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穆所景仰的先贤之中，顾炎武名列其首。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年少时入复社与晚明阉党斗争。清兵入关后，在崑山兴义师抗清。事败后游历北国，考察地理形势，写成《天下郡国利病书》，为反清复明做准备。康熙皇帝曾屡诏入博学宏辞科荐修明史，皆坚辞不就。他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晚年移居北方，年七十而卒于山西曲沃。
在学术方面，《清史稿》称其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研究学问，他主张“敛华就实”；于百科，“穷究原委”“考证得实”，讲求实事求是。除以上提到的著作之外，还有《日知录》三十卷，历时30年而成，是他平生心血的结晶。另有《肇域志》一编及其他史地著作多种。
此外，他又是文字学家，著有音韵学著作多种。
张穆对顾炎武的关注，可以追溯到道光十八年（1838）的春天。顾炎武的老友颜光敏在北京家中收藏着许多顾炎武的诗文手稿，这些手稿后来归陶梁所有。张穆在南游之前，特意到陶梁家抄录。后来在南游期间，每到一地，总要留心有关顾炎武的材料。这是张穆为顾炎武编写年谱的最初准备阶段。
道光二十二年，徐松赴任出京时，曾将自己早年所写的《顾炎武诗文系年》的草稿交给张穆。又过了一年，何绍基为父守丧期满回京，他搜集到了顾炎武嗣子顾衍生等人编写的《年谱》并把它交给张穆。张穆将这两部草稿进行综合，加以厘定，于道光二十三年春写成《顾亭林先生年谱》。
张穆在《顾亭林先生年谱》的题词中，是这样评价年谱主人公的：“本朝学业之盛，亭林先生实牖启之。而洞古今，明治要，学识赅贯，卒亦无能及先生之大者。”他认为：“有清一代，学术研究风气之盛，实在是由顾炎武开启的。而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能够洞察古今的变化，阐明治理天下的要领，其学问和见识的深刻一贯，直到今天也没有谁能够赶得上他。”足见张穆对这位先贤敬佩的程度。
司马迁在《史记》中创立了《表》那种以系年的方式概述一个国家、一段历史的简明扼要的叙史手法。而被称为“一人之史”的年谱在宋朝才开始出现，后继踵于明，至清而极盛。
近代大学者梁启超认为，张穆所撰写的《顾亭林先生年谱》“于谱主所旅之地位，所接之人等，考核精密，细大不遗”是清代年谱中的精品。
在撰写《顾亭林先生年谱》的同时，张穆还与友人集资兴建了顾亭林祠，此祠又称顾炎武祠或顾祠，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院。每年春秋两季及顾炎武的生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而张穆则是逢祭必到。
道光二十四年，顾祠落成，首次公祭。
地处北京宣武门外慈仁寺西院一隅的顾炎武的祠堂挤满了前来祭奠的人。仅当时在场的硕儒名流就有十四人之多，当然其中不少是张穆志同道合的好友，如何绍基。苗夔等人，但也有几位当朝的重臣前来应景。比如那位后来文韬武略、声名显赫的曾文正公——曾国藩也在其列。
祭文由张穆亲自撰写，亲自宣读。文章很短，不足千字，不过其中有些话语颇值得玩味。
开头一句统领全篇，道是：“先生生当季叔，业贯汉唐，学堪为王者师，志非以名山老。”
季叔二字是古代兄弟排行的最末，二字略指顾炎武生在明朝末年。照理说，张穆是清朝的臣民，此处宜用“亡明”或“伪朝”二字，张穆在此处隐而不用而以季叔代之，其中大有深义在焉。
第二句中的那个“业”字，是仅指顾炎武的学术研究成果，还是指他的生平业绩？如果仅指前者则祭文有失偏颇，如果是指他的生平业绩，那么顾炎武毕生以“反清复明”为己任，就是他的学术研究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就说他的力作《天下郡国利病书》吧，那是顾炎武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考察天下郡国的利弊，一旦天下有变，就可以立刻用于军事目的的。
第三句“学堪为王者师”说得更直露。那“王者”可不是占山为王的草寇，而是君临天下的帝王，作者是在说，凭顾炎武的学识才华，足可以给那些自命不凡的天子们当老师。
第四句“志非以名山老”是顾炎武一生的概括。清军入主后，那些曾经高举义旗起兵抗清的人们，有的隐退了，栖居名山，以隐士自居；有的消沉了，回归田园，以耕读自乐。而这个顾炎武，不为高官厚禄所引诱，不怕杀头坐牢的威胁，不改初衷，天下奔走。就是他的晚年，也不去山明水秀的故乡——江南去终老，而是埋骨于风沙黄土中的山西曲沃，其中用意不言自明。
张穆到底要在这篇祭文中传达什么信息？笔者不好妄加猜测。在此，只是提供一些资料，结合顾炎武的生平行事作一点分析，在文字上作一些诠注，以待高明。
时过不久，这一年三月，张穆的好友许翰来京。因为错过了顾炎武的春祭，张穆和在京的友人为他特设一祭。
在顾公祠中，有四人配祠：俞正夑、沈圭、张潮，张继亮。前三人生前都是张穆的好友，而且也都是西北舆地的精英，张穆以他们配祭顾炎武也在情理之中。
唯独那个张继亮，生前与张穆并没有密切往来；在学术方面，也没有什么鸿篇巨制。何以能在顾炎武的祠堂中占有一席之地？
原来，张继亮生前与龚自珍、魏源这些在清末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过从甚密。在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上奏朝廷的禁烟折子，“张继亮有功与焉”。后来主战派姚莹因奋力抗英获罪，张继亮又在京中到处奔走，为他申雪，但不幸病死于松筠庵。一时间，张继亮成为敢于对抗黑暗，伸张正义，以身殉志的典范。张穆的用心一目了然。
除《顾亭林先生年谱》之外，张穆还撰写了《潜丘年谱》。
那潜丘先生姓阎，名若璩，字百诗，潜丘是他的号，山西太原人，世业盐筴，侨居江苏淮安。在明末清初的学者当中，人们把他和顾炎武并举，赞誉“亭林之大，潜丘之精”。认为“顾炎武学识博大，阎若璩见解精深”，可以说都讲到了两人的要害之处。
阎若璩的最大贡献在于对《尚书》的辨伪。那《尚书》是儒家经典五经之一，人们尊之为《书经》。是一部上古时期文献资料的汇集。几千年来，他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圣神不可侵犯的地位。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上至皇帝经筵进讲，下至蒙馆科读，没有一天不背诵它”。
阎若璩经过三十年的研究，列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认定东晋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是部伪书。于是著成《古文尚书疏证》以白天下。梁启超认为：经阎若璩疏证，让人们明白了这本几千年来被人们所崇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原来全部是假造。“思想界该受到如何震动呢？”梁启超又说：“凡是信仰的对象照例是不准研究的，自《古文尚书疏证》出来，才知道这几件‘传家宝’里头有些靠不住，非研究研究不可。”他又认为“新学问发生的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上至‘造物主到底有没有’？乃至‘耶稣是不是人？’都可以研究。”
梁启超的最后结论是“所以百诗的《古文尚书疏证》不能不认为是近三百年来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
张穆之所以如此看重这位山西同乡，不只是重视他的研究成果，而更敬尊他那敢于否定公认的权威的大胆探索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