，代之以岗位聘任制。
众所周知，中国作家协会的机制运行是高度行政化的，比如主席铁凝享受到的是部长级待遇，各省级作协主席是厅级，下面是处级，总之各级作协的主要领导组成人员都各自享受着一定的行政待遇。取消行政化机制，不是意味着要取消作家协会这个团体，恰恰是为了更充分体现出中国作家协会的群众团体性质。作家协会的领导机制应该代之以岗位聘任制。所谓岗位聘任制是指考虑到作协这个群众团体毕竟还是需要一些人来做组织工作的，因此作家协会有必要只保留最基本的必不可少的岗位。这些做组织工作的人可以仿照国家公务员制度，实行定岗定编，公开聘任，取消事业性编制，实行企业化管理。其工资待遇和专业职称、绩效直接挂钩，而不是和职务挂钩，做到最大限度的不养闲人。这样，既可以让作家协会组织管理高效运转，又避免了作协机制的行政化，官场化。
需要说明的是，像扶持其他群众团体一样，国家应保证供给作家协会运转的基本支持。因为文学事业是长远的事业，一个国家不能无视文学的弱势发展地位。在接受国家扶持的同时，作家协会也应该积极向民间寻求各种帮助，不断增加作家协会的造血功能。
第二，取消专业作家、驻会作家制，实行签约作家制。
许多人之所以对专业作家、驻会作家有意见，主要是因为有些专业作家、驻会作家是滥竽充数的作家，很长时间见不到他们的作品，他们却还在那里“专业”着，“驻会”着。这大大减少了大家对作家的敬重，这些只会“专业”、“驻会”的作家一旦没有了作品，就会让人怀疑这个作家是否还有“专业”性，是否还有资格“驻会”。要打破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只有实行签约作家制。
所谓签约作家制，就是给那些有创作计划同时其创作又有一些成绩的人定期签约，给与一定的创作资金和创作时间上的支持。这种签约作家制度能够保证作协扶持的有效性、针对性，同时也名副其实地做到了不养闲人。笔者注意到不少省级作家协会已经在探索、实行这个制度，签约每两年、三年进行一次，作家有作品就签约，无作品就废除，这样就可以做到资金等各方面的扶持针对的是作家作品而不是针对作家本人。在实行签约作家制的基础上，倡导作家进入各级各类文化局、出版社、报社等文化单位，鼓励作家业余创作。支持作家维护各种权益，提高版税、稿费，让一部分作家靠自己手中的笔先富起来。
第三，作家协会应设立奖励基金、出版扶持基金等各种奖励制度，给与那些处于弱势的有潜力的创作者以资金上的扶持。
市场经济下，文学地位大不如前，要想保证文学创作的纯粹性、不被市场腐蚀，必须给与一定的扶持。因为文学是千秋万代的长期事业，是文化传承薪火相传的精神创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的文化积淀，一味地把作家推向市场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短视的行为。因此，改革作协机制并不能否定国家支持。这些奖励基金、出版扶持基金等可以由国家设立，也可以由民间组织设立。国家可以像支持高等院校科研立项那样，通过创作选题立项来贯彻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可以通过设立各种文学奖项来鼓励主旋律创作。同样的，各种民间机构包括各种传媒、企业公司等也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来对作家进行鼓励支持。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前提下，作家愿意去争取哪方面的立项或奖励支持都是自己的自由。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作家的创作积极性，又可以保证作家创作的多样化。
相对于前两点，第三点是最容易着手的。总起来说这样的机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也不是一个人所能决定的，但如果缺少推动，这样的改革只能是遥遥无期。从长远看，改革是出路。目前我们国家处于改革的重要时期，这个时候推动作协机制改革外部氛围是好的。
三、作协的身份认同问题
近期，著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在“中国作家看徐州暨当代文学创作座谈会”上语惊四座，他说作家协会是真正的群众组织，作协有党组是很有好处的。当笔者亲耳听到这样的论断从邓老口中那么真诚严肃地说出来，心中禁不住一阵悲凉。可是反过来又一想，可也是，邓老曾经是中国作协外联部的负责人，而且经历坎坷，他对作家协会的看法肯定不会离开自己的生存环境。如果连他这样的文化老人都不把作协当回事儿，那作协的命运可真就不好玩了。
其实从法理上来说，邓老说得也不错，作协是群众组织，这是作协的章程所说的。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作协又是特殊的“群众组织”，因为这个群众组织是我们国家特殊时期的产物，享有和其他群众组织不一样的特殊“权力”，各级作协享有和政府官员一样的编制和待遇，从国家作协的部级、副部级到省级作协的厅级、副厅级，再到市作协的处级、副处级，这一套班子下来，都快赶上政府部门了。何况各级作协组织的最高领导往往还由宣传部长、副部长来兼任，这个领导体制可不是其他群众组织所能“攀比”的。
据王蒙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说，“作协……还有创作中心文学院之类名堂，有组织，有级别，有经费，有干部，亦文亦官乃至后来是亦商，各省市真正坚持写作并有相当影响的不过三五个、七八个、最多十几个作家，但是其机构堂而皇之，煞有介事，浩浩荡荡，书记主席，处级局级……”王蒙曾经权倾一时，做过国家作协的副主席，至今还挂着名誉副主席的头衔，他的话里不无对作协体制的讽刺。
2006年作协换届，铁凝当选主席，不少人表示出不解和意外。而以王蒙在党内和文坛的“资历”，按照官场的“潜规则”（借用吴思的术语）似乎不应该用一个“名誉副主席”就打发了，怎么着也应该给个名誉主席吧。但文坛官场也有它的吊诡之处，以王蒙的精明圆滑和政治阅历大概对此也不会有什么过度反应。倒是对于铁凝的当选，“他老”（王蒙惯用语）对此很想得开。从他的自传可以看出来，铁凝对他一直都是很尊敬的，而且王蒙对铁凝也是关爱有加。让一个“尊敬”自己并且自己曾经“关爱有加”的人当选，总比让其他“捣蛋鬼”强多了吧。虽然有人说铁凝当选不过是调和藏龙卧虎的文坛各方面力量的权宜之计，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还戏称这表明文学在衰败的大背景下曾经神圣的作家协会从此进入如妇女联合会一样拾遗补缺的时代。
当然也并非没有清醒着的声音，时评家鲁国平认为，说时代选择了铁凝不如说衰败的文学事业选择了铁凝，她在创造了一个作协主席的年龄和性别神话后，也开启了一个潜移默化的文学王朝的倒退步伐。而铁凝自己却认为她的当选说明文学步入平民时代。铁凝这话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未免有些不自信。其实，铁凝的当选早就有伏笔，在中共十六大的中央候补委员名单中就出现了她的名字。要知道，当年王蒙也是先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然后才在政治上“有所发展”的。两人可谓是相映成趣。
这几年，作协成为“事故”频发“地段”。早在铁凝当选作协主席之前，引起传媒和公众注意的“事关作协”的事件就有湖南老作家余开伟、黄鹤逸退出湖南作家协会，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宣布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接着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声明文章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协，只保留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资格，和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作家张石山。武汉作家胡发云也以写给湖北省作协的《一点说明及其备忘录》，悄悄退出了武汉、湖北、中国三级作协。此外，还有作家洪峰乞讨事件、叶匡正口出狂言宣布当代文学包括作家协会已经死亡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发生说明了什么？说明作协现在的一些制度确实有问题。
其实作协的一些制度在创立伊始就埋下了隐患，作协一开始位置就很显赫，正是这种显赫导致了作协现在的尴尬。王蒙在自传中不止一次谈到作家协会，他分析“我们这里有这样显赫的作家协会”的原因包括：第一，中国革命的不二法门是实现人民的包括作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与革命的人民化（大众化、工农化），正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大革命中，实现了罕见的作家艺术家的革命化、组织化、人民化。第二，革命天生与重理想、亲庶民、长太息以掩涕（屈原），举红心以照明（高尔基），扛闸门以救生（鲁迅），虽九死而未悔（屈原）的文学相亲，使得自古以来便相轻相疏的文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拧成了一股绳。而革命的政党也极其重视文学在发动革命、动员人心方面的作用，这种重视是无与伦比的。第三，有前苏联的榜样……有前苏联文学与苏联作协的空前的辉煌阵容，还有严肃的批判、清洗吸引着同时也警示着我们。可以说，像模像样的作家协会，堪称辉煌的作家代表大会，乃是放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成果。是文学理想主义的盛典……第四，在一个马不停蹄地进行着革命与社会改造的国家，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和战线司令部的作协，任务艰巨至极。作协是党与作家的桥梁……作协振奋着全国作家的革命精神，并意在通过作家们的革命化来实现全国人民的革命化。第五……除了社会主义国家，再没有这样的作协（给作家）发工资，定级别，发奖金，分房子，报销差旅、医药、困难补助各色费用，组织评奖发奖，组织出国对外交流，与此同时，作协机关也给自己带来了好处，多少人在这里获功名，得升迁，享受了套改成政府官员的待遇，不但有科级处级，而且有局级正副部级。这样，作协也就可能成为一个名利场，竞技场，争斗表，晴雨表，也可能变成一个自我周转自给自足的机关小衙门。在《王蒙自传》第一部出来之后，不少人批评他的自传里缺少干货，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第二部里，他有意加入了一些“硬通货”和“好骨头”，以上这些文字就是其中之一。
凡事盛极则衰，作家协会所特有的社会主义革命特色，在非革命年代正在日益失去自己的权威和凝聚力，其表征之一就是作家协会已经无力控制文学生产。正如评论家费振钟在“当代文学与大众文化市场”学术研讨会上所说的那样，作家协会现在显然是一个无力从事文学生产的单位，但是它的政治控制依然残留着。它的无力组织文学生产，首先指的就是无力控制文学刊物这个方面……其次，作家协会对作家也已经无能为力……现在，作家体制之下的专业作家的反叛是潜在的离心离德的反叛……第三，作家协会通过创作研究室，通过批评来控制文学创作的这种可能性也愈来愈小……作家协会控制作家，组织写作的能力已经萎缩，作家协会实际上成了一个没有文学的空头组织。
这些观点也在1998年韩东、朱文等发起的名为“断裂”的问卷调查中得到证实。问卷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中国作家协会这样的组织和机构对你的写作有切实的帮助吗？你对它作何评价？”作出回答的作家中，92.8%表示没有得到过作协的帮助，96.4%对作协持完全否定态度。
青年学者傅国涌认为，现在作家协会主要的弊端在于，依靠国家经费、纳税人的钱来养活一大帮专业作家和管理、服务于这些作家的人员，等于是在众多的行政机构之外，又多了一个文学衙门，导致作家的官员化和文学的党化。一个作协，自上到下，不仅养活了那么多作家，而且养活了更多管作家的人，以及衍生在这根藤上的相关人员，其结果对文学本身有害无益。作家协会俨然是国家行政机关的文学分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叠叠，几乎将所有的专业作家都囊括其中，包“养”了起来……毫无疑问，作家协会是计划经济和国家全能时代的典型产物，它存在的历史表明，最富有个性、最需要个人创造力的文学也必须纳入这个无所不包的秩序中，作家只有在集体、单位的框架中，才有可能找到自己的皈依，体现自身的价值。在这个等级分明的体制格局中，从科级作家、处级作家、厅级作家直到部级作家，一切都是按“官本位”的意识设定的。
作协的“官本位”从其隶属关系也可以看出来，陈霖在《论大众传播与当代中国作家的身份》一文中提到，在几十年的发展沿革中，除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此时属于文化部管理），中国作家协会一直直接接受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其“政治性”远胜于“专业性”，“人民团体”性质也消融于“官方机构”性质之中，而变成了“国家、执政党管理、控制文艺界的机构”，“这个机构的核心领导层是里面的党组和书记处，核心权利是在‘党组’”。考察作协机构构成，1949年定编245名，所属单位15个；1956年所属单位19个，定编482名；1984年定编475名，设置局级机构19个；1985年，定编588名；1989年时设有16个机构，定编716名，机关内设职能部门5个，下设企事业单位12个。这种构成说明，作协实质上是以行政的方式、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要求来管理作家的。这种管理方式是国家意识形态文学“一体化”的需要。洪子诚先生在《当代文学的“一体化”》中提出，在当代，作家协会是唯一的作家组织机构。这一机构，在性质和功能上，可以看作是“泛政党”组织与专业行会组织的结合。它既保护作家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实施对文学生产的控制、管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专业“行会”的垄断性能。“一体化”还表现在制度对作家的生存方式（包括其经济收入，社会地位，角色认同等）的“规定”，社会最主要的人力资源，都归属到公职人员的编制，从而实现对社会（自然也包括文学界）的全面控制。在这种“整合”中，作家、教师等都以“干部”的身份被纳入这一“体制”中，过去的所谓“自由职业”性质的身份，事实上已不存在。
对作家的身份确认和对作家的管理，当然只是以作协系统为核心的文学体制运作中的一个方面，与作协管理体制相关的还有专业作家制度。新中国成立初期，供给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门分配方式，这种分配方式在文艺界首先从文学研究所开始，也就由此开创了培养作家、管理作家的新体制。由此将作家引向了靠工资生活而不是靠稿费生活的生存模式，完成了作家由自由职业者向工资制的转变，作家被国家“养”了下来。
随着作家队伍的增大，19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专业作家制度，也就出现了专业作家和业余作家的区别。许多人（包括笔者）都曾经就此向作协发难，提出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养活那些写不出作品的所谓“专业作家”，对此，铁凝主席很不以为意，说什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养不起几个作家，我想可能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悲哀”，此语一出，招致不少批评。一些不赞成铁凝讲话的人表示，我们国家最可悲的不是养不起几个作家，而是还养不起作家的衣食父母——农民、下岗工人、失学孩子和孤寡老人。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面对面”节目访谈时，铁凝提到作协改革“已经开始了，很多作家协会都在尝试一种新的方式，就是专业作家和签约作家并行”。
对此，评论家汪政很不以为然，他说根本不必去对作家签约制抱太大的奢望，将其视为文学制度的改革更是一副好大喜功的夸张举动。汪政举出国外的例子说，国外因为没有官方性质的作家协会，所以也不存在我们的这种专业作家。国外有签约作家，而且形式多样，有专职的，有兼职的，但其雇主是出版人、传媒制作商、学院和文化公司。那里有完备的社会保障、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如果中国要实现真正的作家签约制，在目前的状态下是不可能的，那得整个地重新洗牌，除非做做秀。因此，具有必然性的文学制度应该是其他社会制度派生、延伸的产物，比如，作家签约制就应该建立作家与其服务对象的关系上，与社会整体制度的配套上。每个作家都在寻找这样的制度：他有独立人格、理想，他有自由的生活方式，他得到社会的尊重，并能使自己的劳动得到恰当的回报，以此获得生存的条件。
中国作协体制问题多多，但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殊产物，其存在的弊端已经全然暴露。铁凝主席说自己上任以后会更广泛地团结作家，千方百计地激发中国作家的创造力，营造和尽可能开辟更广阔的空间，寻找更多的更积极的可能性。她的这些努力能否付诸实施暂且不论，即便是做到了这些，也肯定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作协体制的弊端。退出湖南作协的作家余开伟认为，作协应该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增加透明性、民主性，“变现在的衙门化为真正的作家自愿结合的文化组织”。他大声疾呼：“作协如果要适应当今时代发展和艺术发展的需要，一定要改革，否则，必然会灭亡。”著名作家陈村认为，作协应该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对此，笔者深表赞同。但愿作协的改革能尽快实现，但愿铁凝主席不要真把作协变成第二个“妇联组织”，毕竟还有许多人对作协还没有绝望到要退出的程度，如果真有这么一天，还可以写出点好东西的作家们都以退出作协为荣，只剩下那些无力创作的残兵败将和致力于“当官”的所谓“作协组织者”，那作协就不是“作协”了，是“官协”或者“政府官员预备队”了。
四、作协内部民主问题
著名作家、报人袁鹰先生在文章《“按得票多少为序及其他》中谈到，1985年1月6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消息和新选出的理事会名单，和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报上公布作协新当选的理事会名单之前，有这样一句：按得票多少为序。按得票多少依次公布了名单，第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巴金先生，紧接着是刘宾雁和王蒙（王蒙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回忆，他后面是陆文夫，两人得票差不多。这与袁鹰的说法有一点不同，看来是记忆有误了）。
当天上午，代表们看到送到京西宾馆（代表所在地）的报纸，看到“按得票多少为序”的名单，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轰动，因为已经很少见到这样公布选举结果了。作家们纷纷称赞这样的做法好，“这才有点民主的味道”。
有关这个“按得票多少为序”的说法，上海作家赵丽宏也有所记忆，他在文章《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中有所提及：“二百二十五位理事，不按职位高低，不按姓氏笔画，却以得票多少为序，这是中国人感到新鲜的，也反映了作家们对这些理事的一种评价和态度。这是民主的姿态。”
袁鹰说《人民日报》上面的这个名单和胡启立（赵丽宏说是胡耀邦，看来记忆有误。袁鹰1953年初入《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至1986年底离职休养，一直从事副刊编辑工作，长期接近风口浪尖、漩涡中心，他写的这些东西都是耳闻目睹的真相，都可以作为史料，是可信的。）在大会上代表中央书记处致的贺词一起留下了深刻印象。据袁鹰回忆，“按得票多少为序”来公布名单是有一些背景的，如果不是来自上边的首肯，《人民日报》是不可能打破惯例来体现“民主”的。
众所周知，中国作家协会的体制效仿的是前苏联，作协虽然说是群众组织，但却是国家政治体制的一部分，选举领导以及人事安排中央都是有些“说法”的。据说作协每次开代表大会，最头疼也最难“摆平”的就是人事安排。袁鹰说“为了历来引起领导部门费心血、伤脑筋的所谓‘人事安排’问题，有关部门早就成立了专门小组，即使作协这样的群众组织，并非党政军机关，也一样地早早地就酝酿名单，征求意见，谁上谁下，谁进谁出，煞费苦心”。袁鹰说这次大会以前，作协党组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大会筹备情况和工作报告主要内容时，党组书记张光年问：那个人事安排小组提出的名单是“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指令性”的就要保证执行，“指导性”的还可以商量。胡耀邦同志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既不是指令性的，也不是指导性的，是无效性的。胡耀邦还说，作家的会，选上谁就是谁。就在那次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还决定撤销那个“人事安排小组”，“选举由各协自理”。关于“指令性”和“指导性”的猫腻文坛中人想必也不是多么陌生，不过这话由袁鹰披露出来，对于外界人士还是有些“耳目一新”的。
如今，作协的人事安排是否依然“指令性”我不知道，但作协公布选举结果排名时却仍然还保持着“以姓氏笔画顺序”的“传统”，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此后历届作协代表大会，都没有沿用《人民日报》公布作协四代会选举结果“以得票多少为序”的“民主”，一直到现在，就在刚刚闭幕的作协七代会上，其发表的名单依然是按姓氏名画为序，即便是在寄给中国作协会员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上，也是如此。对于这一点，想必大家已经见怪不怪了。这的确是作协民主的一次“昙花一现”，仅仅过了两个多月，《人民日报》“以得票多少为序”刊登的作协四代会的这个名单，在由作协主办的《文艺报》在同年第3期发表同一名单时，又恢复为“按姓氏名画为序”。袁鹰感叹说，于此人们又一次懂得，改革经济体制很难，改革上层建筑更难，至于改革自己头脑里的旧观念、旧意识、旧习惯，就更难上加难。
笔者注意到，在刚刚闭幕的作协七代会上当选为作协主席的铁凝也参加了民主昙花一现的四代会，也感受了这短暂的民主。据赵丽宏文章《星汉灿烂若出其里》透露，在作协四代会上，他见到更年轻的作家王安忆、铁凝、贾平凹、张辛欣等。巴金老人在那次大会上由别人代念了开幕辞，他说“当我得悉今天会场上将要出现不少新的面孔时，我感到十分欣慰。当然新人的数目还不够多。我热切地希望再过五年，他们将是下届大会的主要力量，并由他们来致开幕词和作大会的报告”。巴金老人的愿望实现了，这些年轻人中不少人不但成为了“主要力量”，而且有的还当上了和他一样的作协主席，开始致闭幕词了。不知道有机会感受到当年那次昙花一现的作协民主的铁凝，在时隔20余年后当选上作协主席以后，看到那份“以姓氏笔画为序”公布出来的名单时，会不会有一些感慨？
联系到几年前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余杰签约文学馆被作协毁约”事件，我们大体可以领略到作家协会作为群众组织的复杂性。据说，那次作家协会不仅没有经过余杰所毕业的北京大学同意，也没有支付违约金，就单方面进行了毁约。其实读者心里大都清楚，作协单方面解除工作协议，主要还是余杰写下的那些文字。而反观余杰后来的“叛逆”和“出走”，很难说没有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难怪“走投无路”的余杰当时发出这样的疑问：“中国作家协会的性质，究竟是为作家提供帮助和服务，还是破坏作家的创作自由？”
俱往矣。无论是作家协会那时民主的昙花一现，还是纠缠不清的毁约事件，都过去了。但过去了不等于就没有反思的必要，我们似乎还应该多思考一点如何改进这个群众团体以便更好地发扬“作协那时的民主”。铁凝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词中说“我们的大会，是以文会友的大会，是一个民主、和谐、奋进的盛会……”，如何让“铁主席”所说的“民主”、“和谐”含量更“铁”一点，恐怕是本届作协所面临的一个最艰巨的任务。乐观一点儿看，作协“现在”乃至“将来”的民主应当比“那时的民主”更有期待吧。
五、作协按章办事问题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不顾郭敬明抄袭违法、拒不道歉的恶劣行径，在文坛大佬王蒙和著名评论家某大学教授陈晓明的推荐下，“破格”批准郭敬明“入会”，已经引起包括笔者在内的广大读者关注，笔者为此专门写了致中国作协书记处的公开状，对此予以抵制，并对王蒙拿中国作协开国际玩笑的“不安静”行为作了分析。今天，笔者又看到有关新闻报道，说郭敬明“入会”背后有出版商的操作，王蒙、陈晓明等只不过充当了“掮客”角色。笔者无意纠缠这些，现在，我想说的是：郭敬明“破格”“入会”严重违“章”，中国作协书记处涉嫌滥用职权。
我的理由如下：
其一，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2006年11月12日通过）有关“会员”部分第十八条规定，“凡赞成本会章程，发表或出版过具有一定水平的文学创作、理论研究、翻译作品者，或从事文学的编辑、教学、组织工作有显著成绩者，由本人申请，团体会员推荐，或个人会员二人介绍经本会书记处征求申请人所在地区或系统团体会员的意见，由本会书记处会议审议批准，即为个人会员。”众所周知，郭敬明此前并非地方作协会员，中国作协书记处到哪里去征求其所在地区或系统团体会员的意见？无法征求意见，就不符合入会程序。此其一。
其二，也许作协书记处会反驳说，对郭敬明“入会”我们是“破格”批准的，不需要征求地方（系统）作协意见。那么我禁不住再问书记处：即便是“破格”批准，谁又赋予了你们这种“破格”的权力？翻遍“中国作家协会章程”所有章节以及中国作协的所有文件汇编，我也没有发现赋予书记处“破格”权力的任何一句话。也就是说，中国作协书记处无权“破格”批准会员，“中国作家协会章程”没有赋予书记处这项权力，换句话说，你们此次“破格”涉嫌滥用职权。“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二十七条规定：“主席团推举书记若干人组成书记处，负责处理本会的日常工作，并根据需要以及有关规定建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和若干由作家、评论家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推举出来的中国作协常设组织，竟然带头违反“中国作家协会章程”，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综上所述，即便是忽略郭敬明严重的道德品质问题，仅从作协章程的规定看，郭敬明在法理和程序上还没有具备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资格”。一句话：郭敬明此次“入会”严重“违章”，中国作协书记处无权“破格”批准。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章程”第二十条规定：“会员有遵守本会章程……
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对本会工作及领导人的建议、批评和监督权……”，作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一分子，本着维护中国作协声誉和书记处威望的意愿，我要求中国作协书记处依照章程规定，不滥用职权，鉴于章程没有赋予书记处“破格”会员的权力，收回对郭敬明入会的错误决定，并就此进行反思和致歉。
六、中国作家的良知问题
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恶性灾难事件不断——“问题奶粉”、矿难、火灾，在这些恶性事件中，最让人痛心的就是“问题奶粉”事件了，相对于矿难和火灾，“问题奶粉”人为的因素似乎更多些，这也是此次事件尤为可恨的地方。
问题是还偏偏发生在了孩子们身上，那么多健康的孩子遭受了“人为灾难”的侵袭，更让我们寒心的是，在这次奶粉事件中竟然也出现了在个别腐败地方官场流行的瞒报延报现象，一些丧尽天良的地方官员和既得利益者置千千万万无辜的孩童的健康于不顾，隐瞒、延期报告事实真相，这是令人发指的。
昨天，我在本地最大的一家妇幼保健医院目睹了“蔚为壮观”的就医“盛况”：偌大的医院大厅挤满了众多前来就诊的怀抱孩童的家长，他们的神色紧张、焦虑，就医检查的队伍排得很长，好在那些孩子都很安静，医院里秩序井然。真该让那些问题奶粉的始作俑者来这里看一看，如果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忍心吗？
我们看到，面对这个“恶劣”的“人为”突发灾难事件，面对民众的愤怒，国家高层对此问题的处理还是比较迅速的，追究地方责任官员的力度还是很大的，一些直接责任人被撤职，连国家质检总局的负责人都请辞了。虽然惩治责任官员的力度前所未有，但这还不足以平民愤。谁都知道，奶粉事件处理不好，会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也许奶粉事件在一部分黑心官员看来只是相当于蝴蝶煽动了一下翅膀而已，但“蝴蝶效应”不能不警惕，这小小的蝴蝶翅膀也可能会掀起滔天巨浪，形成一场涤荡一切的“飓风”。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小事，这对于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执政党来讲，都是一件大事，处理不好，必将成为一个抹不掉的巨大污点。
作为一位普通的中国作家，我为发生这样的事件而痛心，更为许多所谓的作家在这场事件中保持了沉默而痛心。在这么一件事关百姓利益，事关千家万户的恶性事件面前，我们竟然没有听到那些本该来自作家们的谴责声，这难道不让我们感到奇怪吗？中国作家怎么了？那种为民请命的道义感哪里去了？那种“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精神哪里去了？作家一向被看作社会的良心，被看作引领人类前行的灯塔，现在，却在这场人为的灾难中失去了为民众呼喊的声音。这不是正常的现象。
我们看到，在震惊世人的汶川大地震中，在举国关注的奥运会中，中国作家都没有缺席。而且中国作家的官方组织——中国作家协会一再倡导作家们到现场中去，发出了“中国作家不能缺席”的号召，中国作家因此在这些大事件中留下了自己的声音。而现在，面对事关千家万户利益的奶粉事件，作家们的声音又在哪里？难道这个事件还不够严重？难道这个事件的意义还不够重大？不，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民众期待中国作家发出有良知的正义之声，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绝不是某些人的问题，它是一个缺少有力监督的食品药品机制所引发的大问题。作家是国家的公民，作为民众的代言人，作家的声音绝对不能只是满足“国家需要”，退一万步讲，即便是为了满足“国家需要”，中国作家也应该发出呼号，因为奶粉事件和汶川大地震、奥运会一样，对导致这场人为灾难的人和制度发出谴责同样是“国家需要”，因为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共和国，公民利益就是国家利益，老百姓的利益高于一切！
因此，我向我的同行们呼吁，向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作家们呼吁，为了不让类似的悲剧重演，请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吧，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的任务绝不是写几句“歌功颂德”的赞歌，绝不是写几篇“无关痛痒”的小说，我们要发出负责任的独立的有良知的声音，为民众的利益鼓与呼！尽管这不是鲁迅生活的时代，但这正是需要鲁迅精神的时代！
七、作协清理门户问题
虽说文坛不如歌坛影坛更不如体坛，但这年头文坛上的闹腾劲儿，却快赶上娱乐圈了。这不，近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遥远抄袭事件又被炒得沸沸扬扬，口水满天飞，唾沫还溅到了中国作协。要说这位仁兄也真够可以的，多年来一直矢志于抄袭、乐此不疲不说，而且胆大妄为，抄袭的竟然还都是较有影响的文学大刊，抄袭作品发表的地儿也都是在文学界数得着的刊物，这样的情形，简直是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地步。更让我们哭笑不得的是，这位仁兄还一路进了中国作协，并且“光荣”地获得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深造资格。
对于遥远的抄袭，已经有很多批评了，在这里笔者不愿意再就此多做批判。我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应该以此为切口，切实反思各方面的问题并尝试建立起一个健康的文学生产机制，从而杜绝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从这次抄袭事件中，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存在失察行为，是应该深刻检讨并引以为戒的：第一个是发表这些作品的文学期刊，第二个是中国作家协会以及新疆作协，第三个是鲁迅文学院。
面对一个作者长久的抄袭行为，发表这些作品的期刊编辑竟然毫无察觉，堂而皇之地让这些作品发表在自己的期刊上面，这难道不应该引起反思吗？作为一名期刊尤其是名牌期刊编辑，应该对本行业至少是对较知名的期刊有所了解才对，不然还做什么文学编辑？做文学编辑不关注同类期刊，不看同类期刊发表过的文学作品，这总有些说不过去吧。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文学期刊应该向学术期刊学习，学术期刊较早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规范，在这套规范下面，不可能有这么猖狂的抄袭行为，更不可能让抄袭作品畅通无阻发表在影响较大的期刊上。这种事情的出现不但是让抄袭者丢人现眼，更让编发这些作品的文学编辑脸上无光。假如编辑这道关把严实了，像这样几乎全版抄袭的作品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得以发表甚至获奖的。
可笑的是，抄袭者还凭借着多年的抄袭他人作品获得了不菲的名声，被一路推荐加入了中国作协。众所周知，加入中国作协是要经过省级作协或者两名中国作协会员推荐的，推荐以后还要经过中国作协专家组的层层审核，最后由中国作协书记处投票产生。这是个层层把关层层筛选的过程，这也是为何让成为中国作协会员的人感到荣耀的原因之一。按照常理讲，这些程序如果实施得严格的话，不会出现太大的失误。但现在的事实是，居然让长期抄袭者安全过关，成为中国作协会员，当初那些审核机制哪里出问题了？新疆作协？专家组？书记处？新疆作协首先应该检讨，中国作协也应该就此引以为戒。
更不可思议的是，抄袭者还被推荐参加了鲁迅文学院高研班学习深造，这真是让人匪夷所思。据我所知，鲁迅文学院高研班是中宣部和中国作协设立的一个培养青年作家人才的特别举措，它面向的是45岁以下有突出创作成绩的青年作家，许多人都以进入这个班学习深造为荣。而且要进入鲁迅文学院，其程序也较为复杂，首先是鲁院把学习名额分配给各单位（省作协等），各单位在此基础上作推荐，然后鲁院再审核，符合要求者才能进入这个班学习。就是在这样层层审核的机制下，抄袭者居然也能一路过关，进入了鲁院。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应当反思的不仅仅是新疆作协，鲁迅文学院也应该吃一堑长一智。
笔者注意到，面对如此拙劣恶劣的抄袭行为，新疆作协已经采取了补救措施，开除了抄袭者的会籍。但中国作协却至今尚未对此做出正面反应，这是中国作协的一贯迟钝所致吗？是，又不是。
众所周知，以中国作协会员身份“光荣”沦为抄袭者的不止遥远一人，最引人注意的当属那个屡受诟病的郭敬明。更为恶劣的是，后者是在法庭认定其抄袭事实成立的前提下被某些“著名”作家推荐加入中国作协的。假如说抄袭者遥远加入中国作协有可能是在“专家”和“书记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话，那么郭敬明加入作协就是“专家”和“书记们”明知故犯的行为。在这样的情形下，要开除抄袭者遥远，就更要开除郭敬明，不然你怎么向广大会员们交代？如果中国作协只开除遥远，那这一碗水就无法端平，中国作协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更会一落千丈。8522名（现在至少应该去掉2名抄袭者）中国作协会员为此更会颜面无光，至少当初加入作协的那种自豪感将会大大降低甚至感觉自己一文不名，无怪乎有许多人做出了退出作协的选择。面对这样的尴尬，中国作协何去何从？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其实这年头中国作协也难做，作协本来就是前苏联的产物，是一个体制化和民间化互相纠缠不清的怪胎。国家体制要利用中国作协对作家进行“规范”，贯彻自己的意志，确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国作协这个历史产物还不能马上消失。况且体制还要借此养活一批人呢，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时不时“让那些年纪大有贡献的老辈文艺家坐在主席台上，享受一点荣誉”，这有啥不好？无奈这些年国民的头脑日渐清醒，常识知道得越来越多，对自己的血汗纳税钱过问得也越来越频繁，不少人对作协作为“准衙门”“准官场”存在的合法性发出了质疑。屋漏偏逢连夜雨，作协本身又不太争气，接连闹出了许多影响不好的事件。从中国作协的角度考虑，让抄袭并拒不道歉的郭敬明加入作协也实属无奈：一方面国家体制需要去做“团结”广大作家的工作，不这样怎能显现国家文艺繁荣？另一方面因为郭敬明们本身有巨大瑕疵作协还不得不要冒着一定风险。让他加入也不是，不加入更不是。何况此外还要考虑那些个不明就里的“权威们”的脸面呢。既然都批准加入了，现在再把这个“毒瘤”开除掉，那岂不是自打耳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目前，中国作协开除遥远不算什么难事，难的是要一碗水端平，把郭敬明也开掉。
如果中国作协能够借着这次抄袭事件进行一些反思，从而做出一些补救和改革措施，让作家协会再“干净”一点，让已经加入中国作协的人也不至于为自己是一名会员而感到些许难堪。在此基础上更奢望中国作协能拿出一点破釜沉舟的勇气，对自身进行一次脱胎换骨的改革，至于改革的方向，胡风先生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为我们设计好了，即：“有领导地解散中央和大区的、行政管理或变相的行政管理的所谓创作机构……”
如果真能够如当初胡风所“设计”的这样，通过改革让文学生产机制得到彻底转变，开放民间文学办刊和同人办刊，确实能够解放一批刊物和一批编辑，让这样的“丑闻”事件轻易不再重演。这未尝不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以笔者对作协的观察，是不能对此给予太大的期望的。在这个让人啼笑皆非的娱乐时代，笔者最有“信心”看到的是中国作协继续“装聋作哑”，或者借着这次抄袭事件的“东风”，对自身进行一些与时俱进的“调整”：在各种委员会的名目之下，再理直气壮地设立一个“打假委员会”，这样一来，既能审查预防抄袭者鱼目混珠，又能增加一个机构，借此增加一些个编制，顺便再多设一个副主席，让中国作协更具有“官方”色彩，满足国家政治体制管理的需求，何乐而不为！
八、作协与权力关系问题
文学和政治紧密胶着的关系，让20世纪成为非文学的世纪。在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新文学从襁褓诞生到牙牙学语直到长大成人，几乎都带上了国家政治的烙印。文学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救亡、启蒙的政治色彩，其成长阶段又逢多灾多难的多事之秋，在费尽千辛万苦以后，新文学好不容易摆脱风雨飘摇的厄运，进入大一统国家格局：在“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宣言中，新文学被纳入了国家形态。从此，新文学就披上了国家政治的外衣，在外部政治意识形态和内部艺术审美的矛盾中痛苦挣扎。
文学进入国家意识形态，其重要标志是国家作家协会的成立和作家写作成为国家话语的主体。仿照前苏联政治模式建立起来的中国作协为把全国作家纳入国家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这个亚国家机构中享有种种声誉和地位的作家们，则被成功、高效地把自由的个体写作转换为统一的国家写作。
为了彻底实现这个目标，保障文学所有的枝桠顺利嫁接在国家政治这棵大树上，作协费尽心机地推出了各种文学规范，甚至不惜动用国家机器、煽动无知盲众以群众专政的方式警告惩治溢出国家文学规范的行为。从发动小人物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俞平伯到批判落水狗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从批判冯雪峰、陈企霞《文艺报》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从1957年文艺界大鸣大放到引蛇出洞痛打出55万右派，直至最后形成蔚为大观的文革“胜景”，在祖国江山一片红中，文学被蒙上了浓重的政治阴影。
新文学就这样在国家政治规范中耗尽了自己的元气，好不容易从政治的夹缝中得到一点喘息的机会——80年代出现的短暂的文学春天——又命中注定般遭遇到了市场经济的滔天巨浪。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方针下，文学被国家政治推向了自生自灭的市场“自由”博弈。刚被政治“解放”的文学一开始并没有足够认识到市场的叵测，而是沾沾自喜于刚刚获得的一点点自由喘息的机会。然而，短暂的惊喜之后是到处碰壁的尴尬，此时，文学才意识到贸然进入市场并不是自己的“马太福音”，而是潘多拉盒子游戏的再度上演。虽然从政治对文学的“规范”看，文学可以自由地“生长”了，但从市场对文学的挤压看，文学却无法随时“自由”了。于是，在市场这个“自由”大棒的挥舞下，文学走上了媚俗媚众彻底娱乐的不归路。于是，各种轻飘飘甜腻腻脏兮兮肉麻肉欲肉体的话语垃圾充斥在几乎所有受市场摆弄的文学载体上，而真正的文学越来越成为小众化的自娱自乐。
如果政治的“垂青”让20世纪成为非文学的世纪的说法可以成立的话，新世纪的文学在市场严重挤压变形后同样也让近十年成为是“非文学”时代了。在非文学的时代，从事纯文学写作是一个令人不解和被人耻笑的危险行为。纯文学写作甚至就像不合时宜的行为艺术一样，被当作一种标榜，成为不入流的思想群体。更让文学写作者感到可怜和愤怒的是，文学在被国家政治推向市场大潮进行“自由”博弈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摆脱国家政治的束缚。文学就是这样在政治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下艰难地生长，而更为可怕和残酷的是，在不远的将来依然看不到文学真正获得“解放”的希望。
新文学所走过的百余年道路，其主题由一二十年代救亡与启蒙，到三十年代的抗战，从四十年代的解放战争，到五十年代整风反右运动，从六十年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七十年代拨乱反正，直到八十年代政治解冻，昙花一现后一头扎进了风云际会的市场经济的漩涡，从此便失去了驾驭文学自身前行方向的力量。
在非文学的年代，纯文学写作只能是一种姿态，一种寂寞的守候，是孤独的舞者，独行的侠客。
向在非文学年代还在坚持“文学”的人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