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建立、发展与壮大红军的一条根本原则，也是区别一切其他军队的重要标志。这不是谁主观臆想出来的，而是从中国工农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农民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力军。因此，毛泽东把建立中国共产党对于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提了出来，并在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这一时期内，通过 “支部建在连上 ”，建立健全党委领导，将这一建军原则，从思想认识上、组织体制上和领导制度上落到实处。后来，又通过对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军阀主义倾向作斗争，反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解放战争时期重新强调健全党委制，使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起义武装，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到太平天国运动，在大约 2000年当中，中国曾兴起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战争，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但限于历史条件，这些农民起义军缺乏正确的领导，他们或者被统治阶级所消灭，或者被统治阶级利用而归于失败。时代发展到 20世纪 20年代，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要创建一支人数众多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还有手工业者、小知识分子等）的武装力量，并将革命引向胜利，就有一个怎样使这支队伍保持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毛泽东紧紧抓住了确立党的绝对领导这个中心环节，坚持用无红军战士包袱皮，上面写着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
产阶级思想来改造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官兵脱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知识分子的狭隘眼光，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远大的革命目标，从而能够团结起来把革命进行到底。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建立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军事系统和地方党委对于军队的双重领导制度。1928年 11月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出： “前委现在江西境内，受江西省委指导，如到湖南境内时，即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请中央经过两省委随时直接指挥。”二是在军队中建立各级党的组织，作为各该部队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建立了这样的领导体制，就能保证军队的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挥。
这是通过多年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教训才逐渐明确的。这要从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说起。大革命时期，我党就开始注意对国民革命军的影响和领导，着手在北伐军中建立党的组织。北伐战争中最有战斗力的叶挺独立团，就是一支由党团骨干组成、由我党直接组建和指挥的部队。可当时党的领导人还不清楚该如何领导军队，只是在团一级单位建立了党的支部。
南昌起义虽然公开打出的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却由我党直接领导，参加起义的部队主要是倾向革命、反对蒋介石屠杀工农政策的叶挺、贺龙所部。南昌起义成功后部队士气很高，也曾对部队领导体制进行过一些调整，如在军、师两级建立党的委员会，团一级普遍成立党支部，并指派了党代表等。可由于基层单位没有相应的党组织，党对军队的控制能力比较弱，打胜仗时可能看不出来，一旦部队分散行动或遭受挫折，问题马上就会暴露。如参加南昌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 2方面军 10师，从南昌出发南下的第二天，就在师长蔡廷锴的率领下脱离了起义队伍。
据当年参加南昌起义的老同志回忆，起义部队南下潮汕失败后，留在三河坝的朱德所部尚有 2500人。由于作战失利，生活艰苦，官兵思想十分混乱。部队转移途中，每天都有逃亡现象，包括一些师长、团长甚至党代表，也先后不辞而别。朱德等领导人十分着急，天天在官兵中做工作，仍无法解决问题，最后这支队伍跑得只剩下几百人。多年后，曾直接参与领导南昌起义的聂荣臻元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总结道：“在旧军队中，无论有没有我们党的领导，无论党的工作是强还是弱，如果不经过根本改造，原有的组织形式和思想作风是不可能适应新的革命任务的。而改造这些军队的最好方法，必须要有党的基层组织并与当地的群众运动相结合，在斗争中改造部队的成分，吸收新鲜血液，锻炼和考验大批干部，树立新的军民关系和官兵关系，使部队在思想作风上根本改变面目。”（《星火燎原》[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 ”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 15页）
秋收起义部队开始时的情况也差不多，同样是打了败仗，士气低落，思想混乱，组织涣散，官兵大批逃亡。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不得不进行 “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 ”
后，部队各级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在连队一级建立起党支部，开始发挥组织的作用。指挥员通过党组织发动党员群众，有领导、有计划地做其他官兵的思想工作，对部队的掌控能力大大提高。曾直接参加了秋收起义和 “三湾改编 ”，并在改编后保留的七个连队之一担任党代表、支部书记的罗荣桓元帅曾深情地回忆道：“三湾改编，实际上是我军的新生，正是从这时开始，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英明地解决了这个根本性的问题，那么，这支部队便不会有政治灵魂，不会有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式军队的习气，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星火燎原》[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 ”征文编辑委员会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 113页）“三湾改编 ”确立的领导体制，对初创时期我军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党的组织，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连有支部，班有小组。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 ’是一个重要原因。”（《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65～ 66页）多年后，几乎所有研究毛泽东的中外学者，都对毛泽东将“支部建在连上”的管理举措给予充分肯定。如在西方影响最大的罗斯 ·特里尔的《毛泽东传》就写道：“这样，党便由一个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一个每日都在的实体，党便来到了夜晚营地的篝火边，来到了每个战士的身旁。”
作为领导体制上的一种创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真正为广大官兵所接受，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建军之初，我军指挥员大都来自旧军队，他们虽然倾向革命，愿意服从党的领导，有些本身就是共产党员，可并不清楚党究竟应该如何领导军队，以及军事长官与党的组织是什么关系，在工作中还是习惯于 “长官说了算 ”。对一切行动听党指挥，由党组织来讨论决定军中重大问题，他们感到不很适应。因而建军之初，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也就是如何处理党的各级组织与军事长官的关系，一直是红军领导层内部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
1929年 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是我军发展由初创走向成熟的里程碑。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主要精神之一，就是明确了党与军队的关系，强调党不仅要管党员、管政治工作，而且要管军事、管打仗。“党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要求各级党组织要力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构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党的下级机构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军史上，通常将《古田会议决议》称为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次会议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方式，构建起我军的领导体制。
古田会议后，党指挥枪的原则开始为红军各级指战员所接受，成为我军建设的根本指导原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 “军魂 ”。当然，围绕要不要及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领导，后来又经历了多次斗争。例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将红 4方面军作为资本，自恃人多势众，按照“谁有军队，有实力，谁就应当领导”的军阀逻辑，企图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一度猖狂到另立中央的程度。后来，经过党内同志的坚决斗争，并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才解决了红军内部的这场危机。总结与张国焘分裂行为斗争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 547页）并重申了 “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的组织原则和纪律。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及其相关制度，在管理理论上是一种创新。我军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组建的，建军初期借鉴了苏联红军的许多经验，如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委派政治委员、建立政治工作制度、注意宣传鼓动工作等。但毛泽东构建的我军领导体制，却与苏联红军有明显不同。如我军实行的是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苏军只是在团以上单位设立党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党务工作，并不领导单位全面建设和业务工作；我军普遍实行的是军政双首长制，苏军一直实行一长制，开始是政治委员一长制，后来是军事首长一长制；我军明确规定政治机构是党委的办事机构，苏军的政治机构则是在军事首长的领导下，指导党务委员会开展工作，等等。王明路线统治时期，曾试图否定古田会议确定的领导体制，盲目地照抄苏军的做法，一度取消了党委集体领导，赋予政治委员所谓的最后决定权，结果造成 “左”倾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肃反扩大化等严重错误。
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对我军的发展壮大有深远意义。这一原则解决了近代以来“兵为将有”的问题，保证了军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使军队不再成为个别人牟取私利的工具。从军史上看，建立起这套制度后，不管是什么人，采取何种手段，如果不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都别想调动军队的一兵一卒，更别说利用手中的指挥权干坏事了。
企业性质不同于军队，不存在党的绝对领导问题。可随着企业的发展，机构的壮大，也容易出现部分骨干离心离德、尾大不掉的现象，实质上也是 “兵为谁有 ”的问题。企业家的目标与军队领导一样，既要保证打得赢，又要考虑不变色。所以，一些老总反复强调，企业要想健康发展，永远都要实行中央集权，不能在公司内部形成个人势力。可问题是，怎样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从实际情况看，措施五花八门，有的企业采取总公司控制人权、财权，有的是下面势力一大就进行 “削藩 ”，有的每隔一段时间便安排干部对调，有的往下属公司派人暗中监视，等等。这些措施可能有一定效果，但恐怕没有哪一位老总敢拍胸脯说，问题已经解决，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企业虽不宜照搬军队的做法，却可以从军队经验中得到启发。
从红军时期开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体现在三个作用上，即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三个作用对各行各业的组织均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主要是通过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体现出来的。这项制度是指红军一切工作、组织和个人，都是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设和发展中的所有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委集体讨论决定，而不能由哪一两个人说了算。需要由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问题包括上级指示的贯彻执行、单位建设的大政方针、中心工作的研究部署、涉及人财物的重大决策。
分工负责是指党委决议形成以后，由分工主管的首长具体执行。属于军事工作方面的工作，由军事主官负责；属于政治工作方面的工作，由政治主官负责；而行政副职对正职负责，协助正职抓好分管的工作。执行首长可以充分发挥个人聪明才智，选择最佳的执行方式，以确保实施效果，但不得违背党委决议的意图和原则。
关于党委集体领导的原则，毛泽东曾在 “工作方法六十条 ”中用八句口诀加以概括：“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并解释说，“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 ”，“所谓 ‘各方去办 ’，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 ”，而是要经过党员及非党员群众的商量研究，“对不妥当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 57页）这项制度对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防止个别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的各级领导权，对集中党委一班人的智慧，实现科学决策，提高领导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党委议军可以加强对部队指挥权的控制，因为《人民军队党指挥》（油画）。三湾改编，从组织上确定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
不经过党委集体研究，谁都无权私自调动部队，这就防止了个别人动用军队去达到个人目的；党管干部可以有效避免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因为任免干部必须经政治部门考核后提名，党委集体讨论通过，再报上级机构任免，领导者个人意见不再是唯一因素，想培植个人势力就不太容易；党委理财可以防止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因为单位一切重大开支都需列入预算，经党委集体研究决定，这将减少因个别领导一时头脑发热、临时动议、乱拍板所带来的决策损失。
这样，一是在各级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相对分离。现代企业管理学非常强调权力的制衡，主张决策权与执行权相分离，决策时应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执行则必须专人负责，紧张高效。但现代企业制度只是总公司一级设立董事会，实现了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分离，而下属各级仍是由主要领导个人说了算；而红军在连以上各级建立党的组织，对单位的全面建设和业务工作实施领导。这实际上是将权力制衡思想进一步向基层延伸，其科学性、合理性显而易见。公司怎样做，值得研究。
二是保证了对主要管理者的有效制约。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对第一把手形成制约。因为按规定，不仅在本级，主要领导不能个人说了算，而且对其下属单位党委集体作出的决策，上级领导个人也不能随意推翻。要想否决下级党委的意见，必须召开上级党委会集体作出决定。
三是有利于发挥民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现代企业领导体制是经济学、管理学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职业经理人崛起和股权相对稀释的情况下，如何设置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我军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领导体制，虽然不能照搬到企业，但未必就没有一点参考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模仿军队的做法，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改革开放后，这套制度被当作 “左”的或过时的东西丢掉了，企业开始实行一长制，由厂长或总经理个人说了算。至于企业中的党组织，只保留了一个政治上的领导作用，对业务工作基本没有发言权。这一改革虽然有其理由，但带来的副作用也十分明显。为什么近些年国有企业出现那么多损公肥私、贪污挪用现象，动辄就出几百万元、几千万元乃至上亿元的惊天大案？为什么一些企业的干群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不时发生大规模的群体事件？这恐怕与实行一长制后，没有找到管理、监督领导干部的有效方法有直接关系。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究竟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法人治理结构，仍然是个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民营企业似乎不存在法人治理结构问题，基本上都是老板个人说了算。许多企业家也十分欣赏这种决策方式，认为“一个人当家做主的好处很多，免去了多余的环节，说干就干，时间短，见效快 ”。这种看法虽说有一定道理，但只考虑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企业家不是神仙，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如果出现判断错误，又没有相应制约机制，便可能给企业带来灾难性影响。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了。而且越是曾经辉煌过的企业，越容易出现企业家被神化的现象。一旦“神”犯了错误，不仅难以察觉，而且很难纠正，给企业造成危害自然也就更大。
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强调：“在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中，制衡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理念……决策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虽然拍板快，但是发生错误时就没有制约，就会发生最坏的情况，而最坏的情况就是最大的效率损失……企业内部的制衡，难就难在谁来监督第一把手，设置什么机构来监督第一把手？更难的在于，即使建立了对第一把手的监督者，那么谁来监督那个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者？负责监督第一把手的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都是管理哲学中的深层问题。”
近些年，国内一批优秀企业在领导体制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例如，华为公司实行的就是 “委员会民主决策和部门首长办公会议集体管理 ”。即由资深行政人员、资深专业人士及相关行政职能部门的领导，组成各级各类专业委员会，研究论证公司管理中的重大问题，评议和挑选干部，对运行情况进行监控，以集中群体智慧，减少首长个人决策所带来的失误。大的方针原则确定后，依靠部门首长办公会议来具体落实。应该说，华为公司的这套领导体制有点类似于军队，与民营企业通行的企业家个人说了算相比，无疑是一种进步。
其实，真正成功的企业都有一个领导集体，在强人的身旁，常常有一个十分得力、与之配合默契的搭档。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与井深大，微软公司的比尔 ·盖茨和史蒂夫 ·巴尔默，戴尔公司的迈克尔 ·戴尔和凯文 ·罗斯林，海尔公司的张瑞敏和杨绵绵，联想公司的柳传志和李勤，华为公司的任正非和孙亚芳，万科公司的王石和郁亮，等等。他们一显一隐，一阳一阴，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能力、经验、阅历、性格等方面实现了互补。虽然为了树立企业领袖形象，对外宣传时常常只突出其中的一位，但了解内情的人都清楚，如果没有另一半，企业将会出现什么局面。为什么了解华为公司内情的人称孙亚芳为任正非的 “政委 ”；为什么联想公司搞股份制改革时，创业股被分为十二份，柳传志和李勤各占一份半，而其他九人每人一份，道理就在这里。
部分领导者能力单一的问题不仅部队存在，企业同样存在，而且往往更突出。不少企业家都有非常好的专业背景，在业务领域堪称精英，抓起主业来不愧为一把好手。相对来说，他们或许缺少的是管人的经验，尤其是不擅长做思想工作，也就是说，长于谋事，短于管人，而后者直接制约其事业的发展。所以，常有一些企业家提出，希望找到类似部队 “政委 ”的搭档，来配合工作。
当然，本文在这里并非强调权利结构要照搬红军或军队的做法，而是想说，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权力制衡机制可为企业所借鉴。但企业权力结构究竟应当怎样设置，在国际上也是众说纷纭的问题，需要探讨研究，从红军的领导体制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第二，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这是红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力量保证。党支部是党在红军中的基层组织，是基层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受到强大敌人的包围和攻击，部队被打散了，指挥员牺牲了，只要还有党员，还有支部，部队就有了主心骨，就能够重新组织和振作起来；分属于不同单位的部队被打散了，互不相识的官兵碰到一起，首先也是共产党员站出来，组成临时党支部，随即便成为这支队伍的核心。用现代管理学的话说，这就使部队具备了一定的自我组织功能。现代管理学高度评价系统的自我组织功能，认为这是实现管理的最高境界 ——“没有管理的管理 ”的重要途径。
按《政治工作条例》规定，凡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连队，都要成立党支部。“支部党员大会和由它所产生的支部委员会，统一领导本单位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上级指示命令，研究部署重要工作，规划单位全面建设，组织开展思想工作，研究决定人事、财务等方面的重大问题等。
党支部又是党的领导机构联结广大党员的基本环节，是基层单位党务活动和党的工作的直接组织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级党组织的各项决议，最终都要通过支部去贯彻落实。所有党员都在支部的领导下，参加支部组织的活动，完成支部交代的任务。正是通过党支部的工作，军队党组织才得以形成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整体。
党支部还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党支部将广大官兵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一般情况下，基层官兵中党员只占少数，党组织团结、带领非党群众主要通过党支部。上级党组织的决议、要求，要通过支部向群众传达，由支部组织贯彻落实。广大干部战士的情绪、意见，要通过支部收集整理，然后逐级向上反映。
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战争年代每当部队接受重要战斗任务，首先都要召开支委会进行研究，集中支部一班人的智慧，形成保证任务完成的具体措施。然后，召开党小组长会议，传达上级指示命令和支委会决定，对全体党员提出要求。必要时还可召开支部大会，进行党内动员。支部一级活动结束后，各党小组也要开会，就如何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所在班排全体同志完成支部布置的任务，进行研究和分工。会后，党员再分头下去做其他战士的工作。上级党组织的精神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层层传达贯彻下去，落实到每个战士。有了这么一套严密的管理系统和细致的组织工作，各级领导对部队的掌控能力大大增强。
例如，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最惊险的一幕。当时，几万红军来到大渡河边，从敌人手中只抢到一条小船，国民党追兵眼看着包围上来，一心想把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 ”，情况非常危急。要想摆脱困境，红军必须抢在敌增援部队之前，拿下上游 240里处的泸定桥。林彪将任务交给了红 4团，要求部队不惜一切代价，一天之内赶到泸定桥，并明确提出 “要桥不要命 ”。红 4团受领任务后，按说根本没有开会的时间，可部队仍然通过党组织进行了战斗动员，所有活动都是边跑步、边展开。据当时在场的同志事后回忆，红 4团部队沿河岸向上游飞奔，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串滚动的小泥丸，只见这些泥丸一会儿汇集，一会儿又散开，这实际上是各连队党支部及党小组边跑边开会。正是靠党支部的工作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红军才能昼夜兼程 240里，飞夺天险泸定桥，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现代企业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如何实施最有效的管理，在基层单位还要不要设立党支部，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诚然，现在很多企业的制度及其组织结构很严密，有一些企业党员少，又不注重发展党员，故在基层单位可能不设立党支部，即使设立了也不太注重发挥作用。其实，企业的许多制度、包括设立的资金等能调动人积极性的制度，并不能完全调动人的潜能，特别是不一定能调动众人的智慧潜能，因而创新的能力很可能受到限制。那么，对照红军中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第三，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在红军中是非常突出的，在其他行业自然也是十分重要的。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包括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兵贵精而不贵多。凡是有战斗力的部队，一定会有一批不怕流血牺牲，关键时刻能够冲得上，顶得住的战斗骨干。为了培养这样的骨干，古代军事将领大都要建立亲兵制度。而红军则主要依靠共产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两前两后 ”已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共产党员不但要在战场上和各项工作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且也是部队经常性思想工作和管理工作的骨干。
邓小平曾说过：“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打仗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一个连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战斗力强。为什么？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以党员为核心建立骨干队伍，明显优于亲兵制度。因为党员都有较高的思想觉悟，不会计较个人待遇。党员也无须集中使用，可以直接分派到各基层战斗单位。
企业发展需不需要骨干队伍？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企业发展意味着人员增加，队伍扩大。这当然是好事，但也潜伏着危机。因为，人员多了，素质肯定参差不齐，管理难度势必加大。特别是企业急速扩展时，大批新员工蜂拥而至，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管理者根本来不及仔细甄别和教化，搞不好就会成为乌合之众。企业经营状况良好时，其危害可能看不出来，可一遇风吹草动，很容易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例如，前些年三株集团的发展经历就非常典型。三株集团事业大发展时，曾创造出许多奇迹，公司销售额连年翻番，短短几年就接近百亿；几乎全国每个县都有其分支机构，号称除了解放军，三株集团是国内最庞大的组织。可没想到新闻媒体上一篇至今仍有争议的报道，竟然就使 “三株大厦 ”轰然倒塌。总结其中教训，吴炳新犯了与昆阳之战时的王莽、淝水之战时的苻坚同样的错误：队伍多而不悍，杂而不精，没有真正培养出骨干。
现在有些企业在业务工作中倒是有骨干，但往往缺少思想骨干，一些老板甚至根本没有这一概念。缺少了思想骨干，给企业管理带来许多问题：一是管理者有了一些想法，作出若干决策后，员工中没有人出面作出相应响应，无法形成一呼百应的局面。而在组织管理中，最怕的就是上面发话后，底下没有任何反应。二是单位建设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发生了问题，很少有人向管理者及时反映，包括员工的思想问题，领导无法及时掌握，以致小事酿成大错。三是个别员工有了思想问题，只能靠管理者自己去做思想工作，没有人能帮上忙。
其实，现代企业（包括民企、外企）同样可以通过党员队伍来建立思想工作骨干队伍。毕竟共产党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的社会组织，党员相对来说是社会上比较优秀的分子。据报道，现在不少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开始重视建立党组织。因为这些企业的管理者发现，优秀员工中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把党员组织起来，通过党组织去做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可以起到行政机构起不到的作用。如宁波方太厨具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茅理翔是共产党员。1996年，公司在经营管理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内外议论纷纷，上下人心惶惶。为此，茅理翔将全体党员带到浙东革命根据地四明山的烈士墓前，重温入党誓言，开展“二次创业共产党员应该怎么办”的党课教育。通过教育，全体党员情绪高昂，在烈士墓前立誓，要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搞好第二次创业。回厂后，茅理翔又立即召开全体员工大会进行二次创业的动员，让党员干部在会上表态发言，很快就统一了全厂上下的思想，形成了第二次创业的热潮。后来，四明山立誓被称为该公司二次创业的里程碑。
当然，外企和私企如何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应该说还是个新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企业中的共产党员大都具有双重角色，会时常遇到角色冲突，如身为共产党员，管理者理应自觉奉献，可他们的待遇却取决于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党员身份要求管理者奉公守法，热心公益，可真若如此，又可能影响到企业的现实利益；等等。如何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是国内管理学必须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