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赞》：（略，见《公羊传》同条。）
《叙事》：然则才行、事迹、言语、赞论，凡此四者，皆不相须。若兼而毕书，则其费尤广。（原注……如《谷梁传》云：骊姬以鸩为酒，药脯以毒。献公田来，骊姬日：“世子已祀，故致福于君。”君将食，骊姬跪日：“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也。”覆酒于地，而地坟；以脯与犬，犬毙。骊姬下堂而啼呼日：“天乎！天乎！国，子之国也，子何迟乎为君！”……此则既书事迹，又载言语也。）但自古经史，通多此类。（原注：《公》、《梁》、《礼》、《新序》、《说苑》、《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鉴识）：（路，见《公羊传》同条。）
《古今正史》：（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申左》：（略，见《公羊传》同条。）
《杂说上》：（略，见《公羊传》同条。）
（杂说上》：（略，见《公羊传》同条。）
《汉书五行志错误》：《志》云：庶征之恒风，刘向以《春秋》无其应。刘歆以为麓十六年，《左氏传》释六鹇退飞是也。案旧史称刘向学《谷梁》，歆学《左氏》。既袒习各异，而闻见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郑车偾济，风之为害，被于《尚书》、《春秋》。向则略而不言，歆则知而不传。盖学有不同，识无通鉴故也。此所谓博引前书，网罗不尽也。
《五行志杂驳）：《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鼷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蚀之。董仲舒、刘向皆以为自此前后，晋为鸡泽之会，诸侯盟，大夫又盟，后为溴梁之会，诸侯在而大夫独相与盟，君若缀旒，不得举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刘向以为是岁三月，大夫盟于溴粱，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无冰。班固以为天下异也。襄公时，天下诸侯之大夫皆执国权，君不能制，渐将日甚。（原注：《谷梁》云：“诸侯始失政，大夫执国权。”又日：诸侯失政，大夫盟。政在大夫，大夫之不臣也。）案春秋诸国，权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鸡泽之会、溴粱之盟，其臣岂有若向之所说者邪。然而《谷梁）谓大夫不臣，诸侯失政。讥其无礼自擅，在兹一举而已。非是如“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国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刘之徒，不窥《左氏》，直凭二传，遂厂为它说，多肆梦言。仍云“君若缀旒”，“臣将日甚”，何其妄也？
《五行志杂驳》：（略，见《公羊传》同条。）
案：《谷梁传》，《汉志》著录十一篇，题鲁人谷梁子所作。然其主名实无明文可考，见之汉唐载籍者有喜、嘉、赤、寞、傲诸名之说。大抵其书非作于一时，非成于一手。《谷粱》之体例近《公羊》，故历来（公》、《谷》并称为二传，同属今文学派，以与《左传》抗衡。若进而析之，《谷梁》之地位及影响实不及《公羊》与《左传》。皮锡瑞日：“《谷梁》虽暂盛于宣帝之时，而汉以前盛行《公羊》，汉以后盛行《左氏》。盖《谷梁》之义，不及《公羊》之大；事不及《左氏》之详，故虽监省《左氏》、《公羊》立说，较二家为平正，卒不能与二家鼎立。”。刘知几之于《谷梁》，一如《公羊》，完全取讥斥态度。笔者已于《公羊传》之案语有所评说，此不赘言。《公》、《谷》在晚清尝重振旗鼓，行时一阵。然近几十年似又遭冷落，迄今尚无二传之新注本同世，可谓遗憾。而时下流行之史料学书籍亦多不重视二传，如陈高华、陈智超《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仅列《左传），并日：“汉代立于学官的有所谓解释《春秋》义例的《公羊传》、《谷梁传》，与周代史事关涉不大，不必参考。”。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上）亦只提《左传》、《国语，》，而不及二传。如此编排，似失完备。要之，吕思勉先生所论最为可取：今日将《三传》作史读，《左氏》优于《公》、《谷》，自无待言；然亦有宜参考二传者，不得一笔抹杀，作十成之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