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这是一幅画面，你以前一定看到过。要知道，历史是会重复的。伴随我们这个数字时代一并到来的是一个工业时代的老问题：一个社会暴君正在再次侵占个人自由。在二十一世纪之初的今天，就像当初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一样，这个社会威胁来自建筑中的一个简单概念。
1787 年，正是那个大众工业时代来临前的黎明，杰里米·边沁设想出了这个“建筑中的简单概念”，用来改善监狱、医院、学校和工厂的管理。正如建筑史学家罗宾·埃文斯（RobinEvans）所说，边沁的概念是建筑形式与社会宗旨“生动且具想象力”的综合体现。2 出于自身的社会愿景，边沁积聚了大量的个人财富，3 想要通过这种新式建筑来改变世界。
边沁的这种想法被奥尔德斯·赫胥黎称之为“极权主义住房建设计划”，4 他在克里米亚的克里切夫小镇写的一系列“公开的”5 信件中对此有描述。在那个小镇上，当时他和他的弟弟塞缪尔正在指导已受启蒙的俄国暴君凯瑟琳大帝如何为她那些无法无天的子民建造高效的工厂。6 在这几封公开的信件中，边沁把这种被他称为“圆形监狱”（Panopticon）或“监察室”（Inspection-House）的东西想象为实体网络，也就是一间间小房间构成的圆形建筑，每个房间都透明并且完全相连，只需要一名可以看到一切的监察员，就可以监视所有房间里住着的人。
这个监察员是无所不知的上帝的一个功利主义版本——总是睁着眼、知悉一切，还偶带有环顾四周和看穿墙壁的能力。正如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观察到的，这个监察室“像许许多多个笼子、许许多多家小戏院一样，其中的每个演员都是孤独的，被完美地孤立起来且永远可见”。7边沁以为，圆形监狱的连接技术可以把我们连在一起，也可以把我们分开。他认为，把我们转变为彻头彻尾的透明展览品对社会和个人来说可能都算得上是好事，因为我们越是想象自己正被监视，我们就越会变得高效和遵守纪律。因此，个人和整体都能从这个自我肖像的网络中获益。我们的功利主义哲学家将这个假定的社会概念带入其最为冷酷的反社会论调中如此描绘道，“理想的完美”会要求每个人——从连接起来的囚犯到连接起来的劳动者，到连接起来的学龄儿童，再到连接起来的居民——每时每刻都能被监视。8
那是一个古怪英国人的抽象式幻想，并且，读者应该还记得，那是一个生活经验不过是个孩子的英国人的幻想，可事实上，边沁激进的透明监察室理念对十八世纪晚期和十九世纪早期的新式监狱建筑有着巨大的影响。例如，我和雷德·霍夫曼一起吃过早餐的那间牛津监狱，原是由有“监狱放射形布局之父”9 称号的威廉·布莱克本（William Blackburn）所建造。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监狱建筑师，毕生建造了十几座基于功利主义原理的半圆形监狱。在牛津，布莱克本用专门为了监视囚犯的一举一动并控制他们的时间（到每一分钟）而设计的建筑来取代这座城市城堡里的中世纪“监牢”。
边沁的简单建筑概念不仅仅只是“改革”了监狱，它代表的还是一个预言，预示着一个由实实在在的铁路和电报线路网络等复杂连接起来的工业社会。机械时代的蒸汽火车、大规模工厂、工业城市、民族国家、电影摄影机以及大众市场报纸确实创造出了这个实体建筑，从而将人们变成了高效率的个人展览品——在理论上，可以被政府、雇主、媒体和民意观察到的展览品。在大众彼此连通的工业时代，工厂、学校、监狱以及最具预示性的整个政治体系，都是建立在这个透明监视技术基础之上的。过去两百年时间实际上是一个大展览的时代。
然而，且不说有着奇怪的展览癖的边沁本人，事实上在整个工业时代没有谁想成为这个集体展览会上的单部影片。甚至可以说，为独处进行的抗争就是工业时代的人类史。正如二十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和保密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认识到的，“现代生活最根本的问题，源于个人在无法抵抗的社会力量面前想保留的生存、历史遗产、外部文化以及生活技术的自我个体性的要求”。10 如此一来，大众社会的伟大批评家们——如十九世纪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亚历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Tocqueville）以及二十世纪的乔治·奥威尔、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和米歇尔·福柯等——都曾试图去保护个人自由免于遭受那来自监察室的无所不知的目光。
福柯提出警告说，“知名度是个陷阱。”11 因此，从密尔的《论自由》中形单影只的自由思想家到《城堡》和《审判》中的约瑟夫·K，再到《一九八四》中的温斯顿·史密斯，在这些批评家看来，大众工业时代的英雄，就是那些试图保护自己的无名度、乐于享受隐蔽、能面对照相机转过身去，并且——用塞缪尔·华伦和路易斯·布兰代斯的经典词语来形容的话，英雄就是不想被大众工业时代的技术打扰独处状态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