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说，之所以能打败奥地利人是因为奥地利人不懂得五分钟的价值。但在滑铁卢一战中，据说，拿破仑的失败也与他没有把握好时间有关。而在如今的商业社会，迅捷和准时同样重要。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办事一贯准时、从不拖延的好名声，往往是积累成功资本的第一步。
地球在环绕五亿英里后在指定的时间又回到原来的夏至或冬至点上，几乎一分不差，这是多么神奇的精确度啊！——不，还远不止这样，地球的运行甚至连万分之一的误差都不会出现，整个过程中，它都这样循着既定的轨道亘古不变地运行着。
——爱德华·埃弗雷特
“谁不曾注意到命运之路的奇妙呢？命运往往只肯垂青于我们短暂的片刻，如果我们错过了这短暂的片刻，也就错过了以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每天荒疏一点点，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事无成。
——塞万提斯
“今天无所事事地混过去了——明天也会这样，后天就更不会有什么长进。”
“快！快！快！为了生命加快步伐！”这句话常常出现在英国亨利八世统治时代的留言条上警示人们，旁边往往还附有一幅图画，上面是没有准时把信送到的信差在绞刑架上挣扎。当时还没有邮政事业，信件都是由政府派出的信差发送的，如果在路上延误要被处以绞刑。
在古老的、生活节奏缓慢的马车时代，用一个月的时间历经路途遥远而危险的跋涉才能走完的路程，我们现在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穿越。但即使在那样的年代，不必要的耽搁也是犯罪。文明社会的一大进步是对时间的准确测量和利用。我们现在一个小时可以完成的任务是一百年前的人们二十个小时的工作量。
“拖延带来致命的危险后果”，由于恺撒没有来得及早点看到的一条消息，使他在到达议院时丢了自己的性命。驻扎在特伦顿的雇佣军总指挥拉尔总督正在打牌时收到一份情报，情报的内容是说华盛顿的军队正在穿越德勒华，要向这里进攻。但他没有看就随手把信塞到口袋里，直到牌打完了才拿出来看。结果，等他仓促地把队伍集合起来时为时已晚，部队全军覆没。仅仅几分钟的耽搁使他丧失了尊严、自由和生命！
成功有一对相貌平平的双亲——守时与精确。每个人的成功故事都取决于某个关键时刻，这个时刻一旦犹豫不决或退缩不前，机遇就会失之交臂，再也不会重新出现。
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安德鲁在1861年3月3日给林肯的信中写道：“我们接到你们的宣言后，就马上开战，尽我们的所能，全力以赴。我们相信这样做是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意愿，我们完全废弃了所有的繁文缛节。”1861年4月15日那天是星期一，他在上午从华盛顿的军队那边收到电报，而第二个星期天上午九点钟他就作了这样的记录：
“所有要求从马萨诸塞出动的兵力已经驻扎在华盛顿与门罗要塞附近，或者正在去往保卫首都的路上。”
安德鲁州长说：“我的第一个问题是采取什么行动，如果这个问题得到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下一步该干什么。”
英国社会改革家乔治·罗斯金说：“从根本上说，人生的整个青年阶段，是一个人个性成型、沉思默想和希望受到指引的阶段。青年阶段无时无刻不受到命运的摆布——某个时刻一旦过去，指定的工作就永远无法完成，或者说如果没有趁热打铁，某种任务也许永远都无法完工。”
拿破仑非常重视“黄金时问”，他知道，每场战役都有“关键时刻”，把握住这一时刻意味着战争的胜利，稍有犹豫就会导致灾难性的结局。拿破仑说：之所以能打败奥地利军队，是因为奥地利人不懂得五分钟的价值。据说，在滑铁卢企图击败拿破仑的战役中，那个性命攸关的上午，他自己和格鲁希就因为晚了五分钟而惨遭失败。布吕歇尔按时到达，而梅鲁希晚了一点。就因为这一小段时间，拿破仑被送到了圣赫勒拿岛上，从而使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
有一句家喻户晓的俗语几乎可以成为很多人的格言警句，那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做的事情往往永远都不会有时间去做。
伦敦的非洲协会想派旅行家利亚德到非洲去，人们问他什么时候可以出发。他回答说：“明天早上。”当有人问约翰。杰维斯（即后来著名的温莎公爵），他的船什么时候可以加入战斗，他回答说：“现在。”科林·坎贝尔被任命为驻印军队的总指挥，在被问及什么时候可以派部队出发时，他毫不迟疑地说：“明天。”
与其费尽心思地把今天可以完成的任务千方百计地拖到明天。还不如用这些精力把工作做完。而任务拖得越后就越难以完成，做事的态度就越是勉强。在心情愉快或热情高涨时可以完成的工作，被推迟几天或几个星期后，就会变成苦不堪言的负担。在收到信件时没有马上回复，以后再拣起来回信就不那么容易了。许多大公司都有这样的制度：所有信件都必须当天回复。
当机立断常常可以避免做事情的乏味和无趣。拖延则通常意味着逃避，其结果往往就是不了了之。做事情就像春天播种一样，如果没有在适当的季节行动，以后就没有合适的时机了。无论夏天有多长，也无法使春天被耽搁的事情得以完成。某颗星的运转即使仅仅晚了一秒，它也会使整个宇宙陷入混乱，后果不可收拾。
“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像现在这样重要，”爱尔兰女作家玛丽·埃奇沃斯说，“不仅如此，没有现在这一刻，任何时间都不会存在。没有任何一种力量或能量不是在现在这一刻发挥着作用。如果一个人没有趁着热情高昂的时候采取果断的行动，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实现这些愿望的可能了。所有的希望都会消磨，都会淹没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忙碌中，或者会在懒散消沉中流逝。”
科贝特说，他的成功可以归结为“随时做好准备”的积极实干态度。如果不是这一点，即使把他所有的天赋加起来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
“正是因为这种个性，我才会在军队里得到提升，”科贝特说。“如果我要在十点钟上岗，九点钟我就做好了准备；从来没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因为我而耽搁一分钟。”
有人问瓦尔特·雷利：“你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呢？如果我需要做什么事情，我就马上去做。”这就是全部的答案。习惯于采取果断行动的人，即使偶尔犯错误，也比一个头脑聪明却总是磨蹭拖延的人更可能获得成功。
当有人问一名法国政治家，他怎么能够在职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还承担多种社会职务，他回答说：“我只是从不把今天可以做的事情拖到明天，如此而已。”据说，有一位从事社会工作的人遭到了失败，他正好把这个过程颠倒过来，他的格言是：“能够推到明天的事情决不要今天做。”有多少八把本来可能加以利用从而有所作为的时间，无所事事地浪费了，与亲戚和朋友呆在一起不知不觉地消磨掉了。
“明天？你是说明天？”科顿这样说，“明天？我不要听。明天只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它用虚假的许诺、期待和希望大量地剥削你的财富，它开给你的是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明天！在亘古不变的时间长河中，明天是个永远都找他不到的狡猾家伙，只有傻瓜才会对它念念不忘、情有独钟。智者从来不会相信所谓的明天，也从来不屑于与津津乐道明天的人们为伍。明天是个想入非非的孩子，而他的父亲就是愚蠢；结果只能永远做着白日梦；明天就像夜晚的幻影一样虚无。”哦！又有多少一事无成的人这样说：“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来追求明天，一直都以为明天会给我带来无穷无尽的好处和利益。”
“但他还是积习难改，”英国小说家查尔斯·里德在他的作品《挪亚的皮革商》中写道，那个老是欠债不还的小职员在下定决心后，忽然感到一阵困倦袭来，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过了很久，他从沉沉的困倦中醒了过来，朝那些收据看了最后一眼，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哝着，我的头怎么这么沉！”
哦，但是，他马上坐了起来，又开始自言自语，有一句没一句地嘟哝着：“明天——我——要把它带到——彭布鲁克去；明天…，第二天到来的时候，警察发现他已经死了。”
“明天”是魔鬼的座右铭。整个历史长河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很多本来智慧超群的人留在身后的仅仅是没有实现的计划和半途而废的方案。对懒散而无能的人来说，明天是他们最好的搪塞之词。
有两句充满智慧的俗语说得好：一句是“趁热打铁”；另一句是“趁阳光灿烂的时候晒干草”。
很少有人注意到自己通常在什么时候比较懒散倦怠。有的人是在晚饭后，有的人是午饭后，还有的在晚上七点钟以后就什么都不想干了。每个人一天的生活往往都有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这一天不想白过的话，这个时刻一定不要浪费。对大多数人而言，早晨几小时往往是这一天会不会过得充实的关键时刻。
有人曾经在亨利面前称赞麦亚尼具有高超的技巧和过人的勇气。“你说得很对，”亨利说，“他是位了不起的将军，但是我总是比他早五个小时。”亨利早上四点钟起床，而麦亚尼上午十点多钟起床。这一点造成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所有差别。
迟疑不决是一种疾病，拖延磨蹭则是它的前期症状。对那些深受犹豫不决之苦的人来说，唯一的改正办法就是做出果断的决定。否则，这一疾病将成为摧毁胜利和成就的致命武器。通常来说，犹豫不决的人就是失败的人。
一位著名作家说过，床是个让人又爱又恨的东西。我们晚上上床睡觉前，想到没有完成的工作总觉得睡觉还太早；但是，我们早上同样不愿意早起床。我们每天晚上下决心第二天早上一定要早起，但是，我们每天早上还是在床上伸懒腰打呵欠，磨磨蹭蹭不愿意起床。
然而，大部分杰出人物起床都很早。彼得大帝总是天一亮就起床。他说：“我要使自己的生命尽可能地延长，所以就尽可能地缩短睡觉的时间。”阿尔弗烈德大帝在拂晓前起床，哥伦布在清晨的几小时计划寻找新大陆的航线，拿破仑在清晨考虑他最重要的战略部署。哥白尼习惯早起，古代和现代的许多著名天文学家都习惯早起。诗人布赖思特五点钟起床，历史学家班克罗夫特天亮起床。我们所熟知的很多重要作家都起得很早。另外，华盛顿、杰斐逊、韦伯斯特、克莱和卡尔霍恩等政界要人也都习惯早起。
丹尼尔·韦伯斯特经常在早餐前写二十到三十封回信。
瓦尔特·司各特也是个非常守时的人，这就是他取得众多成就的秘密所在。他早上五点起床。他自己曾经说，到早餐时。他已经完成了一天当中最重要的工作。一位渴望有杰出成就的年轻人写信向他请教，他这样答复：“一定要警惕那种使你不能按时完成工作的习惯——我指的是‘拖延磨蹭的习惯’。要做的工作马上去做，干完工作后再去消遣，千万不要在完成工作之前先去玩乐。”
要养成早起的好习惯，这一生活习惯的巨大价值怎么说都不为过。对一般人来说，一天睡眠八个小时就足够了。七个小时的睡眠其实也不算少。如果这个人身体健康，在床上躺八小时后，他就应该起床，很快地穿好衣服去工作。
“我有些朋友遭遇了一种特别的不幸，”美国联邦主义的倡导者汉密尔顿说，“在上帝造人的时候，他给人规定了一定的工作量，同时还赋予了人支配时间的能力。这样，如果他们准时开始工作，并且一直勤勉不已的话，最后时间刚好与工作量一致。但是，许多年前他们就遇到一件怪事：有一部分时间无缘无故地丢失了。他们不知道时间是怎么丢失的，但他们知道得很清楚：时间确实少了。就好像本来有两条线段，但其中一条比另一条短了一英寸；工作和时间并列平行，但是时间总是比工作少十分钟。他们去寄信的时候邮局的大门刚刚关上，他们到达港口时正好看到轮船起航，他们赶到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他们没有违反承诺也没有渎职，但是做任何事情都刚好晚那么一会儿，就因为错过很短的一刻钟，他们竟然什么也干不成。”
有一件事情就像婚姻一样神圣不可亵渎——那就是约会。一个不守约的人，除非理由充分，否则就是个十足的骗子，他周围的整个世界就会像对待骗子那样对待他。
“一个人如果根本不在乎别人的时间，”贺拉斯·格里利说，“这和偷别人的钱有什么两样呢？浪费别人的一小时和偷走别人五美元有什么不同呢？况且，很多人工作一小时的价值比五美元要多得多。”
华盛顿总统四点钟吃饭，有时候应邀到白宫吃饭的国会新成员会迟到了，这个时候华盛顿就会自顾自地吃饭而不理睬他们，这使他们感到很尴尬。华盛顿经常这样说：“我的表从来不问客人有没有到，它只问时间有没有到。”
他的秘书找借口说，自己迟到的原因是表慢了。华盛顿回答说：“那么，或者你换块新表，或者我换个新秘书。”
富兰克林对总是迟到却总是有借口搪塞的佣人说：“我发现，擅长找借口的人通常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擅长。”
拿破仑有一次请元帅们和他共进晚餐，他们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到达，他就旁若无人地先吃起来。他吃完刚刚站起来时，那些人来了。拿破仑说：“先生们，现在就餐时间已经结束，我们开始下一步工作吧。”
约翰·昆西·亚当斯也从不拖延。议院开会时，看到亚当斯先生人座，主持人就知道该向大家宣布各就各位，开始会议了。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主持人宣布就座时，有人说：“时间还没到，因为亚当斯先生还没来呢。”结果发现是议会的钟快了三分，三分钟后，亚当斯先生像往常一样准时到达。
韦伯斯特在上学时从不迟到，在法庭、国会和社会公共事务中他也同样准时。在日理万机的繁忙生活中，贺拉斯。格里利每次约会都会准时到达。《论坛报》上很多睿智犀利的文章都是他在其他编辑悠闲地等着和别人一起消遣，或会议迟迟没有开始时写成的。
恪守时间是工作的灵魂和精髓所在，同时也代表了明智与信用。
在著名商人阿蒙斯·劳伦斯从事商业生涯的最初七年里，他从不允许任何一张单据到星期天还没有处理。守时，据说还代表了彬彬有礼、温文尔雅的皇家风范。有些人总是手忙脚乱地完成工作，他们总是急匆匆的样子，给你的印象就好像他们总是在赶一辆马上就要启动的火车。他们没有掌握适当的做事方法，所以很难会有什么大的成就。商业界的人士都懂得，商业活动中某些重大时刻会决定以后几年的业务发展状况。如果你到银行晚了几个小时，票据就可能被拒收，而你借贷的信用就会荡然无存。
学校生活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有铃声催你起床、告诉你什么时间该去晨读或者上课惯。每个年轻人都应该有“差不多”是个坏毛病，从长远来看更是得不偿失。
“哦，我多么喜欢那个任何事情都按时完成的小伙子！”布朗先生说，“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可以信赖他，并且很快就会让他来处理越来越重要的事情。”办事一贯准时、从不拖延的好名声，往往是积累成功资本的第一步。有了这第一步，成功自然就是水到渠成。
做事情从不拖延是使人信任的前提，会给人带来美好的名声。它最好不过地表明，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的，使别人可以相信我们能出色地完成手中的事情。遵守时间的人一般都不会失言或违约，都是可靠和值得信赖的。
火车司机的表慢一点就会发生严重的撞车事件。一家在本行业遥遥领先、资金雄厚的公司破了产，就是因为代理机构在得到命令后没有把必要的资金及时转移过来。一个无辜的人被处死，仅仅因为带来赦免令的信差晚到了五分钟。一个人停下来听了五分钟无关紧要的闲话，他坐车或乘船旅行的计划就会因为晚了一分钟而泡汤。
格兰特将军一听到攻陷萨姆特尔的消息，马上决定收编敌人的军队。当巴克纳派人把休战旗送到多耐尔逊，并提出要求约定商议投降条件的时间时，他脱口而出：“除了马上无条件投降，我们不接受任何其他条件。我提议马上开始着手你们的工作。”巴克纳说，客观条件使他不得不接受“格兰特提出的苛刻而毫不通融的条件”。
像拿破仑一样能够当机立断地抓住关键事物，丢开琐碎顾虑的人注定会成功。
许多浑浑噩噩最终一事无成的人仅仅是因为没有把握好当初关键的五分钟。失败者的墓碑上字里行间都充满了这样的警示：“太晚了”。往往就在几分钟之间，胜利与溃逃、成功与失败转手易人，其结局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