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37年9月5日凌晨6点，梁思成携全家共5人仓促离开北京。我实在不想想象像梁思成和林徽因这样出身名门且留洋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流亡途中将会遭遇到怎样的磨难和尴尬，但是公元1937年7月7日在北京卢沟桥响起的枪炮声，迫使他们不得不匆忙踏上这条流亡之路。
北京卢沟桥事变之后，北京城里的国民政府机关开始向外地疏散，作为民间学术机构的中国营造学社也不得不宣布暂时解散，社长朱启钤坚决不愿离开北京，其他社员则纷纷返回家乡避难或另谋出路。而梁思成因为家在北京，又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老且缠足的岳母，再加上林徽因的肺病检查出空洞，以及自己年轻时因车祸而今竟患上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很不方便，他们只能暂时留在北京。不过，梁思成的心里明白他们早晚是要离开北京的，所以他在和学社同事将学社有关珍贵资料打包存进天津英租界内英资麦加利银行的保险库之后，也开始着手整理自家的行装，随时准备离开北京。应该说梁思成是非常明智的，因为这几年来随着他野外调查不断获得惊人发现，以及一系列高水准调查报告的发表，不仅奠定了他在中国建筑学界执牛耳者的地位，还引起了世界学界的特别重视，而对中国文化向来兴趣浓厚的日本学者，则更是将梁思成早已纳入他们所关注的中国学人名单中的重点。公元1937年8月的一天，梁思成忽然收到一封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即将召开的一个会议。梁思成明白这是日本人对他的特别关注，如果他不及时离开北京，日本人绝对不会放过他。于是，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个天色朦胧的清晨，叫醒还睡得迷迷糊糊的两个孩子，搀扶着行动不便的老娘，携带好早已收拾妥当的两只装有贵重物品和刚刚调查得来的古建筑资料的皮箱，以及两个简单的铺盖卷，离开家门登上了开往天津的长途汽车。
由于天津与北京近在咫尺，所以天津并不是梁思成最终的避难所，他的流亡之路才刚刚开始。对此，当时年仅8岁的女儿梁再冰后来回忆说：“1937年9月，父亲带领全家（包括外婆在内共五口）经天津、青岛、济南、徐州、郑州、武汉到达长沙，在火车站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不难想象，在从北京到长沙历经10多座城市数千里路的流亡途中，梁思成和林徽因全家那扶老携幼、身背行囊的行程是怎样一幅景象。生长在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也许无从想象，而如果将今天中国许多城市里那大批衣着脏旧的民工流，置于不知何时从空中突然落下一枚炸弹而惊慌奔突的情景之中，也许会引起他们一点可以参照的联想。抛开今天人们并不切合实际的联想，还是来看一看当事人的回忆吧。公元1937年10月1日，梁思成全家历时20多天，“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在“自己的后方”长沙，梁思成与林徽因在车站附近租住了两间房屋，算是暂时安定下来。虽然“这同我们在北平住的那个有丁香花的四合院（虽然也是租来的）相比，差别自然很大。父亲和母亲立即开始学习烧饭洗衣等家务劳动。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对于生活水平的明显下降毫不在意，而是带着兴奋和愉快的心情来迎接这种变化的。”女儿梁再冰的回忆，让我们多少了解了这对出身名门的高级知识分子，面对战乱所保持难得的乐观而平和的心态。不过，“自己的后方”长沙并不安宁，对此林徽因写信给已经返回美国的好友费慰梅说：
在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空袭中，我们的住房几乎被直接击中。炸弹就落在距我们的临时住房大门十六米的地方，这所房子我们住了三间。当时我们——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都在家。两个孩子都在生病。没有人知道我们怎么没有被炸成碎片。听到地狱般的断裂声和头两响稍远一点的爆炸，我们便往楼下奔，我们的房子随即四分五裂。全然出于本能，我们各抓起一个孩子就往楼梯跑，可还没来得及下楼，离得最近的炸弹就炸了。它把我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小弟，再把我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开始轧轧乱响，那些到处都是的玻璃和门窗、隔扇、屋顶、天花板，全都坍了下来，劈头盖脑地砸向我们。我们冲出房门，来到黑烟滚滚的街上。
当我们往联合大学的防空壕跑的时候，又一架轰炸机开始俯冲。我们停了下来，心想这一回是躲不掉了，我们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去承受那悲剧。这颗炸弹没有爆炸，落在我们正在跑去的街道那头。我们所有的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都是从玻璃碴儿中捡回来的。眼下我们在朋友那里到处借住。
每天晚上我们就去找那些旧日的“星期六朋友”，到处串门，想在那些妻儿们也来此共赴“国难”的人家中寻求一点家庭温暖。在空袭之前我们仍然常常聚餐，不在饭馆，而是在一个小炉子上欣赏我自己的手艺，在那三间小屋里我们实际上什么都做，而过去那时要占用整整一栋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我们交换着许多怀旧的笑声和叹息，但总的来说我们的情绪还不错。
我们已经决定离开此处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组织到可使我们对战争能够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们还只是“战争累赘”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腾出地方，到更远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连那地方（指昆明）也会被轰炸的，但眼下也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
从长沙到昆明原本10天的行程，梁思成全家竟然走了40天。对此，梁再冰回忆道：
在这次轰炸后不久，我们就离开了长沙前往昆明。父亲是北方来的这批知识分子中第一个去昆明的。当时同路没有任何熟人，一家人颇有孤单之感。但是，父亲并没有丝毫犹豫。
我们是坐公共汽车走的。开始几天还比较顺利，湘西群山风景如画，常德、沅陵一带的山光水色和黄果树的大瀑布都很引人入胜。我们“晓行夜宿”。早上起床后，父亲很快就把铺盖卷打起来了，晚上汽车到站后他立即同妈妈一起飞奔着去找那些“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小客店，让我们坐在行李上照顾晕车的外婆。
在离开北平前，父亲就常常背痛，医生诊断他患了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并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脊骨。在旅途中当然加重了他的负担，但父亲并不把这放在心上。
当我们经过湘黔交界的晃县时，母亲突然感染了肺炎，高烧至40度。当时还没有抗生素和其他特效药，肺炎是很可怕的病。县城中没有医院，旅馆拥挤而阴暗，但父亲并不慌乱。他找到同车一位留学日本又懂得中草药的女医生，请她替母亲治疗，根据她开的处方给母亲煎中药服用，使母亲在两周后退了烧。每天下午，他还带着弟弟和我到小河边去“打水漂”。我记得他投掷的石子总是飞得很远，有时能跳跃一二十下。晚上他教我们看地图，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走过的路，所以至今我还记得沿途许多地名。
后来的旅途中，汽车经常“抛锚”。有一次，车开到一个地势险峻的大山顶上后，突然站住不动了。当时已是12月份，气候很冷而且天色已晚。大病初愈的母亲快冻僵了。听说这一带常有土匪抢汽车，乘客们都很害怕。父亲会开车也会修车，就同司机一起研究车子出了什么毛病，并根据经验把他的手帕放入油箱，发现油已用光。但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怎么办呢？他只好同乘客们一起推着车慢慢走，突然有个村庄奇迹般地出现在路旁，使我们当晚得免露宿在荒山野岭上。
就这样，梁思成全家于公元1938年1月中旬终于到达了昆明。经过这4个多月的颠沛流离，梁思成因为扁桃体脓毒不仅使受伤的脊背剧烈疼痛，还引发了牙周炎不得不将满口牙齿全部拔掉。这使梁思成更加疼痛难忍，为了避免因服用大量止痛药而引起中毒，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的他，为了分散注意力竟学会了缝补破旧的袜子。即便如此，梁思成依然想着如何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之事，在重新争取到中美庚款基金会的支持后，他便组织随后来到昆明的学社成员莫宗江、陈明达和刘致平等人，对昆明周边的古建筑进行调查，诸如圆通寺、土主庙、建水会馆、东寺塔、西寺塔、真庆观大殿和金殿等五十余处昆明主要的古建筑，都因为经过他们的调查而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重视。不久，梁思成的老搭档、公元1932年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的刘敦桢也来到昆明，从而使中国营造学社真正得以复社，并对中国西南地区展开了大范围的古建筑调查活动。当时，由于梁思成卧病长达近一年之久，对野外古建筑调查活动基本上是由刘敦桢带队，写到这就不能不对刘敦桢作以介绍。
公元1897年出生在湖南新宁的刘敦桢，字士能，早年就读于湖南长沙楚怡学校，公元1913年到日本留学，公元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公元1922年回国后在上海与柳士英等人创办华海公司建筑部，公元1923年9月在苏州工业专门学校建立建筑专业学科并任教于该校，公元1927年该校与东南大学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公元1928年改称国立中央大学，刘敦桢一直任教至公元1932年，公元1932年刘敦桢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与梁思成密切合作发表了诸多高水准的学术文章，梁思成一直对他敬重有加。如今，刘敦桢来到昆明，使中国营造学社再次恢复了原先的强势班底，古建筑调查工作随即展开。
以往，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展的古建筑调查主要偏重于皇家宫殿、官府衙署和寺庙道观等，如今得以与贫苦民众广泛接触，使他们对丰富多彩的民居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展开了深入而细致的调查。昆明的民居虽然不像井干式民居那样为全国所罕见，也不似丽江或大理民居那样美观而富有变化，但它毕竟是中原文化与边疆文化相互交融的结晶，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民俗特色，及其独特的文化个性。昆明的民居多采用对称布局，平面略近“万”字形，当地俗称之为“一颗印”，其建筑方向因地势的关系，可以随意选择，颇为自由，不过朝向正南者极为少见。据考察得知，这主要是因为云南距离赤道较近，如果房屋采取正南朝向，夏至前后几乎没有阳光射入室内，即便到了冬至时节亦不过北方同样建筑的五分之二。
昆明古建筑调查基本结束后，中国营造学社为了方便借阅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图书资料，从昆明市区搬迁到了郊区的龙泉镇。在昆明东北郊的龙泉镇内，有三个相邻的村庄，分别叫龙头村、棕皮营和麦地村，营造学社租用了麦地村一处名叫“兴国庵”的尼姑庵，这里距自公元1938年3月从长沙搬迁来的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的龙泉村不远。占地约有10亩的“兴国庵”，虽然殿宇并不雄伟轩昂，但却十分规整而清净，殿外树木环绕，环境幽静。在殿前的庭院里，不知何时栽种的四株桂花树，每到金秋时节则清香四溢；而四角配殿的天井里，同样是花木扶疏，景色宜人。梁思成等人的工作室就设在供奉有泥塑菩萨的大殿内，他们先是巧妙地用布帘遮住泥塑菩萨的真面目，然后将从村里租用来的那种供奉祖先牌位的供桌，安置在没有窗页但有几根横竖钢筋充任窗棂的窗户边，以便借用没有吊灯或台灯的自然光线。在只有笔墨纸砚和铝制茶壶等极为简陋用具的“兴国庵”里，梁思成等人凭着非凡的勇气和超人的智慧，将中国古建筑研究事业再一次推向了一个巅峰。
自公元1939年9月至公元1940年2月，中国营造学社以“兴国庵”为基地，由梁思成和刘敦桢分别率队对四川和西康等中国大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进行了广泛的野外调查。在仅仅半年的时间里，梁思成等人就跑了35个县，调查了七百三十余处古建筑、崖墓、摩崖石刻和汉阙等，为他随后完成《中国建筑史》再次充实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在梁思成等人外出调查的日子里，林徽因则留守在“兴国庵”主持日常工作，她不仅绘制整理了大量的图纸和文字资料，还查证了许多重要史料，使原本简陋而空寂的“兴国庵”竟呈现出了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
营造学社搬迁到麦地村“兴国庵”的同时，梁思成也将租住在昆明巡律街9号一处名为“止园”的家搬到附近的龙头村，并于公元1940年初春耗尽全部家资自行设计建造了他们一生中唯一一处属于自己的住宅——独具特色的昆明“一颗印”民居。对此，林徽因写信告诉好友费慰梅说：
我们正在一座新建的三房农舍中安顿下来。它位于昆明市东北12公里处一个小村边上，风景优美而没有军事目标。邻接一条长堤，堤上长满如古画中的那种高大笔直的松树。我们的房子有三个大一点的房间，一间原则上归我用的厨房和一间空着的佣人房，因为不能保证这几个月都能用上佣人。这个春天，老金（指金岳霖）在我们房子的一边添盖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里，可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在龙头村自建这种土坯小房的还有李济、钱端升。我们的房子是最晚建成的，以致最后不得不为争取每一块地板、每一块砖，乃至每根钉子而奋斗。我们还得亲自帮忙运料，做木匠和泥瓦匠。
这所土木结构的平房，大约有80平方米，三间住房坐西向东，两间附属用房则坐东向西，中间隔有一条通道，很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庭院。从外观上看，房屋窗户的面积要比当地民居的窗户大得多，那是为了具有良好的采光；而采用斜线交叉木条构成的一个个菱形窗棂，则又显得简洁而古朴；在房屋的内部，最与众不同的就是在客厅里竟然还设计有一个壁炉，且将三间住房内全部安装上了木地板，这都是附近居民中所绝对没有的。这也许就是作为建筑师的特别优势吧。不过，使梁思成一贫如洗的这所民居，据说如今虽然还保存有当年的大体格局，但早已是破败不堪，损毁殆尽了。当然，面对当年遥遥无期的战争，梁思成全家毕竟有了一处遮风避雨的居所，使林徽因获得了暂时的诗意安宁，虽然“天气开始转冷”，但“天空布满愈来愈多的秋天的泛光，景色迷人。空气中飘满野花香——久已忘却的无数最美好的感觉之一。每天早晨和黄昏，太阳从那奇诡的方位带来静穆而优美的快感，偷偷射进这个充满混乱和灾难的无望的世界里，人们仍然意识到安静和美的那种痛苦的感觉之中。”不过，这种诗意的美感并不长久，或者说只是一瞬间的电光火石，因为他们的生活完全沦落到了贫民境地。对此，费慰梅曾这样记述梁思成全家当时的生活状况：
生活是艰难的。冷热自来水都没有。第一样买回的物品是一口陶制的大水缸，有近一米高，用来储存挑进屋里的水。对一个家庭来说，一口水缸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座烧缸的窑刚开张时，妇女们彼此拥挤甚至打架，唯恐买不到。烧饭是俯身在一只三条腿的火盆上动手，火盆的顶部离厨房的泥地不过四五十厘米，只能支一口锅。燃料用煤灰和泥做成的煤球，火必须扇旺到能做饭的程度。如果要洗澡、洗衣或洗碗，就得从水缸里舀出水来，在这个或另一个炉灶上烧热。任何家庭若是有一个大热水瓶来储存热水，就把它当成是家中的宝贝。除此，还要冒着尘土或泥泞，迢迢跋涉到村里去买那些买得起的食物带回家，而且还得天天去，因为根本没有冷藏这回事，连想都别想。当然没有电话或交通工具。天黑了点菜籽油灯，但那也很贵，所以最好还是跟村民一样，天一黑就睡觉。孩子的衣服穿破了或穿不下，不知如何是好。布，几乎没有。一句话，战争、通货膨胀和原始的生活方式，已把梁家变成了穷人家。
如果说“穷人家”的生活还能够让梁家人承受的话，那么“战争，特别是我们自己的这场战争”，却“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特别是当“日本鬼子的轰炸或歼击机的扫射都像是一阵暴雨”时，“你只能咬紧牙关挺过去，在头顶还是在远处都一样，有一种让人呕吐的感觉，尤其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东西，而且今天很久都不会再吃任何东西，就是那种感觉。”
与这种难挨的真正农家生活所不同的是，梁思成等人在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行程中则别有一番滋味。对此，林洙女士后来记述说：“西南的调查工作整天在山区中进行，与华北的大平原相比又是另一番景象。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的山林，自然景色极美，那时西南地区还没有开发，马队和双人抬的滑竿儿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在运气好时能拦截一辆军用卡车，载他们一程，否则就只有靠两条腿了。由于山林茂密，他们最担心的就是迷路。云南的疟疾非常可怕，他们走到哪里都背着帐子，带着奎宁和指南针。四川的跳蚤多得惊人，他们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搞一大盆水来，脱了鞋袜站在水盆中央，然后抖动衣裤，不一会儿就能看到水面上浮着一层跳蚤。云南、四川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是封建势力还很强大，30年代买卖人口还是常见的，而且有普遍的吸毒现象。在华北只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才吸毒，而西南地区却有相当一部分贫苦的劳动者也吸毒。他们在旅途中常常看到种植罂粟的大片土地。那些脚夫们一个个骨瘦如柴，白天卖了一天的苦力，晚上往往就把当天的收入买了鸦片，在街头找个角落一躺，蒙上毡斗篷，躲在里面吸，看了真叫人心酸。”
然而，这些“叫人心酸”的脚夫们自己却活得很是风趣有味，梁思成后来曾回忆说：“别看轿夫们生活贫苦，但却不乏幽默感，他们决不放过任何开心的机会。要是遇上一个姑娘，他们就会开各种玩笑，姑娘若有点麻子，前面就说‘左（右）边有枝花’，后面的立刻接上‘有点麻子才巴家’。而如果遇上一个厉害的姑娘，就会马上还嘴说‘就是你的妈’。”诸如此类，梁思成在考察途中搜集了许多，林徽因还曾想就此编一册《滑竿儿曲》呢。据说，这是轿夫们在那高低不平山路间为了前后配合而创造出来的。比如，要是路上有一堆牛粪或马粪，前面的人就会说“天上鸢子飞”，后面的人马上回答“地上牛屎堆”，从而小心地避开牛粪。再如，西南山区的道路多是用石板铺筑而成，时间一长石板便会活动，人走在上面不小心就会滑倒或把石缝中的泥水溅到身上，于是走在前面的脚夫就会高声唱道“活摇活”，而后面的则立即回答道“踩中莫踩角（guo）”。
不过，艰辛而愉快的生活属于那些无忧无虑的脚夫们，梁思成的生活还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公元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这三所中国名校，万名师生经过长途跋涉抵达昆明后，创建了西南联合大学。由于昆明没有现成的校舍，主持西南联合大学校务的梅贻琦先生邀请梁思成夫妇设计校园，梁林夫妇欣然受命。一个月后，当他们将第一套设计方案交到梅贻琦的办公桌上时，因为经费短缺使他们的方案难以实施。在此后的两个月里，梁林夫妇把第一套设计方案进行了多次更改，由最先的高楼变成了矮楼，又由矮楼变成平房，再由砖墙变成土墙，几乎每一次修改，林徽因都要落一次泪。而当他们将最后一套设计方案交出时，竟被告知说：经过学校委员会的研究决定，除了图书馆的屋顶可以使用青瓦，以及部分教师和校长办公室可以使用铁皮屋顶之外，其他建筑一律以茅草覆顶，土坯墙也将改为黏土打垒，即便是砖头和木料的使用也被再次削减二分之一，并希望梁思成再作一次调整。闻听此言，梁思成简直是忍无可忍，不顾一切地冲进梅贻琦的办公室，把设计图纸摔在他的办公桌上，痛心地喊道：“改！改！改！你还要我怎么改？”望着眼前这位昔日温雅且时时洋溢着学者风度的建筑师的急躁表情，梅贻琦呆呆地愣了半天，难过地说不出一句话来。面对此景，梁思成也只能喃喃自语地说：“茅草房？这不是每一个中国农民都会盖的吗？要我梁思成干什么啊？我……已经修改到第五稿了，从高楼到矮楼，从矮楼到平房，现在又要我去盖茅草房。茅草房就茅草房吧，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听着梁思成这无奈的话语，梅贻琦轻轻地叹了口气，声音颤抖而坚定地说：“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们对木材的用量严格计算啊。你想想，没有这些茅草房，学生就要在露天上课，风吹，日晒，雨淋。大家都在共赴国难，以你的大度，请再最后谅解我们一次。等抗战胜利回到北平，我一定请你来建一个世界一流的清华园，算是我还给你的谢意，行吗？”闻听此言，据说梁思成竟像一个孩子似的流下了眼泪……
记得公元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就职清华大学校长的典礼上，曾经说过中国大学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句名言，他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此套用梅贻琦先生的这句名言，建造中国西南联合大学的茅屋校舍，非是建筑师梁思成之无能，乃是当时国民政府之无能也。
无能的国民政府别说让像梁思成这样的精英学者人尽其才，就连当时所谓的中国大后方昆明竟也不能保证最起码的安全。公元1940年11月底，梁思成全家不得不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再次搬迁，而这一次搬迁的地点则是号称“万里长江第一镇”的四川李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