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要不断地调整和改变自己，从而使自己能够适应新的情况。并且，只有不断地调整和改变自己，才能到达圣人的境界。他说："只要能每天都有新的进步，百倍用功，还怕不能变化气质，超平凡人，达到圣人的境界？"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日寸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
曾国藩有着扎实的儒学功底，尤其是对于程朱理学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在京时，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点，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然而，儒家精神并不是曾国藩的唯一信仰，在受命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时候，他鲜明地表现出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清政府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
在他看来，在这个特殊的时候要依靠法家的思想来治理社会。
曾国藩对自己最大的调整和改变，应该是其性格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的转变，发生这种转变的时间主要是在一八五七年二月奔丧至家。
到一八五八年六月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的这一段居家时间。
曾国藩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这一年半，是曾国藩一生思想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
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
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用道家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认识到这些以后，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变得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得意的。痛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为人处世的真正秘诀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一八五八年六月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届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他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章、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四千余人、萧启江部四千余人、吴国佐部一千五百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乘船又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五十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驶。石达开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
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
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一八五八年八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之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言易行难，如果一个人空有一腔抱负，但是只停留在嘴皮子功夫上，则对成事毫无帮助，只有实干家才最值得钦佩，曾国藩就是一个勤勉务实的典型。曾国藩坚持务实进取的精神，对于自己认准了的事情，总是能够专心致志地努力为之，把朝廷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来办，为朝廷排忧解难，将个人置之度外，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荣辱成败。为了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富裕，他兴办实业，努力推动社会发展。
务实进取，无不成之事曾国藩认为，做官办事要实而不虚，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也就是说要以务实的态度，来解决现实中的实际困难，而不应该停留在空谈的层面上。曾国藩说："主张矫揉造作之说的人，就好像要把杞柳树枝条变成杯盘一般，不通晓事物本性之理，必然会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而不顺畅。
高谈虚玄妙论而无主见的人，好像浮萍泊于江湖之上，空论性命之学问，不再讲求事物的形状与颜色，这种理论，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也难说得通顺。
只有体察精微，并不荫蔽自己的意图，不放弃自己的愿望，清醒与机灵常常存于心中，才能随时看到这种人的顺利做事。坚守唯一目的。经常告诫自己专一不二，经常遵循知难而退的原则，小心翼翼地唯恐失误，能做到这样，这辈子办事没有不顺利的。这是圣人尽自己性情，而立身处世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了解自己的本来性情，立身处世的有效之法。"曾国藩做事一方面从全局、大处考虑，另一方面小处的具体步骤又都能够有条不素，极有章法。他一生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曾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以务实的态度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才保证了其宏伟目标的实现。
曾国藩在用兵治军上，就是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动员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起草。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强调务实，为了保证事情的顺利进行，他注重选择朴实可靠的人来做事。在曾国藩看来，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了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到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
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与务实相一致的是，在确定了自己要做的事情后，要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只有这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才能保证事情的顺利完成。曾国藩说道："凡人做一事，需全副精神专注在这一件事上，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想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一个人能否有所成就，关键在于他是否能够做到"恒久"。曾国藩提出"天道忌巧"，意思是说，只要能不断努力、积极进取，就可以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曾经引用理学大师倭仁的话说："没有间歇是最难做到的，就是圣人那么伟大纯正也从不停止进取。颜回三个月没违师命，这一点很不容易学。像日月那么至高至洁，也并非所有圣贤都能企及的。"曾国藩一生积极进取，他以"敬德修业"四个字来不断勉励自己，督促自己去积极地思考，积极地做事，以求取每一次进步。当然，这四个字也是曾国藩不断提高自我修养的座右铭。积极进取是一种耐力与意志力的体现，一个人无论如何伟大，相对于奔腾不息的历史而言，总是渺小的。一个人不可能一生都是一帆风顺，出现逆境在所难免。对待逆境，不要逃避现实，既不要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又要有坚忍不拔的意志，懂得积极进取。
曾国藩从"湘军首领"到"中兴之臣"，可以说是成就了自己一生的大业，这与他不断进取有很大的关系。在曾国藩身上，特别体现出一种自我修养的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吾人只有敬德、修业两事靠得住。敬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做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做主。"他还这样讲道："遇逆境，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遇逆境，正可困心横意，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固愤废学。"他把学习作为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并且要求子孙后代不可抛弃积极进取的精神，要有志、有恒。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己的"敬德修业"，并且把"敬德修业"看做是每日有所进步的必要基础，这也是一种积极进取的表现。他希望"德业并增"，这是他人生之所以进取的重要原因。他认为，要实现"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就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
曾国藩认为，若想成为成功者，就要"敬德修业"，积极进取。因此，没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精神是难以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生的进取，是从"学问"两宇开始的，只要能够坚持下去，阅历就会逐渐广博，渐习渐熟，就可以获得成功。
积极进取是一种提升自我的动力，是人生修养中应该具备的一项基本要求，曾国藩就是在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上，不断完善自我，所以他终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敬德修业"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标而锐意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