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家》：逮孔子云没，经传不作。于时文籍，唯有《战国策》及《太史公书》而已。
《六家》：暨纵横互起，力战争雄，秦兼天下，而著《战国策》。其篇有东西二周、秦、齐、燕、楚、三晋、宋、卫、中山，合十二国，分为三十三卷。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或云，汉代刘向以战国游士为之策谋，因谓之《战国策》。
至孔衍，又以《战国策》所书，未为尽善。乃引太史公所记，参其异同，删彼二家，聚为一录，号为《春秋后语》。除二周及宋、卫、中山，其所留者，七国而已。始自秦孝公，终于楚、汉之际，比于《春秋》，亦尽二百三十余年行事。
《六家）：寻《史记》疆字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述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原注：谓采《国语》、《世本》、《国策》等），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
《采撰）：马迁《史记》，采《世本》、《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至班固《汉书》，则全同太史。北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
《言语）：夫《三传》之说，既不习于《尚书》；两汉之词，又多违于1：战策》。足以验氓俗之递改，知岁时之不同。而后来作者，通无远识，记其当世口语，罕能从实而书，方复追效昔入，示其稽古。
《叙事》：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原注《公》、《梁》、《礼》、《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古今正史》：又当春秋之世，诸侯国自有史。故孔子求众家史记，而得百二十国书。春秋之后，七雄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古今正史》：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采《左传》、《国语》，删《世本》、《战国策》……凡百三十篇，都谓之《史记》。
《杂说上》：夫编年叙事，混杂难辨；纪传成体，区别异观。昔读《太史公书》，每怪其所采多是《周书》、《国语》、《世本》、《战国策》之流。近见皇家所撰《晋史》，其所采亦多是短部小说，省功易阅者，若《语林》……之类是也。
案：《六家》篇释《战国策》之名义有二说，一说日“夫谓之策者，盖录而不序，故即简以为名”。此说本《文心雕龙·史传》篇，李详已言之。一说本刘向《战国策书录》，浦氏已注之。金毓敲先生云：“刘知几前说，承用刘勰之说，意谓为记战国时事之简策；后说则节录刘向之言；盖兼取二者之义，案而不断。李氏补注，是刘勰而非子政，亦未见必然。刘向序本谓‘中书本号，或日《国策》，或日《国事》’。黄注于‘国策’二字上，脱去‘中书本号或日’六字，一似战国策为向所命新名，卖则不然。玩‘或日《国策》’四字之义，即知书本名《战国策》也。”。又刘知几列《战国策》十二国篇目顺序，大抵与今本相同，唯“燕”在“齐”后“楚”前，与今本不同。此或系知几涉笔之误，或知几所见本如此。
《六家》篇言战国文献史料唯存有《战国策》与《史记》，《六家》、《采撰）、《古今正史》、《杂说上》诸篇又言《史记》采《战国策》。其实二书之关系颇为复杂，其所载战国史事，杂乱而有残缺。战国因缺少《左传》这样一部清晰之编年史，学者尝为此感到棘手而茫然。如《史记会注考证》之《周本纪考证》引崔述云云后有日：“要之自秦以前，《春秋经传》以后，史册残缺，传闻互异，无由于考信也。”又引顾炎武日：“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缺轶，考古者为之茫昧。”金毓黻先生尝论战国文献史料缺乏之原因云：“《孟子》尝谓：‘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此之诸侯，指战国之君而言。因此，战国之世，史籍流传绝少。”。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关于中国古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文中亦带感情地说：“遗憾的是，战国时代的史书多被秦烧掉了，剩下的《秦纪》太简略，我们可以利用的资料太少，否则恐怕就用不着打这么多笔墨官司了。”
《战国策》本刘向整理六种书而成，而司马迁所见《战国策》原貌究竟如何，尚有不少疑问，陈仁锡日：“楚、赵、田、齐诸《世家》多《战国策》所遗漏之文，可见今之《战国策》非完书。”马来亚大学郑良树先生认为：“太史公看到原始《战国策》的篇幅，比刘向在西汉末年所看到及编定的还要大。”。马迁时代早于刘向，所见战国史料自然多于刘向。然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之《战国纵横家书》（或名日《帛书本（战国策》），有许多史料马迁未见，其书订正《史记》不少错误，如苏秦生活年代，苏代、苏秦之兄弟关系，等等，大量材料不见于今本《战国策》，可见马迁所采《战国策》遗漏不少。刘向所整理之古本《战国策》及高诱注，至北宋初年已有散佚，今本乃经宋曾巩、姚宏、鲍髭，元吴师道校注补正，已非刘向古本旧貌。惜刘知几所见唐本《战国策》未能完璧传世，无资比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