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1109年～1244年），辽皇族之后，蒙古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大臣。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成吉思汗十年（1215年）被召用，甚受信任。随成吉思汗西征，劝戒妄杀。后任事近30年，官至中书令，元代立国规模多有其奠定。亦善诗文词翰。他在成吉思汗时，长期掌管文书；在窝阔台汗时，官至中书令；为用兵西域，统一北方，出谋划策；引导蒙古走向汉化，建立各种规章制度，出过不少力，对蒙古立国中原起过不少积极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历史上有很大贡献的人物。
艰难时世
金明昌元年（1190年）六月二十日，在首都燕京（今北京）西山，一个新的生命在尚书右丞耶律履的宰相府中诞生了。耶律履这年60岁，得了这个孩子，当然非常高兴。在这以前，耶律履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辨才和善才，这时都已长大成人，可是其才平平，尚未出仕，看来不会有太大的出息，因而对这个晚年所得的幼子，寄予很大的期望，常常对家人说：“这孩子是我们家的千里驹，将来必定能够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可是，他仔细想一想，大金国昔日的威风虽然还勉强支撑着，但种种腐败的迹象都已逐渐显露出来了，国势日微，这孩子的才干再大，恐怕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古人不是说过“楚虽有材，晋实用之”吗？金国既然没有他施展才干的机会，就让他到其他地方去干一番事业吧。于是给这孩子取了个寓意深远的名字：楚材，字晋卿。这个名字，既寄托了当父亲的美好愿望，也反映了那个时代艰难的形势。
耶律楚材出生的时代，确实是艰难的。大金国在北方的统治，从太宗天会五年（1127年）算起，到这时已经六十多年了，朝气蓬勃的全盛时期已成过去，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出来，开始进入了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而且每况愈下，一年不如一年了。从国际形势看，偏安东南的宋王朝并未忘怀收复北方的失地，不时在淮河沿岸挑起武装冲突；立国灵武的西夏，也趁机与南宋交结，在西部边境进行侵扰；新起的蒙古，更是雄心勃勃，在北边不断发起进攻，难于应付。在这三面夹攻的形势下，金朝统治者不得不加强战备，训练军队，防边守关；这样一来，不仅军费开支与日俱增，加重了财政困难，而且人心惶惶，引起了社会的不安。同时，政府的财政由于政治腐败，机构庞大，奢侈浪费惊人，开支不断增加，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再加上黄河在这时多次决口，出现了三次大泛滥，大批农民死亡破产，流离失所，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税收减少，财政状况更加困难。统治者为了弥补财政上的亏空；便大量发行交钞（纸币），十贯百贯千贯万贯，面额越来越大，价值越来越低，到后来一万贯还买不到一个烧饼；不得已又发行宝货（银币），与铜钱、交钞，并行，比价经常变动，币制十分紊乱，物价持续飞涨，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困难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日益加剧，皇室之内、权臣之间，党同伐异，争夺不已，杀机四起。章宗时，杀了妄图夺权的郑王永蹈、镐王水中；章宗死，卫王即位，权臣胡沙虎发动政变将他杀死；宣宗即位，大将术虎高琪又将胡沙虎杀死。这种统治阶级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残杀，反映了政治局势的不稳。有材料说，金朝后期“疆土日益缩小，将帅乏人，士兵不能战斗，地方官贪残，百姓流亡，盗贼滋起，”病状非常严重；能否对当时的政治，进行一些改革，谋求国势的中兴呢？不行。因为当时金国的统治已经腐朽，丧失再生的活力了。“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只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宰执用人必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真正锐意改革，有点锋芒的人物是出不来的。看来，谁也挽救不了这个大厦将倾的局势了。
不仅金朝的国事令人心摧，不可闻问；而且耶律楚材的家事，也突然发生变故，有些不堪回首话当年了。耶律家族，本是契丹皇室的后裔，楚材的八世祖是辽太祖的长子东丹王突欲，七世祖娄国是辽国的燕京（今北京）留守，其后数代，任职将军、太师者，颇不乏人。辽末，伯祖德元始归金，被任命为兴平军（今河北卢龙）节度使；其子履，即楚材之父，博学多艺，受知于金世宗，历官翰林待制、礼部侍郎；章宗即位，以定策功，升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不久又升为尚书右丞，成为有很大权力的宰相。耶律贵族之家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然而，就在这时却发生了突然的变化。绍熙二年的六月，耶律楚材出生刚满一岁，他的父亲耶律履便生病去世了。耶律楚材的两个哥哥也只20岁，尚未出仕，家道中衰，已成必然的现实了。
幼年丧父，耶律家的衰落，对耶律楚材的成长当然要发生很大的影响。耶律履虽然官居宰相之职，俸禄可能很优厚，但他平时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受到人们的称赞，“文献阴功绝比伦，昆虫草木尽承恩，”却不善于置家，一旦去世，竟然没有给家人留下一份可观的遗产。后来，耶律楚材在自己的诗中回忆他的父亲：“入仕三十年，庙堂为柱石，重义而疏财，后世遗清白；”不会完全是假话，“我考文献公，清白遗四壁，”大概确实是没有很多遗产的。尽管这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某种程度的拮据和不便，有时不免感叹“余生叹不辰，”但贫困的·生活也能磨练有志者的意志，“贫困志不渝，未肯忘平昔。”耶律楚材表示坚决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耶律楚材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自幼便在他的母亲杨夫人的教育下，兢兢业业努力学习，“继夜诵诗书，废时毋博奕”，学习非常用功，时间抓得很紧，每天晚上都读书到深夜，决不为了贪玩赌棋而浪费时间。杨夫人“挑灯教子哦新句，冷淡生涯乐有余，”生活虽然清苦，看到孩子学习努力，可望成才，也自有一番乐趣。耶律氏族虽然出身契丹贵族，但很早就接受汉化，对传统的汉族封建文化造诣颇深。耶律突欲自幼学习汉籍，精通汉文，能用汉文写作，政治上积极主张采用汉法，反对力图保持契丹旧制的母后，矛盾激化后被迫“载书浮海”，逃到中原。耶律履更是“通六经百家之书”，汉文诗词写得很漂亮，五岁时就写出过“卧看青天行白云”的诗句，及长，以文章行义受知于金世宗，历任经史院编修官、翰林院修撰等职。到耶律楚材出生时，耶律氏早已是一个充分汉化的封建士大夫书香门第了。耶律楚材在父亲去世后，经济状况虽然不太好，但学习的条件还是优越的，经过他的艰苦努力，短短几年中，竟然学到了不少知识。据说，他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而且文思敏捷，下笔为文，奋笔直书，很少改动，好象头一天就作好了似的。
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年），耶律楚材17岁，根据他学习的情况可以出仕了。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宰相之子享有赐补政府机关佐武官的特权，可是耶律楚材宁可不要这个特权，希望参加正规的进士科考试。章宗认为旧的制度不应轻易更改，特别下了一道敕令要当面对他考试，亲自询问了几件疑难案件的处理，同时参加考试的十七个人中，耶律楚材回答得最好，便正式任命他为某个政府部门的掾官（是协助长官，掌管文书，办理日常行政事务的官）。权力虽然不大，但对一个17岁的青年来说，初入仕途，锻炼锻炼，也是大有好处的。
耶律楚材正式进入仕途了，然而这条道路并非十分通畅平坦的。当时，官场已经非常腐败，真正有才干的人是很难得到重用的。耶律楚材在一首诗中曾经谈到他的侄儿耶律正卿，“学书写尽千林叶，习射能穿百步杨，”文武双全，完全靠自己的本事，“曾陪剑佩待明昌”，当上了章宗的侍卫，可是仍然不被重用，结果还是“荣枯枕上梦黄粱。”耶律楚材自己当然也不会有更好的遭遇，尽管他工作得很努力，干了六七年，仍然只不过是一个开州同知，除了协助知州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外，实际上没有多少事情可干。这对一个志欲“辅翊英主”，精力旺盛的青年来说，当然会感到生不逢时，前途渺茫，心灰意冷了。
金宣宗贞祜二年（1214年），为了逃避蒙古南下的威胁，把首都迁往南京（今开封），耶律楚材的全家也随同南下，只有他本人被燕京留守完颜承晖留了下来，被任命为左右司员外郎。名义上的职务是分掌尚书省所属六部的日常章奏，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寄禄官，并无实际职掌，还是白拿钱吃闲饭，不干事。不久，蒙古兵围困燕京，形势越来越紧张。耶律楚材被困城中，绝粮六十余日。蒙古太祖十年（1215年）五月，城被攻陷。从此，耶律楚材便与金政权和家人失去了联系。
耶律楚材眼看金朝的大势已去，国破家亡，前途渺茫得很，便“将功名之心束之高阁，”拜万松老人（行秀）为师，学习佛理。他杜绝人迹，屏斥家务，专心一意，进行参禅，虽遇大寒大热，也从不间断，焚膏继晷，废寝忘餐，没日没夜的修炼了三年，终于参透了禅理，接受万松老人授予的显诀，成了燕京城中著名的佛教信徒。不过，遁世脱俗并不是他的最高理想，致主泽民才是他的根本志向。他认为，“穷理尽性，莫尚佛法；济世安民，无如儒教。”简单的说，就艰难的时世，磨练了耶律楚材，经过他自己的刻苦学习，不仅树立了经邦治国的雄心壮志，而且作好了两种准备；“否，则以简易之道治一心；达，则以仁义之道治四海。”他，在等待着时局的发展，等待着机会。
投身蒙古
蒙古太祖十三年（1218年），成吉思汗在南征北战过程中，逐渐感到人才的重要。为了征服战争的继续进行和扩大，他需要各种人才。这时，打听到在他统治下的燕京城中，有个博学多艺的耶律楚材，便派专使前来礼聘，耶律楚材陷在燕京城中已经三年了，过着隐居式的生活，除了礼佛参禅而外，无事可干，这时得知有雄才大略的成吉思汗要召见他，感到是一个图谋进取的好机会，不应轻易放过，便立即应召，跟随来使欣然上道了。后来，他有一首诗讲到这件事，“圣主得中原，明诏求王佐，胡然北海游，不得南阳卧。”心情是很愉快的。
当时，成吉思汗正在准备西征，其行在远在克鲁伦河的上游与臣赫尔河合流之处，今属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肯特省。耶律楚材于三月十六日从燕京出发，过居庸（今居庸关），历武川（今河北宣德），出云中（今山西大同），抵天山（今呼和浩特北大青山），穿越浩瀚的大沙漠，于六月二十日左右到达行在。耶律楚材看见这里车帐如云，将士如雨，马牛被野，兵甲赫天，烟火相望，连营万里，真是一个千古少有的盛大场面，心中非常高兴。成吉思汗得知耶律楚材到了，马上召见，看到这位身材修长，胡须长得很漂亮，声音宏响的伟丈夫，说道，“辽金世仇，我为你报了仇。”耶律楚材答道：“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从我的祖父开始已经入侍金朝，既然作了臣下，怎敢与君为仇呢？”这几句话讲得非常得体，成吉思汗听了很满意，认为这个人值得信任，便让他作自己的亲随，不离左右。耶律楚材很快便以其渊博的学识，受到成吉思汗的宠信。成吉思汗对他很亲切，经常不叫他的名字，而称为“吾图撒合里”，蒙古语就是“长胡子”的意思。耶律楚材终于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找到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机会了。
然而，一个新来归顺的儒生，想在以武力取天下的军事贵族中；取得充分的信任和巩固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有个名叫常八斤的人，以善造弓，受到成吉思汗的重用，因而非常矜骄。有一次竟然当着耶律楚材的面对成吉思汗说：“现在正是用武的时候，耶律楚材是个儒生，对打仗的事一窍不通，有什么用处？”耶律楚材听了并不生气，从容答道：“治弓尚且须用治弓匠，难道治天下就不须用治天下匠吗？”成吉思汗听了觉得有理，对耶律楚材更加亲信重用了。
从蒙古太祖十四年到二十年（1219年～1225年），成吉思汗进行了著名的西征。这次西征，主要是对中亚的花刺子模用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耶律楚材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这一时期，耶律楚材的主要工作和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担任成吉思汗的必阉赤，掌管文书。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各种规章制度正在逐步建立，战争仍在激烈进行，来往文书甚多。由于民族复杂，文书大约有蒙文、汉文、波斯文三个系统。蒙文由怯烈哥主管，波斯文由镇海主管，汉文即由耶律楚材主管。由于当时蒙古贵族多不识字，因而必阉赤的作用不应低估，他们常常可以利用方便的条件，按照自己的私意处理问题，具有一定的权势。当时不少中原地区的官僚地主都慕名而来，通过耶律楚材向成吉思汗钻营。耶律楚材是一个有高度封建文化修养的儒生，为人正直，把“行道泽民”作为自己的“素志”；虽然他自称“备员翰墨，军国之事，非所预议”，但必要时向成吉思汗提醒什么事该作，什么事不该作，还是非常方便的。肯定他会利用这个职务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二是在塔刺思城屯田。这个地方是古代中亚的名城，位于塔刺思河畔，为中西交通的要道。蒙古军攻占此城后，即以此为基地继续西进，陆续攻占了讹打刺城（阿里斯河注入锡尔河处附近），蒲华城（布哈拉）。最后攻占了花刺子模的首都寻思干（撒马尔罕）。寻思干在西辽时称为河中府，当地土地肥饶，经济繁荣，多豪民。蒙古军入城之后，俘虏了三万名工匠，送往蒙古分赏诸将为奴。同时，又迁徙了四百多名豪民子弟到塔刺思城屯田。这是一个削弱新征服地区反抗力量的措施，对恢复发展后方的社会经济也有好处。耶律楚材奉命主持这一工作。大概这是他的主意。这对蒙古军事贵族只知道打仗，掠夺财富，转变到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是很有意义的。三是在司天台担任春官，用他的律历星F、等方技之术，为成吉思汗服务。当时整个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很低，对天文、历法、星象知识了解得很肤浅，包括成吉思汗在内的许多蒙古贵族都还非常迷信，每遇将兵出征的时候，都要耶律楚材预卜吉凶，借以增强将士的斗志，坚定胜利的信心。例如，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年）夏六月，成吉思汗决定出兵征讨回回国，祭旗那天，忽然雨雪三尺。有人怀疑用兵是否有利，耶律楚材便说：“隆冬之气，见于盛夏，是克敌取胜的好兆头。”第二年的冬天，忽然大雷，有人间这又是什么兆头呢？耶律楚材回答说：“回回国主快死了。”蒙古太祖十七年（1222年）的八月，天空的西方出现了一颗长长的彗星，耶律楚材说：“金宣宗快死了。”这些预测虽然“后皆验之”，但显然是“猜”准了，并无科学的根据。另有一些事情，则表明耶律楚材确实具有相当高的科学水平。蒙古太祖十五年（1220年），西域的历官说五月十五日夜将有月蚀，耶律楚材说不会有，结果没有发生。次年十月，耶律楚材说将有月蚀，西域人说不会有，结果却发生了。两次都证明耶律楚材说对了，西域的历法有问题。于是，耶律楚材将旧的历书细加修订，著成《庚午元历》，上奏颁行，从此东西数万里，天象不差，对军事、生产和生活都有好处，耶律楚材的这一贡献当然是应予肯定的。
象耶律楚材这样的人才，在当时是不多的，在西征中的表现也很不错，因此成吉思汗对他的印象很好。有一次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可以全都委托给他。”由此可见，耶律楚材已经用自己的知识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取得了充分的信任。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在整个西征过程中，成吉思汗进行战争的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掠夺财富；他所需要耶律楚材为他服务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些舞文弄墨，医星象的方技之术而已。因此，在成吉思汗的眼中，耶律楚材的这点本领，比起两军对垒斩将攀旗的武功来，分量究竟要轻得多。同时，戎马倥偬的时代，遐荒异域的环境，也使得他这个只懂得中原文化，意欲以儒治国的书生，一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冷落感，在耶律楚材的思想深处，还有较多的存在，并且不时在自己的诗文中流露出来。“西征万里扈銮舆，高阁文章束石渠，”本想投笔从戎做出一番事业，但现实的生活并不如预想的那么容易，许多美好的愿望都不能实现，“醉里莫知身似蝶，梦中不觉我为鱼。”“十年潦倒功何在，三径荒凉翠已寒。”很显然，他对万里西征，未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更大的贡献，是很不满意的。
出谋划策
蒙古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的冬天，耶律楚材在经过长达十年之久的西征之后，又回到了燕京。“天涯流落从西征”、“十年沦落困边城”、“赢得飘萧双鬓雪”、“今日龙种返帝京。”既有无限的感慨，也有未来的期望。“再行不惮风沙恶”，“尚期晚节回天意”。还是想在未来的岁月里，做一番事业。
这一年的七月，成吉思汗已经病逝。新主未立，暂由其四子拖雷监国。这次，耶律楚材回到燕京，就是奉了拖雷之命，前往搜索经籍的。耶律楚材对图书经籍，素来就很爱好。上一次蒙古军攻下灵武（今属宁夏），诸将争相抢掠子女财币，耶律楚材却只收图书和药材，人们都以为无用。不久，军中流行疾病，耶律楚材所收的药材救活了几万人，人们又惊以为神。大概因此也引起蒙古贵族对图书的重视。燕京是辽金两朝的旧都，图书经籍很多，又是耶律楚材的故乡。派耶律楚材到燕京搜集图书，是很恰当的，这次任务可能完成碍很好。
同时，耶律楚材在燕京又发现那里道教的势力极度膨胀，好些佛寺都被改为道观，思想上很不愉快。前面说过，耶律楚材原先在燕京时曾经学习过佛理，废寝忘餐，三年不倦，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因而对以丘处机为首的道教徒非常不满。他写了一本《西游录》，上半部叙述了他西征的经过，下半部便对道教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主要是揭露丘处机的欺骗和不法。当时风传丘处机有长生不老的秘术，已经三百多岁了。成吉思汗知道后很感兴趣，派人把他接往行在，细加询问。当问到他究竟有多大岁数时，他竟然不肯老实回答，伪称不知确数。当问到道教的极理时，故弄玄虚，用“出神入梦”、“提真性遨游异域”等假话骗取信任。他还违背诏旨，广收徒众，滥发符印，自出师号，扩大实力。又骗取军用的牌符，悬牌跃马，横行诸州，招摇撞骗。甚至以权谋私，当成吉思汗准许僧道修善之士皆免赋役后，竟然在执行时只给道人免役，不及其他。特别不能容忍的是，竟然在许多地方折毁夫子庙和佛寺，改为道观。所有。这些，耶律楚材认为都是小人之辈鼠窃狗盗的行为，是严重的违法乱纪，应该处以严刑。他最后表示，应该找一个积极的办法，使“三圣人”之道，能够象权衡一样，不偏不倚，平等地共同发展，用佛教的产因果之诫化其心”，用道教的“慈俭自然之道化其迹”，用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名教化其身”，太平之世就指日可待了。这当然只是耶律楚材追求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做到的。他反对道教的努力，没有收到显著的效果。
耶律楚材在燕京做的另一件事，则是比较现实，而且效果很好。当时，蒙古最高统治者忙于东征西讨，来不及制订必要的规章制度，因此派往各州郡的长吏，便生杀任情，孥人妻女，掠取货财，兼并田地，无所不为。其中，燕京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尤为贪暴，杀人如麻，市场挂满了示众的人头。耶律楚材了解到这个情况后，不觉凄然泣泪，立即入奏，发出禁令，各州郡如果没有奉到盖有皇帝玉玺的文书，不得擅自向人民征发，囚犯需判死刑必须上报。违背这项命令的，其罪当死，决不轻贷。于是各地贪暴之风稍有收敛。
当时，燕京城中社会秩序也很不好，每天傍晚，尚未天黑，就有一些盗贼驾着牛车闯入富家，搬取财物，如果反抗不与，则杀人劫货而去，谁也不敢阻拦追究。看来这些盗贼决非一般普通人物，处理起来可能棘手。拖雷特派中使塔察儿偕同耶律楚材前往穷治。耶律楚材经过仔细察询，了解到这些盗贼的姓名，原来都是留后的亲属和势家子弟。耶律楚材毫不手软，将他们一网打尽，投入监狱。这些人的家属贿赂中使，准备从轻发落。耶律楚材知道后，晓以利害祸福，中使害怕了，只得听耶律楚材的意见，依法处理，最后结案，将十六个罪大恶极的首犯，绑赴刑场，斩首示众。从此以后，巨盗绝迹，燕民始安，社会效果很好。
耶律楚材回到燕京处理的这几件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获得了人们的好评。表明他确实是很有才干的，因而在蒙古最高统治集团中，更加增强了对他的信任。
社稷功臣
元太宗元年（1229年）秋，拖雷监国已经两年，决定召集宗亲推举大汗。当时，成吉思汗诸子皆从各自的驻地来到克鲁伦河畔举行大会。拖雷宣布成吉思汗的遗命，推举窝阔台承继大位。窝阔台则认为拖雷一直跟随在成吉思汗的身边，所受训教较他人为多，大位应由拖雷继承。推来推去，会议开了四十天，也未作出决定。
耶律楚材觉得会议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便对拖雷说：“推举大汗，是宗社的大事，应该根据成吉思汗的遗命，早作决定，以免发生争端。”拖雷说：“意见尚未统一，能否再等几天。”耶律楚材说：“过了明天，就没有吉利的日子了。”当时，蒙古统治者还非常迷信，听了这话便决定在第四十一日举行登基大典。
大典由耶律楚材拟订仪式。耶律楚材为了使会议开得威严庄重，让所有宗亲都能恭敬顺从，便事先对亲王察合台说：“你虽是大汗的兄长，但从职位上看仍然是臣，臣下对君按照礼节应当跪拜。只要你带头拜，其他的人就莫敢不拜了。”察合台认为他说得有理，在正式的即位大典上，便率领皇族及臣僚在帐下跪拜。会议进行得·很顺利。会后，察合台对耶律楚材说：“你真是社稷的功臣呵！”
窝阔台汗即位后，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望，准备对那些没有按时前来朝拜的王公大臣处以死刑。耶律楚材知道后便对他说：“陛下新即位，应当力求安定，对犯错误的人，应当宽宥，否则矛盾扩大，政局反而不稳。”窝阔台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果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从前不拥护他的人，后来都拥护他了，政权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耶律楚材日益获得信任。当时，蒙古立国未久，诸事草创，许多必要的制度尚未建立，应兴应革的事太多了，耶律楚材选择了一些急需办理的，写成《便宜十八事》一疏上奏。这封奏疏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官吏设置、赋役征收、财政管理、刑法执行等许多方面，并且特别指出当时官场上盛行的送礼之风，为害不小，希望，下令禁止。窝阔台汗看了奏疏以后认为所奏各事，皆可听从，唯有送礼一事难于禁绝，便对耶律楚材说如果是自愿馈赠的，可以不追究。耶律楚材却认为这是蛀政害民的开头，不能不管。窝阔台汗说凡是耶律楚材所奏，他都依从了，所以这件事情就听他一次。
耶律楚材的许多建议得到窝阔台汗的首肯，作为诏令颁布施行，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一天，根据耶律楚材建议设置的十路课税使，送来了许多粮食布帛和金银，陈列在宫廷中，数量很多。窝阔台汗看了非常高兴，笑着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但却收来了这么多的财物，使国用充足，真有本领呵！在金国的臣僚中还有象你这样的人才吗？”耶律楚材答道：“现在南京（开封）的臣僚都比我好，我因为没有什么本领，所以才留在燕京，结果被陛下所用了。”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的谦虚态度表示嘉赏，觉得确实是一个可以大用的人才，当即下令任命他作中书令，把典颁百官，会决庶务的大权交给他，事无巨细，都先向他报告，再由他转请皇帝处理。
耶律楚材担任中书令，是辅佐天子的亲信，位高权重，管理的事情很多。他写过一篇《陈时务十策》，主要内容有：信赏罚，正名分，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等。范围确实是非常广泛的，可以算得上一篇内容全面的施政纲领。
耶律楚材实现计划的第一个正式步骤是在临近1230年年底实行的，当时窝阔台在中国占领区的十个路中的每一路都任命了税收长官（征收课税使）。①所有的人都是汉人，而且大部分是金朝的前官员。他们将根据耶律楚材设计的全新的体制去监督税收。在新的体制下，每一个成年人要在以丝估价财产的基础上交纳固定的赋税（差发），对农村人征收的税率要比都市人的高很多。每户耕种者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无论他们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如何；而那些在城镇里的人则用丝交纳补充税，用以为过路的政府信使提供食物。大部分用丝估定的税收折为银子交纳给官府。虽然谈不上公平，但这一体制确实建立了稳固的税收种类，而且明确规定了税额的基础。按照税收的设计者的厚望，税收——至少在理论上——现在已有序而且可预知了。更重要的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窝阔台对其效果非常满意，以至在1231年任命耶律楚材为自己的中书令；也就是说，他被赋予了中国北方全部的行政管理职责。然而，在新职位上，他仍然从属于镇海领导下的中枢机构，由中书令发布的所有政府文件必须由镇海连署才能生效。尽管如此，耶律楚材财政改革的成功加强了他的权力，他利用已增长了的影响力推动了更多的改革。
虽然中国北部的情况由于这些早期措施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许多问题仍未解决，而新的问题不久就暴露出来了。首先，蒙古人不再满足于原来设定的税率；比如在1231—1234年之间，谷物税额从每户2石涨到4石。其次，蒙古人不能改变他们超出固定税额横征暴敛的旧有习惯。这些困难的出现，部分是因为蒙古当局首先计算政府开支，然后确定税收额以满足他们预算需要。由于开支增多，要确定新的税率或者随时引进特殊税收以弥补预算中的不足部分。这些赤字会由于帝国政策的改变或新的军事战争而产生，但很多则仅仅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个人贪欲。进入他们腰包的、以银为形式的贡物被定期地送给回回商人（内亚和中亚的穆斯林）进行投资。然后，回回人就用这些资本购买货物进行交易或以极高的利息率借给百姓。这些诸王和商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汉语称为斡脱），常常带来巨大利润，所以蒙古统治阶级成员们总是渴望得到额外的资本以进行新的商业冒险。
在蒙古领导阶层中，没有比合罕本人更严重的违犯者了。窝阔台随便地把大量现金送给斡脱商人去投资，据说，有时为此目的，他给某个商人500锭金或银（波斯语叫巴里失）。为了说明这个数量的大小，请不要忘记，在1230年，耶律楚材从他的全部辖区中也仅仅收到了1万锭银。尽管他的官员特别是马合木·牙老瓦赤反对，合罕却仍继续这一做法，直到他的统治结束。毫无疑问，照此额度无法把金钱留在金库，上调税额的压力永远存在。
然而，由较高税额引起的穷困并不是斡脱商人造成的仅有危害。作为合罕或是有权有势的宗王的代理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百姓勒索钱物。这些商人在中国北部惯用的骗术是谎称他们用某位宗王的钱购置的货物被盗，强迫当地百姓——百姓惧怕官府报复——去赔偿他们的“损失”。
1231年后的中国北部继续存在着大量流动人口这一事实，是形势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个进一步明确的征兆。尽管有这些改革，许多人（一个临时的统计说有全部人口的50%）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放弃他们的家园，而这仅仅是为了躲避官府赤裸裸的、永无止境的苛求和其代理人的劫掠，另外有的人从税收名簿中消失了，因为他们被迫成为蒙古高官的奴隶和仆从。
耶律楚材敏锐地感觉到这一问题，1234年他建议窝阔台在中国北部进行人口调查，查出隐藏和流动人口，让他们返回家园和登记入册。合罕同意并且指定由失吉忽秃忽——青册的原始保存者——具体负责。这次人口调查在1234年实行，在宫廷引发了关于未来税收政策的新的辩论。尽管耶律楚材对税收税类的建立感到满意，但他仍要求课税方法上的根本变革。按他的意见，今后应当以户计赋，而不是像1231年以后在中国实行的那样按人丁来征收，但蒙古人更喜欢按人丁估税的作法，这是一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13世纪20年代早期马合木·牙老瓦赤引入他自己的财政改革中的。最后，达成一种妥协，原有的按人丁课税的方法被大大削弱，而一种以丝支付的新的户税被采用。从总体而言，耶律楚材赢得了一分。关于农业税，他建议进行的修改得到采纳。谷物税，最初是对每户按统一税率征收的，现在将要按各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征收。
当1236年人口调查结束时，引进了新的制度。其结果是可喜的：更多的公平征税方法被采用，单个家庭实际上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有些户减轻90%之多。但是由于1234年侵占河南和对一直隐藏或流亡人口的登记而使税收基础扩大，整个官府的税收仍然维持着。耶律楚材现在达到了他的权力和影响的顶峰，但麻烦却在地平线上开始出现。
权力失势
在即位最初的活跃时期过去以后，自13世纪30年代中期起，窝阔台渐渐失去了管理帝国的兴趣，当他开始沉溺于饮酒、玩乐以及奢侈生活的时候，各地方和地区的势力积极地施展他们的影响。在宗王自治的支持者和帝国中央集权的坚定拥护者之间发生的斗争，其转折点是1236年和1237年。
最初清楚地表明耶律楚材开始失去合罕重视的迹象发生在1236年，当时窝阔台决定大量增加王公们在中国北方的封地（蒙古语：忽必；汉语：封地）。根据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作为增加私人收入的来源。例如，术赤后人被赐予平阳41302户，而察合台得到太原47330户。
尽管耶律楚材设法使窝阔台颁布了另一项法令，规定帝国宫廷保留在私人封地内收税和征兵的权利，如此大规模的分封忽必仍然成为中央集权拥护者们的重大挫折。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预见到的那样，没有一个积极而且强有力、能够坚决实施自己意愿的合罕，中央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在封地内行使很多的权力。那些封地内的属民，没有任何形式的保护，只得屈从于无休止的暴政和剥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认地输掉了一场致命的战役，但他仍然致力于改革。这一次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行政机构的改革。蒙古人自己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随着金朝在1234年的灭亡，蒙古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成吉思汗的札撒——在管理一个定居的社会时作用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在他们的中国领土上普遍实行金朝的法规，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最初颁布于1201年。尽管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进步，耶律楚材的头脑中还酝酿着更宏大的计划，这就是他希望能够导致最终在中国北部完全恢复儒家模式的政府。为达到这个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年寻求窝阔台的许可，举行整个北方文职人员的考试，以此作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恢复到他们以往在政府中的地位的手段。那些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饱经贫困，而且失去了地位。合罕对他的这个计划表示同意，随后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组织了各“路”的考试。4000多人通过了考试（其中1/4的人在参加的时候身份是奴隶或者战俘），但使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只有少数成功的候选人被派去担任实际职务。代之而来的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充做行政管理的顾问。蒙古人无意将中国北部（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区）交由当地的官员管理。实际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外来行政专门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儿人和突厥斯坦居民，在中国北部政府机构内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计划没有被接受，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影响有限。以后的事情将会表明，他不只是无法发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实施的措施也绝不是可以免受攻击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十余年里，他的财政政策步履维艰。这次攻击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从来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内亚和中亚商人。他们在蒙古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力一向很强，而且在耶律楚材影响被削弱的情况下稳定地增长。1239年窝阔台被说服将中国北部的税收交给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承包，这就绕过了国家正式的税收系统。当年确定的税收额不出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银44000锭。第二年年初，合罕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兴，于是安排这个包税人主管中国北部的税收部门，充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商人集团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新政策给汉人居民带来的有害影响，可以在窝阔台于临近1240年年底的时候颁布的旨令中发现。按照这份旨令的说法，平民和官员被迫向无处不在的内亚和中亚（回鹘）商人大量借款以应付他们不断增长的纳税义务。利率数额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内就与本金相等。按照合罕“仁慈”的旨意，此后利息超过原来借款的数目是不合法的。
在奥都剌合蛮的管理下，斡脱商人们——他们同时以包税人和放债者的双重面目出现——在损害了蒙古统治下的汉人臣民的情况下无疑获得了高额债息。事实上，很难想象有比这一时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更具破坏性和剥削性的经济制度存在，税务承包人竞相以大数目向宫廷争取征税的权力，这就使税额不断上涨。当然，商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超过定额的情况下尽可能征收税款。因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额的款项，所以他们被迫去向斡脱商人（同时也是包税者）去借高利贷。应该被提到的是，后者的资金是由蒙古宫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们可怜的臣民最初交纳的税款提供的。就这样，到了窝阔台统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宫廷中的影响已经消失了，改革计划的实施也非常艰难。他继续保有中书令的头衔，依旧是御用占星术士，但不再能够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最能显示出耶律楚材失势的事件发生在1241年，当时窝阔台最终采取行动，推翻自己施行于中国北部的破坏性的财政政策。情况实在太糟糕了，以至于合罕决定将奥都剌合蛮赶下台，并且重新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征税制度。然而，其结果是，窝阔台并没有转向耶律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个中亚的回回、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在1239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脑。显然，在宫廷内普遍存在的政治气氛下，窝阔台认为他不能将中国北部的管理权交还到耶律楚材或者其他汉人利益的维护者手中。
然而，撇开耶律楚材而选择牙老瓦赤，这并不是说宫廷想要（哪怕是变相地）继续奥都剌合蛮的政策。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个完全依靠自我奋斗的改革家，尽管在他的汉人同事中从未得到什么较高的评价。他曾经调整了突厥斯坦的税收，反对窝阔台宫廷的奢侈铺张，而且在他以前的职权范围内与分封体系的扩大进行斗争。虽然事实是他在从1241年晚冬到1242年春季的短暂的任职期内无法减少到处蔓延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间的不断争斗，对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国对中国北部的政策的改变。
简而言之，尽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指派去取代奥都剌合蛮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经失去了个人影响力。
恢复经济
蒙古原是草原游牧民族，正处于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的发展时期。成吉思汗建立的大蒙古国，万事草创，各种制度虽然初具规模，但是极不完善，在许多方面还很落后。随着征服战争的胜利，统治地区的，扩大，原来的某些制度和作法，很难适应“汉化”地区高度发达的封建社会的需要，一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窝阔台汗是比较开明的，决心采用“汉法”。耶律楚材便成了他重要的参谋和助手。在进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窝阔台汗言听计从，制订出一系列重要的政策和制度，其中最主要的是：
一，逐步革除屠城杀掠的习惯法，免难民、降俘之死，大大促进了统一战争的胜利进行。蒙古统治者在初期的征服战争中，曾经下令：凡在攻城之时，敌人敢于武力抗拒者，城破之后，必加严厉惩处，杀之无赦。这种野蛮残暴的屠城杀掠政策，固然对敌人有一种威慑的作用，使之不敢抗拒，早日迎降；然而在事实上威胁的作用非常有限，抗拒者还是很多。残暴的杀掠政策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而且增加了抵抗者持续反抗的决心。元太宗三年（1231年），蒙古军将征河南，耶律楚材便请求不要残杀当地居民，可以把他们迁往山后之地，在那里开采金银、栽种葡萄，既可贷其不死，又可提供皇室所需。窝阔台汗说：卿言是也。采纳了这个意见。次年春，大军南征，陕洛秦虢等州的人民纷纷逃往山林洞穴躲避。窝阔台汗下诏：“逃难之民，若迎军来降，与免杀戮。”有些蒙古贵族反对这个诏令，他们说“逃民们急则降，缓则走，不把他们杀掉，终为敌人所用，还是不要宽宥，完全杀掉为好。”耶律楚材请求制旗数百面，发给逃民，让他们回到蒙古军控制的州郡去种田。据说，因此而活下来的逃民不可胜数。元太宗四年（1232年），蒙古军大将速不台攻打金国的南京开封府，即将攻下时，派人向窝阔台汗奏请说：“此城抗拒持久，我军死伤甚多，城破之后，应尽屠之，以示惩罚。”耶律楚材听说后忙向窝阔台汗说；“我军将士在外征战数十年，所想要得到的不过是土地和人民。如果得到了土地，却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处呢？”窝阔台汗听了犹豫不决，耶律楚材又说：“制造弓矢甲仗、金玉器皿的能工巧匠，和官民富贵之家，都聚在这个城中，如果全都杀了，我们将一无所得，那这个仗就白打了。”窝阔台汗点头称是，于是下了一道诏令：“除皇族完颜氏罪大不赦外，其余皆免罪不问。”据说当时因避兵乱居于城中的有一百四十七万多人，都因此而免遭屠杀。从此以后蒙古对南宋用兵，攻取淮汉诸城，也都以此作为“定例”，不再“屠城”，只诛“首恶”。这当然是蒙古军事政策的一大转变，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耶律楚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自然也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二、谏阻“裂土分民”，建立军、民、财分治的中央集权制。自成吉思汗建国以来，蒙古统治者就实行“裂土分民”的分封制。窝阔台汗即位以后，也准备把新占领的中原地区分赐给亲王和功臣。耶律楚材说：“裂土分民，容易引起彼此间的不满和猜疑，使矛盾扩大化，产生尾大不掉的毛病，不如多给他们一些金帛。”窝阔台汗说：“已经答应他们了，怎么办呢？”耶律楚材说：“那就由政府派遣官吏到各州县收税，颁发诸王功臣，不让他们擅自科征，把向地方征税的权利收归中央，也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于是制订了“每五户出丝一斤以给诸王功臣”的政策，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当时，诸路官吏均兼管军民财三个方面的事宜，权力极大，往往肆为不法，骄横异常，不仅生杀自专，而且各州郡地方之间，也常因争权夺利，彼此相攻，有时连皇帝也无法统摄。为了改变这种局面，耶律楚材建议：各州郡置长吏专管民事，设万户府总领军政，设课税所管理钱谷。他们之间势均力敌，不相统摄，力量有限，骄横的气焰就会受到遏止。窝阔台汗采纳了这个建议，制订了地方官军民财三权分立的制度。结果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实力，压制了地方势力的滋长，避免了分裂因素的扩张。
三、尊孔用儒，始兴文治。蒙古帝国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武功，因此在初期对文治是不够重视的。窝阔台即位后，耶律楚材对他说：“天下虽得之马上，而不可以马上治。”经常向他宣传“周孔之教”，他认为很有道理，便要耶律楚材推荐一批文臣到政府部门任职，试行“汉法”。耶律楚材于是把当时著名儒士陈时可、刘中、周立和、吕振等人派往燕京、宣德等地征收课税，后来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蒙古统治者试用文臣治天下的开始，耶律楚材创议之功是不应忽视的。此后，耶律楚材继续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最主要的有求孔子之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请封为“衍圣公”，付给林庙地，世袭其位，以示尊崇。又下令招收因战乱而散亡的礼乐人才；还接受著名学者元好问的请求，把许多沦为俘虏的儒生解放出来分配适当的工作。到元太宗九年（1237年），更以“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为由，建议“用儒术选士”，试图恢复唐宋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这年八月，窝阔台汗命令刘中等人在各地考试，计分经义、词赋、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也可参加考试，如果主人隐慝不遣，其罪当死。据说这次考试共得儒士四千余人。他们充实到各级政府机构中去，当然大大改善了官员的文化结构，对由武功向文治的转变，是有重大意义的。
四、立法执法，制止贪暴。蒙古建国初期，法制极不完善，各地州郡长吏贪暴之风十分严重。他们生杀任情，孥人妻女，劫取货财，兼并土地，胡作非为的事很多。耶律楚材针对这些情况请求窝阔台汗颁布法令：“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鹘河西诸人，种地不纳税者死。监主自盗官物者死。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这些法令的颁布执行，对制止不法官吏的贪暴之风，稳定社会秩序起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使政府的法令得到认真贯彻执行，耶律楚材常常挺身而出，维护法律的尊严，与权贵作斗争。有一次，窝阔台汗的宠臣杨惟中等人包庇杀人犯，耶律楚材得知便把他拘留起来加以审问。窝阔台汗听信谗言，一怒之下，不辨真假，反而把耶律楚材抓了起来，既而又感到不对，有些自悔，命人把耶律楚材放了；耶律楚材却不肯罢休，说：“臣位至公卿，辅佐陛下处理国政。陛下下令逮捕我，认为我有罪，应当向百官宣布我的罪在哪里。现在却又释放我，说明我没有罪。这样轻易反复地处理问题，有如儿戏。如果国家真遇到什么大事，能够这样处理吗？”在场的大臣们不觉大惊失色，都为他这种“犯上”的语言捏一把汗。不过，窝阔台汗毕竟不是一般昏庸的皇帝，他对耶律楚材的耿直是信得过的，不仅没有发怒，反而温言相劝，“我虽然贵为皇帝，难道就没有一点过错吗！”这种君臣互相信赖的精神，是政治改革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
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的思想，表现在经济方面是促使蒙古统治者尽快适应中原地区高度发展的封建制度，恢复战乱的破坏创伤，制止苛重的赋敛剥削，把封建经济推向正常发展的轨道。他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阻止将农田辟为牧地的建议。窝阔台即位之初，有个名叫别迭的蒙古贵族说：“中原地区的汉人不懂得畜牧业生产，对于我们没有什么用处，不如把他们全都杀了，好在那里开辟牧地。”这种变先进为落后的建议，反映了某些习惯草原生活的贵族的无知，这种人虽然可能只是个别的，然而如果不加阻止，一旦被采纳作为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耶律楚材非常敏锐地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及时指出“天下是广阔的，四海是富裕的，各地的人民都会勤劳生产，只要我们的政策好，他们就可提供大量的财富，怎么能说无用呢1”窝阔台汗说：“如果真象你说的那样好，国家收入增加了，又何必杀人呢！就按你的意见办吧！”一场破坏中原农业经济的灾难被制止了。
二、用课税的方式代替军事掠夺。蒙古立国之初，战事频繁，军费所需，多属“以战养战”。赤裸裸的军事掠夺，不仅给社会经济造成不必要的破坏，而且来源也极不可靠，妨碍了战事的顺利进行，元太宗二年（1230年）耶律楚材向窝阔台建议：“陛下即将南伐，军需应该早日筹措，如果建立税收制度，仅中原地区的地税、商税、以及酒醋盐铁山泽之利，每岁就可得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军费就不成问题了。”窝阔台汗同意试行，于是在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设立课税所，选派汉人儒者担任其事。次年秋天，各路使者将征收到的粮仓簿籍和金帛实物进呈，窝阔台汗见了，高兴地对耶律楚材说：“你没有离开我的左右，却搞来这么多的钱粮，真了不起呵！”对他更加信任。不过，当时的税制尚未定型，税则税率各地很不一致，大体上是蒙古以马计，西域以丁计，汉人以户计，难免混乱与不便，急需改进。兀太宗六年（1234年），大臣忽都虎等人主张按人丁多少征收赋税，耶律楚材说：“自古以来，在中原都没有实行过以丁收赋的办法。如果强制执行，人民必将逃散，赋税就收不到了。”看来，耶律楚材是想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不少入主张对人身课税，以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结果未能作出最后的结论。到元太宗八年（1236年），耶律楚材终于奏请制订了新的赋税制度，（一）户税：每二户出丝一斤交给国库，每五户出丝一斤交给诸王功臣。（二）地税：上田每亩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三）商税：三十分之一。有人认为这个税率定得太轻了。耶律楚材说：“历史的经验证明，许多法最初定得轻，后来都变重了，如果开始就定得很重，后来的人民就无法过活了。”这种轻税的思想，对恢复发展生产是有好处的。
三、释放俘虏，提高劳动者的地位。蒙古灭金后，大批百姓掠为俘虏，北返途中，逃亡者十有七八。窝阔台汗下令严查：“停留逃民及资给饮食者，皆死。无问城郭保社，一家犯禁，余并连坐。”此令一下，立即引起了广大百姓的惶骇不安，虽是父子兄弟，一经俘虏也不敢相认，逃民无所寄食，多死于道路。耶律楚材对窝阔台汗说：“十多年来，我们执行存抚百姓的政策。因为百姓是很有用处呵！现在我们已经统一了中原，他们还能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岂能因为一个俘虏，便把数十百人连坐处死呢！”窝阔台汗顿然醒悟，立即解除了这个禁令。不过，当时诸王大臣将校在战争过程中，仍然将大批人民掠为驱口，动以万计。驱口的身份很低，任凭主人驱使买卖，毫无人身自由可言。这不仅是对劳动力的摧残，而且也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耶律楚材于是奏请下令括户口，凡属驱口“并令为民，慝占者死”。大批驱口被释为民，地位提高了，对发展农业生产当然是有好处的。
四、抑制高利贷势力，反对过分剥削。蒙古贵族为了获取巨利，曾委托回回商人发放高利贷，年息百分之百，一锭银十年后本利可达一千零二十四锭，时称羊羔息，为之倾家破产的很多。耶律楚材奏请：“子母相侔，更不生息，”使高利贷势力稍有抑制。当时政府官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竟然允许商人“扑买”。商人们勾结权贵承包了全国的课税、差发，甚至连地基、水利、河泊、桥梁、渡口、猪鸡也承包了。这种把国家财政经济命脉全都交给商人的作法，是十分有害的。耶律楚材说：“这是贪利之徒，罔上虐下，想出来的恶主意，为害甚大，决不能干。”于是奏请窝阔台汗罢除了。此外，耶律楚材还在“衡量，给符印，立钞法，定均输，布递传，明驿券”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都是有关发展经济的政策措施。由于这样，“庶政略备，民稍苏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巧谏上书
耶律楚材作为窝阔台汗的中书令，利用其有利的地位和权力，确实在促使蒙古统治者接受“汉法”，适应中原地区封建社会的要求，建立必要的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恢复和发展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史称窝阔台汗的统治，“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其中当然应该有耶律楚材的功劳和贡献。
耶律楚材取得成功的道路，是并不平坦的。他的政治改革一开始就遭到守旧贵族的反对。例如，燕京留后长官石抹咸得卜竟以旧怨，诬告耶律楚材“率用旧亲，必有二心”，务欲杀之而后快。窝阔台汗对耶律楚材也不是全都言听计从。有时耶律楚材发现某些事情做得不对，极力辩谏，声色俱厉，言与泪下。窝阔台汗不仅不体谅耶律楚材的好意，反而说什么“你想要打架吗？”“你就知道为百姓哭鼻子尸有时甚至下令把耶律楚材捆绑起来，这都是不够尊重与信任的表现，因而大大妨碍了耶律楚材“以儒治国”理想的彻底实现。
特别是元太宗十三年（1241年）窝阔台汗逝世后，乃马真皇后称制，宠信奥都刺合蛮，不少贵族畏惧其势，争往附之，耶律楚材更遭到排斥疏远。耶律楚材眼见政事日乱，不忍心撒手不管，只要发现有“不便于民”的事，还是站出来仗义直言，更引起了某些人的不满。一次，乃马真皇后将盖了御宝的空白纸，交给奥都刺合蛮，让他自行填写颁发。耶律楚材知道后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必须遵守，不按宪章办事，就乱了法，这样的诏令我不敢奉行。”乃马真皇后又下旨：“奥都刺合蛮提出的建议，令史如果不办，断其手。”耶律楚材说：“国家大事，先帝全都委托老臣处理，令史没有责任。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还怕断手吗？”乃马真皇后听了很不愉快，耶律楚材仍然辩论不已，大声说道：“老臣跟随太祖太宗三十多年，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我是无罪的，你总不会把我杀掉。”乃马真皇后听了更加不满，但终因他是先朝勋旧，不好轻易处理，便采取了敬而远之的办法，实际上是排挤他，不让他掌权。耶律楚材得不到信任，眼见奸邪当道，政事日非，心中很不愉快，终于在太宗后乃马真氏三年五月十四日“愤惋”而死。死的时候才55岁。
耶律楚材于1243年体面但悄然地死于哈剌和林。耶律楚材对于蒙古立国中原，是很有贡献的，因而在他死后，许多蒙古人痛哭流涕，如丧其亲戚，接连几天听不到奏乐唱歌的声音。全国各地的士大夫听说耶律楚材死了，也莫不涕泣相吊。当时的人们对他的死都感到非常悲痛和惋惜。后来，许多评论家对他的一生也有很高的评价。元朝的宋子贞认为耶律楚材在那个“大乱之后，天纲绝，八理灭”的时代，“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确实是很困难的。但他终于发挥他的才干，取得蒙古统治者的信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广泛的改革，使“天下之人固已均受其赐”，贡献之大是非同一般的。明朝的张溥则认为他“相二帝，辟草昧，开基元德”，其功绩可与周召二公相比。沈德符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他“功德塞天地”，是一个“大有造于中国”的人。清朝乾隆年间为了“褒贤劝忠”，在今北京西郊颐和园更为他建祠，题碑塑像，供人瞻仰。当然，历代统治阶级之所以褒扬耶律楚材，主要是因为他站在封建儒家道德的立场上，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利益。我们今天评价耶律楚材，则是由于他提倡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在促进蒙古向封建制过渡的过程中，从而也是在中华民族的缔造和形成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他在我国多民族结合和前进的道路上，确实有过不小的贡献，我们应该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
阔端
阔端（？～1251年），又作扩端、库腾。蒙古汗国宗王、大将。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孙，太宗窝阔台子。窝阔台汗时，得原西夏的部分地区为封地，驻河西，后又得东平路四万七千七百四十一户为食邑。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率右路军征南宋，先后招降原金将据守之秦、巩二十余州，破金、兰、定、会等州，大败宋将曹友闻于阳平关，取利州、潼川等路，八年冬入成都。同时著手经营吐蕃，招徕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任命一些吐蕃首领为边州长官。十一年（1239年），还师至陕西。同年，派部将朵尔达率兵侵入，吐蕃地区，直至拉萨东北，初步建立蒙古对西藏的统治权。太宗后脱列哥纳（乃马真氏）称制时，设府于凉州（今甘肃武威）镇守。乃马真称制三年（1244年），遣使至吐蕃，召请喇嘛教首领萨迦班智达（1182年～1251年）。贵由汗二年（1247年），于凉州会见萨迦班智达，议定吐蕃归附条件，由萨迦班智达致书吐蕃僧俗首领，劝说归附，确立了蒙古对吐蕃的统治，对蒙藏关系的发展及喇嘛教在蒙古族中的传播有一定影响。曾请萨迦班智达制作蒙古文字，设计了四十四个字母，作出了表音的原则。定宗后海迷失称制三年（1251年），蒙哥即汗位后，因一向与蒙哥和善相处，未参与窝阔台汗家族失烈门等与蒙哥争夺汗位的斗争，未受株连，仍保有原封地和军队。据《蒙古源流》载，卒于蒙哥汗元年（1251年），享年46岁。
阿塔海
阿塔海（1234年～1289年），又作阿答海。元朝将领。蒙古逊都思氏，蒙古国开国功臣塔海之孙，卜花之子。
阿塔海才略过人，初袭父爵为千户长。蒙哥汗时，随都元帅兀良合台征云南，身先士卒，卓有战功。后事忽必烈（世祖）於潜邸。元初参加对宋战争，至元九年（1272年），奉命督诸军攻襄阳，次年破城，以功授镇国上将军、淮西行枢密院副使。筑正阳东西二城，却宋将夏贵来犯之军。继官拜行中书省右丞。十二年（1275年），会丞相伯颜军，连破池州、镇江，败宋将李庭芝军及张世杰、孙虎臣水师，破常州，下平江、嘉兴。次年，会师临安，迫宋降。十四年（1277年），任江淮行省平章政事。次年，任行省左丞相。十八年（1281年），督军侵日本。二十年（1283年），任征东行省丞相，再征日本，均丧师而还。次年，遣军助镇南王脱欢征占城，亦无功。二十四年（1287年），扈从世祖征叛王乃颜。追封顺昌郡王。
阿剌罕
阿剌罕（1233年～1281年），又作阿里罕。元朝将领。蒙古札剌儿氏。也柳干之子。
袭父职，为诸翼蒙古军马都元帅。蒙哥汗九年（1259年），随忽必烈围宋鄂州（今武昌）。中统二年（1261年），从帝大败叛王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今蒙占苏赫巴托省南部），卓有战功。次年，从讨李璮于济南，败之于老仓口，以功进都元帅。至元四年（1267年），改上万户，从阿术攻宋。十年（1273年），破樊城，降襄阳。次年，随丞相伯颜南下，统军攻郢州，破沙芜堡，取鄂州，收降沿江州郡。十二年（1275年），加昭毅大将军、左翼蒙古汉军上万户。旋拜中奉大夫、参知政事。继分军三道取临安，掌右翼，所向皆破。次年，迫宋降。伯颜偕宋君臣北还后，受委掌军，与左丞董文炳追击宋臣张世杰及益王，攻浙东温、台、处及闽中诸郡，平江南。以参知政典行宣慰使。十四年（1277年），进行中书省左丞，迁右丞。十八年（1281年），拜行中书省左丞相，统蒙古汉军十四万自江南浮海征日本，行至庆元，卒于军。追封曹国公，谥武定，继追封曹南王，改谥忠宣。
赤老温
赤老温，又称齐拉衮。蒙古国大将。逊都思氏。锁儿罕失刺之子。以雄勇善战著称。原附属于泰赤乌部。铁木真（成吉思汗）早年遭泰赤乌部塔儿忽台执禁，得其营救幸免于难。后归附铁木真，随从参加统一蒙古各部的战争。曾与博尔术等一起，配合克烈部，击败乃蛮部曲薛吾军。以作战勇敢，铁木真赐号“把阿秃儿”（勇士）。宋开禧二年（1206年）蒙古国建立时，与父同掌一千户，代父领军，统领薛凉格河（色楞格河）地区。与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并称“掇里班·曲律”（蒙古语，意为四杰），世任“怯薛”（护卫军）之长，为十大功臣之一。并世袭“答刺罕”之号，享有九次犯罪不罚的特权。
塔思
塔思（1212年～1239年），又名查刺温。蒙古国将领。札剌儿氏。成吉思汗十大功臣之一木华黎国王孙，孛鲁长子。
窝阔台汗元年（1229年），嗣为国王，镇守西京（今大同）。受命救援潞州，为金将移剌蒲阿所败，后与额勒只吉歹军会合，复取潞州，二年，随汗伐金，扼守潼关，阻金援军。四年（1232年），配合汗弟拖雷大败金军于钧州三峰山，尽歼敌精锐，擒移剌蒲阿。继与忽都虎略河南，招降邳州。五年，随汗子贵由攻辽东，擒蒲鲜万奴。翌年，受命与汗子阔出总兵攻宋。七年（1235年），破枣阳，攻郢。次年，拔符镇等地。以功得东平路三万九干余户为食邑，九年（1237年），收降光州，攻大苏山。次年取北峡关。十一年（1239年），卒于西京。
塔察儿
塔察儿，又作塔察。蒙古国宗王、次将。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之孙，只不干子。他的父亲很早就死了，后来他世袭了王爵，领有祖父封地。定宗后海迷失称制三年，与东道诸王也古、也松格等拥立蒙哥即汗位。蒙哥汗七年（1257年），率兵攻宋，围樊城。次年随汗伐宋，攻荆，山，以分宋兵力，略地至江而还，1260年，与诸王首倡拥戴忽必烈称汗，以功赐益都、平州为食邑，并以诸王白虎、袭剌谋所属民户岁赋予之。中统二年（1261年），随汗征阿里不哥，大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迫之北遁。
察合台
察合台（？～1242年），又作察阿歹、察哈台、察合带、茶合带、察干岱等。察合台汗国的建立者。蒙古孛儿只斤氏。成吉思汗次子。
蒙古国建立后分封时，得八千民户。以善战著称，屡建战功。成吉思汗六年（1211年），随父征金，与兄术赤、弟窝阔台同率右军，攻克云内、东胜、武、朔等州。八年，与术赤、窝阔台再掌右军，取太行山东西二十余州，并于次年与诸路军合围金中都（今北京），迫金帝纳女请和。十四年（1219年），随父西征，与术赤、窝阔台先后破讹答刺、别纳客忒，取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西征后，得西辽旧境为封地，后在此基础上建察合台汗国。二十一年（1226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受命留镇漠北。成吉思汗死后，于拖雷监国二年（1229年），遵成吉思汗遗命，排众议，拥戴窝阔台即汗位，并纳耶律楚材议，率诸王百官首执臣属之礼。备受汗尊信，列为诸王之长，汗国大事，汗必与之咨商而后行。窝阔台汗三年（1231年），派本部兵随汗征金。七年（1235年），首倡以长子出征，并派嫡孙不里等随拔都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