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展开了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我挺身走上解放全中国的战场，甘心情愿接受血与火的考验。
一、挺进豫西
自愿参军，我是真革命土地改革前，我家三口人，有土地八亩三分五厘，土改后被评为中农成分。这时，我在家种地务农，自己的冤屈还没有弄清白仍然受着歧视。正因为如此，这件坏事逼我上了梁山，坚定了我参加解放军的决心。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全面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各民主根据地。8月，上级动员青壮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壶关县民教科科长康沛烈曾宣传和鼓动教职员“要奋发图强，参军参战，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和广大民群众翻身土改果实。”
这时候，我可以说是思绪万千，一是想到我们是解放区，老百姓刚翻身过上安定日子。倘若反动派、蒋匪军卷土重来，那我们还要受苦，革命者还是一死，不如参军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二是想到自己在村上挨整受罪，不知啥时候才能给自己说清楚，不如去当解放军，接受战争的考验。我在与亲人商量后，打定了参军的主意。
我向村干部提出参军意愿，但有人反对，说什么“张安书不能去，他是假参军。”还硬让我到村农会成立的铁业社当铁炉工人。
1947年2月，上级又下达扩军令，动员青壮年参军。这时，我31岁，也在被动员的17岁到35岁青壮年之列。古人云，男子三十而立。我已经过了而立之年，却还是一事无成，有力不能报国，有志不能施展。面临上下有人对我的责难，我想这次一定要走，就是死在战场也比在家挨整受气强。于是积极响应上级关于“坚决打出去，解放全中国”，进行“大反攻”的号召，挺身而出，再次报名参军，表示愿死在战场上，以此来证明我是真革命。同时向村干部表明：“参军后如果我怕苦怕死开了小差，成了‘假参军’，家里有兄弟张安好可代我受处罚。至于在南政府当兵的事，如果查出有危害组织和陷害同志等问题，可以随时让我回来抵命。”
张满堂讲：那年搞冬学，二爸受了大罪。过后他来我家，说：“大哥大嫂，我该怎么办？往哪里去是个活路？”我妈（丁狗英，1914—1981）虽是女流，但很有见识，说：“过去你在外面干事，国民党说你是‘暗八路’，抓了你。你逃出来回到抗日政府，现在有人硬说你是‘国民党’，这是无名罪呀！”于是就出了个外出躲避的主意：“反正你在家也待不住，干脆跑了拉倒！”
不久，上边动员青壮年参军参战打老蒋，二爸找我爸妈商议，说：“我想去当兵！”我妈说：“对，当兵去，兴许有个出路。”当时，我奶奶（王氏，1893—1957年）也在场，她一听就哭起来，说：“当兵就是送命啊。孩子你要一走，可就回不来啦。”但是，二爸的决心很大，说：“回不来就回不来！这回我是非走不行，坚决不在家呆了！”我妈说：“安书兄弟，你要是真能离开五集，就不要再回来，省得在家活受罪！”晚饭时，一人只喝了一碗小米汤，全家人哭了一场。
那天的动员会上，二爸第一个站起来，说：“我要去！”接着主动站起来的有李买栓、张银水等。
对我自愿参军一事，村干部还进行了一番讨论。村长李买栓（1919年10月生于五集村，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8月任村长、五区分委。1949年2月全县选调71名干部，组成支持新区班子，他随军南下福建，后任至顺昌县法院院长）、农会主席张满仓等很为支持，最后研究同意让我报名参军。到流泽区检查身体时，我还向区上领导谈了自己在群众运动中不能虚心对待，后又屈认在南政府公安局当兵是“反革命”的思想包袱，尽管这样，我还是愿意到部队接受锻炼和考验。我的这一思想认识，得到区领导的肯定和鼓励。县上审查时，已担任县武委会主任的杜继周同志与我谈话，让我不要有太多顾虑，至于群众运动中受了些冤屈以后会弄清楚的，勉励我到部队好好干，为人民立功，给家乡争光。
我决心要参军，可家里困难不小，海棠妈这时已有身孕四个月，正是需要亲人照顾的时候，但她很明理。这些年兵荒马乱，我一直在外边跑，她知道我干的事是为了打鬼子和穷人得解放。她一个人在家除了为我担惊受怕外，一旦鬼子扫荡她自己也要东躲西藏。她一手把女儿拉扯大，确实不容易。她跟我这么多年，知道我的脾气倔犟，只要想干的事，谁也拦不住。特别是对我受人家迫害，也知道在村上没有出头之日，于是支持我参军。说到怀着的孩子，她表示不管是男是女，一定抚养成人。特别是我的大嫂丁狗英给我许多鼓励和安慰，并主动承担照顾海棠妈坐月子等，而家里平日生活上有安好兄弟照料，这让我更放心了。再说军属家的农活，上级要求由村上全面照顾，我也少了许多牵挂。
张满堂、张松堂讲：二爸受整前，曾将一卷纸交与我妈保管。斗争会上曾追问过，说是什么反革命证据。我妈在二爸参军时交还给他。后来知道这东西是一册整风学习材料汇编。
二爸参加解放军一年后，捎回来一封信，问候家人。知道他还活着，我妈说：“只要人在，就好。走了就不要回来啦，要不还要受整哩。”二爸是个有命的人，后来还成了英勇杀敌的功臣。
张安胜与妻王海娥合影我参加解放军，是五集张家的光荣，也是紫水王家的光荣。这时的我是啥也不顾了，但亲人们都替我担心，盼望我能活着回来。
新兵到县上集中时，我和张金垒、张银水、张安胜、张安保等七名参军者一起胸戴大红花，五集村的干部群众敲锣打鼓热情欢送，一直送出村口。在欢送的队伍里，我的女儿海棠欢喜跳跃，她妈站在门口目送我们出发。后来还知道我走的那天，我的生母也是倚门而望，遥送儿子远行。
靳春英讲：抗战胜利后为保卫翻身果实，上级来了几次扩军令。动员青壮年参军时，老人们担心孩子去了回不来，许多年轻人也害怕。1947年2月那次召集青壮年在大庙里开会，安书、银水都是自动报了名，最后咱村走了六七个。
陈元富讲：1947年扩军时，区上来人在大庙召集青年人开动员会。有的年轻人不愿去就跑了躲起来。区上在大庙里开会时不让与会的人随便出去。2月走的一批是七个人。9月又动员，我报了名，但检查身体后被挑了出来，没能走成。最后批准走的是整整一个班，有杨白金、杨来则、张喜文、张铜锁、张洛柱、张天保、靳保山等12个人。村上给每人送一条白毛巾，八音会吹打着一直把他们送出村口。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军属都会受到优待。农忙时节，村上派人帮着收种。每年腊月三十日，村干部要慰问烈军属，送春联、挂红灯，这个传统坚持了几十年。
晋南战役首次记功1947年3月，全国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并将重点放在陕甘宁和山东两个解放区。
张金垒摄于50年代太岳军区四纵队的负责人来接新兵，我被编到补充团十八连八班当战士，班长是同村的张金垒，连指导员是秦振德。部队到长子县的大堡头村集中训练时，让我当了司务员，到了翼城后担任副班长。由于我学习认真、工作积极，首次受到补充团党委的表扬和物质奖励。
参军后，部队对新兵进行集训时，给我们发了由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编印的人民解放军《军人手册》。这本小册子封面后两页分别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像，目录列11项：人民解放军的军训；人民解放军的三大任务；人民解放军的宗旨及其各项建设与政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新的工作作风；怎样做思想改造工作；正确的领导方法；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对敌军官兵的两种态度；苏伏洛夫元帅的军事思想语录；军民一家（歌）。计28页。此后，转战千里，行军打仗多年，我一直带在身边，并将它与1944年的整风学习材料合订在一起，珍存至今。
《军人手册》封面3月20日，党中央和毛主席撤出延安。为配合陕北我军作战，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及太岳部队3个旅在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下向晋南守敌发起猛烈反攻。
四五月间，陈赓司令员率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由太行山挺进晋南，向阎锡山军队发起进攻。我们不分昼夜攻击敌人，在翼城、曲沃、闻喜、绛县、夏县连续作战，不到两个月攻克19座县城。紧接着攻打运城，我们部队进抵运城东镇、马家窑。
运城是晋南的重镇，运城盐池有重大的经济价值，山西全省和豫北、陕西广大地区所需的食盐都由这里供应。由于运城城防坚固，敌军为正规军，加上胡宗南由关中抽调部队，于5月10日由韩城东渡黄河进抵运城。陈赓司令员认为决战时机未到，于是果断决策：野战部队撤离运城外围，交地方部队困扰敌人。晋南反攻作战于5月12日结束。战后休整总结，团党委给我记功一次，这是我第一次立功。
6月23日，部队进驻曲沃县杨谈村，总结晋南战役的经验，进行军政整训，准备大反攻。此时，我补到太岳军区独立旅三十四团一营一连当战士，连长是王立田，指导员是李裕厚，营长是姜玉安，教导员是徐肇基。同村的张银水分在二营六连当战士。部队大练兵中，科目是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即挖坑道、修掩蔽部、爆破等。两个月的整训，使部队军事政治素质大为提高。这期间，我们还去运城南边的盐池挑了一回食盐。
正当我们按上级命令作北上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的准备时，这年夏天，部队行动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南下太岳山、王屋山，直奔黄河。
原来是，在刘邓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挺进之时，陈赓司令员赴陕北定边参加中央前委扩大会议。毛主席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决定转入战略进攻，把战争引向蒋管区，为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由陈赓率太岳兵团挺进豫西伏牛山地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
7月下旬，以陈赓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的太岳兵团组建，共计8万人。
太岳军区独立旅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四纵队十二旅，旅长刘金轩（1908—1984，中将。湖南祁阳县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和长征。抗战时期，先后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六九团参谋长、新编第十旅二十八团团长、太岳军区司令员。1947年任十二旅旅长、陕南军区司令员。1949年任十九军军长。1950年至1959年先后任陕西军区司令员、石家庄高级步校校长、六十四军军长。1959年调任铁道兵第一副司令员、党委副书记。1975年任铁道兵顾问），政委李耀。
全军出动前进行了政治整训和军事大练兵。部队开展诉苦教育，激发了广大指战员对阶级敌人的仇恨，认清了革命战士不仅要保卫解放区，而且要解放全中国的阶级弟兄。自从参加解放军以来，我觉得自己的身心真正解放了，自己的思想觉悟在部队不断教育下，有了许多提高，因此，行军再苦也不怕，战斗再惨烈也不畏惧，工作上有使不完的劲。
7月下旬的一天，十二旅召开了“打出去，拉回来”的誓师大会。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讲话动员。全旅指战员精神振奋，“响应党中央毛主席伟大号召‘大反攻’！”“坚决打出去，解放全中国！”口号声此起彼伏，士气十分高昂。
8月12日，按照兵团前委阳城会议所定“强渡黄河，挺进豫西”的军事计划，刘金轩旅长亲率我们三十四团“钢铁营”一营为开路先遣队从杨谈村出发，引导十旅、十一旅、十三旅，经过阳城，翻越太岳山，来到黄河北岸的王屋山一带。
这时，蒋匪军的飞机狂轰滥炸，企图阻止我军的前进。白天走不成，就夜间行军，乘风雨天、云雾天急行军。部队白天休息，派出侦察人员探明前面地形道路，到了傍晚，就出发进军，克服一切困难进逼黄河边。到8月20日，全军控制了郑州至潼关间黄河北岸330里沿线地区，加紧进行强渡黄河的准备。
强渡黄河挺进豫西1947年8月22日夜，适逢农历七月初七，天雨水涨，我军发起渡河作战。23日凌晨，在旅长刘金轩、政委李耀的指挥下，部队由河南济源县小教口渡过黄河。我们乘夜色登上木船，斜顺着滔滔河水，冲破急浪，强渡天险黄河。由于行动隐蔽，动作迅速，我部偷渡一举成功。天还不亮，我们一营抢占了黄河南岸山峦中的一座高山头，拂晓时，我们隐隐约约看到守防黄河的蒋军吹起床号，慢腾腾地集合上早操，真让人好气又好笑。我们笑这帮无用的笨家伙，他们还以为黄河是天然屏障，河防万无一失哩。
8月23日是农历七月初八，是我军胜利渡河的日子。六年后，我才知这一天也是我儿子出生的日子。当时，孩子妈依本家子侄辈是按“堂”字取名，给孩子取名叫“运堂”。1956年，她们母子迁移宝鸡后，孩子转学到神武路小学时，我以他姐姐名叫“海棠”，给他改名叫“润棠”。
渡河成功后，我们即突入敌区纵深，东进直抵洛阳城郊。面对我军攻势，蒋介石急忙将被派西援的敌军同洛阳守军组成第5兵团，后又组成陕东兵团，企图从东、西两面夹击我军。陈赓司令员根据毛主席、中央前委的决定，把进军鄂陕的艰巨任务交给四纵十二旅及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八军十七师，要求进入鄂陕地区死死拖住胡宗南的主力，把其进犯陕北和豫西的兵力吸引到陕南、鄂西北，以减轻敌军对陕北和豫西的压力，并迅速打开局面，开辟鄂陕根据地。
我军进抵河南省新安县境，休息两三天后，刘旅长即率我们“钢铁营”向西进发。9月1日，部队越过陇海铁路南下，攻下洛宁、长水后即昼夜兼程，冒雨急行军。经过九岭十八盘大山，直奔豫西重镇卢氏县城，于9月3日完成对卢氏县城的包围。
卢氏县城是地扼秦岭、伏牛山脊峰的豫陕咽喉，城墙又高又厚，修有明碉暗堡，城壕既深又宽，并架有铁丝网。壕外边还有围墙和鹿砦，加上城内除保安团、自卫队外，新增国民党三十六师的一个营，攻城难度很大。但是部队情绪高昂，决心打好这场攻坚战。旅首长亲临前线，部署强攻。三十五团在城北阻击敌人援军，三十六团从北门攻城，我们三十四团攻打西门。
9月10日，夜幕降临时，总攻的战斗打响。我三十四团首先攻入城内，三十六团也随即突入，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巷战，全歼国民党守军1000多人，一举解放了卢氏县。至此我军已深入敌统治区300里。
我部进入伏牛山地区时，正是雨季，山路泥泞，行军中战士们一不小心就滑倒在泥水里。长途跋涉已很艰难，吃饭又成了大问题。生火时，柴火湿点不着，加之粮食又不足，饥饿缠身成了常事。这还不算，胡宗南的整编六十五师紧追着十二旅不放，前堵后击。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能与装备精良、衣暖肚饱的敌人硬拼的，只得与之灵活周旋。行军作战的艰苦和生活的极度疲困，一些意志薄弱的战士开了小差。
正当我们缺衣少粮、减员严重时，晋东南老根据地的支前大队来了。不但送来了棉衣，也输送了一批新战士，振奋了部队的士气。第7支队队长是壶关县武委会主任杜继周同志。他率领全县900多名干部、民兵、医生来到豫西战场，其中有200人补充到部队。我们连队接收的85名新战士中有壶关县籍的10人。
解放卢氏后，为了保存实力，迎接更艰苦的战斗，十二旅在五里川进行休整。9月下旬，旅首长传达了党中央和陈赓司令员“一定要坚持陕南斗争”的指示，以及对十二旅将面临胡宗南兵压陕南、鄂北，斗争环境将会极端艰苦的形势，必须做好长期艰苦斗争打算的叮嘱。刘金轩旅长代表全旅表了决心：“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坚持陕南斗争，牵制胡宗南兵力，以减轻其对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军事压力。”
经过休整，指战员不但恢复了体力，而且通过军事训练，个人技能和连排战斗力都大大提高。尤其是政治和文化学习使战士们的阶级意识迅速觉醒，为新中国而战斗献身的革命人生观进一步树立了。五里川休整后，我担任班长。
我军乘胜进军陕南，9月28日一举解放商南县城、豫鄂陕咽喉——荆紫关和西荆公路上的重镇龙驹寨（今丹凤县城）。十二旅与三十八军第十七师会师后，部队首长研究统一指挥、协同作战，决定两支部队以丹江为界，十二旅向丹江以南、鄂西北一带发展，创建根据地，相机歼敌；十七师在丹江以北，牵制敌人，协助陕南工委建立根据地。
按照旅首长指示，我们三十四团为左路，向鄂西北进军。10月1日，敌六十五师沿西荆公路向龙驹寨一带进犯。这时连日降大雨，丹江水位暴涨，十二旅向南渡丹江受阻，随即决定由十七师阻击牵制敌人，十二旅向东转至卢氏县境五里川、朱阳关地区休整待命。11月3日，十二旅分兵3路从五里川出发向东南疾进，连破朱阳关、荆紫关，于11月10日顺利渡过丹江。12日，三十四团解放了山阳县重镇漫川关和郧西重镇上津。部队驻守上店子休整时，我任连队代理文化教员。部队开展评功，我再一次受到团党委批准记功和表彰奖励。
随后，我团向东推进，于11月16日凌晨攻夺湖北土门镇，一举占领郧西县城，守敌向山内逃窜。解放郧西县后，三十四团政治处主任邵康担任新成立的县民主政府县长。
山阳、镇安和郧西这三座县城被打下后，我军站住了脚跟，初步打开了局面。为了在鄂陕交界建立根据地，12月21日，旅党委依据各方情报，决定在阳历年即1948年元旦前突袭郧县县城。这座县城曾是古郧阳府治所在地。
为了麻痹迷惑敌人，我们在郧西结扎彩门，敲锣打鼓，买肉购菜，张罗过年的东西。29日傍晚，部队分两路从郧西出发，30日拂晓，三十四团二营、三营向盘踞在郧县老君殿的保安团发起攻击，在三十六团配合下经曲远河、马场关、小河西、榆树林进抵城北时，敌人乱放一阵枪，就渡过汉江南逃。下午3时30分，我军兵不血刃解放了郧县县城。
到12月底止，十二旅和十七师先后解放陕鄂边10余座重要城镇，人口百余万，控制了3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建立了6个县民主政府和6个独立营（县大队），基本控制了鄂陕边大部分地区，实现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协助陕甘宁击破胡宗南系统”，“协助刘邓大军经略中原”，“在鄂陕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