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宁夏也一度见证了这个过程。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不久开始西征，再次将宁夏变成了全国的焦点之一。西征前夕，周恩来、毛泽东等人针对宁夏的讲话，使宁夏成了中国民族政策诞生的摇篮，也是新中国的民族自治政权的最早实践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落根宁夏，吸引了斯诺等外国新闻记者来到宁夏，向西方真实地介绍了红军1936年时在宁夏的生存、战斗和发展，1958年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6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是中国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成功举措。
一 回回人：外来的定居者
宋代科学家、文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有这样一首诗歌：“旗队浑如锦绣堆，银装背嵬打回回。先教净扫安西路，待向河源饮马来。”这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回回”的字样。从此以后，宋朝的著作中便开始使用“回回”一词。这里的“回回”是些怎样的人，宋朝军队和西夏交战时，这些回回人是怎样进入西夏境地的？他们是否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回族人的祖先呢？
1983年9月，宁夏南部固原县城南郊一带出现了考古队员的身影。几天后，他们就发现了10多座高3米～4米、直径7米～8米的高低不同、大小不等的不规则土堆。从河南洛阳请来的3名老钻探工人的考古钻探表明，这些古墓大多为斜坡墓道土洞式古墓。国家文物局很快批准对这里进行考古挖掘。
正式挖掘到第七天时，在墓道两壁上发现了脱落的彩绘斑迹，考古人员立即认识到这是一个有壁画的古墓，他们便向有挖掘壁画墓经验的陕西省博物馆等单位求助。考古挖掘进行到10月份时，出土了150件彩绘陶俑、装甲骑俑、胡俑等彩俑，这表明墓葬的主人不是一个“汉人”，而且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异族人。随着后来出土的200多件精美的文物、墓志石盒等，墓葬的主人被确认为北周柱国大将军李贤和他的夫人。墓葬中出土了宁夏文物第一宝——波斯鎏金银壶，它和墓中出土的其他文物一样被专家鉴定为是从西方传入的手工艺品。尤其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极为重要的波斯鎏金银壶，其制作于波斯萨珊王朝时期，壶的周身由三组丰满的裸体人像图案构成。英国学者罗森就此指出，这些裸体人像和中国传统的审美趣味迥异，是来自伊朗或东地中海地区的，其颈部和足部的连珠也是明显的古希腊和罗马时期人们喜欢的装饰。银壶在伊朗被复制后，传入东方。同时，随墓葬发掘出了波斯金银币、罗马金币等。在丝绸之路的宁夏固原发现的这些波斯人用品，证明被征服的波斯地区的军队以及商旅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前往长安时，路过宁夏南部地区，那些逗留在宁夏的波斯人，就是宁夏境内最早的穆斯林。
840年，唐朝执政者开始了一场空前的灭佛运动，不仅挽回了国家发展中大量流失到僧侣阶层手中的财富，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为唐中期的僧侣阶层跻身仕途设立了一堵墙，中国的佛教再也没能从这次沉重的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也为其他宗教在中国腾出了发展空间。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就是在这个空间里找到自己前行通道的。和对佛教采取严厉制裁不同的是，开明、开放的开元盛世后的中唐政权允许来自中国之外的伊斯兰教教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具有他们信仰特色的清真寺，并在那里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于是，伊斯兰教在中国大范围内盛行。从南方的广州、泉州到北方的喀什，甚至在长安城里，结合本土建筑特色和阿拉伯半岛风格的清真寺，就如一朵朵美丽的建筑之花，开放在中国的大地上。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里这样写道：“唐之回纥，即今日之恢恢（回回）是也。”回纥，一个生活在西域的少数民族，和宁夏怎么能发生关联呢？
回纥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北方铁勒或敕勒的一部分。6世纪，宁夏北方的草原上崛起的突厥人打败了铁勒部，这时的铁勒分化成了30多个部，其中的回纥和薛延陀是最大的两支。7世纪时，日益强大的回纥兼并了铁勒的一些部落，形成了回纥历史上最初的政权。《旧唐书》记载，这时的回纥政权有10多万人，其中有一半就是有战斗力的军人。唐朝初期，回纥政权的首领联合薛延陀攻击突厥，双方战于今内蒙古、甘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交界的马鬃山一带，回纥和薛延陀不仅打败了突厥，而且将突厥军队一直追杀到天山一带。很快，这支回纥军事力量亮相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他们的势力范围在整个蒙古草原上，向南一直越过贺兰山到了黄河边上。宁夏境内的灵州成了汉族政权和回纥交锋的前沿地带。
在唐朝初期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威慑下，北方各少数民族臣服于唐朝。646年9月初，唐太宗抱病前往灵州招降北方少数民族部族，铁勒各部的首领到达灵州，其中包括回纥首领，他们表示臣服于唐朝，请唐朝将他们的地方也归唐朝管辖，并设立州县。唐太宗在灵州特意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并下令勒石来记载这个有纪念意义的事件。
唐朝政府为了安置这些归降的铁勒人，共建立了6府7州。744年，唐玄宗封回纥人首领为怀仁可汗。第二年，怀仁可汗带兵消灭了对唐朝一度造成很大威胁的东突厥。789年，回纥可汗顿莫贺上书唐朝，要求将回纥这个名称正式更名为回鹘。“安史之乱”期间，和唐朝友好的回鹘人两度派兵协助唐朝军队作战，那些到唐朝内地参加平叛的回鹘人，战后就有一部分留在了内地，翦伯赞在《中国通史》（第二卷，第218页）中说“回鹘人留居长安的，数以千计”。
“安史之乱”后，唐朝与回鹘的高层之间开始了和亲政策，首先是回鹘的公主嫁给了唐朝的宗室：756年，回鹘葛勒可汗将可敦的妹妹认做女儿，嫁给了唐高宗的曾孙——敦煌王李承采。两年后，唐肃宗将自己的小女儿封为宁国公主（意思是让她的出嫁能起到安宁国家的作用），将其嫁给了回鹘的葛勒可汗，这是唐朝政权第一次将公主嫁给回鹘，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的皇帝第一次将亲女嫁给少数民族首领。临行前，公主哭着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788年和821年，唐朝又有两位公主先后嫁给了回鹘的可汗。
西夏初期，党项军队在元昊的带领下，占领凉州后，沿着千里祁连山继续向北行进，和盘踞这里的吐蕃人、宋朝军队、回鹘人展开了拉锯式的争夺。1028年，党项羌的征战步伐踏入甘州，和占据这里的回鹘人开始了激烈的交锋。经过激战，回鹘可汗终未能抵挡住党项人的进攻，这里被纳入了西夏的版图。当地的回鹘人变成了西夏帝国的臣民，在帝国的军事力量构成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军事武装——西夏回回军。在和宋朝的战斗中，西夏回回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于是，有了沈括诗词里的“回回”军，也就有了后来忽必烈在统一全国的战斗中调拨的西夏回回军。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历时5年攻入了政权尚未巩固但已形成帝国胚胎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的疆域包括今土库曼斯坦、伊朗、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色列、伊拉克东部等周围广大地区。1258年，旭烈兀（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忽必烈之弟）又攻陷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巴格达和周边的叙利亚、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埃及甚至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地区。伴随蒙古军队节节胜利的是大量信仰伊斯兰教的青壮年被充军，大部分被编为“西域亲军”“诸道回回军”“阿速回回军”“阿尔浑军”“探马赤军”“哈剌鲁军”等，一批批被征调到东土，分散安置在各地屯聚养牧。其中也有相当多的能工巧匠，有的被编入官局从事手工业生产，有的则作为军工匠，制造“回回炮”等各种军械。还有一些学术人士（如天文、医药、建筑等）以及一些擅长经商、理财的回回商人也随之东来，之后辗转迁入内地。随后有大批中亚商人们沿着东西驿道，络绎东来。元人文献把他们称为“回回人”“西域人”或“大食人”，统归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划分的四等人中的第二等色目人。他们在内地随意居住，踪迹遍及城乡各处，但在一个区域内又往往保持着小范围的聚居，嫁娶丧葬仍维持原有的习俗。由于这些回回人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开始凸显，元朝特意设立了“回回哈的司”，管理回回事务。
成吉思汗发动向中亚、西亚的进攻，征服了军事力量弱小的西域伊斯兰国家，使那些国家的人民成为蒙古人的臣民，他们促使整个蒙古人统领地区的伊斯兰文化扩散的速度却是迅速的。这个情况和500年前伊斯兰教爆炸式扩张时，和对印度北方的入侵有着宗教传播上的相似性，如同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他的《亚洲史》中所写的：“入侵者带来了一种严厉而难以忍受的新宗教，但他们也带来了含波斯成分的伊斯兰教文化，包括很多精通文学的有教养的伊朗人。他们担当了基本不识字的征服者的书吏，也担当了行政管理者、艺术家、作家及其他上等职业。”元朝的宁夏大地上，因为越来越多穆斯林的迁入，逐渐绽放出更多的伊斯兰文化之花。
元初，随着蒙古军队的东归，一批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国人民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动迁移到中国来。当时，战争和农耕占很重要的地位，这些外来的穆斯林主要以驻军屯牧的形式，编成“探马赤军”（以蒙古所属的5个部族为主，并有色目人及汉人参加而组编起来的军队），同时，也以工匠、商人、学者、掌教、官吏等不同身份，散居到我国各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留住在宁夏，他们一概被叫做“回回”人。据《元史》记载，1271年9月，元世祖忽必烈曾“签西夏回回军”。1273年，元世祖又下令“探马赤军，随地入社，与编民等”。按照规定，他们是“上马则备战斗，下马屯聚牧养”的军垦性质的半军人角色。在元代，由于在对西夏的战争中，蒙古军队采取了极端政策，使宁夏大片土地荒芜，人民外逃，几乎变成了一片死地，宁夏一带的屯垦任务显得更加重要，这些回回人也参加进了垦荒的行列。
1288年，元朝政府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的达鲁花赤。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的儿子纳速拉丁担任陕西平章政事。纳速拉丁的子孙众多，分为纳、速、拉、丁四姓，居留各省，其中就有宁夏银川市永宁县的纳家户。《元史》称“今宁夏纳氏最盛”。越来越多的回回人逐渐和当地的女子通婚定居，繁衍生息，使回汉两族本来就具有的古老姻亲关系更加密切。在13世纪初叶及以后的140多年中，回回在全国许多地区逐渐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点。在宁夏地区这种特点更是十分明显。由于他们有类似的处境和受伊斯兰教的影响，具有共同心理状态的一种民族意识也逐渐形成，出现了“元时回回盛天下，陕、甘、宁者尤多”的局面。因此，元朝为了管辖这方面的事务，专门在陕西行中书省设回回令史，陕西诸道行御史台设回回专史。明朝初年，不断有大批回回人以“归附土达”的身份被安插到灵州及固原各州县，形成了宁夏境内的许多回回聚居点，这些定居点里的回民，和生活在宁夏的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为宁夏的经济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才智。清代中叶，宁夏回族人口更加繁盛，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称：“宁夏至平凉千余里，尽系回庄。”那些沿途遍布的回族村落，成了宁夏回族生活的重要载体。
二 抗击八国联军，“西北两马”出场
1000多年在中国的生活以及和其他各族人民的和平共处，在中国大地上形成的回族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当外敌入侵时，他们同样以自己的勇敢、智慧和鲜血抗击外敌入侵。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面对国家遭遇列强瓜分的严重形势，来自甘肃、宁夏的“甘军”在宁夏人董福祥的带领下奉调进京，这里面有一支由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穆斯林组成的部队——简练军，其首领是出自甘肃河州的回族人马福禄、马福祥。6月11日，董福祥带领“甘军”进京，清政府立即命令这支颇有战斗力的部队开赴廊坊前沿，抗击英国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的2000多名联军。回民官兵与义和团及其他兄弟民族开始并肩作战，这是回族在国家大义前亮出自己认同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敌的态度，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展现了自己的血性和正义。战争的残酷不仅表现在双方人数和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更是一支来自西北落后地区的民族武装力量和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装备力量之间的较量，战争被马福祥在他的《廊坊之战并序》中称为“我军庚子岁第一恶战”。18日，他们再次向廊坊车站发起进攻，激战中，马福禄身先士卒，“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敌不能支，乘火轮而逸”。廊坊之战，是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的一次著名战役，以回民为主体组成的简练军打破了“西方军队无敌”的神话。
廊坊失守后，联军攻入北京，促使清政府作出了对外宣战的决定。6月20日，“甘军”奉命攻打使馆区，首先在王府井大街长安牌楼北和奥地利军队接火，1天时间就攻破了奥地利使馆，接着，攻破了比利时、意大利、荷兰三国的使馆和俄国道胜银行。6月24日～28日，战争到了最激烈的时刻，马福禄对马福祥说：“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报国。”当马福禄奉命调入正阳门城楼时，英法侵略军已经在城下设置10道栅栏，并凭借栅栏作为屏障向马福禄、马福祥带领的穆斯林官兵进攻，试图突破正阳门直接攻入禁宫。双方经过3天激战，仅从联军手中夺取了两道栅栏。马福禄亲自到最前沿督战，带领兵士不分昼夜拼力厮杀，接连又夺取了7道栅栏，如果突破最后1道栅栏，则英国使馆就失去了屏障。7月1日，左臂受伤的马福禄继续指挥战斗，不料中弹身亡，年仅48岁，其遗体后来被埋葬在北京阜成门外三里河的回民公墓，清廷追封他为“振武将军”。《庚子诗鉴》以“天坛高唱甘州曲，怒石如潮诸马来”高度评价来自甘肃、宁夏的穆斯林军队在攻打使馆中的表现。“甘军”首领董福祥将使馆区附近改为“得胜鸡鸣切洋街”。这里发生的战争也是简练军死伤最多、最残酷的一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三里河一带施工，周恩来总理亲自出面做了相当细致的协调工作，安排有关单位将马福禄遗体运往甘肃老家。
马福禄阵亡后，马福祥接管了简练军。京城失陷后，慈禧携光绪皇帝西逃，马福祥以御前侍卫的身份随从董福祥护驾，一路上的悉心照顾使马福祥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抵达西安后，他充任宫廷警卫。1904年后，马福祥一直担任甘肃、青海等地的地方军事首领。1912年，袁世凯政府委任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拉开了马家地方兵阀统治宁夏的序幕。在镇压宁夏大小70多次民众反抗后，北洋政府任命马福祥为宁夏护军兼满营将军，节制阿拉善3旗，使马家军的势力不仅得到了来自北京方面的认可，也开始在宁夏周边地区扩张。
1924年“直奉大战”爆发，善于洞察时事的马福祥跟随直系并派兵参战。年底马福祥又谒见孙中山，表示“热诚欢迎中山先生领导我们”。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后，马福祥投靠冯玉祥。蒋介石力量壮大后，他又转投靠蒋介石，先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青岛特别市市长、安徽省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这为他的儿子马鸿逵主政宁夏提供了许多政治上的帮助。
一直对读书不感兴趣的马鸿逵，1932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主席。1933年3月1日宣誓就职后，宁夏开始了长达17年之久的“宁马”军阀体系的统治。军政合一的统治模式、经济上的垄断，乃至1934年马鸿逵联合马鸿宾、马步芳和马步青“四马拒孙”，导致和孙殿英带领的军队之间的孙马大战，使宁夏为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埋单。红军长征抵达宁夏时，马鸿逵极力部署防堵，并组织兵力进攻红军在陕甘宁的边区。一直和共产党作对的马鸿逵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逃离大陆到台湾，后于1950年10月，携眷侨居美国洛杉矶市郊。
三 红军西征与宁夏之战的失败
1935年10月，红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与活动在陕北的红军胜利会师，开始确定红军新的大本营，这也引发了国民党政府对红军新的战略调整，开始部署对红军新的落脚点“围剿”，主政宁夏的马鸿逵再次扮演红军的杀手。1936年2月22日，红军部队中新成立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决定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由于长期盘踞山西的阎锡山部队的“围剿”，加上红军在晋西地区没能建立根据地。这次东征到5月5日就宣告结束。
1936年5月14日，中央红军在陕北延川县太相寺的一个古庙里召开了团以上的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将宁夏再次推向中国关注的焦点，会议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在陕西、甘肃、宁夏3省的边界地区进行西征战役，宁夏是西征的重点地区。4天后，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发布。1.7万红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带领下，开始实施“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势力，创建新的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的西征目标。5月21日晚，西征红军抵达安塞县时，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恰好路过这里，周恩来为出征的将士作了一次动员讲话：“宁夏、甘肃的回民比较多，一定要克服大汉族主义，我们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在回民地区不能住清真寺，吃猪肉要避开回民，要坚决实现中央的意图，把陕甘宁苏区向西扩大千把里。”为保证西征的胜利，5月24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在出征之际，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明确了对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的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回族事情由回族自己解决”，公开发布了三大禁条、四大注意和十五条口号。三大禁条是：一、禁止驻扎清真寺；二、禁止吃大荤；三、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四大注意是：一、讲究清洁；二、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三、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四、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十五条口号包括：“回汉民族在政治经济上一律平等！”“信仰自由，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等。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签发了《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言再次详细地阐明了党和红军对回民群众的政策及团结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主张。这为新中国成立后宁夏成立回族自治区、保护民族宗教等奠定了基础。宁夏成了新中国民族政策制定的摇篮，为新中国的民族自治政策奠定了基础。
1936年6月16日，西征红军左路军一军团二师在师长杨得志的率领下，攻占了宁夏中部地区的豫旺堡。接着，右路军七十三师占领了如今同心县的王团庄、同心城，红军的战旗开始在宁夏中部地区飘扬。红军十五军团攻占了今天的同心县的下马关后，帮助当地回民成立了豫旺县苏维埃临时政府。当时，在当地民间的一首歌谣里曾这样唱道：“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苏区的天下人人爱，看见吆人民好自在……”1936年9月18日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一篇《路过回民区》的文章，文中这样写道：“豫旺堡一带回民群众在红军胜利、马鸿宾统治崩溃的情形下，使得苏维埃与红军的影响与信仰迅速在回民中增长提高起来。在豫旺堡，回民自己起来建立回民自治政府，组织自己的武装。过去不太信任的回民完全相信了苏维埃，自动地打开寨门，与红军联合，并慰劳红军许多东西，正在积极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府。”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后，1936年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大会在现存的中国十大古老清真寺之一的同心县清真大寺隆重举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回民自治政权。它的出现，不仅是工农红军和回民在宁夏大地上共同经营的一个红色政权，也吸引了斯诺等外国新闻记者来到宁夏，向西方真实地介绍了红军在1936年时的宁夏的生存、战斗和发展情况。1936年10月22日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上刊登的《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通电》上这样写道：“中华回民从来就没有自己的政权，受尽了一切压迫和剥削与屠杀的痛苦，在国民党的汉族主义与马鸿逵的统治下，我西北回民所受一切痛苦更百倍甚于往昔。今在红军援助之下，使豫海回民向来所受之痛苦一旦解除，真正实行了回民的自由。”著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对回民的政策。他说：“共产党对他们提出的诺言是：协助成立回民自治政府，保护回族文化，保证各派宗教自由——这对几乎每一个回民都是有一些吸引力的。”红军离开后，马鸿逵就组织军事力量，进行剿灭，使这个回民自治政权仅仅存在了9个月，但它在中国回民解放史上留下的印象和影响，是长久和深远的。
1936年11月22日，红军的西征结束了。就宁夏而言，它的中部地区因为红军的这次西征被纳入陕甘宁边区。回族自治政权的建立，使得蒋介石懊丧地说：“六载茹苦含辛，竟未全功。”同时，也为后来的红军三大主力在宁夏会师、实施“宁夏作战计划”埋下了漂亮的伏笔。
就在红军的部队驰骋在宁夏大地上着力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地界，翻过雪山草地的红二、四方面军即将进入宁夏时，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怀揣着毛泽东亲笔起草的《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离开陕北前往上海，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谈判。10月29日，蒋介石到洛阳，从南方调集了30个师36万人兵力，决定对红军实施“最后的一击”。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的谈判显然就没了平等性，陈立夫亮出了蒋介石的底牌：中共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红军只能保留3000人～5000人，师长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毛泽东在这种情况下并未放弃底线：红军不能少一兵一卒。他只能以战争为红军求生存了，战争攻取的对象是宁夏：夺取宁夏，打通和蒙古、新疆的通道，以寻求远方（苏联）的帮助。
蒋介石拒绝毛泽东提出的两党《救国协定》后不几天，在宁夏的彭德怀下令红军25军团连续行军20多个小时，行程300多里，长途奔袭甘肃会宁。10月10日，红军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县会师。从宁夏赶到现场的美国人马海德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多么动人的会师啊！人们抛下了武器，悲喜交集地相互拥抱起来，或是手挽着手走来走去，频频询问其他同志的下落。朱德完全被这种气氛感动了。”（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湖南人民出版社，第394页）12天后，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迎来了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全部会合。红军在会宁会师的第二天，中央军委就发布了《十月作战纲领》，即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宁夏作战计划。目的是红军的三大主力在宁夏南部会合后，集中向北发展，三军配合，在宁夏为核心的地区打几个歼灭战，将宁夏彻底纳入红军控制范围，然后消灭马鸿逵势力，占领宁夏，并将之和陕北、陇东作为中央的根据地和大后方。早在1935年8月，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会议上就指出，必须加强宁夏省军委的工作，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1936年5月18日，发布西征战役计划时，把夺取宁夏作为西征的主要任务之一。从当初的原始电文中可以看出，红军对宁夏的作战步骤是：10月～11月之间，三个方面军会合后准备进攻宁夏；12月，两个方面军乘冬天黄河结冰，跨过黄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全境，完成打通苏联通道的任务。共产国际来电，红军如果占领宁夏，就能立即给予援助，对于处于物资和军事上极端匮乏的红军来说，这样的外援是极其重要的。而红军选中宁夏的理由是：一、宁夏处于整个西北中心位置，战略地位重要。二、取得宁夏，是得到共产国际援助的重要通道，占领宁夏后就能通过蒙古和苏联取得联系。三、占领宁夏后，可以以贺兰山为屏障，得到马鸿逵部队的大炮等重武器，然后可攻占宁夏周边的其他城市和集镇。四、宁夏的气候比内蒙古、甘肃、青海、陕北等地都好，红军战士多为南方人，不喜欢吃北方的小米或面食，而宁夏平原盛产大米，是西北的富庶之地，可满足红色政权的物质需求。同时，宁夏东部的盐池、定边已经解放，和苏区能连到一起。五、马鸿逵只有20多个团的兵力，如果三个方面军联合作战，有着胜利的把握，在开创西北新局面上，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领导下，没能消灭南面来的国民党军队，而是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向同心县境内撤退，导致红一方面军放弃原来的计划，被动地向东边转移。随后，张国焘再次拒绝听从彭德怀的作战命令，下令红四军撤离红军在宁夏海原县设的伏击圈，令红军的伏击计划再次落空。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7页）中这样说道：“张国焘多次破坏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
宁夏作战计划就这样落空，红色政权就这样在1936年和宁夏失之交臂。直到13年后，它才回到红色政权的怀抱中。同时，延安革命抗日根据地建立之后，中央书记处和统战部专门组织力量，研究撰写了《回回民族问题》等重要文件，阐述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批驳了国民党的大汉族主义，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回族的阴谋，确认了回回是一个民族。1940年4月，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拟定《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以及此后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回回问题研究》3个重要文件，由李维汉、刘春、牙含章撰稿，经中央书记处审查批准，以不同名义发表。这是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全面准确地表达了党对回族的认识和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宁夏以及陕甘宁边区，为中国共产党后来的回族民族政策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早期的实践样本。
四 宁夏解放，一位和平老人的面孔
1949年8月26日正午，被盘踞西北的马家军吹嘘为“攻不破的铁城”的兰州宣告解放，马家集团在西北地区最大的堡垒彻底崩溃，宣告了共产党在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宁夏成了下一步解放的目标。
杨得志率领的西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肩负单独进军宁夏的任务。这时，共产党组织的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已经开过两个多月了，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十九兵团出发前，对杨得志说：“人民共和国就要正式成立了，我们这片地方，如今还有一个新疆、一个宁夏没有全部到手。大家加把劲，在共和国成立前拿下这两个地方，来个锦上添花，喜上加喜！”宁夏，成了解放军必须拿下的地区。1949年9月9日，十九兵团从兰州出发向宁夏进军。
当时，驻扎在宁夏的主要军事力量是马鸿宾和马鸿逵。他们虽兄弟相称，但关系一向紧张，被戏称为“一槽二马，相争不懈”。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是以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一是以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八十一军。
毛泽东对进攻宁夏的指示是：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马鸿逵长期追随蒋介石扛着反共的旗帜，兰州解放前，曾到重庆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数百万银圆军饷，并表示“死守宁夏”。在解放军进军宁夏时，他已逃往重庆。而在抗战期间曾经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先生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的马鸿宾，被第十九兵团锁定为和平争取的目标。和平谈判的路上，出现了一个被写进宁夏历史的“和平老人”郭南浦。
郭南浦是一位在甘肃、宁夏伊斯兰教上层人士中有较高威望和影响的老中医，当他知道解放军有意和平解放宁夏时，便主动承担向马鸿逵和马鸿宾通报信息的任务。他说：“我与他们虽不同姓，却系同族同教。我愿将大军对回族之情谊和为国为民的宗旨，转告他们。”
六十四军进至中宁以南马家河湾时，郭南浦老先生等从中宁赶来，向解放军转达了马鸿宾求和的意愿。郭老先生返中宁后又转赴银川。这时马鸿逵已逃往重庆，宁夏的军政大权，均由马敦静代行。马敦静对郭老先生不但避而不见，反而限时要郭老先生等离开银川。马鸿宾接待了郭老先生一行。他说：“马敦静虽是我的侄儿，但我们多年已不往来。此刻他不找我，我也不能去找他。只有八十一军马惇靖部我能负责。”之后，马鸿宾派车将郭老先生一行从银川送往他儿子马惇靖的驻地。
这期间，马鸿宾曾由宁夏飞往绥远，面见傅作义和邓宝珊先生。傅作义等人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向马鸿宾讲述了共产党的政策，阐明“和有利，战无利”的道理，对坚定马鸿宾起义的决心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六十四军代表十九兵团向马惇靖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并愿意与他们谈判起义的具体事宜，但限定了谈判的时间，明确指出“过时不候”。这样，马家父子才最后下定了起义的决心。六十四军以十九兵团领导人的名义，将一面绣有“和平老人”4个大字的锦旗，送给了郭南浦老先生。
针对马鸿逵父子的顽固态度和他们对宁夏完全封建家族式的严密控制，解放军决定在金积、灵武地区对其进行歼灭性的打击。马敦静见大势已去，秘密逃往重庆。驻守在金积、灵武的一二八军想凭借黄泛区、青铜峡和广武岭之天险与解放军较量。双方经过3天4夜激战，一二八军被歼灭，金灵锁钥被攻克，军长卢忠良不得不于9月22日亲自出面，找十九兵团请求投降。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进军宁夏，国民党政府对宁夏的政治控制以宁夏省府主席马鸿逵的仓皇逃走为标志而结束，马全良等马鸿逵手下的高级将领决定率部起义。这时，兰州、西安等西北重要城市都被解放军解放，军用电台失去了联络能力，宁夏和外界联系的邮电线路遭到严重破坏，无线电路也失掉了和外界的联系功能，宁夏起义的消息如何传出呢？马全良等人决定起义，并将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报送到宁夏电信局。当时担任宁夏电信局无线电报房主任报务员的王国保，接到了这份举足轻重的电报后，在和外界几乎中断正常联络能力的条件下，决定试一试。他打开收报机，听到西安和兰州的无线通讯正在通报，便用电话通知发报台值班人员，让他们移动波长，将发报机度数放在西安台的发报机度数上，扰乱西安和兰州两地的通报，同时呼叫兰州。兰州台方面因为受到来自王国保的干扰，便让西安台把原来的度数改变，王国保便用追踪的办法，把他的发报机波长放在了西安台的度数上，继续呼叫，结果兰州台听到了他的呼叫，问他：“宁夏台，你为什么呼叫我？兰州解放了，上级有命令，不与你台通报。”王国保回答说：“你们解放了，我们要起义，请迅速请示上级。”为了保密，双方通话用的是电码代号，对方用英语问：“Are you old Wang？”（你是老王吗）他回答：“Yes， I am.”（是）对方让他等了一分钟后，允许他将起义电报发出。几个小时后，得到复电，令马全良派代表到中宁商谈起义事项。宁夏方面很快就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前往中宁和解放军商谈起义事项。
1949年9月23日，谈判刚结束不久，银川城里却陷入了一片混乱中，马家军的顽固力量开始恣意闹事，乱打枪炮，就连银川守备部队贺兰军军长马全良也觉得岌岌可危，不敢待在城里，一方面紧急致电彭德怀司令员，请求解放军“速派兵进驻银川，以维持地方秩序”；一方面从银川南郊永宁县的仁存渡口仓皇过河，请求解放军迅速派兵保护。十九兵团决定，马上派一九一师进占银川。深夜11点钟，在漫天的小雨里，解放军的部队开始入城。连夜完成了缴械和占领弹药库、炮兵阵地、飞机场等工作。24日，解放军的大部队开始陆续进城。25日，当钟鼓楼的钟声再次响起时，大街上出现了十九兵团举行的隆重入城仪式。28日，在银川饭店召开了《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以及其他几项条款。会议由十九兵团联络部部长甄华主持，刚刚投诚的马家军方面的代表人物有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副军长王伯祥、宁夏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等人。会议解决了马鸿逵残留在银川的部队移交等问题。
解放军进入宁夏，标志着作为国民党时期的宁夏省政权走到了历史尽头，也标志着宁夏全境开始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
五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始末
宁夏解放后，在行政建制上属于甘肃省管辖。到1953年时，全国的回民人口达357万，甘肃省境内的回民人口已经达120多万，其中33%居住在宁夏地区。而此前，新中国在回族的民族区域自治的政治管理模式上，就先后建立了固原、吴忠、昌吉和临夏4个回族自治州。1956年2月，鉴于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都已经相继成立，成立一个省一级的回族自治区的条件也基本成熟，回族的民族自治提到了共和国的政事议程。毛泽东当时考虑到回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地位，回族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回族人民自身的愿望，提议在甘肃东北部建立一个省级回族自治区。
1954年10月，国家民委党组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拟在西北回族聚居区建立回族自治区的请示》。从1956年5月开始，先后在甘肃省党内外回族、汉族1700多位代表中进行了反复酝酿和讨论。1957年5月3日，甘肃省人民委员会和甘肃省政协联席会议上，正式通过了以银川专区、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和隆德县、泾源回族自治县共19个市、县为自治区域，人口约160万（其中回族人口占三分之一以上），自治面积为7.5万多平方公里的回族自治方案。
1957年5月27日～28日，全国政协召开第42次常委扩大会议，对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一致赞同这个方案。6月7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了国务院第51次会议，讨论了关于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方案，决定提请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在同年6月26日～7月15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和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审议后提出的建议，通过了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决议。历时1年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成立工作开始了。
1957年10月，中央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单位：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1个月后，以刘格平、甘春雷等11人为工委委员的工作委员会正式挂牌工作。1958年3月，工作委员会开始到银川办公。6月，中共中央又先后任命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主要领导人，汪锋为第一书记，刘格平、李景林、甘春雷、马玉槐、罗成德为书记处书记。同时，国务院决定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委员由刘格平、王金璋等15人组成，刘格平为主任，马玉槐、吴生秀为副主任。6月16日～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在银川举行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1958年的工作任务及报告，关于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关于撤销甘肃省吴忠回族自治州、固原回族自治州及银川专署以及设固原专署和改泾源回族自治县为泾源县的方案（这个方案于1958年9月5日经国务院第79次会议批准）。会议同意刘格平主任提出的筹委会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并报中央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一个带有政权性质的领导机构开始行使职责，积极开展了成立自治区的各项筹备工作。
1958年夏，中共中央书记处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会议听取了宁夏工委和筹委会关于筹备工作的汇报。会上，邓小平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李富春对宁夏工作做了重要指示：第一，宁夏是河套地区，有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一定要大力搞好农业；第二，宁夏搞工业建设，要从自治区的资源状况出发，首先要搞好适合农业发展的加工工业；第三，加强宁夏地下资源的勘察，大的项目由中央统筹安排。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宁夏各级领导带领回汉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搞好宁夏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期间，受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总书记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及全国政协的委托，在延安时期就注重研究回族民族问题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有关人员来宁夏视察和指导工作，鼓舞宁夏回汉各族人民以实际行动搞好建设，搞好各项工作，迎接自治区的成立。
1958年10月25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省级回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伯渠为首的中央代表团前来参加大会庆典。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以及中央各部委的代表和新疆、内蒙古、西藏、青海、甘肃、上海、北京等兄弟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前来祝贺。银川市各族各界代表2万人在中山公园举行了盛大的集会。《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祝贺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的社论，指出在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宁夏回汉各族人民满怀豪情，团结友爱，合作互助，将在社会主义的幸福大道上阔步前进。
目前，全国回族已逾1000万人，在中国的民族地理和政权地理双重视野中的回族自治政府中，除宁夏这一个省级自治区和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及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外，遍布全国的有15个自治县、联合自治县和县级区以及大批的回族乡和回族镇。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当时人口只有190多万，其中回族63万，回族中在校的中小学生不过7.4万，全区没有一所大学，文盲比例极大。50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宁夏回族自治区，620多万回汉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在从六盘山到贺兰山的6.64万平方公里的宁夏大地上。而且，50多年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施，使这里出现了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民族学者都诧异的现象：在不少国家，民族问题与矛盾的严重演化甚至影响到了国家政权的稳固，为什么在中国最大的回族居住区，却出现了回族、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各民族像一家人一样团结的局面？200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会”期间，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王正伟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7年，有几个国家的宗教部长、研究民族宗教问题的专家，包括美国的专家到宁夏，很不理解为什么这里的回汉民族团结得像一家人。他说，这归功于50年间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宁夏50多年的发展实践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是：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给民族地区带来了繁荣和发展。“这个制度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最有效的制度。实施民族区域自治50年来，应该说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国5个自治区中是一个模范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