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学者指出，宋朝城市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出现了不少越来越具有浓厚商业特征的大型城市。尽管这些城市非常重要，但我们对于它们内部结构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仅仅局限于宋朝地方志中记载的少量论述，而且集中于开封、临安（杭州）、苏州和明州等城市。近年关于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发展的研究成果表明，深入研究个别的城市，可以大大增强我们对中国城市及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经济动力的理解。
20世纪史学界涌现大量有关泉州城的文献。宋元时期的泉州城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发挥着主导作用，已成为共识。然而，这样一个港口城市的城市形态特征，却很少引起学者的关注。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里宋朝时期的地方志已经佚失，所以很难找到足够的史料来展开研究。尽管如此，自元之后，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这个城市的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所以保留下了一些古迹。这些古迹及其特征，可以追溯到中古时期。近期当地学者所做的关于这座城市历史的大量研究，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这些材料和明清时期编写地方志时所引用的宋代数据，为我们重构宋代泉州的城市形态的要素提供了条件。
本章主要论述泉州城市形态的四个基本方面：（1）基本布局；（2）主要建筑的布局模式；（3）商业区和地方产业；（4）地方精英的住宅区。与此同时，本章还要借鉴章生道、施坚雅、罗兹曼以及其他学者分析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化时所提出的一些概念，对于上述四方面现象形成的原因，以及城市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然后，笔者将泉州与省会所在地福州做一比较，来研究人口统计问题，并且在闽南这个较大的区域背景之下，估计了泉州的城市人口数量。最后，笔者探讨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性质。
第一节 基本布局
据地方志记载，五代后期，泉州城拥有三重城墙。最里面的是牙城（内衙的卫城），内有设防的衙门和地方节镇的居所。牙城外面依次是子城（内墙）和罗城（外墙）。城墙的名字也同样用来指它们所包含的地理范围。牙城和罗城都是留从效修建的，944—962年，他是闽南的统治者。在整个宋朝，牙城内部就是州政府官署所在地，而罗城则成了城市最主要的城墙。在1230年以前，这种城墙格局基本没什么大的改变。
子城似乎是唯一拥有更早历史的城墙。关于泉州城墙现存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718年。据说，在740年，当时的地方官又修建了一条延伸到城墙的护城河。最后，《晋江县志》提到，子城建于793年前的某一时期。很有可能，700年，即郡城从附近的南安城搬到了现在这个地方后不久，当地官府建造了地方志中记载的被称为“子城”的城墙。后来，可能又对子城做了一些翻新维修，但它的雏形在8世纪初期就已定型。
泉州的唐城呈矩形，这与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样式完全吻合。就像章生道所指出的，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注重正方形或矩形，像州治所这样的高级别官衙所在地尤其如此。章生道也提到，除非城市的规模非常小，不然由于地势崎岖不平，中国南方大部分的城市很难保持这种规则的建筑形状。尽管福建以崎岖不平的地形为主，但泉州城却坐落在相对平坦的冲积平原上，所以，唐城的建筑师们就遵循古典的建筑理念，把这个州城设计为矩形。
城市规划的另外一个理念就是城市的方位。子城大致符合古典的建筑理念，城市四壁基本顺着东西南北走向。据地方志记载，唐城城墙总长3里（大约1.5公里）。以现代地图来判断，长宽比例大约是5：8.这就意味着城内面积大约为17公顷。然而，在比例为1：15 000的城市地图上，城墙的实际长度为7.37里（大约3.7公里），面积大约为90公顷。后一组数据似乎更为合理，因为17公顷这样的面积对于像泉州这样的州城所在地来说，肯定显得过小。
唐城城墙有四座城门：迎春门（东门）、肃清门（西门）、崇阳门（南门）和泉山门（北门），其中只有一个门不在城墙的中间位置——南门偏向西南角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尚不明确，但这四个门大体上是符合古典建筑理念的。
尽管早在宋初，矩形的唐城城墙就被拆除，再也没有重建，但宋代的泉州保留了留从效建造的外墙。这个外墙有一条护城河。1230年，为了保护繁荣发展的郊区商业，南城墙外建造了石头堤防，称翼城。这些堤防尽管不够精细，但也可以视作宋城墙的扩展。
不包括1230年修建的堤防在内，宋城墙全长20里（大约10公里）。城墙内的区域大约有600公顷。如果把1230年建的南部郊区的城墙包含在内，内区面积可达640公顷。就规模来看，宋代泉州城在浙江以南的城市中显得非常突出。泉州与福州、广州一起，成为三个最大的城市。然而，在这三个城市当中，只有泉州不是路（即后来的省）一级行政区划治所所在地。
就形状而言，宋城墙也与完全按照古典建筑理念建造的唐城形成了鲜明对比。这座外城大约在944年由留从效建造而成。宋城墙的形状虽呈不规则状，但仍然具有大体可辨的四面。南北两面城墙都是直的，为东南—西北走向，呈平行状。南城墙的长度大概是北城墙的三倍。其他两面城墙显得更为不规则，西城墙基本上是西南—东北走向，而东城墙则是南—北走向。
因为新建城墙内部区域及其毗邻郊区地势都比较平坦，因此，地形并不能说明外部城墙不规则的原因。但也不像在其他地方，是水路影响了城墙建造的形状。即使是最靠近晋江的南城墙也没有沿着河岸伸展，这一事实足以说明这一点。宋代城墙和晋江之间的大片土地将变成繁荣的城郊。章生道认为，泉州城状似鲤鱼——吉祥的象征。当地人也确实把此城称为“鲤鱼城”或“葫芦城”，但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样的名称出现在明朝以前。不管是建于944年的城墙，或以后各朝代的扩建城墙，是否状似鲤鱼，当然可以加以想像。但我们很难证实，筑城时就是为了寻求吉利而按照吉祥物的样子来特意设计城墙形状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形状呢？有两种可能的答案。第一种解释是军事的需要。当944年留从效在泉州得势时，他当时面临着来自福州的闽国的军事干预。这可能是当年他建设外墙的主要动机。新建的城墙上，东门（仁风门）和北门（朝天门）是凹进去的，而新西门（义城门）则是凸出的。这三个门实际面向可能来自北部入侵的三条仅有路线，明显较短而没有大门的北墙似乎暗示着，它的功能主要是为北门和东门两侧翼提供一些保护。
第二种解释，是经济因素似乎也在规划建造新的城墙时起了作用。城墙的南边并不会遭受太多的军事攻击，留从效在晋江附近建设了一段较长且笔直的城墙，为他所大力推行的繁荣海上贸易提供一些便利。这个城墙的每一端都有一扇门，即东南门（通淮门）和西南门（临漳门）。在这边罗城的南墙位于子城南门的正南方，又修建了一个新的南门（镇南门）。最后，西南门和南门之间还修建了一个被称为通津门的翼门。南罗城上的这四个城门可能在保护城市方面作用不大，相反，它们的功能可能更多在于便利物资流动以保持当地商业蓬勃发展。这对于一个独立的藩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整个宋代，唯一一次扩建城墙是在距离蒙古人占领仅有几十年的1230年，当时在南边沿着河岸建造了堤防。它揭示了整个宋代城市发展的态势。新建的基本呈三角形的城内区域大约有40公顷，是城市的商业区（下面还要更详尽地论述）。前述944年建造南城墙时，似乎就为了让它发挥经济方面的作用。大约280年后，南城墙继续向南延伸扩建，却主要是为了保护从最初的城墙外发展起来的商业。也许是因为河岸地形不规则，城墙凹凸不规则。据地方志记载，它长达4 380尺（大约1.3公里）。然而在比例为1：15 000的现代地图中，它大概长3公里。由于海盗频繁登陆东南海岸，对泉州的安全构成很大威胁，因此，跟其他因素相比，当时扩建城墙更多是出于军事防御方面的考虑。
中国古代城市街道的走向一般是由城门的位置所决定的，宋代泉州城也不例外。没有一条主街是完全笔直的，从北门到南门的一条街也许最接近直线，但它仍然明显是曲折的。而从东门到西门的主道呈U型。
第二节 主要建筑的布局模式
在主街走向和内外城墙的基础上，为了讨论主要建筑和它们的区域分布，笔者将整个泉州城划分为十个区。
大多数官衙聚集在西北一区和东北一区，而这两个地区正好构成“衙门核心区”。知州、县令，除司理参军外，所有州政府下属官的衙门都设在衙门核心区。知州的衙门坐落在内城南北轴线北段的正中间，入口面朝直接通向南门的主大街。在两条主街的相交处，有一座名为双门的纪念建筑，过去很可能是一座鼓楼。西南二区是上两区之外衙门最多的一个区，其中有两所公安司法事务的衙门：（1）负责全州安全和防御工作的福建兵马都监的分部；（2）司理参军衙门。除此以外，这个区域还有两个处理皇族宗亲事务的衙门。
城墙外也设有衙门。在南部郊区河岸边，有两个商税分务衙门，以及负责处理海上贸易事务的市舶司衙门。县尉衙门位于城市东郊，其职责就是借助民兵力量维持当地的治安。
尽管我们能看到一些衙门位于郊区，然而，城内衙门建筑的总体分布趋于集中化，这恰恰与章生道所描述的中国城市的基本模式相吻合。虽然自唐代到南宋末期，泉州城市的规模扩大了六倍多，可是，它的行政核心或衙门核心区依然矗立于拥挤的内城北区，这也许正是古代建筑理念的一种体现。如上所述，西南二区的四个衙门算是例外，其中有两个处理南宋时期居住在此城的皇族宗亲的事务。位于南墙外的市舶司是另一个例外，在1230年以前，它没有受到任何形式城墙的保护。
与坐落在城中心的行政建筑相比，教育机构就显得非常分散。尽管贡院和县学临近衙门区，但更为重要的府学却靠近南门，与以商业为主导的南部郊区毗邻。这是不是宋代府学的普遍分布模式，我们不得而知。学校与商业中心如此接近，以至于文人和外商之间产生矛盾的事情时有发生。在宋代两所知名的对教育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书院中，其中一所位于衙门核心区东边，沿东西主轴线之上，另一所则靠近北边。最后要提到的，但也很重要的是宗学，就像为这个特权阶层服务的那些衙门一样，也位于西南二区。
至于官方庙宇，州社稷坛、县社稷坛，还有风云雷雨师坛都被设置在衙门核心区南部，但依然在内城之中。府衙两侧分别坐落着城隍庙（可以追溯到唐代）和先贤祠。由于夫子庙是官学的组成部分，因此，府学和县学都建有孔庙。很明显，这些官方庙宇要么就建在衙门核心区，要么靠近衙门核心区。这说明，官方宗教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和提升官府的权威。所以，这些庙宇作为宗教机构本身的功能，也从属于政府行政管理的功能。标出了24座非官方庙宇的位置。展示了它们的分布情况。在内城东区，建在衙门和官方庙宇旁边的非官方庙宇多达六所。东北二区有五所。在其他三个城墙外的区域里，西北二区和西南二区各有一所这样的庙宇，东南二区有两所。另外一些建有大量非官方庙宇的地区就是南郊，那里有七所。
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庙宇的宗教时，可以发现几个有趣的现象。第一，佛教和民间宗教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基本上是其他两种宗教建筑的两倍。第二，内城所建的六所庙宇，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各占两所。整个泉州城只有四所道观，其中两所就在这里，这些都是中国长期以来确立的宗教机构。尽管很难证实庙宇与衙门坐落得很近就可以反映出宗教人士与官僚之间的融洽关系，但这种现象至少说明，坐落在衙门核心区心脏地带的寺庙并没有引起当地衙门官员的不愉快。第三，在东北二区坐落的五所庙宇里面，有三所是佛教庙宇。南北轴线另一侧的西北二区只有一所非官方庙宇，它不仅是佛教机构，也是城内最大的庙宇，其名为开元寺。不论在衙门核心区的左边还是右边，佛教都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城南佛教也让其他宗教享有广大生存空间。
最后，南部郊区坐落着三所清真寺，它们是可被确认的三所其他类型的庙宇。由于这个地区不仅是中心商业区，而且也是外国人的主要居住区（下文还将详细论述），因此，外来宗教机构如此高密度分布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坐落在离衙门核心区相对偏远的地区，行政管理的程度比较低也可以说明这个现象。天妃宫也建在这个区的河岸边上。在所有民间宗教机构之中，这是一个与海上贸易关系最为密切的庙宇，那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人对它推崇备至。非官方庙宇所处的位置与它们跟地方官府关系之间似乎存在一定的关联：位置越靠近衙门核心区，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越融洽，反之亦然。
第三节 商业区和地方产业
宋代泉州的商业核心区建在南部郊区，对此我们毋庸置疑。海上贸易是当地经济最重要的部分，晋江北岸这块地方当然成为建设商业核心区的最有利位置。在宋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泉州商业核心区处于南城墙外的郊区，也相对远离衙门核心区，这使它成为与城区相比，较少受到官府控制的地区。这对商人们有一定的吸引力。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国城市商业核心区的地理位置。在众多观点中，尽管施坚雅主要关注的是清代城市的情况，但他的观点也许与宋代泉州城的情况最相关。施坚雅把商业核心区描述成一个区域，“不占据全城的核心位置，但往往倾向出现在城市商业要道的方向上”。如果把晋江看做是泉州海上贸易的生命线，那么，这种说法完全适合于泉州城。
现存的证据无法证明东门、北门和西门附近有任何重要的交易市场，虽然连接这座城市与其他内陆省份的陆上交通线路，都是从这三个门出发的。就算这些城门周围的确存在一些市场，但它们并未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座城市商业活动主要面向海洋（要么是海外贸易，要么是国内远途贸易）。与南部郊区中心商业区紧密相关的是外国人的居住问题，这一观点在第三章已经有所讨论。到12世纪末的时候，城内至少有一条小巷居住着很多外国人，称为蕃人巷，还有很多外国人与本地人混杂居住在其他城区。我们虽无法找到证据来证明这条小街就坐落在商业核心区，但考虑到外国定居者绝大多数是商人，它总应该位于一个商业区内。
如上所述，宋代泉州飞速发展的海上贸易促进当地产业的蓬勃，这些本地产业亦渐成商业部门的重要支柱。然而，清晰可辨商业核心区相反，工业在泉州城内几乎不见踪影。虽然工业对本地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它们主要分散在内陆地区。例如，最近的陶窑也坐落在距城8公里外的东北地区。在留从效统治时期，外城接近西南门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兵器作坊，主要为他的军队制造铁制兵器。至于这个兵器作坊在陈洪进投降宋朝之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在1201年前的一段时间里，一座非官方庙宇占据了这个地方。宋代泉州不可能有大规模的铁器生产工业，因为要维持这个消耗大量资源的产业，就需要从遥远的农村向这座城市不断运输铁矿石和燃料。就跟当时其他一些城市一样，泉州或许有一些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必要生活用品的小型作坊，但我们无法找到提及相关情况的资料。它们的规模可能很小，对城市经济的发展来说显得微不足道。最后，正如在第三章所谈到的，尽管有人认为在南部商业郊区附近的晋江河岸上可能建有造船场，但这种判断有待日后的考古发现已能证实。
第四节 地方精英的住宅区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很难为宋代泉州城勾画一个清晰的社会经济地理图。虽然如此，一些间接的证据仍然可以说明地方精英，尤其是士大夫家庭的分布情况。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参考地方志所记载的宋代“坊”（住宅）制的相关信息。
就中国城市“坊”的含义变化，学者已做了大量深入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唐代有一套规定严密、控制严格的坊制，而这种制度在唐朝末期开始走向衰败。到了宋朝，大多数城市已不再恪守这种制度。然而，“坊”这个术语却从没就此消失，“坊”这个名称也被频繁用来指称特定的住宅区，并常常被刻在进入那个住宅区域入口的拱门上或直接刻在入口旁边。拿泉州来说，地方志中提到的宋坊的名称经常与建筑有关。例如，很多资料都提到，某一官员的官邸就坐落在某个特定的“坊”中，在这里“坊”指的就是住宅区。展示了77个可追溯到宋代的“坊”的大致地理位置。根据历史记载的名称或建造它们的原因，这些“坊”可被分为五类：（1）仕途成功；（2）金榜题名；（3）捐助地方教育；（4）道德楷模；（5）商业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各类“坊”的详细数据。
第一类中的大部分都是仕途非常成功的人士，占总数的44%。他们就居住在衙门核心区所在的内城之外扩大的城区。衙门高度密集在城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南居住的此类人士是城北的两倍。展示了当地知名人士高度密集居住的两个区域：一个在东西主街南侧到内城东部这段区域，另一个在东西主街两侧到内城西部这段区域。衙门核心区与精英家庭对居住区的选择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与中国城市后来发展的一般模式并不相符。施坚雅曾总结明清以后的精英阶层，往往更喜欢住在行政核心的周围。
第一类“坊”反映了一个家庭成员或几个家庭成员在官僚体制中仕途成功而身居高位，而第二类“坊”反映家族成员在仕途生涯中金榜题名，因而成了当地的精英。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类人士80%出自城南；同样表明，他们的住处与衙门核心区关系不大。另一方面，科举考试及第者的确显示出与教育的紧密联系。毫无例外，因对地方教育做出巨大贡献而声名显赫的六个“坊”也集中在城南区。有趣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靠近州学，不管州学的学术声誉或道德声望怎么样，这些机构在为科举考试培养合格的候选人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四类“坊”的名称本身具有道德含义，例如有“旌孝”、“孝悌”、“好义”，等等。建造这些“坊”主要是为了纪念那些虽然是平民但却是道德楷模的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坊”高度密集的区域有两个：一个位于西南二区，这个区域居住着许多皇族宗亲和当地精英；另一个则在衙门核心区的北部，这里居住的精英相对比较少。住在精英附近看来并非赢取声誉的先决条件。
最后一类“坊”显然反映当地的商业利益，例如“阜财”（积累财富）、“阛阓”（围绕着市场的土墙和门）等。这些“坊”更能表明商人阶层的居住区和商铺。它们中的绝大部分位于南部郊区，也就是在城市的商业核心区。
第五节 泉州与福州：州内各县人口的分布
在第六章，我们简要提到了闽南地区州与州之间的人口分布模式，以此来说明区内三个州之间的差别。然而，州的人口数量可能不足以说明当地的经济特征。有些州曾经拥有大量的人口，但当地的经济并未能繁荣起来。泉州既是区域经济中心，又是闽南人口密度最大的州。但在路这一级范围内，泉州的人口数量比不上路级政府所在地的福州。尽管与泉州相比，福州从事的海事活动要少得多，并且自10世纪中期起，它的经济一直没有泉州繁荣。就人口而言，在1189年，福州就有321 284户，而到1250年，泉州仅有255 758户。所以，泉州和福州形成了很有用的比较。分别以县为单位展示两个州各自的人口分布模式。
宋朝福州地方志《三山志》对1182年福州下属各县的人口分布模式有详细记载。说明福州下属各县人口所占本州人口总数的百分比。由于州治所辖区包括两个毗邻的县：闽县和侯官，因此，它所占的人口比例应为这两者之和，即18%，也就是大约60 000户。即便如此，很明显，福州城直属的两县拥有人口数量只略高于其他三个大县：福清（15%）、古田（14%）和长溪（14%）。更重要的是，这三县都距福州治所很远——福清距福州城大约120公里，古田距福州城大约150公里，长溪距福州城大约24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使它们很难整合成一个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而创造的经济优势。这表明福州辖区内或毗邻地区的人口密度非常低。在这一州治辖区内，相当比例的人口可能生活在毗邻的郊区，这也就意味着，福州城内实际居住的人口，可能占不到州总户数60 000户的三分之一，因为三分之一在宋代城市而言将是极高的比例。这样说，福州的城市人口应该不足20 000户。
泉州的模式与福州正好相反。尽管我们无法得到宋朝时期泉州下属各县户数的完整数据，但我们有全州的总户数，以及南宋时期下属七县之中五县的户数。这些数据有助于我们对泉州人口的分布情况做一个大致的估算。1250年，泉州共有255 758户人。1250年修订的地方志中，可能有各县的相关数据，但该地方志已经失佚。然而，清朝中期修订的《惠安县志》、《安溪县志》和《永春县志》，都引用了1250年版地方志中各县的相关数据。以外，清朝修订的《南安县志》提供了一组1126年的数据，而明朝修订的《德化县志》记载了1200年前后的一些数据。从后两组数据我们可以推算1250年该两县的户数。只有晋江和同安的数据我们不能由这些途径获得。但是，《八闽通志》对1490年县这一级的分布情况有一组数字记录，其中有五个县的数据和全州的数据。这些都为我们对剩余两县的数据做合理的猜测提供了可能。州治所在地晋江县和同安县一共占了全州人口总量的44%，而1490年，晋江和同安分别占44%和16%。由于元朝以后，作为商业中心的泉州的全盛时期基本终结，明朝时泉州的海上商业活动无法与宋元时期相提并论，因此，估计1250年晋江县的人口占到44%这样高的比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笔者将44%中最小的可能比例分配给同安，即认为同安只占6%，剩下的38%全归晋江。
如果这个重建不算无稽之谈，那很明显，宋代晚期泉州人口密集分布在作为州治所在地的晋江县和离它只有几公里远的南安县。这两个县的人口占到全州总人口的60%多。这与福州只有18%的比例明显不同，也说明，人口高度密集，共同分享着商业环境和发展机遇。
就具体数字而言，1182年福州府大约有60 000户，而1250年泉州府大约有97 000户，如果把南安包含在内，泉州的户数就高达157 000户。因此，泉州的人口比例比福州高62%，如果算上南安，那就高162%。这两个州人口密集程度的分别相当明显。
为了理解这一现象，笔者假设了泉州和福州两个经济模型，对人口和领土面积相当的州治做一个比较。第一个模型，假设州内大部分人口零散分布在从农村到县城很多较小的居住区域，而在府城和府城辖区，人口并不是很集中。这一假设可能意味着，相对较多的人住在乡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生活必需品的交换也许不少，但所交易商品的数量和市场价值均不会很高。
第二种模型与第一种模型相反：州的人口相对集中在少数几个核心区域，尤其是州城或州城辖区。对这种人口分布模式有两种可能的合理解释：该州相当比例的人口从事非农务职业；该州商业规模远远大于第一种模型中州的商业规模。影响人口密度的因素很多，一个很常见的因素是，在并不肥沃的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并没有良好的回报，这促使更多的人转向非农职业。在众多的非农职业中，商业是向最多人开放的职业选择，无非是规模大小不一而已。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地经济更加稳定，更加趋向于自给自足。与外界的大规模交易并不需要，因此也不被鼓励。相应的，由于商业扩展所导致的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性也就更小。在第二种情况下，由于当地生产的生活必需品无法满足实际需求，就必须大量利用外来财富，以解决由于进口日常生活用品而导致的赤字问题。海外或国内、转运或出口的远途贸易，都成为常用的、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当地经济也就更加开放，更有活力。
在此提出这两种模型，是为了说明福州和泉州的一些情况。州的人口分布在历史人口学上常常能派上用场，但应用州的户口数据时，往往附带一些假设。其中一个假设是，州人口总数所反映的人口增长和经济繁荣程度之间有一定关联。上述有关泉州和福州的论述说明，为了理解州的经济性质，我们可能还得进一步考察州内各县人口分布的模式。
第六节 泉州与闽南的城市人口
州辖区内人口在城区的密集程度可以反映商业在当地经济中的重要程度。虽然我们没有关于宋代泉州城市人口的详细记载，但有两条证据与之相关。在一篇纪念1120年重修城墙的铭文中，时任知州陆守写道：“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南宋后期的一篇骈文记载：“阛阛余十万家。”根据第一条证据，梁庚尧估计南宋时期泉州城市人口在50 000—100 000户。第二条证据可以支持他的观点。
然而，把城墙内的实际面积和人口密度问题也考虑在内，笔者认为，以上较小的那个数据可能更接近事实。假设把1230年新圈进去的南部郊区和东门、东南门外的小片郊区都包含在内，面积最大也就是700公顷（2.7平方英里）。假设总人口数为500 000人（100 000户），则每平方英里居住185 185人；若减半为50 000户时，每平方英里也不下92 593人。据统计，唐朝京都长安和1578年的北京，对应的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英里34 483人和29 149人。与这两个城市相比，即使较小的92 593这个数字也显得过大。因此，比较保险的估计是，该城至多有50 000户或250 000人。即使基于如此保守的估计，13世纪中期时，该县97 000户中将有近一半的人居住在城区，其中大部分居民可能从事非农生产职业。
在宋朝的城市中，在县辖区内像这样高度城市化的状况可能也显得很不寻常。相比之下，前面提到的福州城，我们估计在12世纪末时附州治的闽县和侯官两县，60 000户可能有三分之一居住在福州城。这也就是说，当时福州城只有20 000户。费迈克也发现，在他所研究的宋朝城市中，与州的总人口相比较，州治所附县中人口比例最高的是镇江府。即使在镇江府，也不到40%。而在其他大多数情况下，比例约是10%。这就进一步说明，由于海上经济繁荣发展，泉州的人口密度的确非同一般地高。
第七节 泉州：是商业城市还是行政城市？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泉州的内部整体结构呈现两个明显不同的地区：衙门核心区和商业核心区。前者坐落在内城北部，而后者则坐落在南部郊区。此外，还有两个精英聚居的地区，都坐落在内城之外，沿东西主街走向，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施坚雅提出“双核心”概念，认为精英住宅集中区应与行政核心区重合。尽管上述情形不同于施坚雅的主张，但精英住宅集中区与商业核心区之间却有明显的界限。虽然我们没有掌握人口结构方面的更多资料，但这一特点却与罗兹曼分析的清朝天津城区的情况不谋而合。他简要说明了充当行政核心的内城与充当商业核心的外城地区居住人口之间的差别。至少就社会组成而言，尽管时间前后相差近600年，但两座城市之间还是具有许多饶有趣味的共性。
宋代泉州的情况印证了经济对宋代城市的影响越来越大。南郊商业核心区的出现和繁荣是宋代泉州城市发展最显著的特征，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内陆工业分散可以进一步说明城市的经济基本以商业为导向。然而，尽管经济力量非常重要，但不代表它已经重要到可以压倒政治的力量。正如对泉州城内部结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行政核心区仍然占据着城市的最核心的地带，这也显示出管理机构——衙门集中的原则。靠近衙门的是两个本地精英住宅集中的地区，这不仅反映出衙门在城市整体布局上的主导性和权威性，而且说明它对精英人士选择住宅区的吸引力。相比较而言，商业核心区虽然在经济上异常重要，但却位于边缘地带，在意识形态上也处于从属位置，都坐落在城市的外围。这种不平衡的双核心现象说明，尽管宋朝朝廷已经开始推崇商业，商人与以前朝相比，也享有更高的社会地位，但行政功能仍然在城市生活中起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