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集编村属壶关县第二区，区长是冯广居，其弟叫冯春生。区上工作人员二人，一个是属县牺盟会的叫秦秋文，一个是属县公道团的叫赵世义。区牺盟会秘书叫罗宽众。
五集村的封建势力大，村长又是阎锡山县政府派的。村公道团团长是个老好人。村公所文书叫张家祥，他仗势欺压老百姓，出口就骂，伸手就打，连村警也惧怕他。老百姓更不敢说村长半个“不”字了。
八路军工作队到五集村来开会时，起初老百姓还有些害怕。这时候，村上只有财主、豪绅和头面人物说了算，老百姓没有说话的权利。当动员村民参加抗日救亡团体时，不少人胆怯怕事，没有主动登记参加相应的组织。
八路军工作队住在盐店院，耐心地做动员工作。经过多次宣传抗日政策：政府要没收汉奸的土地、房产和一切财物以充实抗日经费；实行贫穷人家不负担，富裕户“合理负担”的政策；废除封张德善手绘壶关县当时分区图赵景和与妻雷改巧合影于70年代张海松摄于60年代建土地制度，不再按各家地亩的数量摊粮派款；对做小本生意的杂税也要减免等。老百姓听到这样的好事，都是一致的高兴。在散会前，群众都嚷嚷道：抗日八路军和民主政府能这样办事，真是太好了！
会后不几天，区牺盟会工作员秦秋文同志来到村上，动员村民成立农民、青年、妇女等抗日救亡团体，青壮年参加抗日决死队。同时宣讲反对贪官污吏，扫除封建制度。一批热血青年挺身而出，赵景和、张海松比我小一二岁，其中赵景和是中医世家，这时毅然放下研习医道，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积极分子还有水台底村的高玉书、西牢村的秦天才等。
秦秋文同志与抗日宣传队交谈后，就找我谈话，介绍我参加牺盟会，并指定我当五集编村牺盟会秘书。后来区公道团与牺盟会合并后，让我当村主张公道团团长，赵景和担任村牺盟会秘书。他让我们俩人合并工作，张海松同志协助搞组织宣传等。由于这时候公道团的名气很大，秦秋文同志嘱咐我们要利用公道团主张打倒坏人、坏绅的口号，来打击欺压百姓的坏村长，推动抗日救亡工作。
秦秋文同志还要求大家热情支援抗日部队，八路军、中央军来到你们这里时，要帮助他们担水、打柴火、挑煤炭；再一个就是给部队带路，等等。
群众发动起来了，村上出现了抗日救亡的热潮。当时有许多鼓舞人们奋起抗日的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词还记得几句：“抗日已发生，日夜炮火惊，杀声喊连天，冲杀鬼子兵。衣帽饼干送前方……”
五集编村被县上列为执行“切实执行合理负担”工作的开拓点之一。秦秋文同志强调坚决废除按地亩摊粮纳款的封建制度，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口号是“抗日高于一切，有钱出钱，没钱出力。”老百姓从心底拥护这一新政策，都叫它“新法令”。作为公道团团长，我的工作主要是监督村上执行“新法令”。
此前，粮款捐税一直是“按人丁、按地亩的多少来摊派”，再重再多老百姓也得完粮纳税。村上庙寺也有土地，庵庙有地40亩，玉皇庙有30多亩，家族公产为20亩。这些土地不出粮款，应交的数额分摊给村上百姓。村上凡有公共事宜需要分摊钱款时，也是按地亩平分。这年农历四月十九日（5月18日），村民集资到五龙山祈雨，献的祭牲是猪。祭毕回村，神社主持分割祭肉时，有人提出给村长留一份，本家一位长辈也对我讲，要给村长分。作为社首之一的我，说：“祭牲是大家按地亩出的钱，村长不是本村人，这祭肉怕不能给！”
执行合理负担的新政策，具体办法是每村按户数的25%负担，即如有100户，那么75户不负担，即大多数贫困户不负担，而由25户负担，也就是由富裕户负担。各自然村村民各家各户按等次负担，等次分为五个，即：特等、一、二、三、四等。评定等次事宜由编村村长和公道团共同主持，各自然村“村副”（副村长的俗称，实为自然村的村长）参加。评为特等、一、二等户的负担一应粮款，其他三、四等户不负担。
各村在调查摸底家户情况时，许多有钱人认为“新法令”把负担全给他们了，因而抵触情绪很大，要求仍然按各家人口、地亩的多少来摊派粮款和捐税。有的村民也认不清“新法令”的意义，听人家说还按老规矩办也跟着说同意。不少村的村副也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当我们向编村村长反映各村工作迟迟不动时，牛村长讲他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然后说开会研究怎么办吧。
在有14村村副的会议上，有人说：“这个问题咋办要看头脑人。再说，人行旧路，水流旧渠，瞒上不瞒下，咱村还是按地亩起钱，只要把款额筹齐就行了。”大多村副不吭气。文书张家祥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公道团是辅佐村长的，咱们瞒上不瞒下，哪个老百姓敢不出粮纳款？”他还串通各村地主威胁老百姓道：种地不纳粮，良心何在。几个穷人被叫到会上，说：“我种了二亩地，不纳粮是亏良心哩。”
抵制新法令的旧势力确实很大，尤其是要欺下瞒上，坚持封建的按地亩起钱，让老百姓把早已下派的粮款一并交上去。这样做是对抗上面政策和继续压迫老百姓的行为，是不利于抗日救亡的。我在会上坚持说：“现在上面让实行‘新法令’，咱村不能再按地亩派粮款了！”、“公道团办事就要公道。按照县府的规定，该怎么办，村上就应怎么办。”
由于双方意见分歧大，会上争执一气，也没有结果。一次在水台底村开会，妻兄高富魁把我叫出来，说：“胳膊还能拧过大腿？人家让按地亩摊钱粮就按地亩起款吧。老百姓也同意，你不要坚持了。”可我认为合理负担是贯彻《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的好政策。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特等户和一、二等户来负担全村粮款的政策和办法，既解决了抗战经费问题，又便于动员大多数老百姓踊跃参加抗日救亡，我们坚决执行才对。
由于县、区政府督促，五集村的评定工作终于开始了。但是在评等次期间，各村地主老财唯恐给自己评得等次高，就暗地给村干部送银钱。我曾在村公所的会议上公开讲：“有人给我送光洋，我是坚决不要的。”但会后听人议论说村长私下接收了银钱，如果这是真的，那对公正评定等次将是个很大的威胁。
由于情况复杂，我还专程去荫城镇一趟，向申斗金同志请教。他赞同我的想法，并帮我出主意，指出：“合理负担”是政府抗日救亡的新政策，顽固老财们肯定不愿多负担，但他们是不敢明着违抗的。你坚持执行“新法令”是对的，但要把话给大家说清楚，还要多依靠县牺公联委会。
秦秋文同志到县牺公联委会工作后，在一次会议上说，落实“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在许多村的阻力不小。看起来必须从重点打击有意抵制甚至破坏新政策的旧势力入手才行。旧势力的代表人物就是坏村长。什么样行为是坏村长？就是顽固维护旧制度、欺压老百姓的，有贪污受贿等不法行为的，有吃喝嫖赌等劣迹的。总之，让老百姓最气愤的村长就是坏村长。
讨论时，与会的各村代表纷纷发言，说如果按这标准看，他们村作风霸道，依仗权势摊派苛捐杂税的村长就是坏村长。但是，老百姓是口吃黄连，有苦不敢说，有头有脸的人士也都不愿惹事等等。
五集村的村长是不是坏村长，我吃不准，就先反映说，要说最气愤，五集的老百姓对村文书张家祥最气愤。秦秋文同志说，村文书敢打骂老百姓，必定有重用支持他的人。要是把他的后台打倒，他这个随从自然也就倒台了。
在县、区政府的督促下，五集编村落实“合理负担”的评定工作总算完成了第一步。具体评定中，我们按上面的规定和各村的实际，经会议研究，全编村评出二个特等户，其余为一、二、三、四等。评为特等户和一、二等户的都是有地有钱有家产的地主老财。五集村评为特等户的两家、一等户一家、二等户两家。
就在评定期间，好几个村的人说他们村有的富户为把等次定低而给村长送了钱。不久，秦秋文同志到东柏林、百尺、五集各编村视察工作。他听到五集编村村长有收受贿赂的反映后，当即指出这是抵制新法令，吩咐道：“如果事情确凿的话，你们就以村公道团的名义向县上反映他的问题。”我们按照他的意见做了调查，了解到编村下属自然村确实有一些富户、中等户给牛村长送过银元，其中有的是主动的，也有是被迫的。于是我们就把这些情况反映到县牺公会，由于县牺公会不能直接处理，有关人员指点道，如果村长有不法问题，不能光凭口说，要有证据。他建议我们收集村长收受贿赂的证据，还让我与赵景和到县“动委会”，向何绍先主任反映五集编村的这些问题。
不久，何绍先主任来五集村巡视贯彻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情况。他善于体察民情，当了解到村长牛某非但仗势胡吃海喝，欺压百姓，特别是坚持旧规章，庇护富裕户，欺压中等户，收受银洋等实情后，指出这是抗拒“合理负担”政策，他这样做就是对抗“新法令”的坏村长。最后，他问我道：“你有胆气没有？敢不敢打倒牛某某？”我问：“咋样打？是用棍子打？”他笑了笑说：“他有问题要受处罚，但不能用棍子，再说现在也不兴打人了，而是上县里告发他贪污受贿、抗拒新法令的不法行为，由县政府处置。”我回答说：“敢！可我不知怎么个告法呀。”他指出，要打倒贪污的村长，必须搞清事实真相，强调“一定要有手续，人证不抵物证。”然后，他给我、赵景和、张海松三人布置了有关工作，并嘱咐道：“大胆去干，把工作做细。县政府有我们的人，会支持你们的。”
有了县工作员的支持，于是我们以编村公道团名义悄悄地做了一次调查。在大南山、岭西、炭场平、水台底等村先找村副了解情况，然后去找当事人。主动送了钱的特等户或一、二等户和被迫送钱的中等户都承认了事实，也写了证明。具体内容是：“为实行合理负担，废除封建的按人丁地亩收粮纳款，兹证明送给村长计××钱。”我们让本人和村副都按了手印，同时一式两份用长方形的公道团章盖了骑缝章，印章文为“壶关县第二区五集编村主张公道团印”。一共有20多家出具了证明，共计200多块光洋。
到这年收秋时节，正当我们准备有关告状事宜时，村长牛某某和村上旧势力已先下手了。他们在“全泰号”商铺开秘密会策划，要告张德善、赵景和是“坏人”。得知他们的动向后，我与赵景和、张海松认为这是“恶人先告状”。大家商议要加快步伐。告状要写“诉状”，可我与赵景和都写不了，于是，我俩到北阳护村找到当小学教员的张满成。他按我俩讲的事实和提供的有关凭据写了一份状子，以五集编村公道团名义弹劾五集编村村长的问题：坚持按地亩摊派粮款的旧制度，不实行“合理负担”政策，收受贿赂200多块银元等。请求县政府做主，给老百姓一个公道等。
有钱户对自家被评的等次，大多不服气，尤其是我那族长大伯家评为特等户，认为是我陷害他，说他家只能按二等户负担。五集村“悄悄道”女会首因有土地30亩、开着粉坊、还做买卖等，其家被评为二等户，但还是不满，硬说她家只够三、四等。
这样，旧势力就以维护村长为理由，串通各村地主老财上县告我，罪名是“狭隘报复，诬告村长。”一说告状，“悄悄道”会首迫不及待，拿出700文钱雇上人先到壶关县上告：“张德善是坏人”。
与此同时，各村的老百姓也被通知，自备干粮先到东柏林村集合，然后去县城请愿：“挽救好村长牛某某”。那天，14个村的老百姓约有上千人，声势的确很大。后来听东柏林李村长讲，那天把街上卖的吃食都抢光了。
起初，老百姓对上县请愿到底是干啥并不清楚，人家非让去就跟着走吧。开始喊的口号是“扶助好官好绅好人！”“打倒坏官坏绅坏人！”“挽救好村长牛某某！”当到东柏林后看到贴出红绿标语，领头人喊出“打倒五集村坏人张德善、赵景和”的口号时，人们就疑惑起来。他们知道编村牺公联委会是给老百姓办了好事的，觉得张德善、赵景和不像是坏人，因而灰心丧气，中途溜号的愈来愈多，快到黄山村时，路走了一半，但人也跑了多一半。等快到壶关县城时，天已黑了，这时他们只剩下不到200人，分住在东、西、南城关，准备明天到县政府喊冤。
第二天，进城到县府大堂前的，仅有安富等几十人。县长洛洪章亲自出面，讲政府会认真调查审理这桩案子，叫他们回去好好生产。
但是，县政府里仍有阎锡山政权残余官吏，已被地主老财用钱买转，依据所告“狭隘报复诬告村长”的罪名，发出火签传票来五集村抓人。那天班房衙役一个姓秦，一个姓鲍。他们拿着传票把我和赵景和俩人扣了起来。他们抓了我俩，还要我们管饭，当然是要吃好的。可是我们能有什么好饭吃呢？当端来玉米糁子小米饭和浆水菜时，村警一看说：“人家要吃白面哩。”于是家人到全泰号称了二斤面去烙油饼。就这样，秦、鲍还嫌不好，我就说：“你要不吃，那就端回去。”他们一听很是生气，把我们俩用绳索捆起来，锁到大庙的石柱上。我俩被冻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和赵景和二人被用麻绳双十字捆绑着，往县城走。从五集村到县城有50多里路，走了一个多时辰到东柏林时，他二人要吃早饭，让我们出钱。我说：“没有钱！”到黄山村时说该吃午饭了，我们当然不会管饭了。到达壶关县城南关时，他们又以松绑为由索要钱物。当时我与他们已是势不两立，不予答应。他们硬等到天黑才把我俩的绑绳撤去。一进政府大门，就让班房来人把我们关到黑房里。这县衙牢房不但黑，而且潮湿，门上挂了铁锁，还不给饭吃。
我俩被关班房一事，引起很大震动，县牺公联委会遂极力援救。秦秋文同志派两个人说：“押到这里不是个办法，让他们找个铺保，住到外面吧。”于是找来陈盛和（董家坡人，后参加决死队五营）和刘寨村的一个人，把我俩保出来。我们住在南关一个旅店，以候过堂。二区区长冯广居、罗秘书知道五集编村的事情后，即派助理员杜有亮赶到县上看望我们。
五集编村村民要“挽救好村长牛某某”，“打倒坏人张德善、赵景和”，而编村公道团张德善、赵景和要告“村长牛某某贪污受贿”。这场官司风声很大，许多人都到县上旁听。帮我们写状子的张满成也去了。
这时的县政府是国共合作政府，县、区的工作人员（“牺公联委会”干部）对此案作了调查，最后，进行法庭审理。
在法庭上，法官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回答：“我叫张德善。”问：“你与赵景和为什么告牛某某？”答：“牛某某是编村村长，他贪污受贿，抵制‘新法令’。”问：“有什么证据？”我当庭拿出物证，并提供证明人。杨太和（大南山村人）、郭保国（岭西村人）、白狗（西牢村人）、高小妹（水台底村人）、李某某（炭场坪村人）等证人到庭作了证实。
法庭认定牛某贪污事实确凿，县政府决定：将五集编村村长牛某某撤职查办。
贪污村长倒台了，按地亩纳粮款的封建制度被打垮了。村上顺利地执行了“新法令”。县、区领导对五集编村“牺公联委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这场斗争虽然是由我和赵景和同志出头露面的，实际上是在县牺公联委会直接指导下，也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胜利的。
后来，我认识到：这场斗争中，编村各阶层态度面貌有着很大的不同。封建地主、富农、迷信会首，也就是有钱有势的富裕户是反对“新法令”的；中等富裕户左右摇摆，如怕等次评高，就给村长送银钱；大多数贫苦农户坚决拥护“新法令”，如他们知道上县是告维护“新法令”者的真相后，就纷纷溜号了。因此，这场“新法令”战胜旧制度的较量，顺应了广大老百姓的意愿。
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多半年的风风雨雨，既为自己给抗日救亡工作出了一份力而欣慰，同时也反省到当时还是凭着一勇之气做工作，凭直觉看问题，思想上确实不懂得阶级分析，没能自觉地从阶级斗争的高度认识问题。正由于自己没有认识到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革命斗争的警惕性不足，两年后当阎锡山悍然发动“十二月事变”时，我遭到旧势力的报复，吃了大亏。
参加干训班学习班遭遇日寇空袭1938年秋，五集编村要选新村长，村上的豪绅们说：“张安书告倒了牛某某，就让他来当村长。”我以为这是给我出难题，记得当初我父亲去世后，族长大伯曾逼17岁的我当村长的事。
区上领导也想让我当，这是为了搞好全编村的工作。可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青年农民，虽然想给大家办事，但是要担当14个村庄几百户的一切事务，自己还没有行政工作经验。于是，我将自己的想法向县牺公联委会和动委会作了汇报，身兼县干部培训班政治主任的何绍先同志同意我的想法，就开了一张介绍信，让我到壶关县干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