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来源，统一战线的形成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今天我们要了解抗日统一战线，其实最主要的是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九一八事变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不但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也提出抗日的要求，同时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开始发生分化，出现了一些抗日的爱国将领。全国各族同胞、各界爱国人士，对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极大的不满，纷纷行动起来，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战。全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日斗争浪潮。
当时处境十分艰险的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从民族大局出发，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第三天，即9 月20 日，中共中央就与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9 月22 日，全国各阶层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决心为保卫祖国而战斗到底。
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满洲事变对于中国事变发展的前途，将给予决定的影响。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于1932 年2 月26 日作出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提出“武装的工人农民兵士，立刻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这一民族革命战争”，号召人民组织义勇军和游击队，参加前线作战。4 月15 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战争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
1933 年1 月17 日，当日军由关外进攻长城各口，向华北进犯，中国守军自发进行长城抗战的时候，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这个宣言的发表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影响和地下组织的帮助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爱国将领，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开展了察绥抗战，轰动了全国。一个响应共产党宣言、要求抗日的情绪在全国各界人士中蔓延。
1934 年4 月10 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联合在抗日的统一战线内。4 月20 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六项共同纲领，即：（一）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二）全体人民总动员；（三）全体人民总武装；（四）立刻设法解决抗日经费；（五）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六）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这个著名的“六大纲领”在国内外得到积极响应，有几十万人签名拥护。不幸的是，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大敌于不顾，顽固采取“抗日必先剿共”的方针，集结重兵大举进攻苏区。中国工农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失败，被迫进行长征。
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正当红军处于艰苦卓绝的长征途中，日本侵略者发动华北事变，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空前危难之中。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为次要矛盾。
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和坚持不懈的努力。1935年8 月1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党国际代表，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影响下，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闻名中外的“八一宣言”。“宣言”提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同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项“行政方针”。“八一宣言”的发表，成为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良好开端。
1935 年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1 月28 日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日作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为了团结抗战，各根据地都建立了统一战线的“三三制”（即共产党、国民党、无党派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抗日民主政权。这是聂荣臻司令员在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讲话。
并且在“八一宣言”的十项“行政方针”的基础上，提出“十大纲领”。不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 年12 月25 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27日，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正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外形势，以及由此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系统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是要求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天的时局下，也有起变化的可能性，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同时还指出，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也是要发生破裂的。报告对党内存在的主要错误倾向——“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同时提醒全党在反“左”的同时还要防止右倾错误，阐明了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
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成为九一八事变以来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完整、最正确的文献，从而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策略方针。
国共两党的政策调整
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咄咄逼人的行动，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力量的增长，严重冲击着蒋介石政权的对日政策。1935 年11 月，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讲演中空谈“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的同时，曾经谈到“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这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就在这年冬天，国共两党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初步接触。这次接触是有不同政治背景的。蒋介石以为对红军的“围剿”已“初告成功”，因此幻想通过谈判的方法“收编”红军，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共产党；并通过苏联驻华大使转请苏联政府说服红军承认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同时还派员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中国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就国共合作抗日谈判问题进行了接洽。1936 年初，中共中央派代表周小舟、吕振羽等到南京，与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等进行了初步谈判。国民党进行谈判的总负责人是陈立夫，但未露面。潘汉年作为中共中央和国际代表后来参加了谈判工作。谈判中，中国共产党方面阐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主张，向国民党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及停止进攻苏区，承认苏区合法地位等要求。国民党坚持国民党政府就是国防政府，国民党军队就是抗日联军，并提出停止土地革命、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苏区活动、放弃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等活动。由于蒋介石并无诚意，因此国共两党的初步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具体协议。但是，这毕竟是国共两党从敌对走向对话的开端，为之后继续进行谈判创造了条件。
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对日抗战，中国工农红军以红一方面军组成抗日先锋军，于1936 年2 月中旬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积极准备东出河北，直接与日军作战，但是遭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拦击。红军为了顾全大局，避免与国民党军交战而损失中国抗日武装力量，并为了坚决履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贯主张，主动撤回黄河以西，于5 月5 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困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因此决定回师，同时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了诚意：“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这个“五五通电”首先不提反蒋的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政策重要转变的一个标志，它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促进了两党的进一步接触和谈判。
7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对国民党五大关于“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对于蒋介石的这种较之过去的若干进步，中国共产党表示了诚恳的欢迎。8 月25 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中，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指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 至1927 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蒋介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同时还敦促两党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9 月1 日，中共中央向全党下达了《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正式规定了“逼蒋抗日”的总方针。
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早日促成国共合作，9 月1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指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9 月18日，毛泽东致函宋庆龄，对她的革命救亡言行表示无限敬意，并希望她利用国民党中委的身份展开工作，劝说国民党中央委员吴稚辉、孔祥熙、宋子文等促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9 月22 日，毛泽东致函蔡元培，请他代向宋庆龄、郭沫若等70 余人致意，呼吁实行真正的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的革命的新三民主义。11 月中共中央又派代表同国民党代表继续进行谈判。
在西安捉住了人民公敌，但为了统一抗日而把他放了1936 年5 月，我党中央以红军的名义发出通电，郑重地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通电蒋介石也放在促其觉悟之列，这标志着我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策略转变的开始。这个通电对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层官兵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就是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是真诚的。红军打了胜仗，却主动回师，这是任何别的军队所做不到的。
1936 年8 月25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国民党书》，直接向国民党发出停战抗日的呼吁。这是蒋介石叛变大革命以后，我党第一次同国民党直接正式地打交道。这在当时是个不寻常的变化。为此，党中央特地发出指示，向党员解释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但是，蒋介石却依然顽固坚持其“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动政策。1936 年10 月，两广事件刚结束，蒋介石就匆匆地去西安，立即着手布置新的“剿共”战争。
蒋介石对张、杨一直是不信任的。他让张任“西北剿总”代总司令时，就在他身边安上晏道刚（任“西北剿总”司令部参谋长）和大特务曾扩情（任“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长）等来监视。而且在陕甘边境始终有蒋介石自己的军队监视张、杨的部队。蒋的特务人员随时向蒋报告张、杨的活动。1936 年5 月，曾发生“《活路周刊》事件”。蒋的特务人员抓到这种进步杂志，向蒋作了汇报，蒋遂借此为口实，向张质问。
张推说是部下搞的，自己不知道。由于特务没抓到主办刊物的高崇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8 月间，蒋介石在西安的特务不断给蒋送去张、杨联共抗日的情报。蒋介石于是下令搜捕共产党和进步人士。8 月28 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特务，在西北饭店抓到张学良的两个秘书，其中一人叫宋黎是东北大学地下党派到东北军去工作的。在押往省党部的途中，路上遇到十七路军宪兵巡逻队，他高喊：“土匪绑票！”“快救人！”
巡逻队立即蜂拥上前，其中有人认识他。巡逻队当即将特务带走，而把他交还给了东北军。张学良闻讯后，立即派人到西北饭店探听情况，结果派去的人也被特务抓去。
张非常愤怒，随即将邵力子（国民党政府的陕西省主席）找来，大大训斥一番，说他“瞧不起张代总司令，就是瞧不起蒋委员长”。要他立即查明原委。第二天，张学良又派孙铭久率卫队包围省党部，硬是把被抓去的人抢了出来。同时还查抄了特务档案，不但查出特务所编制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共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而且还查出他们整邵力子的材料。
张学良派兵包围、查抄省党部，特务们又惊恐，又恼恨。曾扩情特地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气得捶胸顿足，但无可奈何。当时两广事件尚未处理完毕，腾不出手来对付张学良，只好另寻机会报复。这个事件说明张、杨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和投降反共政策的矛盾，已非常尖锐，随时都可能爆发。
由于对张、杨已有戒心，所以蒋介石到西安，不住西安城内，而住在离西安数十里的临潼华清池。张学良天天去见蒋，劝他改变“剿共”政策，领导全国抗日。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大骂张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了！”他亲自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为了论证“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卖国主张，他从孔夫子一直讲到曾国藩。这时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军官，所习惯听的已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理。蒋介石的这一套，他们实在不入耳。事后，人们纷纷议论，主张要消除这次“训话”的影响。于是他们把苗剑秋找来。苗是谁都敢骂的人。他一上讲台，就大骂蒋介石，说“昨天有人说日本是我们远处的敌人，共产党是我们近处的敌人，要我们不去打日本而去打共产党。
这简直是放屁！我们东北让日本侵占了，我们东北军人变成了亡省亡家的人，这时候居然有人说这样的混帐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这话很快就被特务报给晏道刚，晏立即找张学良，要求惩办苗剑秋。张怕事情闹大，过早泄露了他与红军的关系，只好把苗送到天津避居，然后说苗已畏罪潜逃。这件事表明：蒋介石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再打红军，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但蒋介石和一切顽固的反动派一样，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根本不承认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只是一味根据他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办事。这是一定要碰壁的。
10 月底，蒋又飞到洛阳，过他的50 岁生日。为了“祝寿”，当时全国搞了一幕“献机”的丑剧，强迫人们为他捐献飞机。同时，他还紧张部署“剿共”军事，将两广事变时南调的部队纷纷北调，在平汉路、陇海路一带集结了数十万军队，待命向陕甘进发。此外还调动了100 架飞机，准备投入内战。真是杀气腾腾，大有“灭此朝食”的架势。
配合发动剿共战争，蒋介石加紧了对群众运动的镇压，逮捕了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为抗议这种法西斯暴行，宋庆龄发起一场“入狱运动”，弄得国民党司法当局十分狼狈。11 月，蒋介石飞到太原，要阎锡山制止傅作义的抗战行动。
然后于12 月4 日回到西安，调兵遣将，准备马上就要发动内战。
这时，蒋介石给张学良两条出路：或者是服从命令进攻红军；或者是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蒋的部队直接进驻陕甘，由他亲自指挥“剿共”。张学良明白，在联共抗日思想统治了他的整个部队的情况下，进攻红军是不谌设想的。假如他硬下令进攻红军，势必全军自行瓦解。若是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西北，离开红军，又势必被蒋介石分别吃掉。可见，两条路都不能走，怎么办呢？张学良也准备了两手：继续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如果劝说无效，就准备硬干。他把这个意思告诉我党的代表叶剑英同志。因为事情重大，叶剑英同志立即离开西安，赶回根据地向党中央汇报。12 月7 日，张、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斗争，张学良痛哭陈词，但丝毫不能改变蒋的态度。蒋介石竟拍桌子对张大声叫喊，他的剿共政策至死不变。这时，张学良认识到，劝说是毫无用处的，只好“兵谏”了。12 月8 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下定逮捕蒋介石的决心。但他们觉得事关重大，需要了解一下西安军政界的动态。杨虎城当日走访邵力子。在谈话时，邵无意间说到日本的二二六事件。杨虎城听了，不禁一惊，手上的纸烟都掉到地下了。杨将邵的谈话内容告知张学良，他们认为事机紧迫，必须尽快行动，并严守秘密。张、杨作了分工，张负责抓蒋，杨负责逮捕住在城内的蒋系将领。
12 月9 日，西安学生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纪念“一二· 九”运动1 周年。有些市民也参加了集会。一二万人的集会，在西安是空前的。国民党的特务打死了1 个小学生，群众的怒火顿时燃烧起来。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之后，又在先进分子带领下，列队出城去向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天已经黑了，西安离临潼又有几十里路，学生们出于爱国的至诚和对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愤怒，不怕天黑路远，寒风凛冽，依然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蒋介石得到消息，立即打电话给张学良，要他必须制止学生的行动，甚至要他开枪镇压。蒋介石布置了自己的卫队，架上了机枪，等学生一到，就准备大屠杀。张学良为了避免学生无辜的牺牲，驾车一直赶了很远才追上学生。张劝学生无论如何不要向蒋介石去请愿。学生不依，其中有些东北学生，纷纷站出来，对张学良说：东北军和东北人民，被日本鬼子赶得到处跑，妻离子散，无家可归，现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张将军应当带领我们打回老家去，才对得起东北父老兄弟。这些发自内心的语言，激起人们亡国亡家之痛。有人高喊：“拥护张将军打回老家去”！上万人也跟着呼喊起来。这场面实在扣人心弦，张学良大受感动，当即向学生表示：日本人杀了我父亲，至今此仇未报；丢失了东北河山，全国人民都骂我；我一定要打回东北去。不过你们今天还是不能请愿。你们是要吃亏的。蒋介石已下令要开枪制止你们。学生们一听，更加气愤，表示毫无畏惧，坚持要去。张学良当即向学生担保：一定要抗日！一个礼拜内用事实回答大家。人们这才相信了他的话，列队回城。
10 日和11 日两天，张学良加紧进行军事部署，选拔了抓蒋的人，由他最信任的孙铭久带队。为了保证行动顺利，他还特选出身强力壮、手脚敏捷的两个绿林出身的军官，一个师长，一个团长，再加上一些其他可靠的人，帮助孙铭久执行任务。张设法使担任捉蒋的人，都与蒋见了面，以便认识蒋的面貌和熟悉出入道路。同时又安排了包围蒋介石住地的部队。张、杨确定了行动时间为12 日早6 点。为了麻痹蒋介石，11日晚，张学良仍到蒋处周旋。城内由杨虎城把蒋介石调来准备“剿共”的将领统统请去吃饭看戏。深夜，张学良赶回城同这些将领们见面。12 日凌晨两点，张始回到东北军，召集全部将领，宣布“兵谏”的决定。这样等于把一切不可靠的人都监视起来了。
然后才和杨虎城共同负责，分派最可信赖的人员去指挥行动。拂晓前，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就爆发了。
孙铭久带队到临潼，本想不放一枪，抓到蒋介石。但一到那里，就遇到蒋介石卫队的抵抗。经过短暂的交火，就解除了蒋介石卫队的武装。反动透顶的蒋孝先被当场打死。孙铭久等冲进蒋介石住屋时，蒋已仓皇逃跑，一口假牙，扔在桌上，孙发觉蒋的被窝尚暖，断定不会跑远。于是天一亮，立即搜山，结果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底下张学良
的小坑里，找到了蒋介石。蒋只穿一件睡衣，越墙逃跑时还跌伤了腰，伏在那里瑟瑟发抖，样子十分狼狈。孙喊他出来。最后，孙铭久把他挟上汽车，关到城内杨虎城的新城大楼。西安城内，蒋的将领陈诚、卫立煌、朱绍良等十余人全部被捕，只有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开枪打死。当时住在城内的晏道刚和其他蒋介石的特务们听到枪声，异常紧张，赶忙通电话询问情况。但那时，他们已被监视，无法知道究竟。晏急忙给张学良打电话，没有打通。接着又往杨虎城那里打电话。恰好，张学良正在那里指挥行动，张接过电话，问晏有什么情况。晏说他的住地已被包围，行动不自由。张说：“我也不自由”，说完就挂了电话。一度惶恐的晏道刚，这时转忧为喜，以为是他的“委员长”说服了十七路军把坚持联共抗日的张学良软禁了。可是没有一会儿功夫，十七路军就来人把晏抓走，和蒋的其余将领一道关押起来。
由于张、杨部署周密，事变进行很顺利。12 日当天，张、杨即联名发出通电，慨切陈词，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在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仍冀其反省，改变剿共政策，领导全国抗日。通电提出八项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2）停止一切内战；（3）释放爱国领袖；（4）释放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运动；（6）保障人民言论、集会、结社自由；（7）遵行孙中山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张、杨这些主张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的，是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完全相适合的。
通电发出后，张、杨又采取了若干重大军政措施，如成立由高崇民主持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要政治问题；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学良、杨虎城分任正副委员长；组织援绥军；调动军队，以准备抗日和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组织联合参谋团；加强部队政治教育，设立政治处，改组陕西省政府，以著名的进步人士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释放西安的政治犯；清除内部的坏分子，如枪决十七路军的交通处长兼西安电报局长黄念堂（军统特务），等等。
从事变的发动，到通电的八项主张，及其各项军政措施，可以明白地看出：西安事变是张、杨这些有爱国心的将领，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是正义的爱国行动，它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进步作用。
相逢一笑泯恩仇
西安事变后，为实现统一抗日，国共两党在以前谈判的基础上，开始具体的正式谈判。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先在西安进行了谈判，两党在某些问题上取得了大体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见；3 月以后，周恩来等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先后在南京、杭州、庐山等地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苏区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积极而具体的建议。但是，蒋介石在谈判中却以统一为名企图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苏区，实现其武装“剿共”没有完全实现的计划，以达到其所谓“根绝赤锅”的目的。同时，在政治上仍压制全国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军事上仅仅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红军的进攻，而对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却加紧了“围剿”、“清剿”，一次次地限令“彻底肃清”。因此，国共两党谈判始终未达成协议。直到卢沟桥事变，特别是八一三事变爆发，日军开始全面侵华战争，蒋介石才决心抗战。8 月22 日正式公布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命令。9 月22 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早于7 月15 日交付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 月23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庐山谈话为标志，宣告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