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湖南考古发掘和先秦文献中许多史实记载的惊人暗合，人们对湖湘文化的历史长河产生了再认识 ：湘楚文化不仅源自千年，而且缘于炎黄文化和前炎帝神农文化。
我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
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水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 ·系辞》 “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湘楚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
六千五百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 “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 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垱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湘楚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湘楚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
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涵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湘楚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 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时下流行一首民谚：北京是政治台，湖南是娱乐台……说得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很形象地大致道出了二大台突出特点与追求。央视姑且不说，湖南台在全国地方台鹤立鸡群，靠的是栏目品牌和专业化、特色化的频道，而其背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区域文化—湘楚文化及其精神。
湖南电视自办栏目品牌从类型和品味看，可分为两个层次：以《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真情对对碰》、《音乐不断》为代表的一批大众化、娱乐化栏目和以《新青年》、《今日谈》为代表的一批高品味谈话类节目。前者在全国收视率相当高，引起国内一波又一波娱乐节目高潮。《新青年》是专注经济、文化与思想的原创性对话型青年节目，它与《实话实说》、《铿锵三人行》、《对话》和《国际双行线》一起构成目前国内五大最有特点的谈话栏目，再次引领此类节目的风潮。
一、大众文化的娱乐
湖南电视娱乐类节目的形成与发展，自有其南方独特的娱乐文化底蕴作背景。娱乐在湖南已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它既标新立异，又求同于众，引领时代潮流，把区域个性上升为社会共性。制作这样的节目有专业化基础，必然引来商家、企业支持，讨观众（至少本地观众）的喜爱，节目自然就有了市场。
从更深层的历史文化背景分析，这种娱乐文化又与湘楚文化中古老的民间文化有一脉相承。湘楚人情感十分丰富，民间歌舞自古以来十分盛行。先秦时，下里巴人，人人皆能唱且和之。如今的湘楚人，不论下田插秧、推车赶路，还是踩水、耘田，总以歌声相伴。湘楚民众炽烈的情感和悲壮、凝重的气息，从五月端午节吃粽子和划龙舟最能看出。赛龙舟是在每年的第一个农忙季节已基本过去，农人加以庆贺并预祝好的收成；其次是怀念屈原。人们将粽子投入江中，祈求神灵保佑他。赛龙舟，既热情奔放，又因有对亡灵怀念而显得情感深沉与凝重。又如湘楚文化在文学上最高表现—《楚辞》，具有热烈奔放的情感和极其丰富的想象力，采用自由变化的形式和瑰丽华美的文字，包含大量神话传说和浓郁的巫鬼情调。
《离骚》中人神杂处，天上与人间轮转，一会儿祈敬鬼神，一会儿追逐仙女，有怪诞离奇的传说，还有柔情似水的男女情爱。先秦楚艺术中舞蹈、诗歌，大都是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结合，君王、臣民皆能歌善舞，如同当今的通俗歌曲。
总之，湘楚人民的多情和浪漫，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民间歌舞的大行其道，是整个湘楚人情感的基础，也是湖南电视娱乐类节目制作、形成、发展和广有市场的基石。如《快乐大本营》，就是以歌舞、小品等表现出来的娱乐、益智、大众化艺术样式。又如《玫瑰之约》、《真情对对碰》，就是情感类、男女谈情说爱的节目。又如栏目《湘女出行》，以独特的湖湘环境孕育的湘女为魂，以富有浪漫情趣的出行为脉，真实唯美地记录湘女出游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悠悠洞庭，湘女多情；皓皓楚辞，湘女多思。
当然，此类节目为市场所接纳，与小康社会、市民社会逐步形成过程中社会对大众化、世俗化文化迫切需要也有密切关联。
综观我国当下，正值重大社会转型时期，总体上处于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的转化过程中。以变革求新、立于时代潮头的湘楚人，敏锐把握这一时代特征，创办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系列娱乐节目，满足市民社会的高涨文化需要，因此此类节目大行其道。这里有必要对这一娱乐需要从学理层面进行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文化—文化市场的建立、发育和文化产业的发生、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这是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必然要求相应文化产业机制和文化发展规模，是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全社会表现出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规模巨大、数量惊人；需求出现多层次、多方位、多类别—从普通市民到文化精英，从大众娱乐到艺术精品，各种不同层次文化消费者，表现出对不同档次、不同品位、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强烈需求，包括对武打、言情、小品、歌舞及通俗音乐的渴求，又可能是对经典音乐、芭蕾艺术等的鉴赏，或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与享乐，抑或心理精神世界的探寻；当代社会浪潮式的文化时尚表明了当代文化需求迅速转换。总之，市场经济要求多元并存的大众市民文化与之相适应，而这种大众市民文化又以休闲消费文化为特征，娱乐是其本位。这种以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反映到湖南电视上，就是以《快乐大本营》、《娱乐无极限》、《玫瑰之约》、《音乐不断》等为代表的娱乐、情感、音乐、益智综艺类、专业化栏目。但世俗化、大众化是一把双刃剑。湖南电视中占据的大量娱乐文化节目自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并不表明它同时具备了现代文化的完美性或唯一性，也不证明其负面影响的消失或消解。它与生俱来的市场文化的趋利性，对高端精神文化的冲击，对文化历史深度的消解，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漠视，都使我们认识到，它的合理发展必须有强大批判否定力量与之伴行，必须有新的健康向上精神信仰力量予之提升并展示多元文化选择层面，更何况电视作为强势大众传媒，肩负着提升大众文化素养的神圣使命。
二、精英文化的对话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对话类、高品味栏目可谓应时而生。毫不夸张地说，当今中国社会是历史上最为复杂、多元的。历经 2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身处的早已不是从前那种同质化社会。不论谁再也找寻不到一种无所不包的万能的、一次性将所有问题一网打尽的阐释模式。这个时代需要多元的、不同的阐释模式相互宽容、共存，不仅容忍且呼唤异质评价标准，而且又努力在不同标准之间建立良性互补与对话关系，在多元基础上进行对话与沟通，寻找共同文化基点、游戏规则。且对话与沟通本身就意味着平等、民主、多元、开放、宽容。《新青年》等对话类节目为人们发扬民主与科学精神、为达成相对统一的文化与思想建构设想和世所公认的游戏规则构筑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同时，人们也注意到，以《新青年》、《今日谈》为代表的一批高品味对话型栏目也有其区域文化——湘楚文化背景作为它们形成与发展的根。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湘楚学派所开创的学理、学风并没有因为历史变迁而中断，相反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这一文化摇篮里茁壮成长。湘楚人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强烈的社会变革意识，站在时代浪潮的巅峰独领风骚的豪迈与悲壮更使人击节。其质朴健行的习气，慷慨悲歌的楚风，强烈的独立意识，在内圣外王、重义轻利的思想激励下，变成了勇于任事、舍生取义的壮举。从胸怀天下的《船山遗书》到“理学亚圣”曾国藩的《家书》；从魏源引领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海国图志》到陈天华唤起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警世钟》、《猛回头》；从维新变法的谭嗣同到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现、当代政治精英，无不闪耀着理学思想的光辉，抒发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情怀，展示变革图新、以天下为己任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与雄心。也正是湖湘文化中这种包含着强烈政治文化的经世致用、追求民主与科学和炽热爱国主义内涵，吸纳当今思想、文化和经济中活的营养与成分，才孕育出充满湖湘文化味并打上强烈时代烙印的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批高品味自办栏目品牌。
《新青年》围绕当今新闻人物和热点事件展开话题，立足于当代经济、文化、思想，以青年的视角观察世界，关注社会热点。节目新锐、大气—从最初的《新甲方乙方》、《新青年访谈录》两大板块，到《新青年叩响世纪之门》、《新青年十大新锐人物》系列、《西部正年轻》、《三峡作证》、《金色喜马拉雅》、《寻找金一代》，《新青年》成为中国电视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青年》还善于制造和定义概念——如新锐时代领跑者点击金一代；新青年就是实干家加思想者等。栏目采用主持人与嘉宾、嘉宾与现场观众对话的方式，邀请经济学者、文化人、企业界、 IT界知名人士，先后有哈佛大学儒学教授杜维明，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著名经济学家樊钢、吴清涟，著名哲学家汤一介，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庞朴，国学大师季羡林等走进《新青年》论坛。湘楚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得大师们纷至沓来，从传统儒家典雅到新兴产业的勃兴，从经济全球化到全球伦理博大精深，题材广泛，见解精辟，真诚记录当代经济、文化、思想的新发展。《新青年》已被社会各界公认为目前国内高水平的电视学术论坛。
如此看来，湘楚文化是湖南电视品牌节目—
不论是大众化娱乐节目还是高品味谈话类节目形成与发展的根、基石。当然品牌栏目之为品牌，还必须找到与市场和观众结合的支点。这实际上给各地方台办栏目以有益的启示：电视节目要重视对本地、本土文化的开掘，并努力探寻受众感兴趣的点。
湖南的出土文物、彩瓷、学府、书法、绘画、古乐都是古代湘楚文明之光的存留。
出土文物：长沙已发掘楚墓 3000多座，汉墓 10000多座。出土了我国迄今年代最早的铜剑、毛笔、天平、帛画、皮革鼓以及竹简、漆器、长 3米以上的兵器、越式青铜乐器，以及 200多件原始玻璃。
彩瓷：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及日本、朝鲜等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内，陈列着烧有“天下第一”、 “天下有名”的中国彩瓷，这些都出自唐代的长沙窑。
学府：创建于公元 976年的岳麓书院，在北宋就被公认为全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到清末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再改建为湖南大学，千年弦歌不绝，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之一，对我宋明以来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
书法：汉晋以来长沙书家辈出，欧阳询的欧体字名扬中外，唐时高丽王就曾遣使求之。在欧阳询的家乡望城县书堂山，他当年所用的洗笔池尚存遗迹。唐代的“草圣”怀素则是地道的长沙人，他曾把写秃了的笔用土埋好，称之为“笔冢”。
绘画：长沙的绘画技艺源远流长，在楚汉帛画中就有杰出的表现。北宋的长沙画家易元吉声名极广，相传当时皇宫中有两窝燕子，易元吉在屏上画了一只老鹰，燕子看到了吓得迁走了，可见他的画是何等传神。
古乐 ：清代乾嘉年间的乐工邱之睦继承古乐传统，创制了浏阳文庙古乐，弥补了失传已久的古“八音”中的“瓠音”。据说袁世凯“登基”时欲用古乐，派人去搜集各地古乐，得到的结论是“曲阜古乐徒拥虚名，远不及浏阳古乐完备。”（罗百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