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见《解放日报》发表舒乙兄文章，谈庆祝回归5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香港举办展览。展出三个书房的佳话。“文学馆”是由巴金先生发起并捐赠自己的稿费启动，经江泽民同志批准，政府资助承建的。收藏大量珍贵资料。“作家书房”就是一项。展览举办时我恰在香港。碰巧这三间书房原址我都曾到访过。就回忆起一些往事。
且说端木的这间。1949年冬，端木刚由香港到北京时住在文化部招待所。1950年春北京市文联成立，端木被任命为创作部长，搬进“霞公府5号”北京文联。这个日式楼房是沦陷时期日商“清水组”的公司。三层以下是办公室，四层是宿舍。东西一条通道，两侧对列房间，房间都一般大，不到10平方米。我和后来任全国文联副主席的罗杨两人住一间，两床之间刚能走过一人，没地方放桌子。端木是名家兼部长，独居一室，就有书桌和座椅。靠墙还有固定的书架。那桌椅的摆法和今天展出的相似。但要拥挤杂乱得多。桌椅之外，地上还摆了个旧货摊上买的瓷缸，缸中泡着棵半枯的树枝。他说这是“水柳”，叶子长满后很好看。只可惜从没见它长满过叶子。墙上还挂着他自己写的字幅（当时他在练写篆书）和旧货摊收来的画，有次他把旧画取下换上一幅朋友画的“红牡丹”。上边有端木自己题的款，说“洛阳有名花白牡丹。美得举世无双……”（大意，原文已忘）。我看后坦直地说：“我看这画不如你原来挂的旧画好，你郑重挂上，是为了尊重作者吧？”他说：“人家特意画了送我，我当然要郑重挂上。”我说：“既是朋友就该实话实说，你这题词夸得过分点了吧？”他笑笑说：“你没看懂。再瞧瞧，我夸奖的白牡丹呀，他画的是红牡丹……”
屋子小无法待客。来访的人也不多。唯一常来找他的就是吴祖光。那时端木单身，祖光也是独行侠。他有空就骑辆从香港带回来、被北京人视为高档品的凤头自行车来找端木，一聊就是半天，我就是在端木屋里认识的祖光，后来同时当了右派，重新出土后，我的小说《那五》发表后，祖光头一个写文章给我鼓劲，此乃后话。
端木在这间书房中写过几篇作品，很少被人谈到。其实这几篇东西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端木的创作心态。他从香港回来满腔热情要写作，但以当时的文坛气候，他感到写他熟悉题材却与现实不搭界，写工农兵又缺乏生活。于是他就放弃小说，与文联的编辑，多尔衮王爷嫡系后人金寄水合写了京剧本《戚继光斩子》，为反对武装日本、解放台湾鼓劲；接着又配合宣传《婚姻法》，把赵树理小说《罗汉钱》改编成了评剧本。另外，他还边读边写，写下了厚厚一本《红楼梦札记》。其文并未发表。但在“批判红楼梦研究”学习时，他曾以此为据写一两篇评论。他后来写《曹雪芹》，我相信这材料起了不小作用。
20世纪50年代中，北京文联搬家到北京西城六部口，端木的房子大了点，但桌椅笔砚还是原套，书房格局保持原状，仍同样的乱。不久我成为右派离开北京。“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趁回京探亲机会，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溜进文联楼内打探熟人消息。刚进门就看到一个戴着白袖标的驼背老人弯着身子扫楼道。人来人往从他身边走过，他既不抬头也无反应。一看正是端木。便走近他身边，故意轻轻咳了一声。他歪着头轻轻扫了我一眼。先是一愣，和我对视了有两秒钟，马上又低下头继续扫地，脸对着地面自语般小声说：“还不快走，叫人发现想走就走不了啦！”然后头也不回匆匆走到楼后去了。我带着一心酸楚离开，一走又是10年。70年代末作为“出土文物”又回到北京文坛，我和林斤澜一起去看他。这时他老夫妻还挤在“虎坊桥”一间小屋中，所有的书籍、稿件都像垃圾样堆在过道，像是难民营模样。又过数年，邓小平领导拨乱反正，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文化界这才起死回生，开始欣欣向荣。北京文联建成了和平门里这套高级住宅。端木搬进新屋，又有了书房。但经过数十年变迁，端木书房竟并没变其基本格局。最根本的变化是有了太太打扫收拾，不再杂乱而整洁舒适，如现在展出的这样，像个名家书房了。
90年代作协召开代表大会，香港曾敏之、刘以鬯、潘耀明等作家来京，我带路去看望端木，大家就在这书房里喝茶聊天的。那天端木刚刚拔了牙，指着自己的嘴说：“几年没见，看看，我已成了‘无齿（耻）之徒’了。”那竟成了最后一次见面。
在香港图书馆看到他这间“书房”，真是百感交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