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陈思和走马上任《上海文学》之际，许多媒体尤其是上海的报纸作了大量报道，陈思和信心百倍地向媒体坦言自己的办刊思路，其状甚是春风得意。出人意料的是，执掌《上海文学》仅仅三年之后，陈思和便黯然离开，一些媒体用像当年关注他的上任一样的“热情”报道了这一事件。
媒体为什么对陈思和这么感兴趣？这里面固然有名人效应，但和陈思和执掌《上海文学》所引起的争议有更大干系。在媒体眼花缭乱的“关注”之下，陈思和的去留似乎更显扑朔迷离。陈思和为何要离开《上海文学》？是谁炒了著名学者陈思和教授的鱿鱼？是那些非议吗？是《上海文学》主管单位或者其他外在原因吗？在我看来，陈思和的离任和这些可能都有关系，但骨子里的原因却并不是这两者，他卸任最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他那强烈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在作祟。
《上海文学》在中国文坛很有名气，曾经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文学作品，并培养出如王安忆、陈村等一批著名作家。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伴随着纯文学的日渐式微，《上海文学》的处境也显得日益窘迫，发行量每况愈下。为了改变这个状况，上海作家协会决定对刊物的领导层做出调整，2003年，这个担子落在了陈思和身上。
根据2003年4月《深圳商报》的报道，陈思和任刊物主编以后，其办刊思路是将刊物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建立一个由教授、评论家为主体的编委会，尤其是突出了青年编委的地位，在大学生中发展作者和读者。同时，将目前刊物的结构作出调整，主要以发表短篇小说和评论为主。陈思和的追求是理论要贴近创作，创作要加强艺术，艺术要来自生活。应该说这个办刊定位是没有问题的，也符合陈思和学者身份的办刊诉求。
据陈思和自己披露，他接手《上海文学》以后，上级主管部门表示，发行量不是纯文学期刊最重要的，“现在文学期刊的压力太大，上级要求我坚持纯文学方向，不要掉价。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提高期刊的知名度”。同样的意思陈思和在刚接手杂志和东方网网友聊天时也有所阐释，他说“《上海文学》在八零年代曾经是一个很有影响的杂志……我希望能通过新的努力使它真正成为爱好文学的读者所欢迎的杂志”，“我目前对《上海文学》的理想是把杂志办成全国最好的短篇小说杂志”。从这些话不难看出，陈思和是一个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他对杂志怀有很深的感情。
不少论者都曾经指出，陈思和之所以出任《上海文学》主编，与他崇尚巴金有关。陈思和对巴金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他非常敬佩巴金的为文为人，他说“巴金不仅仅是作家，他还是出色的编辑家，编辑出版活动贯穿了他一生。”陈思和的初衷是要像巴金那样，给文学作者搭建一个文学平台。
为此，陈思和非常注重创新，他说文学需要创新，文学需要理想，文学需要民间立场。他坚持“文学创作是人类精神飞翔的哨音，哪一天人类精神不飞翔了，文学也就死亡了”。他希望文学能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一种健康的精神力量。为此，陈思和在坚守《上海文学》传统特色的同时，开始实施自己的理想与创新。从顾艳撰写的《陈思和评传》可以得知，他开始的具体编辑设想有三点：
一、重点在短篇。《上海文学》是月刊，篇幅有限，不可能发表长篇作品，只好以短篇小说（包括篇幅短小的中篇）为创作主打。现在文化市场被经济力量所决定，长篇小说最流行，原因是长篇小说可以转化为影视作品，产生延续性的经济后果；所以出版社推出长篇小说都愿意开发布会作宣传，传媒也多关注，而短篇小说没有直接带来的经济效应，则很少引起评论家的关注，更主要是很少引起文化市场的关注。但事情总是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长篇小说创作越来越粗糙，有些几乎就是专为电视连续剧准备的，作家只提供一些故事线索而已，大量细节描写都不见了。反之，短篇小说无利可图，倒是越来越接近文学本色，艺术上也日见精致。许多作品可以作为文学爱好者赏玩和咀嚼的精品、评论家细读和讲课的文本、文学青年们学习和磨练的样板。我们过去拥有汪曾祺、高晓声等短篇小说大家，曾经备受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领域出现一批绝好的短篇小说作家，我举几个名字：如刘庆邦、阿成、迟子建、石舒清等等，均可以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独领风骚。我的想法是应该把优秀短篇小说家们吸引到《上海文学》来，为他们准备特辑，隆重介绍、研讨、分析他们的短篇小说作品，从内容到艺术全面宣传，使《上海文学》将来成为短篇小说创作的最佳刊物和权威刊物。
二、进一步扩大文学批评的声音和分量。《上海文学》一向有理论上的优势，目前上海文化市场上有的是通俗杂志，却没有一家专业的理论刊物。任仲伦先生明确希望我加强《上海文学》的理论篇幅，让它在发表文学创作的同时成为上海文化领域一家别有风采的理论刊物。我理解任仲伦先生的心思与意图。如果要双肩挑起创作和理论两大主题，非扩大版面不可。也就是说，理论/创作的版面分布要一比一。《上海文学》原来在理论方面就很有特色，我以后还要有所加强，我要加强的不是一般学理性的文章，而是贴近文学创作实践的优质的文学评论和作家创作论，是偏重于对作家风格的研究和对小说、诗歌、散文等文体形式的研究。具体地说，就是围绕文学创作而发的各种声音。
因此有人担心会不会把《上海文学》办成《复旦学报》，我想是不会的。
三、要加强文化批评的版面，现在文化研究很流行。如果不是去迎合国外的某种时代潮流的话，我想这本来是属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工作，如果引入文学研究，也不妨试一下新鲜的方法。但我不认为有了文化研究就可以取代文学本体的研究，似乎文学都不重要了，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发展历史学科好了，为什么还要文学呢？所以我认为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是相对独立的领域，两者之间不要互相取代，可以各自发挥作用。上海目前在如何发展自身文化建设，如何打造城市文化精神等问题上已经处于迫不及待的境地，我想《上海文学》应该对此作出它自己的贡献。
从这个编辑设想可以看出，陈思和的确是想把《上海文学》办成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交相辉映的文学高地的。遗憾的是，陈思和的编辑思想落实到实践中来以后并没有受到普遍的欢迎，这中间不乏尖锐的批评声音。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闳发表评论不客气地指出陈思和主持的《上海文学》存在着严重的“‘小圈子化’问题，这恐怕连瞎子都看得出来”。更有网上致《上海文学》陈主编的公开信指出，陈思和将《上海文学》变成了不少人的“学院派卡拉OK包房”，一本复旦大学的个人实验刊物。陈作为其中的“领袖”，水平之低展露无疑。于是，改版后《上海文学》就此被推进了争议的漩涡，引起强烈反响。甚至有媒体将之与美女周瑾获得春天文学奖并称为“文坛的不正常现象”。
评论者汪成法认为，批评者对陈思和的指责，最严重的还不是“小圈子化”，而是他们认为由“小圈子化”所导致的刊物水平下降，“文学性”的削弱，小说质量不如以前，而理论和学术所占比例太大。这背后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陈主编是学院里的教授，是“专家办刊”，杂志的主编助理和编委都是他的弟子和朋友，是他使杂志变成了一本小圈子刊物，一本复旦大学的实验刊物，而《上海文学》是公共媒体，不是同仁刊物，因此有人指责这是陈主编为自己谋利益的“陈家店”、“陈记文学作坊”。
更有甚者，说陈思和主政《上海文学》是“将公共媒介变为同仁刊物”，这些“小圈子”、“同仁”就是好办事的“熟人”，“公共舆论资源”就是这一堆熟人的一桌菜，大家心照不宣，只管开吃，这其实不仅仅是公共资源被转化为私人园地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这是一种话语权的侵占。批评陈思和的人大多都在这一点上和陈教授“较劲”，确实，当一本刊物从主编、主编助理到编委，大都是主编的弟子和朋友，谁都认为这有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的嫌疑。公共媒体应该有公共媒体的原则，兼收并蓄、兼容并包，这就需要办刊者具备职业办刊人的素质。
有人认为，虽然陈思和有一些文学主张，但这些主张可以做学问，不一定能办刊物。如果是公共媒体的话，作为学者和办刊人的立场并不都是一致的。
陈思和的遭遇不仅让我们想到了汪晖，汪晖主政《读书》杂志以后，受到的批评指责恐怕更多，原因就是他改变了前任的办刊思路，《读书》作为一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杂志”，汪晖主编以后被不少人指责理论和学术色彩过于严重，导致可读性大不如以前。究其原因，可能和汪晖的学者出身有关，作为社会科学院出身的汪晖，加上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担任主编以后自然会走上学术化的道路。
如果联系到《读书》杂志的“思想评论类”的性质，汪晖如此改变尚且非议众多。《上海文学》作为一本纯文学的名牌期刊，陈思和“胆大妄为”的“小圈子化”当然会“引火上身”，招致非议。对于众多指责，陈思和并没有保持沉默，他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当初是组织要求我成立一个编委会的，而上海是文艺理论的重镇，我也想加强这一块，编委会里便选了较多的文艺理论家。我提出的名单是得到上级认可的。”《上海文学》编委会成员中郜元宝和张新颖等确是陈思和的学生，还有许多是他的朋友，但陈思和认为他们同时也是高校的学术骨干，他们没有发稿权，而且所有的编委会成员都是义务的，《上海文学》没有请他们吃一顿饭。编委们没有利用杂志的文化资源，只是对《上海文学》的多年的感情，才将自己的最优秀的文章拿到上海文学发表。
在一些人看来，陈思和的这些辩解实在是没有力度，首先，抬出上级组织来，给人一种要将成立编委会的责任推脱给上级组织的嫌疑，而且这明显是在为自己争取“合法地位”，但谁都清楚，既然《上海文学》聘任陈思和当主编，那一定就会把刊物的编辑权交给他，编委会的成立只有陈思和倡议、组织才可能名正言顺地成立，这一点陈思和没有必要推脱。其次，编委会名单的定夺肯定离不开陈思和的“把关”，既然成立了编委会，就要起到编委会的作用，何来什么发稿权的有无？即便是不考虑编委会成员大都是陈思和的学生或朋友这一点，编委会当然应该而且能够对刊物有所“作为”，何必要遮遮掩掩地说“没有发稿权”。再次，说编委会没有利用《上海文学》资源，那对于几乎每期杂志上面都出现他们的文字又作何解释？再说了，何谓“优秀”文章？这“优秀”文章的判断标准由谁来定？由谁来把握？这样的问题只能是越抹越黑，不好争辩。
陈思和教授的得意弟子郜元宝也站出来替老师说话：“我不觉得它有什么小圈子倾向，编委会里是有不少他的学生，但编委会都不参与编辑事务，只是议论的人。”而张闳则认为：“《上海文学》现在的小圈子化倾向非常明显，这个大家都看出来了。陈思和确实有把公共资源变成私人资源的嫌疑。从主编、主编助理到编委，都是他的弟子和朋友，包括他所发布的文章的作者成员来看，文章作者的范围缩小了。这里面最大的问题，还是学者办刊和职业人办刊是完全不同的。《上海文学》这个杂志显然是公共媒体，不是同仁刊物。”
如果我们联系到当今学术界一些现象，也许我们不应该对陈思和要求太过苛刻。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公器私用是当今学术腐败的一个重要体现。学术者，天下公器也。由此衍生的报章刊物，也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共同拥有的园地。可是，打开一些文学和学术刊物，很多都是已经被当作自留地、圈子、山头来利用了，目录上看到的总是同样的一小撮人的名字。其中的运作方式无非就是相互抬轿子，做交易。多少在上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还很有品格的刊物，现在都已经变得如此这般了。利用公器来做个人学术交易，实际上跟挪用公款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当今学术界还存在着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某些书斋型学者成长为了“社会活动家”。关于这一点，钱理群先生曾经在《中国大学教育十二问》有过妙论。他说这些“社会活动家型”学者“或根本没有学问，但擅长公关；或也许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了点功夫，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极力推销自己的产品，以取得最大报酬（经济的与政治的），通常情况下，还要‘超值’。这样的人，还往往被选中充当学术官员的接班人，一旦有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竞争机制，为自己捞取更大利益，同时拉帮结派，‘武大郎开店’，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辈或年轻人，有的甚至成了学霸”。
若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陈思和，他的确有“社会活动家”的嫌疑，也确实因为学术的优秀而担任着不少职务：从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到文学院副院长，从上海作协副主席到《上海文学》主编，陈思和似乎确实在演绎着“学而优则仕”的千年古训。但这样来评价陈思和是不公正的，他骨子里并不认同做学术官员，他还是一个向往书斋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从他源源不断地学术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来。尽管他近年的研究大多以访谈、序言、对话等相对较为简单的形式发表出来，但他那善于思考、观点新颖的姿态没有改变，担任一定官位的陈思和还是那个向往“在书斋里革命”的陈思和。
陈思和之所以参与到编辑、出版等实践事务中来，与他所秉承的知识分子应该通过学术、教育、出版来实现自己理想的信念有很大关系。遗憾的是，陈思和在出版方面取得不时受到称赞的成绩以后，却在主编刊物方面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
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陈思和离开《上海文学》仅仅是因为这些批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陈思和在《上海文学》2006年第8期《感谢与告白》中以给读者陈抚生回信的方式说：“我应邀来主持《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已经三年，最近根据新闻出版署有关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必须是主管、主办单位的在编人员的规定，我从下一期起将不再担任主编之职。”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陈思和对此又作了更加具体的说明，他说“原因并没有揣测中那么复杂，事情的起因，是上海社科院主办的一份报纸曾交由外地人来管理，结果经济上出了问题；于是宣传部就重申了一份1995年国家新闻总署的政策，上面提到：单位或地方主办的报刊，须由本单位的人担任主编……我虽然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却不是在编的专职作协成员，我的组织关系落在复旦大学里，所以不宜担任该职”。
那么，是这个上级文件导致陈思和离任的吗？表面看是，其实不是。即使没有这个文件，陈思和也会离开《上海文学》，这只是时间早晚问题。陈思和离开《上海文学》，和他的理想主义有关，更和他为自己所确立的知识分子岗位意识有关。但这并不是说陈思和不懂刊物，虽然他没有在《上海文学》实现自己的“编辑理想”，但他在主编理论丛刊方面的表现却是非常出色的。
陈思和曾经编辑过数套丛书，可以说很有编辑经验和思想，这从他的一些谈话和实践中可以体现出来。陈思和极为看重编辑出版工作，出版学术丛刊是他学术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火凤凰新批评文丛”到“火凤凰文库”，从“世纪回眸人物系列”到“逼近世纪末小说选”，陈思和不断向我们推出高质量高品位的丛书。周立民认为，用“用心良苦”来形容他在这方面所花的气力，并不过分。陈思和很在乎把出版活动的方式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相联系，陈思和认为出版是属于知识分子专利的行业。因为它是从事精神产品的传播，尤其是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运动中，出版工作是知识分子将其知识价值转化为社会动力，并实现其自身价值的主要渠道。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都是集出版、教育、学术于一身，陈独秀办《新青年》即是如此。
陈思和一向重视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一向看重自己的知识分子“岗位”，而出版恰好契合了陈思和的“岗位意识”。出版既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发扬理想的天地，又是文明成果得到积累、文化传统得以流传的重要载体。
知识分子投身出版，于学术于出版都是相得益彰的事情，没有谁比他们更能通晓知识的真正价值与精奥，有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贯注其中，出版事业才不仅仅是个商业行为，而是被纳入文化建设当中，成为国民精神发展、人类文明承传的重要渠道。因此，陈思和认为，教育与出版是当代知识分子两个最重要的经营领域。这些“多少贯注了自己的一些思想”的理论丛书，其出版是有目的地利用市场经济所提供的契机来表达自己思想，并借此来打破长期以来学术界定于政治一尊的狭隘局面，开辟出一个广阔的知识分子话语空间。
陈思和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从事理论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知识分子在面对商品经济大潮所进行的自觉探索，是对自己学术思想的积极探索。评论者何清认为，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个人学术社会化的主要途径，编辑出版活动与人文教育事业都属于知识分子精神劳动价值转换的范畴。学术、教育、出版构成了知识分子精神产品实现的总体工程，在这一工程中，由于职能不同，担任学者、作家、出版家、教师以及隐身在现代传媒系统中的一大批记者、传媒编辑、节目主持人、制作人等“后知识分子”大军，慢慢地将在市场经济下的各类文化领域承担起知识分子的工作和功能，以保证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继承和传播。
由陈思和和王晓明携手策划的“火凤凰新批评文丛”的编辑出版，显示了策划者的胆识和远见。这是一套纯正的学术论著，它的最大特色就是“新”，关涉内容几乎全是探讨评析当代文学领域内的新人、新作、新现象，作者也多是在学术界初露锋芒的新人，以思想的新锐和学识的敏博取胜。继此之后，陈思和又和李辉策划编辑了“火凤凰文库”，它以中国当代著名知识分子纪实体文章为主，融散文、随笔、回忆、自传、杂感、书信与一体，真实地反映了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这两套标注“火凤凰”意象的丛书的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可见，陈思和在编辑出版理论书籍方面特别是和自己专业接近的理论批评丛书还是很有些独特之处的。陈思和所策划的“世纪回眸人物系列”，推出了鲁迅、钱钟书、沈从文、胡适、周作人、陈寅恪等许多文化名人的传记。
对于书籍出版，陈思和有自己的思考。围绕当代文化趋向与图书出版，他曾经在山东出版集团作过专题演讲，他提出最好的出版家是创造文化思潮、扭转文化潮流的人，这样的出版社是原创性的出版社，所谓的品牌，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陈思和提出现代读物概念，认为出版社最关心的是现代读物，现代读物与流行音乐、影视传媒，在当代社会大众文化中是三足鼎立的局面。
出版社百分之八十的书籍，都应纳入现代读物的概念里。
面对当下的出版状况，陈思和不无焦虑地说，“今天出版业投入市场就应该有整体之规划，不能把它仅仅看作追求利润的单位，应该把体现、传播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出版与适合一般娱乐性消费的现代读物区别开来。对现代读物的确认，是当代出版业很重要的理念。以我对出版的观察，我认为有三大概念：一是专业书、二是教材类，三是现代读物”。
从陈思和在出版方面的理念和思考可以看出来，他不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不懂编辑的人。而且他在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重要的成绩。按说有了这些实践和学理上的积淀，陈思和主持《上海文学》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但为何他会遭致那么多的质疑？是他学术根底太浅导致他对文学刊物有偏见？显然不是。
陈思和1981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以来，其研究成果可谓已经是著作等身，尤其是在巴金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上学术成果颇丰。他提出一整套有关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理论：战争文化心理、民间文化形态、潜在写作、共名与无名等文学史新概念，并从这些新概念出发，重新整合从抗战到“文革”这四十年间的文学发展史。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获得全国普通高校教材一等奖，人称“具有重写文学史意义”）是目前中国高校里最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之一。在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研究中，他提出知识分子在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庙堂意识、广场意识、民间意识的理论，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应该明确自身在现代社会中的“岗位”。陈思和提出的新文学整体观，为学界打通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界限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法论。王光东认为，陈思和这种整体观的研究方法对“新文学与中外文学之间的关系”、“新文学内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民间文化形态在新文学中的作用与意义”、“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文学传统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把与新时期文化建设及文学发展紧密相关的现代思想带进了当代生活中，为当代文学现象找到了变化的依据和精神依托，又在整体的联系中进一步确立了当代文学现象的位置、意义。据此，陈思和对“新文学传统”有了不同常人的认识。他超越启蒙传统的束缚，提出对文学本体的回归；超越西化与传统的对立，重新估定传统的意义；超越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端，使新文学传统包含了现代主义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精神。
陈思和几乎每隔一二年就出版一本书，除与李辉合著的《巴金论稿》外，现已有文学史专著《中国新文学整体观》、《巴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学术传记《人格的发展——巴金传》、编年体文集《笔走龙蛇》、《马蹄声声碎》、《羊骚与猴骚》、《鸡鸣风雨》、《犬耕集》、《豕突集》、《写在子夜》、《牛后文录》、《谈虎谈兔》、论文集《不可一世论文学》等问世。此外，陈思和还和其他学者一起发起参与的“重写文学史”以及“人文精神寻思”大讨论都曾引起过很大反响。
总之，陈思和立足知识分子本位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追寻、对文学本体的审美批评和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等问题上的深刻见解，高度的学术怀疑精神，立足中国本位的“整体观”、关注“民间”的“重写文学史”努力都充分显示了他的学术个性，在这个向度上，他是新一代学人的楷模。正如王光东所说，一个关心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和当代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人，不管你是赞成他或是反对他，大约都会注意到陈思和在这个学术领域里的工作、实绩。
文学研究成绩的丰硕和出版文学丛刊的实践并没有让陈思和在主政《上海文学》期间“风调雨顺”，这不是他没有“本事”，更不是他没有那个“资格”，而是陈思和的理想主义和知识分子岗位意识太过浓重，他太急于要实现自己的这种理想，要落实自己的岗位，而没有注意自己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没有把握拿捏好公共媒体面对读者的尺度。
考察陈思和的学术研究会发现，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一再出现“岗位”这个词语。他认为的“岗位”有两层含义，一是知识分子谋生职业，这其中包括了知识分子学术责任与社会责任；二是他自己所说的“知识分子说到底不是一个社会的经济概念，而是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象征，代表了人类社会最高的文化层次，将对未来以至永恒都有意义。不管社会多么腐败和堕落，只要真正的知识分子在，文化的精血就不会消亡”。由此可以看出，陈思和把知识分子这个“岗位”看作文化精英立场上的民族良心和民族文化的弘扬者、传承者。陈思和在自己认定的“岗位”上形成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和学术理想，这种对岗位的认同和岗位意识的确立，是现代知识分子对自我的定位，是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觉，是对知识分子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现实责任的清醒认知。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陈思和离开《上海文学》并不是因为毫不留情的批评文章和所谓上级文件这两个外在原因，而是他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文化精英的岗位意识让他炒了自己的鱿鱼。他太想把自己的文学理想贯注到杂志中去了，而且他采取的方法过于简单，不够“策略”，这恰恰也符合他的学术性格。如果他能在办杂志的时候左右逢源四面开花，那可能就不是陈思和了。这不是他所感兴趣和乐意做到的。他要迅速在杂志上建立自己的风格，要把杂志作为实现他文学理想的场所，他做的是那么投入，那么气壮山河，可是他却忽略了他要面对的读者这个复杂的群体。杂志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舞台，可以让你在舞台上唱歌、舞蹈乃至任何随心所欲的表演，但你一定要清楚，台下面还有观众，他们才是舞台的真正主人。你可以引导他们的欣赏口味，但你一定要注意“启蒙”的方式方法。不然的话，那就会“下课”。当代的中国语境，大概还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为所欲为”的时代。
记得陈思和曾经说过“既然观众失去了，那你就只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回到自己的学术里去，再也没有千百双眼睛盯着你看时，惟有一双眼睛会永远监视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眼睛。当再也没有大众来关心你，议论你，评判你的时候，只有一种标准会永远地制约着你，那就是你自己的良心。”如今，陈思和又回到了大学校园中，祝愿他能恪守住自己的这一学术理想，永远不要再次“下课”，走得更加稳健一些、高远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