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战事不断，在蒙古铁骑的强有力进攻下，大批儒士颠沛流离，有的葬身沟壑，有的沦为驱奴，儒士及他们所载承的中华统文化遭到了很大的摧残。
以耶律楚材为代表的少数汉族儒人，曾以其卜筮、理财、医术等技艺取得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的信任。利用种种便利，向蒙古统治者竭力宣传儒学的意义与功用，还说服蒙廷实行“戊戌选士”，解脱了部分儒士的奴籍，让儒士继僧道之后开始享有了很大的重视度。还在 1222 年左右建起了燕京夫子庙。元末张昱诗日：
一时睿断出天真，太祖雄姿自圣神。
宣谕黄金塑圣人，要将儒释同尊奉。
但是蒙古统治者对士、儒学的接受与同程度仍极为有限。蒙哥汗曾说：“孔、老之教，世少用，不达性命，唯说现世，只可称为贤人”。佛教则可以“穷尽生死善恶之本，深达幽明性命之道，千变万化，神圣无方”。在蒙哥汗看来，儒学在道、释、儒三教中说服性最差，也难以收到祈天祝福的效益。
总的说，蒙古四大汗时期，儒学的地位被贬低，多数儒士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与任用。
忽必烈是第一位主动接触与学习汉地儒学的蒙古贵族。1252 年北方名士元好问、张德辉想尊其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同意。在此前后，忽必烈的金莲川幕府中也曾汇集了许多汗朝儒雅之士。这些儒士学术志趣都大抵相同，无不殚精竭虑地向忽必烈献上儒学之道。王鹗进讲《尚书》、《孝经》、《易经》和古今之变、齐家治国的道理。赵璧把《大学衍义》译为蒙语，专门在骑马时讲给忽必烈听。窦默则首论三纲五常，还引发了忽必烈“人道之端，无大于此”的共鸣。忽必先后任命儒许衡为京兆儒学教授，张德为提举真定路学校，颁降令旨让地方官府实施蠲免儒户兵赋条例与代答刺罕管辖邢州，实际上主要是以儒士和儒术来治理的。忽必烈还受高智耀“以儒为驱，古无有也。陛下方以古道为治，宜除之，以风厉天下”的建议，令高循行州县，释放被拘留的文人儒士。
儒学与儒士为忽必烈提供了来自汉地王朝的很宝贵的记录，提供了直接治理汉地的基本蓝图与更好的方法。这对忽必烈成为少数民族君主中统一南北和以汉法治汉地的第一人，意义重大。忽必烈即汗位后的最初一两年，很多儒士被重用，担任中书省宰执和宣抚使等。譬如中书省平章赵璧，左丞张文谦，右丞廉希宪，副使徐世隆，燕京路宣抚使李德辉，副使王磐，益都济南等路宣抚使宋子贞，平阳太原路宣抚使张德，北京等路宣抚使杨，东平路宣抚使姚枢，北京等路宣抚使杨果等。他们占当时中书省正副宰相的二分之一，占十路正、副宣抚使的五分之二强。
特别值得一提是，忽必烈还特意命令皇子真金从名儒姚枢、窦默受《孝经》，讲授完毕，忽必烈予以重赏。至元八年（1271 年）又降旨新任国子祭酒许衡教蒙古生四人，后增到七人。这几名蒙古生都是由忽必烈亲自拣选出来的。坚童、太答、秃鲁及康里人不忽木都包含在里面。忽必烈曾亲自观赏他们所书字，亲自试验所学成效，奖励优秀的人。忽必烈还特意嘱咐许衡用心辅导怯薛长、中书省右丞相安童。
关于此安排，元人苏天爵称颂道：
世祖圣明天纵，深明儒术之大，思有以变化其人而用之，以为学成于下，而后进于上，或疏远未即自达，莫若先取侍御贵近之特异者使受教焉，则立竿见影。
苏天爵语，虽有奉承之意，但反映的情况多数是真实的。无论忽必烈是否有意，若干年以后，不忽木、真金、安童等均得到不同程度的儒化，并成为朝廷中儒士的政治代表或支持者。
比起持有“儒家何如巫医”与“不蹈袭他国所为”偏见的蒙哥汗，忽必烈对儒学治国齐家之道更有关。忽必烈曾经说：“孔子言三纲五常。人能自治，而后能治人；能齐家，而后能治国”，忽必烈对孔子学说也能够言其要领，慢慢说来。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应该承认和正视，忽必烈对儒学没有完全信奉和尊崇，而仅是有选择地学习和吸收。
忽必烈非常强调儒学的应用性。
当廉希宪读《孟子》怀书进见，阐扬性善义利之说时，忽必烈誉其为廉孟子。
而当至元七年（1270 年）廉希宪因忤旨罢相赋闲。忽必烈询问廉居家何为，左右回答：读书。忽必烈当即批评道：“读之不肯见用，读书固朕所教，何多读为？”
可见，忽必烈对学儒读经，基本要求是能为其治国经世所用。
所有儒士中，张文谦、赵璧、姚枢、廉希宪四人治国经世之才稍显，能为忽必烈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相对而言，他们四人还能受到一定的重用。
对许衡的态度则要差很多。一次，忽必烈批评许衡：窦汉卿独言王以道（文统），当时你为何不说呢？岂孔子教法使汝是耶？汝不遵循孔子教法若是耶？以前的先不追究，今后勿尔也。是云是，非云非，不可者勿行，可者行。我今召汝无他，省中事前虽命汝，汝意犹未悉，今面命汝。他们都说你好，想有其实。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国事所以无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谋谟在汝。谓汝年老未为老，谓你年小不为小，正当黾勉从事，不要辜负平生所学。
宋元时期儒学的主流已发展为理学，许衡便是北方理学宗师。虽许衡在汉族儒臣心目中是学术领袖与旗帜，尽管至元初许衡也曾上疏论及立国规模，中书大要，为君难，农桑学校，慎微等五事，但他空言性理较多，帮他做实在的事又少。
有些说法本来就比较冗长深奥，又需要借助翻译为中介，忽必烈很难听懂，更不易认可。即使忽必烈自择高明翻译，也难免发生言不逮意或语意不伦等情况。忽烈指责许衡未直言文统问题，指责他年富力强却不做实事，指责他负盛名而不务实，这是错误的。
儒学只是忽必烈所接触的汉地文化的一个，并不是全部。他接触汉地文化还包括传统官制、阴阳历数、王霸之术、道教及汉地佛教等。无论忽必烈的藩邸旧臣，抑或即位以后招罗的文臣，事实上只是凡夫俗子，还有不少擅长王霸之术、阴阳历数、诗赋文辞、管理财赋，或者佛、道、儒兼通者。这些人员都在忽必烈面前施展自己的才能，争取他的认可。忽必烈对这类人的重视与赏识往往不在纯粹的儒士之下。试举例如下：
刘秉忠学贯佛、儒、道，尤精通晓音律、算数、推步和仰观占候，还娴熟治国之术。忽必烈说他“事朕三十余年，小心慎密，不避险难，事有可否，言无隐情。又其阴阳术数之精，占有知来，若合符契”。他同忽必烈“情好日密，话必夜阑，如鱼得水，如虎在山”，这不是外人所能及的。
金末状元王鹗“以文章魁海内”，“一时学者翕然咸师尊之”。忽必烈对他格外优待；每每赐座，呼状元而不名。虽然他也曾给忽必烈进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但忽必烈最看重的是王鹗。包括《中统建元诏》在内的许多大诰命和大
典册，无一不是出于王鹗之手。
第九章所述原南宋太学生叶李因率同舍生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抨击贾似道缪司台鼎，病民误国，忽必烈闻其奏章，大加褒扬。特命侍御史程钜夫招至京师，赐坐赐宴，则五日一次人宫议事，很快提拔为尚书省右丞，赐赉甚多，成为忽必烈后期地位最高的人。
忽必烈对人才的衡量尺度，除了为己所用外，都是因其是各有才能。这种喜好并不以儒学为界限，儒学也罢，其它也好，只要属于奇异杰出技能，忽必烈就一概抱着极大兴趣与热忱去关注，去重视。出于这种喜好，忽必烈的心目中自然不会独尊儒学了。
儒学与儒士不能满足忽必烈黩武嗜利的需要，有时更是相各抵能，这也是他对儒学不十分信赖、热衷的因由。
在每次大的军事征伐前夕，儒士们多半会仁爱理念、基于仁义，跳出来反对忽必烈。
如忽必烈率兵渡江攻鄂州之际，郝经上书说：“彼无毋可乘，未见其利。唯修德以应天心，简贤以尊将相，发政以慰人望，悖族以壮基图……兴文治，育英材，饬武事，恤疲氓，以培植元气。藏器于身，与待进机，则宋可图矣！”郝经的意思不外是，以文治德政为本，停兵以待，不必急于攻宋。这与他的思想相冲了，自然不能被忽必烈采取。
又如襄阳攻克后，忽必烈备灭之南宋。许衡却认为不对，还强调“惟当修德以致宾服，如果用力去攻打，必戕两国之生灵”。这样愚笨的人，符合许衡理学家的性格，但对急欲建功立业、平定江南的忽烈来说，是很难让人接受的。
再如至元十九年（1282 年）忽必烈准备攻打日本，王磐谏止说：“日本岛夷小国，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不胜则损威，不伐为便。”那时发兵日期已定，忽必烈对这类说三道四，非常不高兴。他斥责王磐说：“此在吾国法，言不赦，汝有它心而然耶？”王磐辩解说：“臣以八十之年，又无子息，有他心欲何为耶！”
才把他的疑心和不满消除。
清人赵翼批评忽必烈嗜利黩武。事实上忽必烈的嗜利与黩武，是密切联系的，军事征伐必须有巨额军费的支持，为了顺利进行军事征伐，忽必烈势必重用理财之臣，以搜敛财富。此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而儒臣不但对军事征伐持消
极态度，对忽必烈重用的理财官员也不予以赞同。中统初，王文统以中书省平章掌管财政，为忽必烈政权筹办了较充裕的钱谷经费，深受忽必烈的喜欢。儒臣许衡、姚枢极言治乱休戚，应该以义为本。窦默甚至在忽必烈面前直接斥责王文统“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刀举许衍。许衡、窦默等显然把他们与王文统的分歧，当作传统的义、利之争的继续。殊不知王文统协助忽必烈理财助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忽必烈对窦、许、姚三人一味崇义斥利的意见，并不赞同。因此，三个人都被逐出朝庭枢要，改任国子祭酒、翰林侍、大司农讲学士等闲职。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使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特别是在阿合马升任中书省平章、忽必烈对他更加重视中，儒臣和阿合马的冲突也日益突出。由于忽必烈的偏袒，儒臣指责批评阿合马的种种努力都以失败告终。如张文谦多次在忽必烈面前极论阿合马害政，却因阿合马嫉恨被迫辞去御史中丞之职。许衡奏劾阿合马专权无上，蠹国害民，又反对阿合马以其子掌兵柄，指出，子又典兵，父典民与财，乃反侧之道。谁料忽必烈把这话告诉了阿合马。许衡为避祸，主动辞掉中书省左丞。另一名儒臣廉希宪也因多次与阿合马抗衡，被排挤到北京与江陵行省。
儒臣们讳言财利，无以副忽必烈裕国足民的愿望，不懂理财，迂腐僵化，也是忽必烈疏远他们的原因之一。许衡曾于《楮币札子》内指责纸币“制法无义，则古先圣王知其为天下害必不可行也”。到元十二年（1275 年）二月在讨论江南新征服地区上是否废交子会子改行中统钞时，姚枢觉得：“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徒单公履又云：“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
忽必烈的裁决是：徒单公姚枢、履“不识事机”，应该这样提出，迅速更换宋交会子。南宋灭亡，废交子会子，不避免混乱，而且利于统一。姚等顽固地阻止这件事，难怪忽必烈说他“不识事机”。
元人孔齐说：“世祖能一统天下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孔齐的话、儒学的态度，又受到李璮之乱和阿合马被杀事件的影响而前后有较大变化。李璮之乱发生以前，尽管王文统对儒臣有所压制，但廉希宪、张文谦等继续留任中书省等枢要机构，忽必烈同许衡、窦默、姚枢等儒臣的关系仍比较近密。李碹之乱爆发后，忽必烈对汉官有害怕，开始重用阿合马等回回人理财，并以其牵制汉宫。阿合马擅权柄国近二十年，在他被杀之前，儒臣全部被排挤出中书省，姚、许、窦等著名儒臣老死过半，落花流水。阿合马被杀后，忽
必烈对汉官的疑惧进一步加深，儒臣也在此当中。后来，虽然有太子真金、右丞相安童、近侍不忽木等受儒学影响较深的非汉族人员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但至元二十二年（1285 年）左右忽必烈身旁汉官已很少，朝廷大臣中的儒臣集团已经没有了。
因此，王恽不胜感慨地说：“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姚、赵、杨、商、王之伦、许，盖尝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今则日：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矣。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
忽必烈较热心地举办儒学教育，却拒绝科举制度。蒙古贵族南下攻金初期，同汗朝儒士隔膜较大，杀了很多儒士，毁于战乱的州县学校不计其数。苟且保全性命的儒士，也难逃恶运。自耶律楚材获得成吉思汗父子的信任后，才有所转机，燕京国子学和各地的官办、民办儒学慢慢复原。忽必烈应是较热心地举办朝廷与地方儒学教育的第一人。
除了前述张德辉说服忽必烈重新兴办真定庙学与许衡奉命提举京兆学校外，还有一位重要谋臣刘秉忠就曾向身为藩王的忽必烈献策：“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应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选拨人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这条建议尽管因忽必烈总领漠南军国重事使命的中断，没有取得效果，可对忽必烈即汗位以后兴办儒学有很大影响，世祖朝中央同地方的官办儒学大抵是循着刘氏的说法举行的。
忽必烈热心举办儒学教育，可以概括成以下方面：
第一，兴建正规的国子学。
蒙古占领燕京后，燕京行台官王橄新成立了夫子庙学。窝阔台五年（1233年），蒙廷在燕京夫子庙的基础上设立国学，然而，这个“夫子庙学”总的而言只是王械运用职权建立的燕京地方儒学，此“国学”也只是蒙廷举办的蒙古贵胄学习汉语的学校，两者都不是“国子学”。
到元六年（1269 年）七月，应张文谦、窦默奏请，忽必烈正式置国子学，命许衡为第一任国子祭酒，选举贵族。到元二十四年（1287 年）闰二月，又增设国子监，掌国子之教令。
国子学和国子监的正式成立，让元朝廷开始有了儒学最高府，而同其他汉地王朝没有两样了。
第二，地方普遍兴办儒学。
中统二年（1261 年）八月，忽必烈听了翰林学士承旨王鹗的意见，特诏各路设立提举学校官，选博学老儒敬铉、王万庆等三十充任，训练在学诸生，储备人才。这意味着北部中国地方官办儒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蒙古统治者不重视儒学文治的局面。
平定江南后，南宋原有的地方官学很多被继承，还在元二十四年（1287 年）设立江淮十一道儒学提举司，专掌儒学教育宗初，南儒学提举进一步改为各行省只设立一个全国范围的地方官办儒学的普遍设置，都是在忽必烈朝完成的。
第三，儒学教官的制度。
儒学教官一般始于宋朝。忽必烈实现南北统一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教官的制度化逐步设立。即国子学设祭酒、博士、司业、各道，助教（后改行省）设儒学提举司正、副提举，路学设教授、学录、学正、散府学和上、中州学设教授，下州学设学正，县学设教谕。到元二十一年（1284 年）还设了《教官格例》，予以管理教官之方法。
儒学教官的普遍设置，客观上同元代诸色户籍职业分类体制相对应，忽必烈将其制度化，一定程度上也为儒学教育发展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同热心儒学教育形成较大反差的是，忽必烈对科举很悲观。忽必烈即汗位初，曾召许衡于上都，问怎样科举。许衡回答：“不能”。忽必烈说：“卿所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据说，到元十一年（1274 年）忽必烈曾让朝臣讨论过科举行废问题，且制定了严格的格式，但一直未实施态度，既受汉厌恶金宋文士溺于场屋奔竞、唯务赋空文的舆情影响，也同他是蒙古人有一定的联系。
早在金莲川藩府时，读经穷理的理学家群与热中诗赋的金源文学群，在兴趣理念等方面就是有所区别的。元朝建立后，两方虽都赞成科举，但在试经义抑或试诗赋上有很大的区别。忽必烈对举取士并不是有很大兴趣，或许他意识到科举考试是汉人士大夫的“专利”，对蒙古贵族不利，他有意无意地利用这两个群体的分歧，阻止开科举士。
当徒单公履建言试诗赋开科举时，忽必烈特意诏命窦默、姚枢、杨恭懿等杂议，杨恭懿等马上说“日为赋诗空文”的弊端，忽必烈马上认可，并作为拒绝科举的理由。
当徒单公履得悉忽必烈尊崇佛门中的教宗（指天台、法相、华严等宗）而压抑禅宗，乘机进言：儒人亦有教、禅之别，主张以诗赋科举取士的，类似佛门中的教；道学则类似佛门中的禅。忽必烈听罢，非常愤怒，甚至命令他们与一位中书省左丞“廷辩”。恰巧遇到了董文忠，忽必烈竟质：“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董文忠连忙解释：“陛下每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益治国，何关修身！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都是孔孟，乌知所谓道学哉。而俗儒守亡国余习，恐非陛下上建皇极，下修人纪之赖也”。经忽必烈亲近宿卫董文忠这样说，忽必烈才算停止了对理学家姚枢、许衡的指责与痛斥。
忽必烈对儒士中的读经之士与热中诗赋者，有不同意见，但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用。他曾经对藩邸旧臣赵良弼说：“高丽小国，匠人棋人都超过汉人，关于儒人通经书，学孔孟，汉人只是课赋吟诗，有什么作用？”忽必烈这里说的汉人，很明显是指原金朝统治下热中诗赋的北方人文士。忽必烈讨厌“只是课赋吟诗”，是因为他们于治国修身无用。徒单公履借门教、禅之别，一度攻击理学家奏效而引起忽必烈对许衡、姚枢的极为不满，也是因为他们讳谈兵赋，空言性理。
非常显著，忽必烈既重儒士又嫌其迂阔的心理，说来也简单，就是儒士儒学不能完全满足其“为我所用”的需要。
在忽必烈较热心地举办儒学教育于拒绝科举的复杂政策下，居然出现了“九儒十丐”的奇怪情况，这又作何解释呢？
自南遗民郑思肖《大义略叙》。原文日：
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都有自己统辖的范围，僧为僧官统僧，道士为道官统道士。
首先，郑思肖所云自“官”到“丐”的排序，一般是元朝职业户计的分野，当时的户籍名色，的确包含了吏、官、道、僧、医、猎、工、民、儒等类别，而且是各立官署，自治其人。少了“军”。上述排序中的“九儒十丐”，只是郑思肖按职业户计的胪列，不是官方正规，所以，不能全面反映忽必烈时期儒士的实际地位。
第二，忽必烈时期的儒士，虽然能享受免除差役、儒户定籍、选拔充当教官及儒吏等待遇，但唐宋以来儒士赖以仕进登龙的科举迟迟未举行，大多数儒士“学
而优则仕”的门径被堵死。而在地方教官中，只教授有资品（从八品、正九品），学录、学正、教谕、山长等都是无资品的流外职，薪水每月只有钞三两以下。免有“热选尽教众做，冷官要耐五更寒”之类的哀叹牢骚。就仕进只限于中下层教官和吏员的大多数儒士而言，其地位确实是比较低的。儒士虽然未必卑微到第九位，但比僧、道肯定是低的。汪元量“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书生无用分明”的诗句，是无稽之说。
在汉人的帮助下和自己亲身实践中，忽必烈很明白“人才乃治之本”与“天下治乱，系于用人”的道理，他相信成吉思汗说过的那句：“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资左手承之，然后能固”。所以，他尤其重视选拔与任用帮助他治理天下的人才。
还是在身居藩邸之际，忽必烈就认识到用人的关键，他极为重视唐太宗即位前在秦王府延揽了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等很多人才，最后成就了很大的伟业。
忽必烈，意欲仿效唐太宗，广泛招揽四方之士，成就一番伟业。所以，他思贤若渴，闻才即拜，不惜广聘人才，礼贤下士。
忽必烈见身披袈裟的刘秉忠足智多谋，学问很深，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后来令其还俗，来帮自己。
忽必烈听说赵璧有才，即派“召见，呼秀才而不名。”听说金朝进士李俊民是位贤才，便“以安车召之”。又听说金朝状元王鹗是人中之杰，也派人到漠北。
至于“有王佐略”的姚枢、“才器非常”的郝经、多才多艺的李冶、以经术而知名的窦默、学优才赡的李昶、理学大师许衡、金代文学泰斗元好问、见识非凡的张德辉、聪明能干的张文谦等人，更是不能漏掉，想办法用了。
正如李谦所描述的，忽必烈“始居潜邸，招集天下英俊，访问治道，一时贤士大夫，云令辐凑，争进所闻。迨中统至元之间，分任岳牧，布列台阁，蔚为一代名臣者不可胜纪”。
忽必烈登基后，渴求贤士的精神还没有改变，他多次下诏征求人才，比如，至元十八年（1281 年），“诏求前代圣贤之后，儒医卜筮，通晓天文历数，并山林隐逸之士”。
至元二十八年（1291 年）“复诏求隐晦之士，俾有司具以名闻”，等等。
忽必烈闻听杨恭懿是位人才，非常不凡，派人多次诚心邀请，才请人京师，
大有刘备三顾茅庐的味道。在忽必烈的倡导和真心真意求贤的感召下，其时，用才、荐才、惜才非常流行。
儒学与术数兼通的太子赞善王恂、很有大器的御史中丞程思廉、久著忠勤的户部尚书马亨、大科学家郭守敬、守正不阿的刑部尚书尚文、书画泰斗赵孟頫等人，都陆续被推荐入朝，还受到了重用。
以往，人们在评论忽必烈用人时，认为他将百姓分为四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用人极其不公。事实上，忽必烈用人并非完全区分民族与地域，只要有才，且愿意为他服务者，他都加以利用。
比如，在他所任的著名人物之中，有蒙古族的安童、伯颜、哈喇哈孙、完泽、玉昔帖木儿等；有汉人刘秉忠、董文炳、张文谦、董文用、董文忠、文统、史天泽、赵璧、张启元、杨果、商挺、郑制宜、李庭、贺惟一、汪惟和、刘整、范文虎、卢世荣等；有南人赵孟頫、程钜夫、叶李、王龙泽、留梦炎、余恁、万一鹗、张伯淳、孔洙、凌时中等；有色目人不忽木、廉希宪、赛典赤赡思丁、阿鲁浑萨理、阿合马、桑哥等；还有西夏世族高智耀、契丹宗室耶律铸、拂林人爱薛、西域造炮专家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尼泊尔建筑艺术家阿尼哥、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等。
在忽必烈任用南人程钜夫时，曾有人说：“钜夫南人，且年少”，反对任用程钜夫。忽必烈一听，非常愤怒，说：“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
在任用赵孟頫时，也有人说赵孟頫是被元朝灭亡的南宋宗室，怕国人争取，不宜留在皇帝左右，忽必烈不听，依然和以前那样。
忽必烈任用五湖四海的各族人，说明忽必烈用人并非严格划分民族界限，而是看其是否有才及其对自己的忠心怎样，只要符合条件，他都大胆任用。
当然，忽必烈把蒙古人放在第一，而把汉人与南人放在低于蒙古人的位置上，那是忽必烈害怕汉人与南人不能尽心辅佐他所致，实际上，忽必烈这种担心与畏惧也是必要的，可以完全理解。
忽必烈还能知人善用。刘秉忠曾经对他建议说：“明君用人，如大臣用材，随其巨细长短，以施规矩绳墨”。忽必烈认为有道理，所以，尤其注重利用人才的长处，以便分别发挥作用。
比如，许衡等人深通儒家经典与历史上的治乱兴衰之理，但他们又有些流于空谈，不务实际，特别是对国家急需的理财问题很不清楚，这样的人才就不是宰相之才，因此，当有人提出让许衡做宰相时，忽必烈不予采纳，而让他去管理教育及备顾问，才是真正地发挥了许衡的的优点。
忽必烈认为，宰相之才，需“明天道，尽人事，察地理，兼此三者，乃为称职。”他认为阿合马等人才可任宰相。
阿合马等人善于理财，忽必烈任用他发挥其特长，这是正确的。但阿合马等人又有贪污受贿与大肆搜敛的短处，忽必烈未能加以限制，致使其理财失败。
过去，人们都认为忽必烈任用卢世荣、阿合马与桑哥是其失误，事实上，忽必烈也是量才使用。平心而论，阿合马、卢世荣和桑哥也确实是理财之人，忽必烈任用他们并没有错误，只是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对其商人贪婪的一面加以限制而已，所以出现了很大的损失。
忽必烈用人不搞绝对化，不任意更换。阿合马理财时任用了大批人，很多是当世之才。阿合马被王著锤杀以后，其奸贪之事暴露，忽必烈对阿合马之党进行了处罚。
随后，卢世荣受任理财，卢世荣有意任用一些阿合马任用的人才，但害怕人们说他，特上奏忽必烈说：“天下能规运钱谷者，向日都在阿合马之门，今籍录以为污滥，此岂可尽废。我想选择有才能的人使用，然惧有言臣用罪人。”
忽必烈很赞同阿合马所用之人“岂可尽废”的观点，同意任用阿合马时期的才能之士，特回答说：“不必如此，可用者用之”。桑哥理财失败以后，有人提议，斥退那些在桑哥得势时“为诗誉桑哥者”。忽必烈很不开心，说：“词臣何罪！使以誉桑哥为罪，则在廷诸臣，谁不誉之！朕亦尝誉之矣”，坚持任用桑哥之党首恶分子以外的才能之士。
这种将卢世荣、阿合马、桑哥之党首从分开，不因时事而废弃人才的做法，是对的。无怪乎封建史家说忽必烈“度量弘广，知人善任”，忽必烈的确是一位具有政治家风度和雅量的大人物。
所有伟人，仅靠一人的聪明与智慧，也难免有失误之处，所以，古人特别重视广开言路，把大臣进谏与皇帝纳谏看成是名君名臣的美德。忽必烈接触汉文化以后，也注重广开言路，集众人聪慧，治理国家。他用历史上的名君为榜样，注
意接受大臣们的建议与意见，成为历史上著名帝王之一。
忽必烈即位伊始，面临的是一个百废待兴、历经战乱的局面，一切都要从头做起。他急于思治，特召见张雄飞与江孝卿说：“今任职者多非材，政事废弛，譬之大厦将倾，非良工不能扶，卿辈能任此乎？”江孝卿听了这话，摇摇头谢称“不敢当”。张雄飞就回答说：“古有御史台，为天子耳目，凡政事得失，民间疾苦，都这么写；百官奸邪贪秽不职者，即纠劾之。这样，则纪纲举，天下治矣。”
忽必烈听后，很高兴，马上创立御史台，以前丞相塔察儿为御史大夫、张雄飞为侍御史。忽必烈特意对他们说：“卿等既为台官，朕为汝君，职在直言，亦当极谏，苟所行未善，况百官乎！汝宜知朕意”。
从此，忽必烈就将纠正缺失、广开言路的任务交给了御史台，以枢密院、医治中书省左右两手及时谏阻皇帝缺失。继而，忽必烈又立诸道按察司及肃政廉访司等机构，来加强对他的监察。
忽必烈曾经与李冶讨论历史和历史人物，忽必烈问李冶，魏征何如？李冶回答说：“魏征忠言谠论，知无不言，以唐诤臣观之，征为第一。”忽必烈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征者乎严？”李冶回答说：“今以侧媚成风，欲求魏征之贤，实难其人”。
李冶明确指出，当时很盛行阿谀逢迎，溜须拍马，很难寻找像唐朝魏征那样敢于犯颜直谏的人。窦默也曾向忽必烈指出：“君有过举，臣当直言，都俞吁睇，古之所尚。今则不然，君日可臣亦以为可，君日否臣亦以为否，非善政也”。这种阿谀之态忽必烈是看不惯的，下决心改变它，真正打开言路，以便利国利民。
至元十四年（1277 年），王思廉为忽必烈讲读《资治通鉴》，讲了魏征犯颜直谏的故事。主思廉说魏征经常犯颜直谏，有一次，把唐太宗气得要死，回到后宫生气说，一定要杀掉魏征，长孙皇后知道事情原因后，马上换上朝服向唐太宗进谏贺喜，说我国有魏征那样诤臣是皇帝的福气，国家的福气，只有皇帝虚心纳谏，大臣才敢犯颜直谏，这也是皇帝英明的一种表现。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转怒为喜，与魏征和好如初。忽必烈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让王思廉到皇后阁为后妃们讲这个故事，也让大臣们都知道这个故事，目的就是要魏征成为大臣们榜样，长孙皇后成为后妃们的榜样，敢于进谏。他自己当然要把唐太宗作为榜样，虚心纳谏。有一次，忽必烈遇到赵孟頫以后，问赵孟頫说“叶李与留梦炎孰优？”赵
孟颓回答说：“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赵孟頫的意思是“梦炎优”。
忽必烈不把它放在心上，说：“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遵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为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忽必烈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就是反对“依阿取容”的风气，倡导广开言路、踊跃进谏的风气。
为了扭转阿谀逢迎之风，忽必烈无处不表现出鼓励进谏的样子。而反对那些溜须拍马的人。某天，一位猎人不慎将忽必烈的一只猎鹰丢失，忽必烈见自己丢了心爱的猎鹰，非常生气。一位侍臣看到此种情况，从旁边大声说：“宜加罪”。
忽必烈对丢失猎鹰非常生气，而对别人的阿谀迎合更是生气，下令杖罚迎合的侍臣，而对丢失猎鹰的猎人却不予追究。
对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忽必烈都给予鼓励和表扬，比如，姚天福敢于“廷折权臣”，忽必烈非常欣赏，特赐名为“巴儿思”，“谓其不畏强悍，犹虎也”。
要扭转阿谀取谄之风，真正广开言路，单靠皇帝鼓励大臣们广泛进言是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皇帝要有虚心纳谏的态度。忽必烈在汉儒们的帮助下，逐步认识到了这一点。
忽必烈经过饮马湩时，得了足疾，许国祯为忽必烈配制了草药，让他喝。忽必烈嫌“药味苦，却不服”。
许国祯劝道：“古人有言，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忽必烈听了，虽然没有说什么，但还是没有服药。
后来，忽必烈足疾发作，又召许国祯来为他看病，忽必烈特对许国祯说：“不听汝言，果困斯疾。”许国祯回答说：“良药苦口既知之矣，忠言逆耳愿留意焉。”
劝忽必烈注意采取别人的意见。忽必烈听后特赠给他七宝马鞍。
在这之后，忽必烈牢记“忠言逆耳”的话，对大臣们的进谏都能虚心接纳。
忽必烈受汉儒影响很深，欲在宫廷中确立严密的等级礼仪制度，曾对撒蛮说过：“男女异路，古制也，况掖庭乎。礼不可不肃，汝其司之。”撒蛮受任之后，对宫廷人员按照“礼”的规定严格要求。有一次，近臣孛罗因受忽必烈的命令匆匆出宫，行道失次。撒蛮“怨其违礼，执而囚之别室。”忽必烈等了好长时间，
不见孛罗回来，询问原因，才知他被囚禁，赶紧命令撒蛮免了孛罗之罪。撒蛮遂进谏说：“令自陛下出，陛下乃自违之，何以责臣下乎？”忽必烈听了这话，深表赞许，说，“卿言诚是也”。
还有一次，猎人去不剌金狩猎时射中了一只兔子，结果误伤了名驼，射死了名驼，忽必烈一怒之下便下令杀死猎人。铁哥看到此种情况，进谏道：“杀人偿畜，刑太重。”忽必烈猛然醒悟说：“误耶，史官必书。”于是就下令放了那个猎人。
伯撒王妃得了眼疾，一位医生用针灸给她治疗，因失误，把王妃的眼睛剌瞎了。忽必烈勃然大怒，要把那位医生处死。许国祯听说后，进谏道：“这位医生的罪本来应该被处死，但他的罪是因为失误造成的。如果杀了他，以后谁还敢给王公贵族看病呢？”忽必烈听了，觉得许国祯说的对，特奖谕许国祯说：“许国祯直谏，可以作谏官”。
至元十四年（1277 年）七月，忽必烈有幸巡查上都，驻跸于察纳儿台之地，留守大都的耶律希亮赶来报告事情，奏对完毕，董文忠询问大都近来发生的事情。
耶律希亮说：“囹圄多囚耳”。
此时，忽必烈正靠着枕头睡觉，听说大都监狱关了好多人，顿时从床上。坐起，忙问原因。耶律希亮奏日：“近奉旨，汉人偷了六文钱的人就要被处杀，这就是囚犯多的原因。”忽必烈听了这话，很是吃惊，忙问“是谁传的这个圣旨？”
中书省臣回答说：“这个旨实际上是脱儿察传的。”
忽必烈就召来脱儿察询问原因。脱儿察奏曰：“陛下在南坡时，这个圣旨是用来告诫蒙古儿童的。”忽必烈听了这话，一下子想起来了，说：“前面说的是戏言，怎么能成为圣旨呀？”所以下令处罚了脱儿察乱传圣旨的罪。
耶律希亮又奏道：“命令已经传出去了，已经在民间造成了影响，现在必须说明他的错误，以安民心。”忽必烈很赞同耶律希亮的说法，立即派耶律希亮返回大都，谕旨中书省，明确说明收回先前所传的圣旨。
元灭亡南宋之后，忽必烈为控制亡宋的人，意欲把江南宋朝宗室及豪族大姓迁移到北方。叶李听说后，进谏道：“宋已归命，其民安于田里。今无故闻徙，必将疑惧，万一有奸人乘衅而起，非国之利也。”忽必烈听后立即取消了移民的打算。
至元二十一年（1284 年）春，右丞相和礼霍孙率百官奉玉册玉宝，尊称忽必烈日“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诸王百官前来上朝祝贺，喜气洋洋。
忽必烈高兴之后想大赦天下。
张雄飞知道后就进谏说：“古人言，无赦之国，其刑必平。故赦者，不平之治。圣明在上，岂宜数赦！”忽必烈听了很高兴，赞誉张雄飞说：“大猎而后见善射，集议而后知能言，你所言极是，我今天就听你的。”于是只降轻刑之诏。
忽必烈要求下面的大臣直言进谏，也能做到身体力行，勇于纳谏。有时大臣害怕圣旨，他不接受进谏，但也不怪罪大臣，事情过后，就给以安慰。比如，忽必烈准备征伐日本，王磐人谏日：“日本这个小国家，海道险远，胜之则不武，打不胜有损我们的威风，臣以为勿伐便。”
忽必烈不听，而且还很生气。王磐见到此种情形很伤心，说：“臣赤心为国，故敢以言，苟有他心，否则为何在从战乱的地方，冒着生命的危险赶回来？今臣年已八十，况无子嗣，他心欲何为耶严。”
第二天，忽必烈消气以后，觉得自己昨日对王磐的态度很不好，就专门派侍臣以温言安慰，让王磐无后顾之忧，又将内府珍玩碧玉宝枕赐给王磐。
又有一次，尚书参知政事何荣祖反对桑哥理算钱谷，多次在忽必烈面前请求罢免桑哥，忽必烈不听，他就进一步恳请，至于忤旨不少屈，最后硬是让忽必烈下令，他也不在文书上签字。就是这样，忽必烈也没有惩罚何荣祖。后来，理算钱谷使人民深受其害，忽必烈又想起了何荣祖之言，下令罢免了理算。
忽必烈确实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朕于廷臣有戆直忠言，常常不高兴而接受；违忤者，不曾定罪。盖欲养忠直，而消除那此侫臣”。直言者，均受到忽必烈的赞扬和重用。
在忽必烈的倡导下，阿谀逢迎之风有了很大的改变，直言进谏的人越来越多了。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忽必烈逐渐形成了宽仁厚重的性格，与历史上那些性格暴躁、喜怒无常的皇帝相比，忽必烈的性格是比较温和的，他从不因喜悦和偏爱而赏赐一个无功者，也从不因为发怒乱杀一人。他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因此，在用刑上十分慎重。
忽必烈曾经对管如德说：“朕治天下，特别重视，凡有罪者必令面对再四，
核实结果后再定罪，非如宋权奸擅权，书上定罪的是杀人也。汝但一心奉职，千万不要害怕忌嫉之口”。
忽必烈言出必行。他在杀卢世荣与桑哥之前，都曾召集大臣与卢世荣、桑哥论辩，诸事落实之后，才把他们杀掉。
桑哥当权，是最受忽必烈重用的时候，程钜夫曾上书弹劾桑哥，桑哥非常愤怒，羁留程钜夫，“奏请杀之，凡六奏，帝皆不许”。忽必烈没有因为宠幸桑哥而按他的话去乱杀人。
忽必烈曾经对宰臣说过：“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杀，汝勿杀，必迟回一二日乃复奏。”历史家对这句话有很深的见解，说“斯言也，虽古仁君，何以过之”。
的确，忽必烈为了避免乱杀无辜，用了很多办法，其慎刑仁恕之例比比皆是。
李璮叛乱，忽必烈追究时，发现某些汉人曾同李璮往来，也意识到其中一些很不赞成蒙古人的统治，他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只杀了王文统，其余，假装不予追究，没有扩大事情。
阿合马事件发生之后，他看到了其中汉人反对色目人以至反对蒙古统治的表现，但他小化了事情，仅杀了王著、张易、高和尚等人，其余不加追究。
其后的卢世荣事件、桑哥事件，忽必烈处理得也比较妥当，没有扩大化。就连南台御史上章请求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真金之事，他也没有过于计较。
事实上，忽必烈要弄清南台御史上章之事，不是很困难的，他不加深究就是不想把其事扩大，很好地处理了似有发展成为政变的大事。
忽必烈在一些小事也体现出了慎刑的精神。就像宋将刘整投降蒙元以后，宋朝荆湖制置使李庭芝为了离间刘整和蒙元的关系，特以金印牙符，授予刘整汉军都元帅、卢龙军节度使、晋封成燕郡王等官职。其书被永宁令得到，马上传送于朝，忽必烈令姚枢、张易了解其事。刘整亲自辨明于朝，说自己不知实情。忽必烈听了刘整之言，未加深究，只让刘整复书李庭芝就算完事。忽必烈处理慎重得体，没有激起刘整之变，忠心耽耽地为元朝卖命。
某次，有位牧人盗割驼峰，下令处死。铁哥谏阻道：“生割驼峰，实为残忍，但因此处死牧人，恐非陛下仁恕之心。”忽必烈听了，认为很有道理，用比较轻的刑罚处置了牧人。体现了忽必烈的轻刑与仁慈思想。
南宋灭亡之后，江南某些道观藏有宋朝皇帝画像，有位僧人和道士有矛盾，
便将其事报告了朝廷。忽必烈初听其事，以为有人造反，想处以重刑，但又有些犹豫，特以其事征求石天麟的意见，石天麟说：“辽国灭亡以后，辽国皇帝和皇后的铜像在西京一直保存，至今仍然有之，没有听说还能禁止的。”忽必烈听后疑心顿释，对江南道观及人民保留宋朝皇帝画像等事都不提起。
忽必烈对朝廷中的大事与小事慎于用刑，主要基于儒家的仁恕思想，对人具有一定的同情心，对待任何事情都有颗宽容的心。
至元二年（1265 年），张弘范驻守大名（今河北大名），正值大水，很多村庄房舍皆被淹没，受灾的老百姓无力交纳租税，张弘范遂自作主张，免除了老百姓的租税。
有人将其事上奏朝廷，忽必烈欲治其专擅之罪。张弘范请求人见，对忽必烈说：“臣以为朝廷储小仓，不若储之大仓。”忽必烈听了这话，不知道其中的意思，问，“出话怎讲？”张弘范回答道：“今岁水潦不收，而必责民输，仓库虽实，而民死亡殆尽，明年租将安出？曷若活其民，使不致逃亡，则岁有恒收，非陛下大仓库乎！”
忽必烈听后很认可，说：“知体，其勿问”。忽必烈赞同张弘范擅自免除民税的做法，体现了他的轻刑思想，也表现了忽必烈的心胸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