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都开平
蒙哥汗时期，忽必烈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事务后，南下驻扎在原来金蒙交界的桓州、昌州、抚州一带金莲川（今滦河上源一带）地区。此地原名曷里浒东川，因夏季盛开美丽的金莲花，金世宗时易名金莲川。忽必烈在金莲川召集、延揽大量人才，形成了金莲川幕府集团。金莲川幕府集团后来成为忽必烈夺取和巩固汗位的主要智囊团。出于长期经营漠南汉地的需要，蒙哥汗六年（1256），忽必烈准备在驻帐附近修建城池、宫室，于是命令藩府之臣刘秉忠占卜吉祥，选择地点。刘秉忠选定了桓州以东、滦水（今闪电河）以北的龙岗（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之地。此地“龙岗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展亲会朝”，“道里得中”，既是辽阔坦荡的天然牧场，也适宜建城。兴建新城花了三年时间，先建宫室，后筑宫城。竣工后，新城被命名为开平。开平城的兴建，使忽必烈藩府得以较稳定地迁徙至北连朔漠、南控中原的金莲川一带，对忽必烈履行总领漠南使命和接受汉文化，均大有帮助。（《秋涧集》卷八十一《中堂事记》；《元文类》卷二十二《上都华严寺碑》）
关于开平城的兴建，在民间还有忽必烈向龙借地建城的传说。“相传刘太保（刘秉忠）建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忽必烈于是依照刘秉忠的建言举行了借地的仪式。是夜三更天，雷声大震，龙池之龙腾空而起，离开此地，次日正常施工，以土筑地基。这一传说说明了开平城修建之时，排干积水是一项比较艰巨的工程。而《史集》中的有关记载恰恰印证了这一说法：为了修建宫殿，忽必烈与谋臣们进行了商议，“全体一致认为，最好的地点是开平府城旁草地中间的一个湖。人们便起议把它排干。在该国中有一种用来代替木柴的石头，这种石头被大量地收集起来，还收集了许多煤；人们用石灰和碎砖把那个湖和它的源头填满；熔了很多锡进行加固。在升起达一人之高后，再在上面铺上石板……在那石板上面，建造了一座中国风格的宫殿”。
中统元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举行忽里台贵族会议，被推举为第五任大汗。之后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之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结果忽必烈击败了控制漠北的阿里不哥，夺取了在漠北的和林旧都。然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形势或原因，致使忽必烈不愿意也不可能继续以和林为都城，来作为国家统治中心。
窝阔台汗建都和林以来，和林城内居民的粮食，主要依赖汉地，多是用大车自南向北转运。忽必烈在位的三十余年里，朝廷经常运送粮食赈济和林城的居民。假如继续以和林为都城，势必造成粮食等物资长途转输的更大负担和压力。更为重要的是，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多年，即汗位之地又在开平，他的主要统治基础已在漠南和中原奠定。漠北和林长期就是与之争位的阿里不哥的势力范围，而且这里也是固守蒙古旧俗的蒙古诸王的聚集区。在忽必烈看来，继续以和林为都城，继续走草原帝国的旧路，不利于蒙汉统治阶层的联合，不利于对中原汉地的管理和控制。而在藩邸旧臣的影响下，一心附会汉法的忽必烈日益意识到稳定和控制汉地的重要性，可以说忽必烈放弃漠北和林，实际上就是改革蒙古旧制、践行汉法的重要的一环。
忽必烈即位后的三四年里，多数时间驻于开平城，开平已是有都城之实而无都城之名。为了加强开平城的建设，中统二年（1261）十二月，忽必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中统四年五月，忽必烈正式定开平为上都，设立上都路总管府，随后又开始了大规模的上都营建。（《元史》卷四、五《世祖本纪》）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宫城则在皇城的中部偏北。上都宫城的主体建筑为大安阁，始建于至元三年十二月。大安阁原是宋金故都汴梁的熙春阁，被拆到千里之外的金莲川，稍加损益而成。据说，汴梁熙春阁拆下的木材多以万计，水浮陆辇，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运抵上都。元代诗人笔下，都把大安阁当成元上都的象征，如“大安御阁势岹亭，华阙中天壮上京”，“大安阁是广寒宫，尺五青天八面风”。忽必烈临朝、议政、接见臣下等重要仪式，经常在这里举行。大安阁内设有专门的御榻以及祭祀神明的礼器。《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大安阁“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
除大安阁外，上都的汉地建筑还有至元八年十一月建成的万安阁。波斯史家拉施特说“在（上都）城的中央修建了一座宫殿和[另外一座]较小的宫殿”，估计指的就是大安阁和万安阁。元人汪元量赋诗描写万安阁的早朝和宫廷侍从夜值：“凤衔紫诏下云端，千载明良际会难。金阙早朝天表近，玉堂夜直月光寒。”
在大安阁、万安阁之外，见于记载的上都宫殿还有洪禧殿、水晶殿、香殿、宣文阁、睿思阁、仁春阁、鹿顶阁、歇山殿、崇寿殿、楠木亭、隆德殿、清宁殿、统天阁等。
上都的外城大体上呈正方形，每边长约两千两百米，城墙（不包括皇城部分）全用黄土板筑。外城的北部是皇家的园林，又称北苑。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亦呈正方形，每边长约一千四百米。皇城的东、南墙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上都城的东、南、西都有关厢，同时在东、西各有一座规模巨大的粮仓。
上都体现草原风格的宫殿为失剌斡耳朵。失剌又作昔剌，蒙古语意为黄色。忽必烈定都开平后，沿袭窝阔台汗和林旧例，设置失剌斡耳朵，作为自己在上都的行在和宴游之所，即离宫。正如诗云：“西内西城外，周围十里中。草阴迷辇路，山色护离宫。翠殿光凝雾，璇题影曳虹。鸣銮时一幸，草木尽祥风。”（《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
此外上都皇城中的草地四周筑有围墙。各式各样的野兽飞禽在草地上生息繁衍，如麋鹿、鹰、兔等。忽必烈时常在围墙内纵马追逐麋鹿，一则取鹿肉喂鹰，二则消遣娱乐。
在上都城内，忽必烈还建起了孔子庙、佛寺、道观及城隍庙。孔子庙和城隍庙先后建于至元四年和至元五年。忽必烈在上都所建佛寺，主要是龙光华严寺和乾元寺，分别在上都皇城的东北角和西北角。龙光华严寺建于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位于上都皇城的东北角。乾元寺建于至元十一年（1274），位于上都皇城的西北角。龙光华严寺是禅宗寺院，乾元寺是藏传佛教寺院。上都道观主要有位于城东、西的正一教派崇真宫、全真教派长春宫、太一教派太一宫以及寿宁宫等。不难看出，上都城的上述宗教文化设施，是儒、佛、道三教并立。
上都作为忽必烈建造的草原都城，既具有汉地式都城的风貌，又带有蒙古草原行国的特色。它地处漠北蒙古与汉地的交通要冲，对加强蒙古宗王的向心力和元朝廷控制大漠南北，意义非凡。
由于忽必烈实行两都巡幸制，上都城内除上都留守司以外的诸官属因系季节性分司扈从，故其衙署建筑均不正规，扈从官员的住宿也颇为简陋。元初担任中书省左、右司都事和翰林院编修的王恽曾赋诗描述他在上都的住所：“土屋甖灯板榻虚，一瓶一钵似僧居。”原平章政事廉希宪至元十五年（1278）扈从上都时，也是暂住在华严寺。一般蒙古及色目贵族、官宦应该是在毡帐中住宿的。宋本《上京杂诗》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毡房乱如云。”可以为证。元人郑思肖云上都“四时雨雪，人咸作土窖居宿。北去竟无屋宇，毡帐铺架作房”，大体符合实际，也反映了忽必烈所建元上都草原都城特有的人文地理风貌。
忽必烈在上都举行的祭祀主要是祭天和祭祖。“祀天于旧桓州西北郊，皇族之外，皆不得预礼也。”关于祭天的详细情况，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记载道：“每年八月二十八日，大汗离此地时，尽取此类牝马之乳，洒之地上。缘其星者及偶像教徒曾有言曰，每年八月二十八日，宜洒乳于地，俾地上空中之神灵得享，而保佑大汗及其妻女财产，以及国内臣民，与夫牲畜、马匹、谷麦等物。洒乳以后，大汗始行。”至元十三年五月初一，忽必烈又派遣伯颜等大臣赴上都近郊祭祀天地和祖宗，告以平宋大捷。（《秋涧集》卷八十一《中堂事记》；《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
二 大都汗八里
大都，突厥语称做汗八里，意汗城。大都城的前身为辽南京（又称燕京）和金中都。1215年蒙古攻下金朝中都城，复改中都为燕京。蒙古灭金后，蒙廷在燕京设立行尚书省，派断事官进行管理，燕京也因此成了蒙古控制汉地的中心。不过，饱经战火和掳掠的燕京早已残破不堪，“可怜一片繁华地，空见春风长绿蒿”。蒙哥汗时期，忽必烈负责总领漠南汉地军事，蒙古札剌亦儿部首领，木华黎国王的后裔霸都鲁献策忽必烈，认为燕京才是蒙古大汗理想的驻跸之所。他讲：“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而霸都鲁这番建议改变了忽必烈劝说蒙哥汗驻跸回鹘的打算，忽必烈恍然大悟：“非卿言，我几失之。”当然，一心固守蒙古传统的蒙哥汗是不会迁都燕京的，而忽必烈后来也未向蒙哥汗提及此事。忽必烈与霸都鲁的对话对将来迁都于燕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忽必烈讲，自己能够居燕京以临天下，实霸都鲁之力也。（《国朝文类》卷六《燕城书事》；《元史》卷一百一十九《木华黎传》）
忽必烈即汗位之初四五年，一直把开平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这也在情理之中，在政权尚未稳固之际，把自己的藩府所在地作为实际上的国都是个十分稳妥的做法。当时中书省设在开平，燕京仅设行中书省。但随着政权的巩固以及汉地事务越来越繁重，作为中书省组成部分的燕京行省日益受到忽必烈的重视。忽必烈频繁召集燕京行中书省官员赴开平奏事和面领圣旨，自己则常于冬季驻帐燕京郊外。忽必烈此举正是其力主附会汉法、加强中央集权的体现，也说明忽必烈政权的统治中心已经渐渐偏离漠北本土。中统四年五月，忽必烈改开平为上都。次年八月又改燕京为中都（后改名大都）。于是两都制正式确立，营建大都也随之开始。
大都的皇城和宫城，始建于至元三年，至元十一年大体竣工。皇城、宫城以外的官民廨舍和城墙等，至元四年开始兴建，因为工程浩大，至元二十年（1283）才基本建成。至元十九年，元廷废罢负责兴建大都的宫殿府行工部，置大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知少府监事。二十一年，别置大都路都总管府治民事，并少府监归留守司。这样，大都的管理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
同上都一样，大都的主要设计者也是刘秉忠。参与选择建筑方位和绘制城郭经纬、祖社朝市图形的还有赵秉温等。负责指挥监督施工的则是汉军万户张柔、张弘略父子以及行工部尚书段桢等。
大都的建筑结构从里向外依次是宫城、皇城和城墙。大都皇城在城市南部中央地区。皇城的城门涂成红色，又称红门。皇城的四周种有参天大树。皇城之内以太液池为中心，围绕着三大建筑群，即宫城、隆福宫（即太子东宫，至元十一年兴建）、兴圣宫（皇太后居所，武宗时修建）。宫城处于全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城墙是用砖砌的。宫城主要建筑是大明殿和延春阁。
大明殿是皇宫的正殿，位置偏南，东西二百尺，南北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另有柱廊、寝殿。大明殿建筑样式和风格主要沿袭汉地皇宫传统，与此同时，又呈现出不少蒙古草原特色。如殿内中心设置的皇帝七宝云龙御榻，因蒙古大汗与皇后并坐的习俗，添设皇后位。而诸王、百官、怯薛官侍宴的坐床，又重列左右。另置木质银裹漆瓮一个，金云龙蜿绕之，高一丈七尺，容量五十余石，专供宫廷饮酒之用。此外，至元七年，忽必烈采纳帝师八思巴的意见，在大明殿御座之上放置一个白伞盖，伞盖用素缎制成，又用泥金字书写梵文于伞盖上，以伏邪魔。这是忽必烈皈依佛教后，喇嘛帝师为大明殿打下的印记。以后每年二月十五日，作佛事于大明殿，设仪仗迎白伞盖，然后周游皇城内外，为国祈福。大明殿主要用于皇帝即位、正月元旦、庆寿等大朝会，是宫城内的主殿。据说，忽必烈还特意将成吉思汗漠北创业之地的青草一株，移植于大明殿丹墀前，欲使后世子孙不忘勤俭之节，名之曰“誓俭草”。（《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元史》卷七十七《祭祀志六》；《析津志辑佚·岁纪》；《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延春阁位于大明殿以北，东西一百五十尺，南北九十尺，高一百尺，结构为三檐重屋，另有柱廊和寝殿，是皇宫中最高的建筑。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长期沿袭蒙古国岁时赏赐、朝会赏赐等旧制，常在延春阁赏赐诸王权贵和文武百官。至元中期，忽必烈曾在延春阁大范围赏赐群臣，包括怯薛卫士在内的官员奉命十人为列，上前领赏。至元二十八年叛王哈丹被诛后，忽必烈又在延春阁陈列所缴获的金银器，召来诸侯王、将帅慷慨赏赐，蒙古忙兀部贵族博罗欢即受赐金银器五百两。（《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一《宫阙制度》；《元史》卷一百六十《王思廉传》；《元史》卷一百二十一《博罗欢传》）
此外，大都城内比较重要的宫殿还有万寿山广寒殿和隆福宫。关于万寿山广寒殿，元末陶宗仪云“其山皆以玲珑石叠垒，峰峦隐映，松桧隆郁，秀若天成”。有名的渎山大玉海（酒缸）就放置在广寒殿中。隆福宫是专供太子真金居住的。
大都的城墙和城门也颇有特殊之处。大都的城墙是采用传统的夯土板筑方法修建的，基部宽，顶部窄，横截面呈梯形。马可波罗描述道：“墙基宽十步，高二十步……愈高愈窄，所以上面只有三步宽了。”至元八年，忽必烈还听从千户王庆瑞的建议，未辇石砌城，而是以苇草排编遮盖土墙，来防雨水摧塌，这就是所谓的苇城之策，也是元大都城墙与其他朝代不一样的地方。不过，苇城并不能完全解决土墙防雨问题，所以经常出现“雨坏城墙”的事情。据说，忽必烈晚年曾下令运来石头，欲加固城墙，因其逝世未能如愿。
大都长方形的城墙四周共开十一门。东面三座：光熙门、崇仁门、齐化门。西面三座：平则门、和义门、肃清门。南面三座：文明门（哈达门）、丽正门、顺承门。北面两座：建德门、安贞门。大都城门没有筑成对称偶数，偏偏开为十一门，据说是该城设计者刘秉忠附会传说中哪吒形象，蓄意构成三头六臂两足状：南面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六臂，北面两门象征两足。乃欲借用哪吒的法力，护卫都城，降伏龙王，解除缺水之患。刘秉忠这样做，无非是要为大都增添一些神秘色彩。对深信上天诸神的忽必烈来说，这番设计当然是令人满意的。元末张昱曾赋诗赞叹大都的苇草覆城和十一门：“大都周遭十一门，草苫土筑哪吒城。谶言若以砖石裹，长似天王衣甲兵。”
大都城中心还建有钟楼和鼓楼，一北一南，雄敞高明，俯瞰城堙。其鼓奏钟鸣，既报告时辰和控制居民的作息，也便于实行夜禁。（《农田余话》卷一；《可闲老人集》卷二《辇下曲》；参阅陈学霖《元大都城建造传说探源》，《汉学研究》第五卷第一期，1987年）
大都城建好后，曾大规模迁民以居，近臣、旧族的赐第多集中在内城西部。原金燕京旧城被废，保留下来的惟有佛寺、道观和若干民房。那么元朝为什么没有利用金朝的中都，而是在中都附近另建新都呢？有学者认为这主要是考虑到水利方面的问题，旧都没有很好的水源。也有学者认为这与蒙古原有的风俗有关，“当一个斡耳朵曾在一个地方安置时，在它搬走以后，只要那里有任何曾经烧过火的痕迹，就没有一个人敢经过它曾经安置过的地点，不管是骑马还是步行”。
忽必烈还在大都建起太庙，用来祭祀列祖列宗。燕京太庙始建于中统四年三月，完工于至元三年。这以前，忽必烈已在汉族士大夫的影响下初步制作了祖宗神位、祭器、法服等。一段时间内，神位暂设于开平的中书省，中书省官署变动之际，祖宗神位又一度迁至上都圣安寺及瑞像殿。至元三年十月，大都太庙建成，忽必烈命令中书平章赵璧等集议，并决定在原有太庙七室的基础上，增为八室，又制定尊谥、庙号。至元十四年，旧太庙楹柱腐朽，忽必烈降诏新建太庙于大都。三年后，新太庙正式使用，旧太庙废弃。
太庙神主开始是刘秉忠依宋朝礼制以栗木制成。至元六年十二月，帝师八思巴奉忽必烈圣旨制造木质金表牌位，代替栗木神主，特称金主。至元十三年，金主题名又依蒙古风俗略做改动，太祖改称成吉思皇帝，睿宗改称太上皇也可那颜，诸皇后则直题其名讳。（《元史》卷七十四《祭祀志三》）
忽必烈还随时听取掌管祭祀官员的意见，不断完善太庙祭祀及相关制度。不过，忽必烈在大都太庙祭祀中并没有完全倒向汉法典制，而是有意无意地加入了不少蒙古及藏传佛教的成分。第一，宗庙祭祀祝祷之文，用蒙古文书写，以蒙古巫祝致辞。第二，祭祀所用常馔以外，自至元十三年九月，增加野猪、鹿、羊、葡萄酒等。一度又禁用豢养之猪及牛。第三，至元六年十二月，始命帝师八思巴及其弟益怜真作佛事于太庙七昼夜。尽管大都太庙是忽必烈所建，但他一开始就让诸王、宰执及必阇赤摄行其事，本人一直未尝亲自祭祀。（《元史》卷七十四《祭祀志三》；《元史》卷七《世祖本纪四》；《元史》卷九《世祖本纪六》）
此外，忽必烈沿用汉地祭祀先人遗像的影堂之俗，在大都一带设立影堂以祭祀祖先。起初，忽必烈仅在父母分邑真定路玉华宫立孝思殿，布置拖雷夫妇御容影堂，逢忌日依照《宋会要》所定礼仪，派官员前往祭祀。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忽必烈命令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画太祖成吉思汗御容。翌年二月，又命画太上皇拖雷御容，与太宗窝阔台御容一并置于大都翰林院，由院官春秋致祭。据说，当画师奉诏将所画成吉思汗和拖雷御容呈献忽必烈时，因为画肖其人，忽必烈看罢，不由为之动情，“泣下沾衿”。
后来，诸帝后御容影堂祭祀逐渐正规，所奉祖宗御容，主要用纹绮局织锦制成。忽必烈和察必皇后死后，其影堂御容置于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所建藏传佛教建筑大圣寿万安寺（即今白塔寺）内。真金太子的影堂也置于此寺。堂内设祭器，藏玉册、玉宝等。祭祀也由最初的忌日祭祀，扩展为常祭、节祭。到文宗时，影堂统一改称神御殿。（《元史》卷七十五《祭祀志四》；《析津志辑佚·祀庙》；《秋涧集》卷四十四《杂著》）
三 两都岁时巡幸
在两都制度确定以后，忽必烈便开始在上都、大都间岁时巡幸。每年二月，有时也在三月，忽必烈从大都出发赴上都。秋八月或九月，又自上都返回大都。春秋恒时，岁岁如此，未曾中辍。据载，从大都有四条道路通往上都，“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通常元人赴上都多经由驿路。从忽必烈朝起，皇帝巡行总是自东路辇路赴上都，西道返回大都。巡行期间，后妃、太子和蒙古诸王随行。由于两都巡幸，朝廷官员又有扈从、留守之别，“宰执下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通常，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主要官员及部分僚属必须扈从上都。在汉族文臣笔下，扈从上都的中书省、御史台官员被称为“上都分省”、“上都分台”。实际上，扈从上都的均为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主要官员，且因其不离权力源头大汗左右，所以他们始终充当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核心。具体到中书省，扈从上都的才是都省，留守大都的仅是留省。元朝皇帝巡幸上都期间，一部分怯薛及侍卫亲军随从，主要担任守卫任务。
忽必烈经常在上都和往返两都途中举行省、院、台大臣奏闻或大臣集议，决定军国大事。无论省、院、台大臣扈从，还是巡幸途中举行省、院、台大臣奏闻或集议，在汉地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从蒙古游牧帝国行朝、行国习俗来看，又是可以理解的。
从忽必烈开始，两都巡幸还有了一定的迎送仪式。春季，忽必烈离大都赴上都前夕，往往在万岁山广寒殿大宴文武百官。秋天，忽必烈自上都返回大都时，大都留守官员又要专程至居庸关北口或龙虎台迎接。（《南村辍耕录》卷一《万岁山》；《秋涧集》卷二十三《奉和寅甫学士九日迎銮北口高韵》）
在巡幸期间，忽必烈还沿用蒙古旧俗，经常放鹰打猎。忽必烈在冬春之际的狩猎，一般正月出发，三月初以前返回。开始时在大都近郊，后来多在大都东南的柳林。
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还饶有兴趣地讲到忽必烈乘象舆打猎的情景：“大汗有两男爵，是亲兄弟，一名伯颜（Bayan），一名明安（Mingam）。人称此二人曰古尼赤（Cunici），此言管理番犬之人也。弟兄两人各统万人，每万人衣皆同色，此万人衣一色，彼万人衣又一色，此万人衣朱色，彼万人衣蓝色，每从君主出猎时，即衣此衣，俾为人识。每万人队有二千人，各有大犬一二头或二头以上。由于犬数甚众，大汗出猎时，其一男爵古尼赤将所部万人，携犬五千头，从右行，别一男爵古尼赤率所部从左行。相约并途行，中间留有围道，广二日程，围中禽兽无不被捕者。所以其猎同猎犬、猎人之举动，颇可观。君主偕诸男爵骑行旷野行猎时，可见此种大犬无数，驰逐于熊、鹿或他兽之后，左右奔驰，其状极堪娱目也……君主驻跸于其都城，逾阳历12月、1月、2月共三阅月后，阳历3月初即从都城首途南下，至于海洋，其距离有二日程。行时携打捕鹰人万人，海青五百头，鹰鹞及他种飞禽甚众，亦有苍鹰（autours），皆备沿诸河流行猎之用。然君等切勿以为所携禽鸟皆聚于一处，可以随意分配各所。每所分配禽鸟一二百，或二百以上，为数不等。此种打捕鹰人以其行猎所获多献大汗。君主携其海青及其他禽鸟行猎之时，如前所述。此外尚有万人，以供守卫，其人名称脱思高儿（Toscaors），此言守卫之人也。以两人为一队，警卫各处，散布之地甚广。各人有一小笛及一头巾，以备唤鸟、持鸟之用，俾君主放鸟之时，放鸟人勿须随之。盖前此所言散布各处之人，守卫周密，鸟飞之处不用追随，鸟须救助时，此辈立能赴之也。君主之鸟，爪上各悬一小牌，以便认识。诸男爵之鸟亦然，牌上勒鸟主同打捕鹰人之名，鸟如为人所得，立时归还其主，如不识其主，则持交一男爵名曰不剌儿忽赤（Boulargoutchi）者，此言保管无主之物者也……此男爵常位于众人易见之处，立其旌旗，俾拾物及失物者易见，而使凡失物皆得还原主。君主由此路径赴海洋，其地距其汗八里都城有二日程，沿途景物甚丽，世界赏心娱目之事无逾此者。大汗坐木楼甚丽，四象承之。楼内布金锦，楼外覆狮皮。携最良之海青十二头。扈从备应对者有男爵数人。其他男爵则在周围骑随，时语之曰：‘陛下，鹤过。’大汗闻言，立开楼门视之，取其最宠之海青放之。此鸟数捕物于大汗前，大汗在楼中卧床观之，甚乐。侍从之诸男爵亦然。故余敢言世界之人，娱乐之甚，能为之优，无有逾大汗者。”
马可波罗所记忽必烈乘象舆打猎的情节颇为有趣。许多汉文史籍不约而同地记述道：元朝驾驮象舆的大象来自南方金齿、缅国、占城、交趾等，为其政权被征服后的贡纳。大象平时圈养在大都皇城北面湖泊岸边，大汗行幸时，命令擅长驭象的蕃官骑在一只象上，导引象舆前进。象舆前面另有前峰树皂旗，后峰扎小旗，五色瓘玉，毛结璎珞的骆驼。一人鸣驼鼓于上，一则威震远迩，替皇帝清道，二则先行试验桥梁和路上的积水，以保证象舆顺利通过。（《元史》卷七十九《舆服志二》；《牧庵集》卷十九《资德大夫云南行省右丞李公神道碑》）
忽必烈不仅飞放打猎时乘象舆，大都、上都春去秋归，征讨东道诸王乃颜也经常是乘象舆。元人赋诗咏其事曰：“当年大驾幸滦京，象背前驮幄殿行。”象舆中除忽必烈外，常有宿卫之士参乘。乘坐象舆，岁时往来于两都之间，甚至用于亲征和行猎，这的确是以前蒙古大汗和汉地王朝的皇帝所未曾有的。象舆比较平稳，不影响坐卧休息，又极具皇帝的威严，这无疑令忽必烈十分惬意。
然而，象舆并不绝对安全。至元后期，吏部尚书刘好礼向中书省提出建议：“象力最巨，上往还两都，乘舆象驾，万一有变，从者虽多，力何能及？”刘好礼建言不久，果然发生了忽必烈行猎归来，大象被伶人蒙彩毳扮狮子舞所惊吓，狂奔不可遏止的紧急情况。幸亏参舆宿卫贺胜奋不顾身地跳到大象前面挡住去路，后到的人又割断靷索，放纵受惊大象逸去，才保住忽必烈的安全。贺胜为此受伤，忽必烈亲自慰问贺胜的伤情，还特意派遣太医为他医治和护理。
皇帝巡幸上都，由扈从军队、宗王、后妃、大臣等组成浩浩荡荡的皇帝仪仗，以下诗句就是时人对皇帝仪仗的描写：“翠华慰民望，时暑将北巡。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庐严周宿卫，万骑若屯云。毡房贮窈窕，玉食罗膻荤。珍缨饰驼象，铃韵遥相闻。”（《纯白斋类稿》卷二《京华杂兴诗二十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