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审美解读
刘震云是当今文坛颇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他的名字是与《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官场》《官人》《头人》《温故一九四二》《新闻》等一批众所周知的中短篇佳作联系在一起的；而其两部长篇《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相比之下就显得陌生了些。的确。如果把刘震云既有作品序列作为一个封闭的实体来考察，从前期的《塔铺》《新兵连》，到中期的《一地鸡毛》《官人》，再到后期这两部长篇，是经历了一个嬗替与变异过程的。作为荒诞小说，不论从文化内涵，还是审美意蕴上，《故乡相处流传》尤其体现出强烈的变异性和超越性。
这是一部形态独特的长篇。一向被封为“新写实”健将的刘震云，在这书中，完全同“新写实”挥手作别了。《故乡相处流传》以诸般创作手法的杂糅：现实、魔幻、古典、浪漫、象征、荒诞，兼容并包，体现出多元审美指向。作品取材于作家故乡——河南延津。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刘震云那贫瘠而又盛产故事的家乡，成全和垫高了他的创作。事实上，故乡已成为刘震云情感的出发点和创作的原动力，成为他思考的逻辑起点。以延津为背景，《故乡相处流传》表现了广阔深远的内容。它披着荒诞的外衣，展示出历史的运演，文化的变迁，在轻松谐谑的表象下，潜隐着深深的情愫，寄寓着峻严的思考，这使小说达到了一定的文化哲学高度。作为思想的产物，其文本不是机械操作式的编撰，而是主体自由性灵的迸射飞扬，虽非碧海掣鲸，却也气势不凡。于是小说显示出超拔的文化意义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有人认为《故乡相处流传》是刘震云创作上的退步与滑坡。我觉得它不是退化，而是升华，是创作主体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标志。它之于刘震云从前作品，恰如鲁迅《故事新编》之于《呐喊》《彷徨》，实则奉献出一种新形式，辟开了一片新疆域。因此称它是刘震云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并不为过。小说充满了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带有很强的主观随意特征，仿佛一次玩世不恭的游戏活动。然而，这实在是一部沉痛之作，它是真正沉痛到骨子里、严肃到骨子里去了，是骨子里的大严肃、大沉痛。从季汉三国到文化大革命，小说的跨度长达千年，其时间是主观性的，常常被随意拉长、缩短、扯散、收敛，而其空间亦常常倒置、重叠、错位、交叉，极富跳跃性地频繁切换着。事实上，小说把空间扩展到了整个中国历史，把时间观念也压缩到了同一层面上，从而在历史的共时性中表达出一种寓言般的现实感，在怀想的梦域里对历史进行重构、修复。“似花还似非花”，小说讲的是历史，却又不是历史。作家在非现实的虚构的语境里是有所寄托的，简言之，即借历史酒杯，浇自己块垒。刘震云要在历史那枯死的树干上，嫁接青色的枝，绿色的叶，和怪异的果，他要以自由性灵和可贵的主体创造精神，为历史注入血性、赋予灵性。所以，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刘震云的貌似向历史遁逸，实则是为了更好地直面现实。他将历史现实化，又将现实历史化，于是历史成为现实的投射，现实成为历史的影子，二者互为镜像，由此生发出奇妙的韵味。刘震云跋涉于中国文化这个巨大的怪圈中，认真地探讨了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文化/政治间的多边关系，它们对人性的制约，以及其间的种种双向同构和交叉渗透。通过对传统正史观念的解构，刘震云揭示出历史深处弥漫的冲天血腥和龌龊，从而将人道之矛指向了更为深远的历史之腹，这实为对历史本真图景的还原。小说文本因之获得了一种内在超越品格。
话语民间化，是《故乡相处流传》最大的文本特征。话语民间化意指小说文本形态或曰小说本体向民间的还原，它包括内在意蕴的民间化和形式包装的民间化两个方面，如主题、题材、结构、框架、故事、情境、情节、人物、语言、氛围、格调等等，而语言口语化则是话语民间化的显在表现。以大白话的运用为标志，《故乡相处流传》呈现出十足的乡土气派和强烈的民间意味。小说率性而作，随意而言，如跑野马，如驱野羊；又似行云流水，滔滔而下，有汪洋恣肆之感，无描头画角之态。其行文直接采用农民话语，本色地道，轻松随便，一如闲谈聊天，却也真力弥漫生机焕然，呈现出返朴归真的自在状态，令人读之不忍释卷，获得沦肌浃髓般的美感。小说分为整齐的四板块：一、在曹丞相身边；二、大槐树下告别爹娘；三、我杀陈玉成；四、六〇年随姥姥进城。这四个板块，代表了不同时期富有意义的四段历史，展示出一幕幕活灵活现的讽刺剧。作为一次对正史观念的颠覆与反拨，一次对权威话语的破坏和解构，小说的武器是民间话语。刘震云以民间形式，对历史作了陌生化处理，使之呈现出迥异的面貌。作家正是选取了典型的民间视角来切入文本的。小说如同口头文学创作，正史中高大光辉的帝王将相——曹操、袁绍等人，成了与寻常百姓无异的下里巴人。“曹丞相屁声不断，其他人都憋着忍着。”“曹（操）、袁（绍）在那里联合骂刘表。一个说：‘这灰孙子’，一个说：‘我操他二姨’。”震惊历史的官渡之战，竟然是以曹、袁争夺小寡妇为导火索；他们口口声声“妈拉个×”、“鸡巴操的”，全无大人物的神圣庄严，而露出十足的无赖本相、流氓嘴脸。整个小说嬉笑怒骂，幽默泼辣，粗朴率真，意趣横生。正是这种话语民间化和语言口语化，才使刘震云小说文本形态变得轻松灵活，通脱放达，厚重而不板滞，用力随意而又有轻重缓急，不拘泥，不迂执，富开合感、融通感，体现出自由的野味。
人物符码化，是《故乡相处流传》的又一特征。刘震云笔下的人物，很少有正儿八经的名字：猪蛋、孬舅、瞎鹿、片锣、六指、瓦碴、白石头、白蚂蚁、胖头鱼、柿饼脸、小麻子……这种以姓氏、绰号甚至外形特征代名，便是一种人物符码化的显在标志。刘震云笔下，既有帝王将相，官人权贵，知识分子，更多市井村夫、引车卖浆之徒，三教九流，喧喧攘攘，五行八作，聚于一堂。刘震云将一尊尊符码化了的群体塑像炮制“出笼”，推到社会的、历史的、人性的大舞台上，你争我夺，你碰我撞，演出一幕幕悲喜剧。作为群像小说，作家以符码化的方式，全方位地展示了一个个灰色的小人物，一群群奴才、虫豸和蛆虫的面影，由之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剥离剖析，揭示出人的异化和社会的病态，进而发掘民族心理的劣根性和中华民族人性恶的渊源。符码化是一种类型化手法。在人物刻画上，刘震云重共性，轻个性，重群体心理，不重个体性情，体现出对国民人格的整体认知和普遍把握。缘此，刘震云实践了鲁迅的创作原则：“砭痼弊常取类型。”是的，像鲁迅那样，刘震云的创作始终是以人为本位、以人为轴心的，他热切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关注着国民性的改造。通过人物符码化，刘震云以其本文，为整个中国人和华夏民族提供了一面镜子。
人物符码化，指向的是文本象征化。《故乡相处流传》在本质上是一部大寓言体长篇，具明显的怪诞色彩和整体象征性，象征—深度模式的运用昭然可见。其中的一些细节，如白蚂蚁死后身上飞出一队队蚂蚁，小麻子被砍头时脖子里冒出一股股黑烟，以及那些会乱扭乱蹦自己行走的猪尾巴，这一切的一切，无不被限制在象征的意义和寓言的框架内。总之，刘震云笔下的一个个符码式人物，实为整个中国人的众生相，而他笔下的一个个小村小镇小县，也实为大的乡土中国的缩影。小人物、小背景、小情境是与大精神、大风度、大气魄相呼应沟通的。
反讽普遍化，也是《故乡相处流传》的一大特色。刘震云小说可谓无往而不反讽。他的反讽，不是懒得批判，而是一种迂回战术，是对于丑陋的人事物态所采取的曲折机智的抨击、揶揄与戏弄。正话反说，明褒暗贬，绵里藏针，不露声色，乃是反讽的特征。小说中的“我”，是以文人/知识者的身份贯通古今而存在的，但这里的文人/知识者不再是受人崇仰景慕的文化英雄和帝师王佐之才，而是沦为无聊的小丑、不得意的娼妓、朝三暮四的投机者；文学则成了可有可无的缀饰。这个“我”，一会儿当捏脚人，一会儿当刽子手，有时像顽童，有时像无赖，油腔滑调，嘻嘻哈哈，攀龙附凤，逢迎拍马，实为当今社会某一类知识者与文化人的绝妙画像，是对丧失了话语权而又怀有强烈的话语欲望的、患了失语症的当代文人尴尬处境的一次反讽式写照。在小说中，通过“我”，刘震云嘲弄世界，嘲弄他人，嘲弄一切，更嘲弄自己、作践自己，全没一点正经，却也不无真诚，满含沉痛。
小说表现了几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曹操、袁绍、朱元璋、西太后等，但人物名声地位的显赫伟大与其实际人格的龌龊下贱，恰形成绝大反讽。在小说中，曹操，这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原来竟是一个拾粪的出身，他爱放屁，爱玩小寡妇，头上长疮，脚趾流脓，朝三暮四，翻云覆雨；朱元璋，这位“举动撼山河，呼吸变霜露”的一代开国君主，原来只是一个大和尚，一个窥视狂、包打听，一个毒如蛇蝎的小人；威福齐天的西太后呢？“柿饼脸，细眉毛，眯眼，大嘴，尖鼻头，小耳朵如狼，大脑门如驴……”竟然是剃头匠六指的恋人、从前的牧羊女柿饼脸姑娘！通过语言反讽和情境反讽，刘震云把罩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矜持的甲胄和虚假的光环统统剥落、消解，露出其很不光彩的一面，全无一点正经，而又别有深意存焉。通过反讽的中介和审美的渠道，刘震云达到了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政治批判、人性批判的鹄的。这不能不说是作家高明的批判策略。
《故乡相处流传》指涉了一系列深刻的文化命题。也许，历史仅仅是一种陈陈相因的“流传”，一个代代加工的故事，一具小孩子手中的变形金刚；但刘震云却分明把它看得很重很重。小说引导我们去破译那表层文本下所隐含的深层意蕴，感受作家寄寓其间的千年忧患百年孤独。于是，从字里行间文本深处，我们听到了重重的叹息，还有那深深的呼唤。《故乡相处流传》，这是一部多么有意义的作品。
1995年5月20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