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寻求“重启”人类状态的知识界而言，这个日益透明化的网络——@quixotic 的 Web 3.0 以及约翰·杜尔的第三波技术革新——代表了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次积极飞跃。如同人类灵魂的数字工程师一样，社交媒体传播者乌迈尔·哈克（UmairHaque）曾在《哈佛商业评论》中表示：“互联网……有望通过更深厚、更强大以及更有意义的关系从根本上将人、社区、公民社会、企业和国家重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社交媒体的未来。”9
虽然哈克在 10 万位 Twitter 关注者面前将自己标榜为“革命顾问”，10 并被伦敦《独立报》评为英国 Twitter“精英”中排名第五的最具影响力成员——刚好位于两位喜剧演员罗素·布兰德（Russell Brand）和史蒂芬·弗莱（Stephen Fry）之间，11 但如小丑般的他却未能参透当今各种侵略性社交网络（比如 Plancast、Airtime、Hitlist、SocialEyes 和 Foursquare）所引领下的革命的划时代意义。除了代表了社交媒体的未来以外，二十一世纪的电子网络实际上可能还代表了后工业时代一切事务的未来。
作 为 最 受 欢 迎 的 数 字 传 播 者， 唐· 泰 普 史 考 特（DonTapscott）12 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在他们于 2010 出版的《宏观维基经济学》13 中指出，当今的互联网代表了“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我们正在进入他们所谓的“智能互联时代”——一个“泰坦尼克式”的历史转折，相当于“现代民族国家的诞生”，抑或相当于“文艺复兴”。14 泰普史考特和威廉姆斯认为：马克·平卡斯推出的永远在线社交呼叫（social dial-tone）服务构成了一个“社交人群的意识平台”，令我们可以“开展协作以及共同学习”。泰普史考特和威廉姆斯预测，政治、教育、能源、金融、医疗以及企业生活均将会被这些社交理想主义者所追捧的、智能互联时代的“开放”和“分享”所统统转变；这个观点恰恰呼应了马克·扎克伯格所提出的社交媒体对经济产生的革命性影响的五年设想。硅谷的“人脉之王”雷德·霍夫曼在这个全新的社交经济中与泰普史考特和威廉姆斯有着相同的信条。我们在牛津大学共进早餐时，他坚持认为网络透明化将为诚实之人带来回报。
前马歇尔伦理学学者曾向我解释道：当每件事都可以搜索到时，信任经济将随之诞生，而我们的声誉将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quixotic 预测：LinkedIn 这样的网络将通过曝光名声不好的人士以及回报诚实的人士，帮助打造一个更真实的精英阶层。
世界不会成为二十世纪的传媒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所预测的“地球村”，相反，它将缩小成某个版本的前现代村——一个全世界范围的数字集体宿舍；身在其中的每个人将洞悉我们细微的、最隐蔽的乃至最虚幻的活动。
这个巨大的集体宿舍已经形成了。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无论是好是坏，“匿名”已死。2011 年 6 月的某期《纽约时报》的头条赫然写道：“如今的网络让我们无处躲藏。”《泰晤士报》
社交媒体大师布莱恩·斯特尔特（Brian Stelter）15 解释道：“互联网 20 亿网民的集体智慧以及他们在网站上留下的数字指纹，使得每个不雅视频、每张亲密照片以及每封不得体邮件都可以轻易被追查到来源——无论是否出于事主的意愿。这种智能令公共领域变得比以往更为公开，有时还迫使私生活暴露于公众眼前。”16
位于这个日益透明及互联的世界正中心的，当属社会思想家所称的“名誉银行”。雷切尔·博茨福德（Rachel Botsford）和鲁·罗杰斯（Roo Rogers）在他们合著的《我的就是你的：合作消费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谈到：“当今的网络让我们留下了名誉轨迹。我们所评价的每个卖家，所标记的每位垃圾信息传送者，所留下的评论，所发布的想法、评论或照片，所评议的对象等等，这些都让我们留下了我们是否善于协作以及是否可以信任的一系列记录。”
但是，无论是博茨福德、罗杰斯、泰普史考特、威廉还是其他社交媒体狂想家，都错误地认为互联网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智能互联”时代。从扎克伯格的 Facebook、霍夫曼的 Linkedln到 斯 通 的 Twitter， 再 到 SocialEyes、SocialCam、foursquare、ImageSocial、Instagram、Living Social，以及大量由约翰·杜尔在第三波热潮中投资的其他数字先驱，网络正在打造更多社会从众性和群体行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边沁功利主义批评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他于 1859 年所著的捍卫个人自由的《论自由》17 一书中认为“人类不是羊群”。但在社会网络中，我们无论是在思考还在行为上都越来越像羊群，使得文化批评家内尔·斯特劳斯所描述的“归属的需要”18 成为了一条处世法则。
《连线》杂志特约编辑以及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畅销书作家乔纳·莱勒（Jonas Lehrer）认为：“网络催生新形式的集体行为的同时，也带来了新形式的集体愚蠢。小团体意识现在越来越普遍。当大量信息蜂拥而来时，我们将自己的信念托付给名人、权威和 Facebook 上的朋友。我们不再独立思考，只是简单地引用已经被引用过的内容。”19
Web 3.0 网络将见证越来越多的“智慧群组”退化成莱勒笔下的“笨蛋群体”。例如，硅谷 AngelList 最初的目的是为科技创业者和天使投资人打造一个“社交认证”平台。但是，O’Reilly AlphaTech 风投公司共同创始人布莱斯·罗伯茨（Bryce Roberts）在删除了他的 AngelList 账户 20 后给出了一个令人争议的解释：“社交认证正在转变成一种同伴压力，让天使们被迫做出投资，以恐错过人人都正在往上挤的那艘船。”罗伯茨并不是唯一一个对社交认证价值表示怀疑的人士。另一位质疑 AngelList 的 GRP Partners 风险资本家马克·苏斯特（MarkSuster）也表示：“我最大的担心是大家把其他知名投资人在AngelList 上的‘社交认证’当成了真正的自知力。”21乔纳·莱勒提醒我们，“真正的自知力”表示“自己思考”；尽管我们正处于智能互联时代的边缘，但在今天的社交网络中，这种“自己思考”却正在日渐没落。
是的，在一个被莱勒的小团体意识所主宰的社交媒体世界中，“自己思考”正变得越来越稀有。针对过去一年里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伦敦骚乱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金融时报》如此点评道：“2011 年里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充分展示了共同身份和决策能力所带动下的群体的力量。他们是从众心理的典型例子——一个群体中不同个人的共同以及自我调节的思想”。22或者，正如《纽约时报》媒体批评家大卫·卡尔（DavidCarr，@carr2n）在他的推文中写道（借此真正地将这个集体媒体与其消息结合在一起）：“Twitter= 由一群有着诸多想法的可爱表现狂所召开的一场会议，思想的大规模具体化创造了‘巢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