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兰山对亚洲的意义在于，这里是亚洲季风西北的极点，对古代中国的意义不仅是在这里阻隔了来自戎、氐、胡、鲜卑、匈奴的顺畅南下，而且在于它一度在11世纪成了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的交会点。它独特的自然地貌，养育了宁夏平原和银川绿洲，让中国的黄土文化和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如此狭小的地域内丰富着各自的内容和内涵。
气象学家说：这里是西北干旱区和东部季风区的分界线。
景观学家说：这里是荒漠和草原的分界线。
历史学家说：这里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激烈碰撞的分界线；从“卑移”“乞伏”“阿拉善”“贺赖”等具有明显少数民族意味的名词可以看出，这里是不少游牧民族最初的摇篮，也是农耕文化一度延伸的边远地区。
宗教学家说：这里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以及伊斯兰教三大宗教一度融会的地区，也是这三大宗教辉映下的三大文明的交点。
岩画学家说：这里是史前人类艺术长廊，其密度之大、内容之丰富，为世界岩画界罕见。
畜牧学家说：贺兰山西侧是中国的骆驼之乡，东麓是中国滩羊之乡，这两种目前都已经注册的商标，更是两种畜牧文化的体现。
经济学家说：贺兰山是一座富山和福山，山的西面蕴藏着中国著名的吉兰太盐场，清朝时就是中国的13大盐场之一，是中国最早也是目前最大的机械化盐场。
打开一幅中国地图，细心点就会发现，分布在中国北方南北走向的几条大山脉中，东边有大兴安岭、吕梁山，西边有阿尔泰山和祁连山，中间是贺兰山。如果把中国内地南北走向的祁连山、贺兰山、吕梁山和东西走向的秦岭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典型的“山”字，而贺兰山就是这个“山”字中间的那一笔。就是这一笔，构成了它在中国山形大势中的独特地位。
如果没有贺兰山，北方民族在史前时期以岩画记载生活与历史的平台就缺失了重要的一块；如果没有贺兰山，匈奴时期，秦始皇的政权就因为失去北方的天然障碍而变得更加短命，西汉政权的生命周期同样会“缩水”；如果没有贺兰山，鲜卑人或许就不会从东北经过阴山流浪到西北，他们在河套一带南下，渡过黄河直逼关中平原；如果没有贺兰山，中国河流的外流区域和内流区域就是模糊的或由另一个地理单元来扮演，亚洲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也不会这么清晰；如果没有贺兰山，中国北方古代的盐业基地和现代煤业基地会少去一块；如果没有贺兰山，宁夏平原就是一片沙漠或戈壁，中国的粮食基地中也会失去重要一块，中国人工绿洲的改造史上，也会失去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没有贺兰山……
对于许多人来说，最大的地理障碍在于贺兰山的确实所在：贺兰山在哪里？很多国人知道贺兰山是通过宋代著名战将岳飞的那句“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其实，岳飞笔下的贺兰山，出现了两个历史悖论，一是行伍出身的岳飞露出了典型的“大中国意识”，在和他一样的中原王朝的君主、文臣武将、文人墨客甚至普通民众眼里，中原是中国的中心，甚至是世界的中心，贺兰山成了他们心中很遥远的地方的一个小山。岳飞当时和从东北草原上来的游牧民族女真人在交战，双方有了多次交锋，女真人不仅熟悉了他们此前陌生的汉族军队熟悉的水战，而且知道他们在草原上过冬时，用木头或马、牛、羊、骆驼等动物的粪便来取暖、烧水、做饭，而宋朝的国都开封城周围的普通居民已开始了开采煤炭，并使用起了煤，比欧洲人早了6个世纪。女真人的部队不仅侵占了北宋的心脏开封，而且一直跨过了黄河，逼近长江流域。他们了解、熟悉宋朝汉族人的一切，而汉族人除了妖魔化这些长相、习俗奇特的女真人外，除了节节败退和继续的陌生感外，还能做什么？当岳飞写下“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时，竟然以为贺兰山是女真人生活地区的一个山。也有人考证，岳飞说的贺兰山，不是今天宁夏和内蒙古的界山贺兰山，而是河北境内的一个小山，那个小山的名字当时叫贺兰山。
《辞源》对贺兰山的名称说是：“遥望如骏马，蒙语称骏马为贺兰，故名。”而在蒙古语中，好马、骏马、快马等语音，和“贺兰”没有任何关系。公元前215年，秦朝著名战将蒙恬带领秦军北上，迫使匈奴人撤向黄河北岸，贺兰山成了撤离河套南岸的匈奴人的一个大据点。这一段时间，贺兰山北部出现在汉文文献中的是一个新名字——卑移山。
有的学者说，贺兰这个词就来自于古匈奴语，匈奴中的“贺赖”部等19个部落曾经在这里居住过，所以把他们生活过的山区称为“贺赖”，意思是“骏马”；也有的学者说突厥人也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突厥人将骏马称为“曷拉”，也就是贺兰山；更有学者说，贺兰山的名称来源于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鲜卑人，这是个鲜卑语。
西晋时期，鲜卑人开始大量南移，贺兰山开始被匈奴人中的贺赖部占领，《资治通鉴》中说“贺赖，兰赖音转耳！”于是，后来的人称这个山为贺兰山。
当中原大地进入三国鼎立时期，北方的贺兰山逐渐走出汉族政权的视野，鲜卑、匈奴、羌族等少数民族出现在这里，尤其是从阴山一带来的鲜卑人，他们中有一支叫乞伏部的，集中生活在贺兰山一带，从而使贺兰山有了另一个汉族文献中的新名字——乞伏山。贺兰，从名字就显示出了谜团，它是蒙古语、突厥语、鲜卑语，还是匈奴语？
目前的中国汉族文献中，贺兰山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隋书·赵仲卿传》中。583年，生活在贺兰山地区的突厥南下侵犯隋朝的疆土，赵仲卿以行军总管的身份，带兵前往贺兰山一带。以后的史书，就开始出现“贺兰山”的称呼了，而蒙古人的出现则是唐代史书说的“蒙兀室韦”，这样就排除了贺兰山是蒙古语的说法了。
唐朝时成书的《文和郡县志》，第一次明确了贺兰山的地理位置，并且说山上多有白草，远远望去像青白色的骏马，当时的北方人把骏马叫做“贺兰”，而鲜卑人多是依靠所居住的山谷来命名自己的氏族，鲜卑人中就有贺兰这样的姓氏。所以，不少学者以为贺兰山的得名与鲜卑人有关。到了清代，贺兰山就显示了和蒙古人越来越亲切的关系，乾隆年间的《平罗纪略》中就说贺兰山“番名阿拉善山”。
从历史渊源来看，更应该接近匈奴人的“贺赖”部在这里生活，逐渐有了贺兰山这个名字。
一 界山贺兰：左手戈壁，右手绿洲
这只是一条南北长200多公里，东西宽15公里～60公里的山，许多人知道它是宁夏和内蒙古的界山，它的海拔一般在2500米左右，最高峰海拔3556米，是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最高峰，也是中国大地上非常重要的山脉。也恰恰是这样的高度，阻挡了夏天从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气流，即东南季风，也减缓了冬季来自西伯利亚的高气压。这就使得这2000米有了更高的人文海拔：这里不仅是宁夏与内蒙古自治区的界山，更是中国的季风区和非季风区的分界线，中国内流区域和外流区域的分界线。
气候学家以400毫米等雨量线为界，把中国分为两大部分：以东为东亚季风所控制的湿润、半湿润区；以西大部属中亚干旱、半干旱区，这与我国内流区与外流区的界线大体相当。这条界线是中国气候上的一条重要分界线，贺兰山恰好就在这条线上，它的西边，就出现了干旱的沙漠戈壁——中国第三大沙漠腾格里沙漠和世界上沙山最高的巴丹吉林沙漠以及大片一直蔓延到蒙古国的戈壁荒漠地带，是典型的干旱地区。而在贺兰山东边的宁夏平原，由于黄河的灌溉，这里却出现了塞上江南的景象。千里沃野使宁夏平原成了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天然的优势。宋朝建国后不久，便发现来自北方的草原民族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动摇着新兴帝国的根基。但它又不能像西汉那样，以大规模的养马来构建一个强大的骑兵军团，宋朝的版图内缺乏可供大量养马的土地。和民间对马匹的要求不同，军队所用的马匹必须放牧，要有大片的牧场供马生长繁衍。
整个中国古代，能够养优良战马的地方大致有两个，一个是西北，一个是东北。汉唐盛世，依靠的是在西北地区养马解决战马问题。宋朝建国后，才发现这两片地区都已经被党项、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占领。一次次的争夺后，几乎都是宋朝失利。尽管宋朝建立后的经济实力一直在增长，但却无法有效地转化为军事实力，除非有办法获得足够多的良马。宋朝也就瞄准了介于西夏、契丹、女真之间的晋蒙陕大峡谷西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河套平原地区。这一带曾经被党项人占领长达几百年，他们的后代悍勇善战。“人马精劲，惯习战斗之事”。所以，能否保住这一带是关乎北宋西北地区安危的大事。
有着战略眼光的王安石曾经在他的变法中，试图买马，把这些马分散到农民家中，期望能在战时立即依靠这些马组建一个骑兵队伍。这种乌托邦式的文人之想还没得以实施，就遭到了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彻底摧毁——战马与民用马匹最大的不同在于战马不仅要求牧草好，更要天然放牧，而不是圈养。
在冷兵器时代，决定战争双方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马匹，而宋朝军事上的一个弱点是没有培养出作战能力强的骑兵部队，主要原因是高层决策者一直重视对南方富庶之地的控制和工商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对骑兵的温床——牧场的占据。贺兰山一带的天然牧马条件，使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拥有了冷兵器时代的利器——战马。西夏，一个小的帝国在和宋朝抗衡的近200年的历史中，能够具备顽强的抵抗力量和军事实力，与贺兰山下丰美的草场资源也有着关系吧。
二 军山贺兰：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纷争的见证
从人类在这里生活到清朝时期，贺兰山一直是北方少数民族纷争之地，中国的各个大山中，没有一座像贺兰山那样几乎一直处于承领战争的状态中。
当中原地区进入信史时期后，贺兰山一带仍然是游牧民族的天堂，那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在水草丰茂的贺兰山地区，过着属于他们的生活。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占据这里的游牧民族究竟是北狄、匈奴、月氏，还是羌，史料没有记载。公元前272年，秦军彻底击溃了雄霸宁夏大地甚至西北大片土地的义渠戎后，部分战败的戎纷纷北逃。史学家蒙文通在他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中认为，这些人北上“以后为匈奴，居河套南北”。其中的一些人就逃到了贺兰山。从此，贺兰山就成了一个由匈奴人占据并一度和秦抗衡的基地。
公元前127年，汉朝著名战将卫青、李息率汉军北上抗击匈奴，第一次将中原汉族政权的军事力量延伸到贺兰山地区。21年后，汉武帝分全国为13个刺史部，下辖郡县，其中在贺兰山东麓（今宁夏平罗县暖泉农场一带）设立了属于北地郡管辖的廉县，这是汉族政权在贺兰山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县级行政建制，也标志着贺兰山开始走进汉朝政权的统治范围。汉朝末期，贺兰山一带重新被诸多游牧民族先后争夺，以致游离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外。直到唐朝时，这种格局才发生了变化。
唐朝时，统治贺兰山一带的少数民族先后是突厥、吐蕃和回纥。646年，对突厥长期骚扰北部边疆无法再忍耐的唐太宗，下令军队出击突厥颉利可汗下属的铁勒人薛延陀。占据河西走廊一带的回纥人乘机和唐朝军队联合进攻薛延陀，联军进驻到贺兰山一带。这是继汉朝后，中原政权的武装力量700多年后再次进入贺兰山。665年，唐朝正式设置了“贺兰都督府”，以管理贺兰山地区的驻军和防务。
“安史之乱”爆发，不仅影响了唐朝的内部稳固，也影响了贺兰山地区的稳固，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开始将攻掠的步伐伸向这里，并且于765年8月，占据了贺兰山地区，这座一直承受战争之苦的山脉，再次迎来了新的统领者。唐朝灭亡后，贺兰山再次陷入了各个少数民族纷争的境地，吐蕃、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纷纷将自己的征伐足迹留在了这里，而对这里产生最大影响的无疑是党项人。
最早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党项人，由于和吐蕃的战争多次失利后，只好在唐朝时请求内附，唐朝政府将其安置在了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一带，逐步发展起来的党项人，开始了向贺兰山一带的军事进攻，这种进攻的方向导致了一场吐蕃和党项两个少数民族在贺兰山地区的决战。1004年，党项首领李继迁在贺兰山西边的凉州城中，遭到了诈降的吐蕃人的冷箭射击而身亡，吐蕃乘机联合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讨伐由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带领的党项人，一支由汉军、吐蕃和回鹘人组成的联军，在贺兰山地区共同对付党项人，战争有了戏剧性的结果：党项人不仅取胜了，而且在贺兰山下的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宣布成立大白高国，日益壮大且和宋朝、辽成了中国又一个“三国”格局。贺兰山地区进入党项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的纷争时期，结束这场纷争的是另一个少数民族——蒙古人。蒙古人在贺兰山地区的出场，以成吉思汗对大白高国的征伐为标志。
1036年，党项人当时拥有50多万兵力，驻守在贺兰山一带的就有5万人，帝国的国都兴庆府就在距离贺兰山脚不到50公里的地方，大白高国分布在国境内的12个军分区——监军司，贺兰山西侧就设置着白马强镇监军司和右厢朝顺监军司，分布在贺兰山西侧的这两个军分区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可见大白高国对贺兰山的军事布防之重视。1038年，元昊在贺兰山东麓的宁夏平原上建立了大白高国，登上海拔3000多米处的贺兰山峰时，心里想必是“一览长安小，铁骑取开封”的豪迈与雄心。
11世纪初～13世纪前半叶的200多年时间里，贺兰山基本牢固地掌控在党项人的手中，这一时期内发生在贺兰山的战役基本是党项人和契丹人之间的。西夏建国前，为了维持北方、东北方边疆的稳固，争取辽国的支持以形成和宋朝抗衡的联盟，元昊的父亲德明向辽圣宗为元昊请婚。1031年，辽兴宗将宗室女兴平公主嫁给元昊，换取了契丹人和党项人之间难得的两年时间的和平。后来，由于元昊另有新宠，冷落了兴平公主，双方的不和睦，导致两个北方政权之间的关系重又出现裂痕。尤其是元昊随着党项人在宁夏平原上的势力日益扩大，开始既不满称臣宋朝，也不愿意做辽国的附庸，引起了辽国的警惕。1033年12月，辽兴宗下令西夏前往辽国的使臣不得沿途购买铜铁等金属，这对缺少金属的党项政权来说，是遏制其军事装备扩充的致命之举。后来发生的兴平公主去世与辽国责备元昊、吐谷浑和辽国境内的党项人向西夏境内的党项人卖马、元昊向辽借兵攻打宋朝遭到拒绝等事件，引发一场两者之间的战争因素基本齐全了。
西夏时期，贺兰山就是西夏王朝的一个大兵库，全国十分之一的兵力布置在这里，辽军两次进攻贺兰山地区，双方都是短时间交兵后便回到战争前的状态。西夏后期，贺兰山成了大白高国后期抵御来自北方蒙古族铁骑的一个屏障，一支支隐藏在贺兰山深处的西夏骑兵，成了保卫帝国首都的精锐力量。
蒙古草原上逐渐壮大的蒙古军队开始觊觎贺兰山地区了：夺取了贺兰山，蒙古军队就能在宁夏大地上长驱南下，进攻中原地区。1025年3月，成吉思汗第一次带领蒙古军队进攻西夏，掳掠了今天的内蒙古额济纳旗、巴彦浩特以及宁夏中卫一带，攻破了西夏在贺兰山西边的军事防线。1029年3月，成吉思汗第三次进攻西夏，目标仍然是贺兰山西线地区，这场贺兰山保卫战持续了6个月，蒙古军队最后突破了西夏设在贺兰山中的克夷门，蒙古大军直抵西夏都城中兴府，这是蒙古军队第一次攻破西夏的贺兰山防线。1217年冬天，蒙古军队第一次从贺兰山东边地区发起进攻，这次进攻持续了一年，成吉思汗帐下的著名战将木华黎围攻中兴府，西夏国君遵顼弃都城而出逃，穿过贺兰山向西，逃到西夏陪都凉州去了。1222年12月，蒙古战车再次碾过贺兰山，蒙古战将史天祥在贺兰山大败西夏军队。此时的贺兰山，完全成了蒙古、党项两个民族交战的见证。一次次战争过后，双方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再次印证了贺兰山作为一座武山的历史内容。1226年，成吉思汗第六次进攻西夏，这次的路线还是从贺兰山西线出击，经过4个月的掠杀甚至屠城后，贺兰山西边的西夏城池几乎全部落入蒙古军队手中，不少拼命抵抗的城池遭到了彻底屠城血洗的命运。5月，贺兰山西边的沙漠开始了一年中最酷热、干旱的季节。沙漠中，西夏军队再次迎来了蒙古军队的血洗，以守卫阿拉善地区的西夏战将阿沙敢布战败被俘为标志，贺兰山西边的西夏所有辖地完全丧失。8月，在阿拉善地区最酷热的季节里，蒙古军队完成了对贺兰山西边的沙漠、戈壁地区的完全占有，并将贺兰山西边的所有军事力量摧毁后，抢占了今天的中卫地区，黄河以南的宁夏大地上的人们，开始遭受蒙古军队的杀戮。11月，寒冷的季节没能阻挡蒙古军队彻底灭亡西夏的决心和脚步，西夏国都被蒙古军队包围，贺兰山中布防的西夏老将嵬名令公带领贺兰山中10万西夏精锐之师，前往救援。两军在黄河的冰面上展开激战，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冰面之战实例。围攻继续在进行，贺兰山见证着这场漫长而艰苦的攻守战役：1227年6月，大半年的包围并没有减弱西夏将士守城的信心，但一场巨大的地震，不仅摧毁了城中的宫室、作坊、城垣，也动摇了西夏军民的信心。两个月后，蒙古军队完全攻占了中兴府，这个西夏国都的建筑遭到了彻底摧毁、民众遭到了彻底屠杀。贺兰山看见的是一座废城，也收留了不少从城中逃亡到山谷中的西夏遗民。从此，贺兰山走进了另外一个少数民族——蒙古族的统治之中。
对于西夏而言，贺兰山不仅仅是一道军事上的屏障，更是一座矗立于北方的英雄山，蒙古铁骑的争夺，使这座山上添加了一份悲怆。明朝建立后，国土边防线大大收缩，宁夏是明廷的九边重镇，贺兰山成了明朝政府在西北地区和蒙古残余势力中的瓦剌、鞑靼之间的界山。整个明朝，也是瓦剌、鞑靼常常突破贺兰山和明朝军队征战的时期，尤其是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亲自带兵征讨瓦剌，却被瓦剌人俘虏。1455年，瓦剌首领在贺兰山北边的属地被部下杀死，通过贺兰山骚扰明朝长达87年的瓦剌部落军事实力开始消退。另一支来自贺兰山西侧、北侧的鞑靼开始了在贺兰山地区和明朝的较量，导致明朝政府在宁夏北部大规模修筑长城，从而在宁夏形成了从总镇、卫、千户所、屯堡、烽堠等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军事防御系统。这个系统也完全见证了鞑靼在宁夏和明朝军队持续180多年的军事纷争，直到明朝灭亡。
清朝时，贺兰山西边成了蒙古额鲁特和硕特部等部众的牧地，也结束了这里长期的军事局面。
三 圣山贺兰：佛音弥漫中的两道灵光
无论是史前时期遍布这里的岩画，还是游牧民族在这里举行的各种祭祀，都能体现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时期的民族对贺兰山的崇敬。贺兰山就是他们心中的圣山，这在西夏时期的党项人身上有着最明显的体现：历代皇帝在这里修建行宫，夏天避暑狩猎。同时，全体笃信藏传佛教的大白高国，从德明、元昊时就邀请青藏高原、新疆回鹘古国的高僧来这里讲经、建寺。如今，散布于贺兰山的古老的寺院遗址、古塔身影，就是当年这里成为大白高国宗教心脏的见证。
《青海通史》里这样记载：“公元11世纪后，噶举各支系在今青海玉树一带传教建寺活动异常活跃，其中止贡嘎举、周巴噶举及叶巴噶举等支派都在青南建有寺院。巴戎噶举创始人达玛旺秋的弟子热巴（1128年～1201年）曾长期传教于西夏，是西夏王的灌顶师。”相隔上千公里，热巴是怎样到陌生的西夏王国境内传教的？他所传的是后来被西夏奉为国教的藏传佛教吗？他在西夏境内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他究竟是哪一年来到西夏的？西夏国王对他的态度如何？从西夏回去后，他去了哪些地方，带去了西夏的什么？那时的贺兰山布满神秘与浪漫的色彩，成了宋代中原人心中的一道神秘之门，来自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中噶举派传教士的隐秘脚步，是这些神秘中最神秘的一道门。
藏传佛教在中国藏区产生的第一位活佛就是出自楚布河谷的噶举派中的噶玛噶举派。和党项人对白色崇拜一样，这个派别对白色也非常崇拜。拔戎噶举派的僧人们为了追求密法的最高境界，凡是修炼这种密法的人，都要依照印度习俗穿着白僧裙孤身在雪山洞穴中面对一片白色苦修。由于噶举派对白色的亲近，民间送给他们一个雅号：白教。
玛尔巴圆寂后的几十年间，这个门派中产生了对噶举派崇尚白色的传统进行颠覆的人物——西藏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都松钦巴。相传因为他能够知晓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而藏语中将“三世”称为“都松”，将“知晓”称为“钦巴”，后来，他的信徒和后人称他为“都松钦巴”。藏族重要的文献《青史》里记载他是“800修士中的最大修士”。
1147年，正值藏传佛教在西夏王国的大地上传播之时，都松钦巴返回故乡，在康区建立了著名的大噶玛丹萨寺。他在整个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已经极高，其影响不再限于藏区，已经扩大到了西夏境内。1159年，西夏仁孝皇帝专门派人前往西藏地区，迎请都松钦巴前来西夏传教。无奈，此时的都松钦巴已经50岁了，一则担心自己的身体承受不了几千里的长途跋涉，二则是当时的西藏地区需要他的弘法，于是，他派了自己最得意的弟子格西藏波哇前往西夏传教。这位得到都松钦巴亲传的一代高僧，以自己渊博的宗教知识和高尚的人格，折服了当时在西夏境内的许多高僧和西夏政权的上层人物，被仁孝皇帝奉为“上师”。这时，噶举派已经在川、藏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影响与寺院分布网络，在西夏境内经过皇家认可，被作为主流宗教允许传播。噶举派要求学习者必须清静心境，避世苦修，因此，格西藏波哇在西夏传教期间，就在贺兰山里寻求到了清净的地方，进行苦修。
1077年，38岁的米拉日巴找到了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投奔到噶举派门下。他的弟子塔布拉杰将噶举派的“道次第”和米拉日巴的“大印”结合，于1121年建立了岗布寺，形成了塔布噶举系统，后分出了“四大八小”的支派，其中的拔戎噶举创始人是塔布拉杰的弟子达玛旺秋。因为他在今西藏的昂仁县建立了拔绒寺，拔戎噶举因为这个寺院而出名，他的弟子就是对西夏宗教产生很大影响的热巴。
1198年，热巴应西夏纯祐皇帝邀请，前往西夏传教，他一度就在现在的贺兰山兴建藏传佛教寺院，在那里修行、译经，尤其是在贺兰山东麓的一处山口，建立了上百座藏传佛教寺院，被称为“百寺口”，就是今天的拜寺口。1205年，纯祐带兵打败了蒙古人的进攻后，不久就驾崩。热巴曾指出：半年后镇夷郡王安全将废除纯祐，自己登基为襄宗。这个箴言后来果然应验。襄宗对热巴很尊重，年幼的国王尊封他为“西夏的德师”，意思是“给国王灌经的人”，是“国王御赐的上师”，这就是藏族文献记载的“热巴”的来历。热巴从西夏回去后，带回了西夏襄宗赏赐的大量印章、织锦、法器等，在今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境内的觉拉乡一带，发现了一座神山，将它命名为“觉拉山”，并在山里修建了一座寺院，这座坐落在澜沧江边的寺院就是今天拔戎噶举派的重要寺院觉拉寺。
藏传佛教的引入，使西夏佛教的成分更加复杂，前期主要以翻译汉文佛经为主。造成这种早期和中后期不同的宗教取向的原因很简单，西夏建国之初，与吐蕃政权产生矛盾，争战不休，这使西夏在文化上更多倾向宋朝。但是从11世纪中后期开始，自印度传到西藏的佛教经典，绝大部分已由藏族译师们译成藏文，显密并举，尤重密法的佛学体系已经形成，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业已形成，纷纷向外发展，寻找新的“度化”之地。而西夏早在秉常时期，就沟通了与吐蕃交往的渠道。以热巴和格西藏波哇为代表的高僧前往西夏传教，使藏传佛教尤其是噶举派在西夏境内异军突起，成为藏传佛教形成初期发展到最北面也是最东面的一支，这也使古老的西夏文明添加了更加丰富的文化元素和宗教色彩。
热巴和格西藏波哇为代表的藏传佛教高僧来到西夏，翻译经卷、修行都需要清静的地方，于是，贺兰山到了西夏时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佛教圣地。一个个来自西域或青藏高原上的高僧走进了贺兰山，一座座藏传佛教色彩的佛塔耸起，一卷卷藏传佛经被翻译，一场场法事在月明星稀或晴空万里之时进行。塔影佛声、佛光遍地的贺兰山迎来了历史上宗教文化最灿烂的盛期。
藏传佛教中的噶举派逐渐成为大白高国的国教，香火盛处，是一座座寺院建筑分布在王国的各个角落，最有名的是今银川城内西夏时期最大的皇家寺院、有着西夏佛塔的“活化石”之称的承天寺塔。现存于宁夏境内的400余座佛塔中，中国西北地区最高的承天寺塔（比西安的大雁塔还高0.5米）就是见证西夏佛教的一座古塔。它的建成是佛教在西夏兴盛的一个标志。当时的承天寺与河西走廊上的凉州护国寺、甘州卧佛寺，同为西夏三大佛教名寺。
随着首都兴庆府中承天寺、高台寺、海宝塔以及外围地区的不少寺院的建立，佛教的兴盛带给西夏各个阶层一个普遍的社会性问题：如何翻译、普及、满足佛教徒们宗教需求中最基本的佛经？于是，一个个的皇家寺院与普通寺院都成了经文的翻译场所，最集中、安静的场所就是遍布贺兰山下的那些佛寺，一部部以前很陌生的经卷从中原、从西域，沿着不同的方向，源源不断地涌入这里。和中国历史上在文化、经济、科技等方面的译介工作不同的是，宗教心理支配下的僧人们，千百年来一直默默地在那些经卷背后耕耘着，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经过他们的筛选、翻译、推广，使西夏时期境内流传的佛经，主要以西夏文、藏文和汉文三种文字版本流通在这个帝国所能控制或影响的范围内。西夏建国之初，正式的大规模翻译佛经活动是由国师白法信担任全国最高级别的主持，其后有惠宗时期的国师白智光主持译经。至1090年，在持续不断的53年里，共译出362卷帙、820部、3579卷。1091年后，随着来自青藏高原上的藏传佛教高僧的到来，贺兰山下的译经有了根本性转折——藏传佛教开始大面积传播。
历史文献没有具体描述这些僧人是怎样在寂苦中完成如此巨大的翻译工程的，我们只能据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刻本译经图所描绘的西夏译场情况，来确定那是一种怎样的场面：译场主持高僧、国师白智光，端坐在译经场的正中，他前面的桌案上，放着笔、砚、经书等物。左右两侧各坐着僧俗4人，僧前俗后共16人，他们分别负责记录、翻译、校核、润色等工作。图下部正中桌案上陈设供品，两侧为西夏惠宗皇帝、梁太后及侍者。通过这幅译经图可见，当时的翻译工作是个国家工程，总负责人的地位是很高的。西夏译经规模宏大，不是在小规模的普通寺院里进行的。
出银川向西南不足百公里，就到了黄河边上有名的青铜峡。在大坝西坡，一片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凉地方，有108座喇嘛塔组成的塔群，原为白色现为灰色的塔身，辉映着青铜色的峡谷。远远看去，耀眼的金色仿佛在叙说着那个遥远的帝国留给整个宁夏大地诸多佛塔，使得宁夏有了“中国佛塔的博物馆”之说。而青铜峡108座喇嘛塔组成的塔群，为在西藏日喀则的白居寺108塔是不是西夏后裔建筑的，从侧面提供了一个例证。这里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和藏文咒语，在宁夏境内的灵武市镇河塔、同心县康济寺塔、贺兰县宏佛塔、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和西夏故地的河西、内蒙古、陕西也有所发现。藏密风格的佛画（唐卡）、藏密风格的塔身和造像在108塔有所发现，尤其是在西藏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县的白居寺里发现和108塔构建基本相似的白居塔，以及里面大量的表现党项人生活与宗教活动的壁画，为喜马拉雅山腹地找到西夏人后裔，提供了很有力的证据。
1990年，位于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县潘昶乡红星村东面的一个废寺（宏佛塔）里，出土了7尊藏彩绘泥塑佛头像，这些佛像要么双颊流泪，要么单颊流泪。这些流泪的佛像打破了千百年来“佛不流泪”的神话，那滴滴清泪的因由何在？如今，在西夏王陵博物馆二楼，有唯一被缩小后的倾斜古塔的复制品，这就是被誉为宁夏的“比萨斜塔”的宏佛塔。1990年6月，宁夏考古研究所对这座建造风格独特的佛塔进行维修时，意外地发现塔内藏有大量的西夏文残经和精美的彩塑佛像以及罕见的早期佛教绘画等珍贵文物。它是西夏时期保存下来的佛教建筑，而且这种类型的佛塔，是目前国内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藏传佛教建筑遗产。塔体中空，外饰彩绘，风格浑厚古朴，塔身完全是藏密艺术的反映，说明藏传佛教的建筑艺术已深入西夏腹地。它的许多绘画风格在承袭中原传统的同时，吸取回纥、藏密的艺术成就，融入党项民族的习俗，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西夏时期的贺兰山，无论在帝王还是百姓的眼中，都是“神山”与“圣山”的代名词。190多年间，历代君王相继在这里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并派重兵设防。塔是见证佛教艺术的重要建筑，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砖塔，都在拜寺沟口内，这表明拜寺沟在西夏时期的地位和佛教艺术中的重要性。
1990年11月28日，拜寺沟内发出几声巨响后，一座西夏古塔被炸毁了。在盗宝人的眼里，这里可能埋着财宝，他们用炸毁的方式试图找到财宝，却没有找到。第二年8月，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古塔废墟进行了历时1个多月的清理发掘，从炸毁的废墟中，发现了一批极为珍贵的文物。此后的15年间，在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下，西夏方塔的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对废墟出土文物的研究，也成为西夏考古成果最丰硕的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西夏文献最多的一次考古行动。
拜寺沟方塔的结构是全国唯一采用自下而上以中心柱为支撑的砖塔。方塔及寺院建于西夏大安二年（1075年），是我国目前唯一有明确纪年的西夏古塔。这也证明，在1159年格西藏波哇前往西夏传教和1198年热巴到西夏传教之前，贺兰山里已经有了藏传佛教了（也有藏族文献资料记载，1061年左右，热巴就到西夏传过教，所以，这座西夏方塔或许和热巴及拔戎噶举派有关）。这座古塔直贯塔顶的塔心柱，更是为我国现存古塔中所仅有，足见其古老。更重要的是文献发现，其中有3种汉文经书是第一次被发现。此外，首次发现的汉文诗集，填补了西夏文献的空白。作为方塔内最重要的出土文献之一，挖掘出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西夏文佛经中是海内外孤本，也是藏传佛教密宗经典中最早的印本，同时也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实物”。它以实物的形式将我国木活字技术的使用时间提早了100多年。以往，人们依据古代文献记载，普遍认为木活字技术是我国元代科学家王祯发明的，而现在存世的活字印刷品也确实都是明代以后的，这种情况，令许多人对毕昇的发明产生了怀疑。而西夏方塔废墟中发现的西夏早期的西夏文佛经，不仅充分展现了王祯所著《活字印书法》中记述的造字、排版、印刷的工艺流程，而且具有很多明清活字印本所没有的特点，这些特征足以说明其年代之早。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西夏文佛经，将西夏文化、吐蕃文化和中原文化完美结合，已经成为我国古代各地、各族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它的发现也表明，西夏王朝在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对研究中国印刷史和古代印刷技艺具有重大价值，国家文物局将它列为第一批禁止出境的文物。2002年，国家档案局首次公布《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共48种，《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名列其中。西夏方塔文献的研究成果，还回应了有些外国学者对我国“四大发明”中“印刷术”发明权提出的挑战，有力地捍卫了我国“四大发明”中印刷术的发明权。
藏传佛教因为蒙元政权的青睐而一直被保留，并被发扬光大。在贺兰山一带，元朝政府并没有摧毁那些寺院。到了明代，朱元璋的孙子朱秩炅来到贺兰山下的拜寺口——当年热巴传教、译经并修建了寺院的地方时，还见到许多僧去寺空的庙宇，写下了“文殊有殿存遗址，拜寺无僧话旧游”的诗句。明代，是整个贺兰山地区藏传佛教式微的时期，这种式微一直持续到了清代，直到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到来才得以彻底改变。这也是继热巴到贺兰山腹地传教后，另一个藏传佛教集大成者。
800多年前，强大的西夏王朝军队在向西扩张的过程中，翻越了贺兰山，在山麓西面的阿拉善开始了军事和宗教以及文化的多重散播，使西夏所尊奉的藏传佛教在这里打下了存活与传播的基础。290年前，这里的第一世喇嘛坦阿旺伦珠达尔吉（又名阿旺多尔吉）出生在附近的厢根达来巴嘎匝布苏尔乌苏。次年，藏传佛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六世达赖喇嘛来到这里，确认了坦阿旺伦珠达尔吉为他的转世灵童，这是藏传佛教宗教领袖在中国领土上最东边的一个转世灵童。286年前，藏传佛教的最高宗教领袖六世达赖喇嘛选择在这里建寺，即松布尔西北侧群山环抱中的南寺。
山门上标称的名字是“广宗寺”，藏文称作“噶旦丹吉林”，意为“兜率广宗洲”。这里原有寺院28座，其中8座拥有清帝或民国大总统授予的寺名匾额，因此也有八大寺之说。
花开了，一个季节已然遁逝
蜂儿呀，不要为此焦虑
缘尽了，一场经历走进记忆
姑娘呀，不要心烦意恼
享受过蜜意浓情
人生即便短暂瞬逝
我们有什么可遗憾的
来生来世，我们还能相逢吗
……
这是六世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时写下的著名的情歌，这位藏族历史上的情帝与诗皇，24岁时被押解离开西藏前往内地，他给藏族历史上留下的不仅是一个达赖的席位与面对清朝皇帝的无奈，也留下了诸多忧伤与优美的诗歌，更为南寺这样一个美丽而神奇的地方留下了诸多历史与宗教的内涵。
他初次来阿拉善时，就认阿旺多尔吉做自己的心传弟子。当时阿旺多尔吉尚年幼，他成年后又被派去西藏深造，并担任安多藏区13座寺院的堪布。阿旺多尔吉从西藏回来后，仓央嘉措又派他去建造青海省乐都县境内的马营寺。不久，阿旺多尔吉又遵六世达赖喇嘛嘱托再次入藏做善事，并接受了七世达赖授予的“阿日路克桑额尔德尼诺门汗”的封号和布达拉宫顶朗杰札仓的“堪布”称号。回来后选认了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并做了10年的准备工作，于1756年开始在贺兰山西麓的南寺破土动工，把原来的弥勒庙扩建成9间，修建了49间大经堂和庙仓。第二年，六世达赖的灵塔也被请到这里，专门修建一座大殿供奉，并把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11岁的罗桑图布丹嘉木苏请来在新的经堂里坐床，并举行了隆重的开光仪式。南寺因此成为贺兰山在西夏之后最大的藏传佛教弘扬之地。
四 煤山贺兰：“会燃烧的黑石头”成就一座城市
相对于那些生活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寒冷季节中缺乏科学的取暖设备来说，宋朝时生活在都城开封的人是幸福的，这种幸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那时的开封人已经学会了开掘煤炭资源。那时，开封稍微富裕点的人家就能够围坐在小火炉旁取暖。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派去的使者看到那些能发出热量的“石头”，心里自是十分羡慕，因为，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最高当权者当时的取暖设备，是在大厅里烧着发出难闻气味、烟雾缭绕且热量很少的牛羊粪便。他们听使者回来说那些能发热的石头时，满脑子是想象后的惊羡。西夏王朝灭亡45年后，来自威尼斯的马可·波罗穿越西夏旧地，在前往元大都的行程中，他发现整个契丹国境内到处都有一种黑色石块，一旦点燃后，火力比木炭更加旺盛持久，可从夜晚燃烧到天明仍不会熄灭。那时的欧洲，还没有发现这种“会燃烧的石头”。
在贺兰山北部地区，巨大藏量的“会燃烧的石头”不仅使这里成为一个煤炭产区，而且，还在贺兰山北部的东麓地区、宁夏平原最北段出现了一个因煤而兴起的城市——石嘴山。煤是地质史上的陆生植物在沼泽中大量堆积，并经过菌解、煤化等作用形成的。在中国，石炭纪、二叠纪及侏罗纪的北方太行山至贺兰山之间，具有形成煤炭的良好气候与地理条件，贺兰山就是这个煤炭形成的温床的最西端。
20世纪50年代初，国家确定在西北地区兴建包头、酒泉钢铁公司，修建包兰、兰新铁路，建设火力发电厂。为了就近解决用煤问题，国家先后派出勘探队深入贺兰山地区普查找煤，发现贺兰山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尤其是汝箕沟的“太西煤”（因石嘴山煤田位于我国“煤都”太原的西部而得名），以其“低灰、低硫、低磷”和“高发热量、高比电阻、高机械强度、高精煤回收率、高块煤回收率、高化学活性”的“三低六高”特性而被誉为世界“煤中之王”。“一五”期间，国家把贺兰山北部列为全国新开发的10个煤炭矿区之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宁夏投资兴建的第一个煤炭工业基地。
1956年1月，西北煤矿管理局按照煤炭部“贺兰山北段、黄河两岸以石嘴山为中心，建立西北煤炭生产基地，责成西北煤炭管理局派得力人员开始筹建”的批示，于1月24日在西安成立了石嘴山煤矿筹建处。5天后，以孙昶为首的筹建处就到达了贺兰山北部一个山沟里的药王庙，设立了石嘴山矿区建设临时指挥部，开始了煤田建设的艰苦创业。那时的石嘴山，是一个有200多户人家不足3000人口的荒凉小镇。没有铁路，没有电力，没有通讯网络，没有可以租借的住房和办公地点，没有任何水文、气象资料。
寂静的贺兰山里开始出现这样的一些身影：白天骑着毛驴、骆驼或步行，到方圆近百里的地方察看地形地貌、搜集资料，晚上点上蜡烛整理资料，绘制图表，制定矿区筹建工作方案。很快，国家知道了贺兰山的煤炭家底：这里的煤炭遍布黄河东西两岸和贺兰山谷中，地质构造简单，便于开采，这个煤田有9层煤，矿区面积40多平方公里，贮量约15亿吨。1991年宁夏地矿局向外公布了国家批准的《宁夏矿产资源位置表》显示：宁夏境内的贺兰山煤炭储量为27.76亿吨，保有量为24.13亿吨。和中国其他地方的煤田不一样的是，这里的煤种相对比较齐全，焦煤、肥煤、瘦煤、贫煤、无烟煤样样都有，动力煤最为丰富。又在黄河边，煤水相依，发电条件十分优越。专家们一致认为，这一地区地处兰州、包头中间，地理位置合适，应逐步建设成西北煤炭工业基地。
要想早日开工建井，发电是关键，必须尽快把从匈牙利、民主德国进口的两台发电机组从兰州运来。发电设备有4箱18吨重大部件，公路桥梁、涵洞承受不了，包兰铁路尚未通车，黄河再次在宁夏发挥了出乎意料的作用。连接着北到包头、西到兰州之间的黄河水域，保证了在贺兰山发掘大型煤矿的设备从水上调运到这里。
经过几次实地调查，筹建处决定制作加长、加宽、加固的牛皮筏子，先运匈牙利锅驮发电机组，晓行夜宿，分段航运。第二批大件——民主德国的汽轮机组装筏出发了，激流险关也闯过去了。1957年春，锅驮发电机试运转发电成功，贺兰山北端地区迎来了标志现代文明的第一度电，开采现代煤矿需要的现代动力出现了。
矿山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存放在兰州桑园，当时因汽车少，运不来，便扎成木排从兰州桑园下放。不想木排到黑山峡被撞散了，木材顺流而下。有关领导计算了一下从黑山峡到石嘴山的时间，马上组织全处人员下河捞木材，结果一根不少地都捞出来了。就这样，大量急需的矿区关键设备、材料在包兰铁路通车前1年多时间都运到了。经过70多天的努力，用木筏、皮筏将矿区建设所需的600立方米木材、16.56吨钢材和121吨机械设备等从兰州顺黄河陆续转运抵如今的石嘴山地区。
贺兰山里的煤炭资源开发的一个直接成果，是在山东边催生了一个城市——石嘴山。到1961年年底，一个具有9个可采区、设计能力为216万吨/年（后调整为195万吨/年）的煤炭矿区昂首于宁夏北部。
现代文明的基础是能源，中国能源的重头戏就是煤。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表明：2003年，中国能源的消费结构中煤炭就占了67%。为了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开发贺兰山北部煤炭基地及加强“三线建设”（国家当时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各地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分为一、二、三线，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西北煤炭管理局的高节（1965年任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党委书记，1968年任石嘴山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力排众议，果断地将西北煤炭管理局由西安搬迁到石炭井，开创了中国煤炭开发过程中上层领导机关从大城市下迁到偏僻山区的先河，对进一步开发宁夏以及内蒙古乌海等地区的煤炭基地，发挥了决定性作用。1968年，国家煤炭部在大武口成立了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统一领导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内蒙古5省区的煤矿建设。这是继国家成立东北煤炭工业公司之后的第二个直接接受煤炭部管理的煤炭公司。最初在药王庙设立指挥部时，谁也没想到后来的发展真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庙小盛不下大菩萨”。贺兰山下的那个“小庙”，迎来了中国第二个国家直接管理的煤炭公司，这个公司出现在这个“小庙”周围时，来自陕西、山西、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河北等10多个省市成建制调入的2万多名干部职工（不包括随迁家属），离别了家乡，奔赴石嘴山参加煤炭工业基地建设。到1966年，石嘴山煤炭工业已成为宁夏工业的支柱行业之一。
与此同时，在当时“加快大三线建设”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国务院在调整全国工业建设布局中，在石嘴山安排了一批列入大三线建设范围的重点建设项目，贺兰山下出现了由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435室、436室、215室合并迁建于大武口的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辽宁瓦房店轴承厂迁入平罗大水沟成立西北轴承厂，以及宁夏煤炭基本建设公司、西北煤矿机械总厂（包括煤机一厂、煤机二厂、煤机三厂）、大武口洗煤厂等一批大中型企业，这些骨干企业极大地改善了石嘴山乃至宁夏的工业布局和产业结构。千百年来依靠农业成就了“塞上江南”美名的宁夏平原上，一场工业革命的风暴席卷而来。贺兰山的煤炭为这场工业风暴提供了足够的动力资源，在中国现代煤炭资源开发的历史上，贺兰山下的石嘴山是无法淡忘的一幕。宁夏工业的发展路径图上，石嘴山“因煤设市”，成为宁夏工业的先驱和摇篮，曾一度引领宁夏工业的发展方向。
2008年4月13日，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王显政在2008中国国际煤炭大会上表示，“十一五”期间，我国将重点建设13个大型煤炭基地。贺兰山东部的宁东地区，列入我国13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按照这个规划，宁夏将成为中国的重要煤区。
2007年12月20日11时30分，宁夏北部贺兰山区传来一声沉闷的巨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爆破协会理事长汪旭光指出，此次爆破所遇到的地下裂隙、塌陷和火区等复杂的地形条件，是世界爆破史上未曾有过的，是我国近15年来硐室爆破最大的一次，其威力相当日本广岛核爆炸时的一半的能量，被称为“中国煤矿第一爆”。这次爆破标志着长期依赖煤炭资源的大峰矿羊齿采区，在面临资源枯竭的现在，由井下开采改为露天开采，矿井服务年限延长14.4年，能多采1440万吨优质太西煤，按现行价格计算可增加产值37亿多元。
石嘴山对宁夏而言，有些像鲁尔对德国的意义。盛产煤炭的鲁尔在自身的能源和这种能源带来的巨大能量中，有力地支持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在一个工业社会起步阶段，它也带来了巨大的污染。40多年前，鲁尔在这种污染中认识到了维护家园环境和发展经济之间的关系，喊出了“让鲁尔河上空一片蔚蓝”的口号，并将1957年时的140座煤矿减少到今天的4座，煤矿从业人员从41年前的47万减少到4万，兴起的旅游业、服务业和各种新兴产业取代了旧有的、单一的、污染环境的煤炭业，这个现象应该对石嘴山有着足够的借鉴意义。
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经过几十年的连续开采，石嘴山这座资源型城市面临着资源日益减少的困境。由于受到资源枯竭和体制转轨的双重制约，这个城市的体制性、结构性、社会性矛盾日益突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加快城市经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了这座城市的新命题。
2008年3月17日，石嘴山得到了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批复：石嘴山被国家正式确定为首批12个获得国家政策支持的典型资源枯竭城市，宁夏工业历史上的一座丰碑——煤城将迎来再次腾飞的机遇。
五 陵山贺兰：亚洲腹地的“金字塔”群
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摄影还远未形成气候，航空摄影更是凤毛麟角。一位叫卡斯特的德国飞行员，揣着刚刚问世不久的卷帘式莱卡小相机来到了中国。他的职业是驾驶飞机从包头经过银川飞往兰州。1937年1月18日，范长江就是坐这架飞机从包头进入宁夏的。卡斯特以自己特有的热情、才华和胆识，背倚蓝天，俯瞰大地，给当时的中国留下了一段可见的历史，做了一件中国人想做在当时却做不了的事，不仅为开拓中德两国人民的航空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还用相机和文字见证了中国的航空历史。他利用跟随飞机飞行的机会，拍下了几幅他当时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照片，那是一连串高大的土筑建筑物，在飞机上也能看见它们的高大并按某种神秘的顺序排列，照片后来被收进他写的并于1938年在德国出版的一本名叫《中国飞行》的书中。卡斯特当时从空中拍摄的照片，就是20世纪后期被人们逐渐认识并被称为“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
阿根廷著名作家、诗人博尔赫斯在他的《神的文字》里曾这样说过：“一座山、一条河、一个帝国、一颗星辰的形状都可能是神的话语，但是在世纪的过程中，山岭会被夷平，河流往往改道，都国遭到变故和破坏，星辰改变形状，苍穹也有变迁。山和星辰是个体，个体会衰老的。”是的，党项人从源头开始流徙，走过的那些山与水，统率过的那些地方和行政区域，都衰老了，帝国也消失了，贺兰山东麓的帝陵仍在，苍老地回忆着曾经的帝国的年轻和辉煌。
从李继迁被埋葬在贺兰山东麓开始，大白高国的历代君王就看重贺兰山东麓背听松涛、俯瞰黄河的风水之地，将自己的陵墓修建在这里。190多年的持续修建，形成了贺兰山下壮观的帝王陵墓群。千百年来，世事变迁，那些夕阳下看起来就像金字塔的墓群落，在静静聆听着帝国曾经的脉动与光荣，也聆听着贺兰山曾经经历过的远古战场的角笳声、厮杀声，到大白高国的帝国大厦彻底倒塌的那一刹那，整个陵墓群落下的是怎样一滴清泪？今天，它以“东方金字塔”成了塞上乃至中国的一个著名景点。
西夏之亡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的灵魂人物的离世或遁世，那些收留昔日帝王身躯的西夏王陵，如今已成一堆堆土冢，坐落在银川市西郊的贺兰山下，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迹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那些看起来很普通的几十个土堆零零星星地散居在一片约50平方公里的开阔地上，置身于宏伟高大的贺兰山大背景前，看起来是那么瘦弱和寂然，但它们身上的力量比那些高出它们好多也比它们繁华富丽的现代建筑要强大得多。
1971年，来到宁夏考古所已经工作10年的钟侃到北京开会，在北京展览馆碰见了陕西读书的大学同学刘最长。闲聊中，刘最长问他：“我曾经坐车，在从银川到阿拉善左旗的途中，看见贺兰山底下的陵墓很大啊！那些墓很像唐墓，没被盗吧？你们在那里都发现了什么？”贺兰山底下有唐墓？钟侃很是纳闷，自己在宁夏怎么就没发现呢？回到银川后，钟侃随即向领导申请，单位派他和3个同事坐着当时单位最好的解放牌敞篷车，前往贺兰山下。映入他们眼帘的便是两个高大土包，周围的围墙也保存完好。南面的封土前是当地驻军铺的篮球场，东西墙上挖了2个两米多深的“掩体”，在土堆的旁边扔着许多土片、石头。钟侃惊喜地发现这些土片、石头上都有些古怪的文字：西夏文。他结合那散落在山下的陵墓一样的高大土包以及文献记载，当即判定，这就是西夏王陵。
1978年，宁夏博物馆以西夏陵出土文物为主，开办了“西夏文物陈列室”。这是国内第一个西夏文物专题陈列室，吸引了区内外越来越多的观众，非专业人士才知道了西夏这个神秘的概念及其后面的东西。西夏陵的发掘和研究，使很少有人问津的西夏学在宁夏迅速发展。此后的20多年间，宁夏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做过多次的调查、测绘和发掘，从那些废弃的建筑、出土文物和残缺的经卷中，寻找着这个古老王朝的踪迹和心脉的搏动。
1999年10月28日，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来到了西夏王陵，著名的民族史学者陈育宁时任银川市委书记，他在陪同朱镕基时详细地介绍了西夏的历史和西夏王陵的挖掘情况以及因缺乏资金而使保护工作一直滞后的窘境，朱镕基听后深有感触地说：“看了西夏陵，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要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国家计委根据朱总理的重要指示，于10日内下拨专项资金1000万元，用于西夏陵3号陵园遗址保护修复。这是自从西夏亡国后，历代政权中第一次由中央政府拨出如此巨额的款项，来修补这个西夏遗朝皇室的陵墓。中央政府的态度对这个濒临消失的巨大陵墓的拯救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从2000年9月开始的一年时间里，考古工作者对西夏王陵3号陵一共清理发掘面积3.2万平方米，出土了14万件的瓦当和200件建筑装饰品，西夏王陵碑座就是其中一例。与唐宋陵墓龟趺座迥然不同的是，西夏王陵碑座为正方体人像石座。石座三面雕刻出屈膝跪坐、瞪目咬牙的力士形象，力士形体粗犷、全身裸露、两乳阔大而下垂。有学者据此提出，结合党项民族对女性的尊重，可以判断出这个双臂粗壮、举手上托、力度极强的力士其实是个女性。这种线条粗犷，着意刻画力士负重形态的雕刻手法，将西夏民族那种强力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是中国古代雕塑之精品。在陵园的东北角阙，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尊造型完整的人面鸟身的“鸟人”。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专家蒋忠义认定，这“鸟人”是《阿弥陀佛经》中记载的迦陵频伽。迦陵频伽是梵语的音译，汉语译作“妙音鸟”，是喜马拉雅山中的一种神鸟，能发妙音，是佛教“极乐世界”之鸟。对这种以前只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形”的神鸟，中国考古界专家认为“迦陵频伽”可与古埃及金字塔前神秘的狮身人面像和古希腊的残臂维纳斯媲美。
专家在此次发掘后认定，墓区出现的整个中轴线显示西夏陵独有的特点：墓道正对着献殿，和献殿是整个连接起来的，这在全国是第一次发现。西夏陵吸收了我国秦汉以来，特别是唐宋陵园所长，同时又受佛教建筑的巨大影响，使汉族文化和佛教文化与党项民族文化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国陵园建筑中别具一格的建筑形式，这充分显示了党项民族的崇拜观念和生活习俗，在中国陵寝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学者们的努力下，西夏寿陵（专家认为是仁孝皇帝陵墓）残碑边饰纹样也被勾连出来，西夏艺术迷人的魅力得以真实地再现：寿陵残碑是一座宽5米、高约2.8米、通高4.2米、厚约0.5米，由4座碑座托起的国内外罕见的大体量卧碑，由碑首、碑额、碑文、碑托、碑座5部分组成，碑额篆文，碑文行书，碑图以龙饰为主。98条龙通贯全碑，种类有奔龙、扑龙等，特别是扑龙，这种造型是西夏艺术家的首创，也是西夏龙饰艺术的扛鼎之作，在中国龙饰文化大观园中，独此一家，是我国唯一面世的空前绝后的“百龙碑”。风景名胜区西夏王陵也顺其依附在贺兰山下的生态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存，于2006年被国家建设部批准列入首批中国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预备目录。
西夏王陵也留给我们不少历史之谜，主要有6个。
谜之一西夏王陵为什么没有彻底坍塌？王陵的附属建筑都已毁坏了，但以夯土筑成的王陵主体却巍然独存。根据年代推算，最早的一座王陵距今约900年，最晚的一座也超过了700年，如此漫长的岁月，许多砖石结构的建筑已经由于风雨侵蚀倒塌了，更何况是夯土建筑。有人认为是王陵周围原有的附属建筑保护了王陵主体，使它免受了风雨的侵袭。可是那些附属建筑有的早已不存，很难说它们起了保护王陵主体的作用。有人认为王陵在贺兰山东麓，西边的贺兰山就是王陵的一道天然屏障，为它们挡住了西北风的侵袭。可是王陵主体和附属建筑同样都在贺兰山的屏障之下，为什么附属建筑都已毁坏而王陵主体却安然无恙呢？
谜之二王陵上为什么不长草？贺兰山东麓是牧草丰美之地，西夏王陵的周围也多是牧民放牧牛羊的好地方，可是唯独陵墓上寸草不生。有人说陵墓是夯土筑成的，既坚硬又光滑，所以不会长草。可是石头比泥土更坚硬，只要稍有裂缝，落下草子，就能长出草来，陵墓难道连一点儿缝隙也没有吗？有人说当年建造陵墓时，所有的泥土都是熏蒸过的，失去了使野草得以生长的养分，所以长不出草来。可是熏蒸的作用能持久到将近千年吗？陵墓上难免有随风刮来带有草子的浮土，这些浮土是未经熏蒸的，为什么也不长草呢？
谜之三王陵为什么不落鸟？西北地区人烟比较稀疏，鸟兽比人烟稠密地区相对要多一些，尤其是繁殖力较强的乌鸦和麻雀，遍地皆是。乌鸦落在牛羊背上，落在树上和各种建筑物上。麻雀更是落在一切让它们歇脚的地方。可是它们唯独不落在王陵上。有人认为王陵上光秃秃的，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所以不落鸟类。可是有些光秃秃的石头或枯树枝上，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为什么常会落下一大群乌鸦和麻雀呢？难道鸟类也知道封建帝王具有权威而不敢随便冒犯吗？
谜之四西夏王陵的布局玄机重重。王陵按照时间顺序或者说帝王的辈分由南向北排列，但是每座王陵的具体位置的安排似乎又在体现着什么事先设计好了的规划。如果从高空俯视，好像是组成了一个什么图形。有人说那可能是根据八卦图形定的方位，也有人说那是风水安排的。可是最早一个国王的逝世到最后一个国王的逝世，时间相差近200年，怎能按照八卦来定方位呢？事先谁能估计到西夏王国要传8代王位呢？再说，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党项是古羌族的一支，难道他们也崇拜八卦和相信风水吗？
谜之五王陵处在贺兰山东侧的洪积扇上，每年的洪水下泄，周围地区的建筑、粮食作物等，都会遭到严重损毁，为什么王陵几百年了却没有遭受洪水破坏？
谜之六在贺兰山和沿山公路之间的戈壁地貌上，粮食和经济作物的成长很困难，可王陵周围的粮食作物长势相对很好，尤其是那里的苹果，水分足且颜色鲜艳，这是为什么？
六 石山贺兰：13亿年的石头会写字
香港回归祖国怀抱时，各省区都在思考给香港送一份怎样的贺礼，宁夏的贺礼是一块由贺兰山石为原料、中国民间工艺大师施克俭先生雕刻的《牧归》。15亿年前就形成的贺兰石，最出名处是用它制作的砚台。
清末，流传着“一端二歙三贺兰”的说法，意即贺兰砚可以和广东肇庆市（古称端州）的端砚、江西婺源和安徽歙县的歙砚相媲美，可见贺兰砚在我国制砚工艺史上的地位。13亿年前就形成的贺兰石，成了构成贺兰山文化质地的又一个例证。1963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来到宁夏视察，观看了贺兰石制成的砚台后，当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色如端石微深紫，纹似金星细入肌；配在文房成四宝，磨而不磷性相宜。”贺兰砚被一生酷爱收藏石砚的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赞誉为上等砚品。1979年，他收藏到贺兰石砚台后，当即兴奋地写下了两首诗来赞誉贺兰砚台。第一首是：“中华民族交融久，万里舆图一版收；砚是贺兰山上石，班超有笔莫轻投。”第二首是：“千辛采得高山石，众智成为巧匠心；寄语临池挥笔客，要知一砚重千金。”
光绪年间，宁夏府台有个叫谢威凤的湖南人，擅长书法绘画，对笔墨纸砚非常喜爱。他所带的士兵中，有一个叫张云亭的，在老家湖南就会制砚。后来，张云亭娶了年轻丧夫的平罗闫家人闫吴氏。闫吴氏带着年幼的闫万庆、闫万年兄弟进入张家。兄弟俩十二三岁便随继父张云亭学习制砚，在继父的严厉教导下，技艺逐日增长。二人成年后，对制砚已逐步形成了一套成熟稳定的制作方法，渐有名气。张云亭去世后，闫万年也因病英年早逝，奉养母亲、抚育胞弟张福祥的担子就落在闫万庆身上。
有一身制作砚台技艺的闫万庆，没有资金开设自己的作坊，民国年间，银川著名绅士白贡甫在银川南门二道巷设立制砚作坊。闫万庆便走进这个作坊领工。20世纪40年代后期，宁夏省政府为了统筹管制，接管了白贡甫的砚台作坊，闫万庆继续留在那里做领工。30多年过去了，闫万庆的领工身份没变，但他制作的砚台在市场上最受欢迎，被银川人称为“闫砚台”。随着他的3个儿子闫子江、闫子洋、闫子海以及自己的徒弟们技艺的提高，“闫家砚”开始亮出了自己的招牌。尤其是闫子江、闫子洋两兄弟艺有所成，成为“闫家砚”的第三代传人。他们跟随父亲进了当时已被接管的马家砚台厂（前身为白贡甫砚台厂）。
贺兰山滚钟口的笔架山，那里的石头是做贺兰砚的最佳材质。每年五六月间，闫万庆都要带着胞弟张福祥、长子闫子江住在笔架山采石场下边的石洞中，吃黄米干饭、山野菜，顶着烈日在山上干两三个月，采到石料后，分类打成各种砚台毛坯、章料等。这样，背下山的都是精料，可以节省很多力气。每年打好百十个砚坯，够用到来年。从山上采的石料，背到山口处，再雇人，用驴驮到银川。
如果说闫万庆、闫万年兄弟奠定了“闫家砚”的基础，那么，闫子江则把“闫家砚”推向了一个高峰。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闫子江、闫子洋进入银川刻字社，从事制砚工作。1957年7月，闫子江被选为甘肃省代表，出席了全国工艺美术艺人代表大会。
闫万庆那一代制作砚台时，从“相石”到“俏彩”都有很严格的讲究，以刀法精湛、造型别致、层次分明而著称。而到了闫子江和闫子洋这一代，在讲究“相石俏彩”的基础上又糅入圆雕、透雕等雕刻手法，形成了“闫家砚”古朴含蓄、气息内敛、气韵生动等独特风格。
1959年9月，北京人民大会堂落成，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意见，以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计、命名了会议厅。经讨论，宁夏厅决定用宁夏独有的贺兰石雕刻上毛主席亲笔书写的《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再配上一幅毛主席长征过六盘山的画。前者就落在了闫子江身上：用宁夏特有的贺兰石，雕刻上这些内容。擅长贺兰石雕刻的“阎家军”开始到贺兰山上采石，做好粗坯，把石料运往北京，在德胜门外找了个地方开始雕刻创作。历时3年将《清平乐·六盘山》精心镌刻于褐色贺兰石板上，凹进去的字呈紫红色，用楠木做框，一幅长3米、宽1米的贺兰石屏挂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贺兰石人物浮雕《红军长征过六盘山》，显示了“闫家军”对贺兰石雕从原本的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大胆探索、创新精神。
1963年，宁夏组建贺兰石雕刻厂，闫子江、闫子洋继续从事制砚工艺。这时，贺兰砚的工艺技巧和产品数量达到了全盛，并招收了施克俭、陈梅荣等6位徒弟，发展到十四五人。“闫家砚”开始走出门户之囿，有了外来的血液加入。
闫子江最重要的徒弟有3人：闫森林、施克俭和陈梅荣。闫森林将“闫家砚”“俏彩独到，精工细作”的特点传承至第四代；施克俭创作的贺兰石雕《牧归》作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送给香港特区回归祖国的礼物，广受好评，施克俭被评为中国民间工艺大师；陈梅荣创作的《九龙套砚》被国家工艺美术馆作为国宝收藏。他们在传承“闫家砚”精髓的基础上，又对贺兰砚雕刻进行了创新，实现了其从实用性逐步向艺术性的演变。施克俭目前是中国民间工艺大师，也是宁夏贺兰石雕刻的领军人。他雕刻的贺兰山石砚是中国市场上贺兰山石砚价格最高的，但他最满意的还是那些用贺兰山石制作的各种工艺美术品。他常常强调两点：一是贺兰山石不仅仅是制作砚台的，这些有13亿年历史的石头“不仅能写字”，而且经过加工后，就是上好的工艺品。二是自己师出贺兰山下的“闫家砚”——一个历经4代，已跨越100多年的中国砚台四大制作流派之一。
七 画山贺兰：史前人类艺术长廊
2008年7月9日，继前两届国际岩画研讨会在银川召开后，第三届国际岩画研讨会再次落地银川，关于贺兰山岩画的内容、题材、创作族群以及它是否表达一种文字或读音，再次掀起与会专家的讨论或争执。
贺兰山再次成为史学界、美术界、岩画界、文字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引发这些关注的显然是贺兰山里的岩画。贺兰山里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岩画？有“人类原始艺术之门”和“人类童年生活记忆”之称的贺兰山岩画，是怎样被学术界发现并被国际岩画界关注的？为什么三届国际岩画研究会议都选择了在银川召开？上万幅贺兰山岩画在国际岩画界和中国岩画圈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1879年夏天，西班牙的考古学家Sautuoal带着4岁的小女儿来到阿尔塔米拉洞穴。忽然，他的女儿指着洞穴里刻在岩石上的各种图案，问他那些看起来简朴却神奇的图案是什么。这位考古学家按照他的考古知识没能给女儿一个满意的、准确的答案。岩画专家闻讯后赶到那里，确认这些奇怪的图形就是岩画。Sautuoal和岩画专家一起考察后认为：这就是迄今为止考古学证明了的最古老的岩画，是距今约2万年之久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祖先创造的。后来，人们相继在欧洲的西南部与中部发现了系列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这类洞穴岩画，并确定这是世界上年代最早、艺术价值最高的美术品，是欧洲的马戈德林文化的艺术杰作，而创造这些岩画的克罗马农人当之无愧地就成了人类最古老的美术品的创造者。
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世界岩画研究概况》一书中，指出岩画的主要地区“就是那里存在着的岩画，对于早期人类智能一致性的认识有着杰出的贡献。大多数的‘主要地区’，在小于1000平方公里地带之内，有着超过1万个图像……令人吃惊的是，这种地区却很平均地分布着。没有一个大陆少于10个主要地区，也没有一个大陆超过40个主要地区”。到那时为止，已经鉴定出来的“主要地区”有140多个，主要分布如下：
其中亚洲有32个岩画“主要地区”，分布在12个国家，但中国不仅没有一个这样的岩画“主要地区”，而且，在世界岩画研究者的视野里，中国是个岩画的空白区。中国真的没有岩画吗？
1915年，岭南大学的黄仲琴教授就在福建华安仙字潭发现了那里的岩画，由于缺乏和国际研究范畴的沟通，使这里的岩画一直到72年后经过3次考察，才逐渐为国内岩画研究者所知，这是中国岩画最早的学术意义上的考察发现。黄仲琴是我国近代研究岩画的创始者。20世纪60年代，贺兰山的岩画也逐渐被一些非专业人士发现，由于他们缺少足够的话语权，导致了世界岩画范围的研究对这一地区的漠视或冷淡。1969年秋天，身为宁夏贺兰县卫生科干部的李祥石，到贺兰山下的贺兰口检查工作时，就在那里发现了岩画，揭开了贺兰山岩画发现之旅的端口。1979年，他开始了一个人的岩画之旅，走进贺兰山继续发现岩画。1983年，他将自己的发现给《科学普及》投稿，并向文物部门递交了自己的报告。很快，这个消息传到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黑伯理处，黑伯理于1983年11月14日作出了“这应是一项重要发现”的批示。1984年1月9日的《科学普及》刊发了《李祥石在贺兰山东麓发现古代岩画和西夏文字》的消息。14天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编写的《文化工作反映》也刊登了这个消息，引起了宁夏有关部门的注意。1984年，宁夏开展文物普查工作，岩画开始走进专业人员的调查中：发现贺兰山有16个岩画分布点，上千幅岩画作品。这就引起了1987年～1991年宁夏贺兰山岩画考察小组进行专业而成规模的岩画普查工作，一个贺兰山的岩画世界被打开了：岩画超过1万幅，组合画面在3000幅以上。整个贺兰山完全就是一个岩画的王国。1987年第2期的《文物》发表了李祥石的《宁夏贺兰山岩画》，这标志着贺兰山岩画开始走进中国学术视野。“中国岩画学之父”盖山林、中国岩画学研究泰斗陈兆复等人也从此开始关注贺兰山岩画。
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陈兆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开始留心、研究中国岩画。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世界岩画研究概况》一书中将中国岩画列入空白区，引起了陈兆复的强烈不满。陈兆复立即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国际岩画联盟主席阿纳蒂写了一封信，指出这是对中国岩画的漠视和不公，这封被阿蒂纳称为“充满了陈的愤怒”的信，引起了国际岩画委员会的重视。于是1991年的国际岩画年会决定在银川召开。从黄仲琴对福建仙字潭岩画的考察到这时，中国已经有21个省166个市县发现了岩画。中国岩画在世界岩画领域已不再是空白，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岩画是我国岩画分布最为密集的地方，贺兰山岩画是北方岩画的地区性代表之一。
开幕式上，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阿纳蒂教授说：“1985年7月，我在卡莫诺史前研究中心发表了一篇世界研究报告，当时来自中国的消息几乎没有，中国的岩画在世界岩画分布图上还是一个空白。8年过去了，中国岩画不再是空白，而是有大量的发现和丰硕的研究成果了，贺兰山岩画就是很好的说明。”在阿纳蒂的眼里，贺兰山的岩画就是中国岩画中最灿烂的一处，它们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被发现以后，在国际岩画界一直吸引着世界一流岩画专家的关注。2000年9月，第二届国际岩画研讨会再次在银川召开，来自法国、乌拉圭等14个国家的130多位岩画专家学者，对贺兰山岩画进行了广泛的探讨，给予了很高评价。意大利岩画专家圣索尼说：“贺兰山岩画在欧洲非常著名，它的影响非常大，在你们这里有非常宝贵的价值。贺兰山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岩刻，而且有些和我们国家的很相似，比如说鹿和母子鹿。”国际岩画委员会执委、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兆复这样评价：“贺兰山岩画在我们中国的岩画中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主要是因为贺兰山岩画最突出的内容是人面像。我们看到的人面像在中国北方南方都有，可是没有像贺兰山那么集中，对研究世界岩画来说，也是很突出的地点。”贺兰山岩画的发现，和中国的内蒙古阴山岩画、新疆岩画等一道给亚洲和世界新增了一个世界级岩画地区。这表明曾经生活在贺兰山地区的早期人类的智能与生活，与其他遗存有岩画主要地区的各大洲、各国家的早期人类具有同样发展水平的智能。贺兰山地区岩画（包括南端末梢地区的大麦地岩画）的存在，并没有给所谓世界上自古就有“优等民族”“劣等民族”的说法提供史前证据来源。
贺兰山岩画创作年限的上限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它是一部文化传承的史书，是生活在这里或来到过这里的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更是记录人类童年时期的艺术珍品；显然，创作这些岩画的族群也不完全是人们关注的匈奴、斯基塞、党项等部族创作的，那些消失在历史屏幕背后但生活在这里的戎、狄、回纥、吐蕃、铁勒等部族同样会以岩画的方式留下他们的生活痕迹。从这个意义上说，贺兰山的岩画何尝不是一个北方少数人种博物馆的见证呢？
贺兰山岩画构图奇特，形象怪诞，有个体图像，也有画面组合；既有人物像、人面像、动物、天体、植物和不明含义的符号及西夏文字等，又有游牧、狩猎、械斗、动物群体、舞蹈杂技、男女生殖器及交媾等。目前是地球上一个地理单元中数量最大、最集中的岩画区。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克罗斯先生很高兴地将宁夏贺兰山岩画点纳入了非正式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中，充分肯定了贺兰山岩画所蕴涵的文化遗产的巨大价值。
八 牧山贺兰：中国驼乡和滩羊之乡
骆驼是沙漠的精灵，这种动物进入人类驯化历史的具体年代，没有文献记载。宋时有诗句“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这里的白草，俗称骆驼刺，是戈壁上生长的一种多刺植物，冬季呈白色，是骆驼的主要食草之一。在这个诗句里不难看出，西夏时期贺兰山西边就是西夏帝国的骆驼养殖基地之一。981年，宋朝特使王延德出使高昌，经鄂尔多斯渡黄河，穿越贺兰山以北的乌兰布和沙漠时，“沙深三尺，马不能行，行者皆乘骆驼”。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贺兰山一带的骆驼养殖基地向东一直延伸到乌兰布和沙漠深处，而且骆驼是宋朝穿越沙漠前往西域地区的重要交通工具。1049年，辽兴宗率军伐夏，北路军突入西夏的右厢地区，“至西凉府，获羊百万，囊驼二十万，牛五百”，不难看出贺兰山西边的阿拉善草原上，羊驼数量非常可观。
作为一个古老的原始品种，分布在贺兰山西边的阿拉善双峰骆驼享有“沙漠之舟”的美誉，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生理机能和抗逆性，在各个历史时期扮演着穿越沙漠的工具角色。同时，阿拉善骆驼的驼毛有着极高的经济价值，马可·波罗当年穿越阿拉善时由衷地称赞这里的驼毛“是世界上最好的”。这种价值被西方人认识后，他们特意在黄河边的磴口、临河、石嘴山一带设立了洋行，专门收购驼毛，商贩们穿越贺兰山将驼毛送到这些洋行，水运到包头，再采取陆路方式运到天津，然后出海运往西方，制成毛线、毛呢后，返销到中国，仅1941年前后的定远营在树贵的一个小分点，一年就收购驼毛5000公斤。抗日战争期间，蒋经国到西北地区考察后，在一次西北的宴席上说“西北之皮毛，实为西北之精华”。其中所指皮毛就包含着驼毛。
随着时代的发展，骆驼的功效逐渐减弱，草原上的生态恶化，也导致了骆驼数量的锐减。2002年，阿拉善骆驼被国家农业部列入国家级78种畜禽品种资源保护名录。目前，阿拉善骆驼总数占全国骆驼总数的2/3，仍然保持着“中国驼乡”的称号。在长期的生活和劳动实践中，阿拉善牧民不分男女老少，都练就一套高超的夏骑马、冬乘骆驼的骑术。放牧中，牧民们三五成群，挑选自己认为强健的骆驼相互赛跑，以展示骆驼素质为乐趣；每逢婚宴、敖包盛会、寺庙经会等重要集会，散居大漠的牧民相逢驱驼疾驰，自发的赛驼成为深居大漠的牧民群众的一大乐趣，形成了悠扬驼铃声中独特的骆驼文化。
贺兰山东麓的宁夏平原上，那些青草间成长的羊群有着自己的名字：滩羊。宁夏五宝中的白宝就是指滩羊皮做成的坎肩、马褂、背心等。尤其是黄河东岸的盐池县滩羊，在当地人所说的“吃着甘草、喝着矿泉水”的成长营养中，给盐池县赢得了“中国滩羊之乡”的美誉。《宁夏风物志》中记载，滩羊是蒙古羊的品种，后来迁移到贺兰山东麓的宁夏平原上，品种的优异、丰足的牧草、多种草药作为主食、长时间的人工培育，使宁夏的滩羊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优良品种。古人有“肥马轻裘”之说，滩羊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食用上。宁夏人经过长期的摸索，将1个月左右的滩羊羔皮用民间工艺制成男女冬装，宁夏的滩羊二毛皮薄如同厚纸，柔软的外观中带有坚韧的质地，一件皮衣只有二三斤重，提起来，能看见洁白的毛穗顺次下垂，犹如梨花纷纷飘落。精制的皮衣如果养护得当，10年左右也毛不生絮、束不结毡，使滩羊二毛皮跻身宁夏五宝中的“白宝”席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