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万法国人观看了当天的电视辩论。法国电视台的统计显示，在那场辩论中，萨科齐与罗雅尔共就20个问题进行了“激战”。其中，表面上一直处于攻势的罗雅尔，在16个问题上败下阵来。萨科齐靠冷静的“退避”、巧妙的激将法转换形象，对5月6日的选民投票产生了直接影响，直至最终赢得大选的胜利。
萨科齐以“退避”显示了自己的稳重与“大气”，在人们看来，这正是一个总统的素质。
当你站在混乱的人群中时，你为何不勇敢地站出来，充满智慧地振臂一呼，让所有的人为你而动，为你排一条队伍呢？
让别人为你排队/骆驼
我准备好了自己的简历，去一家着名的广告公司应聘。
那家广告公司名气很大，大得不用去人才市场设摊招人，只是在一个城市的小报上登了一则广告，就可以让人才们趋之若鹜。
当我走进招待厅的时候，着实吃了一惊，整个大厅挤满了人，乱哄哄的。我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看着前面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想着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轮到自己，心中就懊悔起来，后悔自己没有早点儿过来。
公司似乎对此番景况也有些意外，人群很乱，乱得连公司的工作人员都进不去。我看到几个工作人员被堵在外面。
我忽然灵机一动。
我走到那几个工作人员的前面，昂首挺胸，勇敢地对着人群大喊一声：所有应聘的人排成两队！
人们立即循声而来，将目光投到我身上，看着我和工作人员站在一起，以为我就是应聘的组织人员，一个个立即动了起来，刷的一下便排成两条长长的队伍，让出一条宽敞的道来。
那几位工作人员冲我微微一笑，我将大家的简历收在一起，然后抱着几十份简历第一个走进了应聘室，整个过程俨然是一个工作人员所为。我将那些简历放在桌上，从包里掏出自己的简历放在最上面。
主聘官几乎只是象征性地看了一下我的简历，就对我说：“你从今天就开始上班，你今天的工作就是协助我们完成招聘工作。”
于是，我欣喜若狂地出门去，开始去维持队伍了。站在队伍的前面，没有人怀疑我是工作人员的身份，更没人知道仅仅是十几分钟前，我还是挤在队伍最后的一名普通应聘者。
愿意的人，由命运领走；不愿意的人被命运托着走。
——塞涅卡
我的侏儒女儿/刘佩修
女儿晓瑄的行囊中，有一件特殊的行李：一张20厘米高的折叠椅。这张用了10年的折叠椅，是她走出家门后的最佳伙伴。有了它，晓瑄才能接到电梯的高楼层、够到银行柜台、饮水机和洗手台。
由于患有先天软骨发育不全症(俗称侏儒症)，我26岁的女儿只有8岁儿童的身高。
上天给她的礼物
时间回到26年前，晓瑄在台北出生，是个肤色健康、双眸晶亮的女孩。她出生后由我的母亲照顾，我与丈夫柯承恩则到美国攻读博士。但7个月时，母亲告诉我晓瑄无法爬行，只能软软地躺着。我匆匆回台，抱着孩子奔波诊断，得到的结论竟是：晓瑄患软骨发育不全症。“这个病，无药可医”，我心如刀割。
晓瑄不仅有身高问题，磨人的还有其他症状。
一岁以后的晓瑄，并发症越来越明显，动辄中耳炎、发烧，且脊椎压迫呼吸道，必须切除扁桃腺，她几乎每周上急诊室。更严重的是，晓瑄的脊椎开始弯曲。在医生建议下，晓瑄成了一个小小的盔甲婴儿，从1岁半到6岁，她从肩膀到臀部，小小的身躯被包在密不透风的石膏架中，连睡觉都不能脱。
夏日，石膏密不透风，晓瑄汗流浃背，皮肤长出一个个红色小疹子，有时看不下去，我会偷偷把女儿的石膏衣脱掉，让女儿透透气。
虽然晓瑄身体有诸多不便，但乐观勇敢，却是上天给她的礼物。她很能忍痛，经常被针扎也不哭。
发育比一般孩子迟缓
晓瑄的发育比一般孩子迟缓，到两岁才学会走路，连爸爸、妈妈都不会叫。6岁上小学一年级，晓瑄也有学习障碍。她看书是“跳着看”，常常第一行没看完就跳到第十行，此外，简单的加减法，怎么教都不会。
有时教着教着，我的无名火就冒上来！很想大声呵斥孩子，但看到女儿无辜的眼神、娇小的身躯，又不忍心。在美国，中国孩子考试都拿A，晓瑄很努力，却几乎都拿C。我经常被老师叫到学校“听训”，压力很大，听训到后来，我哭了。
我向姐姐哭诉，姐姐好意安慰：“不要担心啦，以后给她开个投币式自助洗衣店就好了。”这句无心的话，却让我更心痛：“连亲阿姨都把晓瑄的发展定在这种层面上，难道晓瑄的人生真的只能如此吗？”我不甘心。
每天，我引导晓渲用手指着书上的文字，按顺序一字一字地看，每周，我带晓瑄上图书馆，把图画书一叠叠搬回家，耐心解释给她听。我带她进行骨痂延长术，让晓瑄忍受了300多个日子的疼痛。去上发音矫正班，还特别挑选了一只小狗作为晓瑄的玩伴，让晓瑄觉得世界上有生命依赖着她、爱着她，让她建立自信心与安全感。
尽管如此，忧虑仍盘踞我们心中：“如果晓道以后没法照顾自己，怎么办？”
关键的10厘米
初二，晓瑄休学一年，为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一场手术——骨痂延长术。
女性软骨发育不全症患者，即使长大成人，身高也多在120厘米左右，但社会上衣食住行的设计，往往以130厘米为界。因此，如果能为晓瑄多争取到“关键的10厘米”，她未来的生活将会方便很多。
晓瑄被推人手术室，医生将她的两条小腿骨，分别切为两段，再用十根铁条贯穿骨头两端，形成一个环状铁架。在铁架两端，各有一个转环，等切骨处的骨痂开始形成时，将转环按预定速度松开，让腿骨慢慢拉长，然后等新的骨头长硬，才能将铁环拆除。康复过程至少需要一年，期间不仅行动不便，而且十分疼痛。
当晓瑄从手术室出来，一段腿骨硬生生断成两截，血肉模糊。我们都掉泪了，看见十根大钉子钉在孩子腿上，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没有人受得了！晓瑄持续地尖叫，几天后喉咙已哑，陪在一旁的丈夫，身上内衣全都被她扯裂。
尽管痛苦，晓瑄却从未要求把铁环拿下。我每天帮她清理伤口，那个螺丝每天要转，不让骨头愈合，但是我下不了手。最后，是晓瑄自己转的，她意志很坚强。300多个疼痛的日子终于过去了，晓瑄取下铁环，从119厘米，变成129厘米。这是关键的10厘米，为了这10厘米，她要忍受着后遗症——无法走太久，双腿因为循环不良，经常肿胀疼痛，必须靠止痛药才能压住痛苦，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休学期间，没有考试的压力，晓瑄突然开窍，唐诗、金庸武侠小说让她的中文突飞猛进。她一直都学得比别人慢，所以她每进步一点点，我们就觉得好快乐！这样的快乐，一般人无法体会。
病愈后，晓瑄转至台北的美国学校就读。尽管每天拄着拐杖上学，她仍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帮助孤儿。晓瑄的英语老师大受感动，他推荐晓瑄参加美国的“发现卡活动”——这项比赛针对身处特殊困境，却能勇敢面对并且热心助人的学生，每年进行杰出者选拔。几天后，晓瑄交出一篇自传：“我像一个饺子，里头有很多馅，但外面看不见，丢到水里去，煮沸后浮起，却又被浇下一碗冷水，再度沉下去。经过浮起、加冷水、煮沸，反复淬炼，才有美味的水饺。”
最后，晓瑄打败全球11万名竞争者，成为该奖举办以来首位境外全球金牌奖得主，还赢得22万美元的奖学金。
颁奖典礼在华盛顿国际贸易中心举行。对晓瑄来说，这是永生难忘的鼓励。她在得奖感言中写道：“虽然，我知道电梯按钮永远不会为我降低，但是我的心可以升扬，只有天空才是我的极限。”
特殊的经历让晓瑄顺利进人美国着名的卫斯理女子大学就读。今年9月，她又出发到欧洲攻读MBA。其间，她还计划参加泛舟、野营队、美国50州跨州之旅。她的抱负很大，想当戏剧导演，也计划研习法律，为弱势群体发声。
曾经，我的女儿晓瑄被认定只能待在洗衣店度过下半生，如今她已超越命运格局，不止美国海关，全世界的海关，都为她开启着。
我明白，我没有资格接受，因为这么多日子以来，我一直没有对她负责过，我只是“见利起意”罢了。而她却把我的这种不负责任当成了对她的理解。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只能让金钱来衡量我自己的劳动，那我是多么的失败。
难忘的家教/石凌莉
大三那年，我接了一份家教工作。说真的，我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宽裕些，目的简单而又明确。在当时的校园里，出去打工的学生，大部分人无非是算计着发点小小的意外之财，来改善一下那清贫的校园生活。可我不曾料到，那段初为人师的经历，会在我心头烙下如此难忘的印记。
我所教的是一个念初二的女孩，叫张晴。我只知道她父母离了婚，母亲去了加拿大，父亲忙于工作，无暇顾她，她暂住在大姨家里。家教工作谈好的条件是教英语和数学两门课，一周两次，每次两个小时，一小时15块钱的报酬，并且每次付清。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她与她大姨在家里，大姨向我简单地谈了小晴的情况就走了。大城市的孩子毕竟大方，虽是初次见面，可没过几分钟，她就毫无顾忌地与我聊开了，从她的话语中，我明显感觉到她对学习一点不感兴趣，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可我觉得这跟我没关系，反正我上完两个小时的课就走人，至于效果，并不在我考虑之内。那天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只给她讲了几道数学题，大部分时间都在闲扯。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我拿到了属于我的30块钱，第一次觉得赚钱就这么容易。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纯粹是在履行自己的义务罢了，每次按时上课，也准时下课。转眼到了圣诞节前夕，那一天刚好是约定的上课时间。晚饭后，我准时赶到小晴那里为她辅导，可我发现她一直有些心不在焉，甚至有些心神不宁，于是我问她怎么了，是不是有心事？她抬起头，用一双痛楚的眼睛盯着我，幽忧地说：“明天就是圣诞节了，我妈妈怎么就没给我寄礼物，也不给我打电话……”她停了停，随即低下了头，嘴里嘟哝着：“她……许是忘了我了……”她的话仿佛一下子刺痛了我，看着她瘦弱的肩，我突然觉得失去父母关爱的小小的她是多么无助而又可怜。破碎的家庭给她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和恐惧。我想起了在她的抽屉里摆着许多小礼物，她说都是妈妈从加拿大寄的，我一下子明白了她为什么总爱摸摸那些小礼物，总爱反复地告诉我是妈妈送的，她似乎只能从这些小玩意儿中去体会母亲的爱，也让那颗孤独的心得到一丝慰藉。那一刻，我似乎理解了，理解了她为何对学习提不起劲，也理解了她那句老挂在嘴上的话：“我要是现在已不是个孩子该多好！”我知道我已没有办法让她再集中思想来演算她觉得乏味而又深奥的“x、y、z”，我只能在一旁劝慰她，尽管这些劝慰显得那么软弱那么苍白，可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那天临走的时候，她送了我一张精美的圣诞卡片，嘱咐我回到宿舍再看，我无言地摸摸小晴的脸，转身走了。圣诞节的北方已是相当的冷，迎着那风，我下意识地裹紧了外套，可我仍觉得一阵透心的凉意……
回到宿舍，我打开了小晴送的卡片，那短短的几行字竟让我的眼眶有些发热。她在里面写着：“老师，不，凌莉姐姐，感谢你这两个月来对我的帮助。我想，你已是我的姐姐，也是我的朋友！”下面署名“你最好最好……的朋友”，我不知道她写了多少个“最好”，可那一行长长的“最好”，让我感动，那是一种毫不矫情的来自于孩子的真诚。可面对她的谢意，我却感觉汗颜。我明白，我没有资格接受，因为这么多日子以来，我一直没有对她负责过，我只是“见利起意”罢了。而她却把我的这种不负责任当成了对她的理解。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如果我只能让金钱来衡量我自己的劳动，那我是多么的失败。
从那天起，我与小晴的接触无可避免地带上了浓浓的感情色彩，我开始用心为她辅导各门功课，我也时常与她朋友般地聊天，告诉她一些做人的道理，并鼓励她战胜学习上的困难。我知道像她这样的孩子，帮助她走出生活的阴影，树立信心与勇气比一切都重要。事实证明我的想法是对的，那段时间，小晴的学习劲头明显提高，作业本上的叉叉也越来越少，许多时候，她还主动向我提出问题，人也开朗多了。面对她的转变，我无法抑制我内心的喜悦，甚至时常会有很神圣很神圣的感觉。那些日子，不仅小晴在变，我自己也在变，我总觉得精力充沛，心情愉悦，生活也特充实！原来带给别人快乐，就是给自己最大的快乐！
一晃就是半年时间，在这半年里，小晴既当我是老师，也当我是姐姐和朋友。她经常告诉我一些她内心深处的话，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渴望、追求、迷惘与烦恼。被人信任的感觉真的很好，即使对方只是一个孩子。每当这时，我总是用心去倾听，也用心去回答。小晴告诉我，长大了，她想当电台主持人，她说她很崇拜北京文艺台几位主持人，她也想像他们一样，可以把自己的声音送给千千万万的人们。她说这是她心中的梦想。我告诉她，有梦就有希望，为希望而努力，梦想就一定会成真。她很认真地听着我的话，那大大的清澈的眼睛里盛满了对未来的憧憬。这些希望和憧憬，成了她学习动力的源泉。这一年的期末考试，她的成绩提高很快，尤其是一向令她难堪的数学，终于结束了一直满不了六十分的历史。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五月，再过两个月，小晴就要升初三了，我明显地感觉到了我身上的压力。大半年的相处，让我与小晴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的喜怒哀乐，总是那么深深地牵动我的心，她对我，是那么地尊重、信任甚至依恋。我的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责任感，我不能让她失望，也不能让我自己失望。于是我把每次的辅导时间加长了半小时，另外又投入了我不少的休息时间。对于这些额外的辅导，我没有再收一分报酬，因为我知道，初衷已经改变，我所做的一切不需要金钱来衡量。
小晴的期末考试非常成功，她由原先班上的二三十名跃升到第八名。我永远不会忘了那个下午，她亲自跑到我的学校，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了我，当时的她，满脸洋溢着胜利的喜悦，那么充满朝气，富有活力。她兴奋地对我说：“第八名！姐姐你知道吗？前十名就是优等生，我成优等生了！”那一刻，我觉得，阳光特别明媚，天空也特别的蓝，而这一切，我正拥有，十分满足地拥有……
那年暑假过后，小晴升入初三，她回去与她父亲一起过，并转到了离家较近的一所中学，而我因为忙于毕业与毕业之后的工作分配，只与她通过几次电话，也不曾去看过她。直到我快毕业离校时，我收到了小晴的一封信，她在字里行间表达着对我的谢意，对她的这次感谢，我已能坦然地接受。在信的末尾，她写道：“如果你离开了北京，那么请你相信，在北京，你有一个学生，一个妹妹，会永远想念你！”我的双眼湿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