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西山种地，快要收秋的时候，一天，武工队王政委派人来找我，让我到魏家岭村，并嘱咐晚上去。当天傍晚，我先赶到水台底村，住在海棠大舅高拴魁家。一更天时，我对他说：“我出去一下，万一有人问，就说我回五集村了。”二更天时，我走小路，经高家垴沿着山路向北走，但走到闲阳河村时，迷了路。
这里是一大片高粱地，地后岸是一片坟地，我走了一圈又一圈，就是走不出去。后到鸡叫时，才猛然醒悟，看清地貌后，即刻从南山上下去，经岭南底村来到魏家岭村。村边有警备队哨兵。我绕过哨兵，直奔魏书则家。我先到他家门外的茅厕蹲起来，快天明时，魏书则上厕，见有人就问：“是谁？”回答：“我是五集张安书。王政委让我来找你。”他即领我到绰号叫“黑掌柜”的家。当时，八路军武工队到敌占区都住在拥护抗日的有钱人家，这样会更安全一些。区长杜继周在那里，他问过近来生活情况后，道：“你在这里有没有亲戚？”我说：“我生母的大妹家在这儿。”他说：“你到你大姨家商量一下，以她家作为一个秘密联络点，与魏书则、北岭村的某某联系。你的下一步工作，由已转移到流泽村的王政委具体布置。”
我当天经岭南底村翻过一道山岭向南走，路过西王宅村来到流泽村。王政委说：“我们这儿使用的是日本币。给你些钱，可贩些货物到长治的荫城、西火、横河、上下河南等村镇了解敌占区的情况。”
接受了任务后，我就与堂弟张藏好，先去荫城镇买了缸、盆、衣服、玩具等，分别担上和背上，在荫城附近的村镇转悠。过上几天就去流泽街一趟，趁机把了解到的有关情况报告王政委。后来，他指示说：“你能否在敌占区搞个固定的联系点。”我告诉道：“东火村张孝臣的母亲是紫水村人，是我的姨妈，人很可靠。”王政委同意建立这个秘密联络点。他又嘱咐道：“万一你被敌人抓住，就说是王某某的亲戚，以便及时营救。”
此后，通过这个联系点传递的情报就多了。联系中，一个是郭家驼村姓曹的，他哥是掌鞋的，实际是我们的联络点。还有大井村的李金狗，他是村副。他于1937年到1938年，在编村工作时曾受人迫害，八路军过来后才出了头。他的情况我在县民运科时曾去了解过。后来，我与杜继周同志在北岭村、瓜掌村还见过面，汇报了有关情况。
到1943年底，日军已再无力对太行山等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根据地的困难局面得到扭转。
1944年1月，流泽区的九学区校长王爱群到水台底村，经与教员高士魁交谈，决定让我当五集村学校的义务教员，吃饭在村民家吃派饭。王爱群校长此前在抗日根据地店上镇工作。
这时五集村作为抗日区政府的行政村，下辖五集、紫水、水台底和柴家沟四个自然村，村长是秦福和，村公所设在水台底村。村办学校也设在水台底村，四个自然村的学生有四五十个。我当教员时，张二富是村上的民政干事，管教育。当时实行供给制，我的薪水是每月二斗半小米。这样不但解决了我和家庭的生活问题，又能以教员的身份为掩护，继续探听敌情，向区上反映边缘地区敌人动静的情报。从此，我的身份也公开了。
王振虎（73岁）叔父讲：我哥在水台底村教书时，学校设高宝柱家的南屋。我和海棠还在那里上了几个月学。学生是每天早饭后去学校，带上点干粮也就是炒几把黄豆或玉茭豆作午饭。当时上学没有课本，老师写上几个字，教学生认、写、背。我们没有纸，也只能用石笔在瓦片上学写字。下午，对上午教的字会背会写后才让回家。我人笨，背不会书时，他就吓唬我。
王宝山讲：小时候，反反乱乱，念不上什么书，我也只在水台底上过几个月学。
张贵喜（76岁）讲：安书在水台底教书时，我和满堂、振忠等也在那里上过学。
我在外工作的这些年，家里的妻子、女儿和兄弟安好、弟媳仁芝一直在一个锅里吃饭。这年春节过后，兄弟安好重新成家后单独过活，但是没有正式分家。
九学区改为十学区后，仍归流泽区管，王奎则担任学区校长。
随着根据地不断扩大，群众抗日热情迅速高涨。上级为了进一步鼓舞斗志，瓦解敌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除在军事上积极打击敌伪外，还大力开展政治攻势。
我白天当教员，晚上要和联防民兵深入敌占区，书写争取伪军投诚的标语。有一次，我一个人趁天黑到敌占区的据点刷写标语，天明往出走时，被抓了民伕。幸亏村维持会有我们的人，偷偷用另一人顶了数，我才跑了出来。
1944年秋，我们这些教员在协助训练民兵的同时，召开座谈会，发动基层干部，宣传教育群众，讲解当前形势：“今冬明春，德国希特勒就要完蛋，小日本也长不了啦。”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解放壶关城和上党中心城——潞安府”，鼓动青壮年支前参战。在我们动员群众参加到抗日的行列时，我们刷写了许多标语，记得的有“一切为了群众”、“要做到群众的自愿”等。
同志们知道我在阎匪法庭是“硬骨头”1944年秋的8月29日至9月28日，壶关县抗日民主政府举办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学习会。此时，县政府设在壶关县与平顺县交界的安口村天主堂。按通知精神，我在边缘区动员了大南山村郭根藏、王好则、岭西村郭长好、东牢村秦天红（他哥秦天才当时是村公道团团长）等青壮年七人一起到安口参加学习会。这几个年轻人学习完后，分配到百尺第十学区担任了教员工作。
报到时，我遇见县长侯国英，他问我是哪里人，回答是五集村人。侯县长说他是西火镇桥头村人，因此，我们认了乡亲。
这次学习会的负责人是县建设科科长赵军（1918—2003，山西五台县人。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大宁县牺盟会特派员、太行四专署民政科长、壶关县第三区区长、县政府建设科长等。1945年10月后任潞城、平顺县县长，长治地委秘书长、宣传部副部长；1952年至1978年先后在长治市、内蒙乌兰察布盟、包头钢铁公司担任主要领导；1979年后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副省长兼运城地委书记、省政府顾问兼省计生委主任；1985年1月离休），还有县教育科科长康沛烈同志，听说他现在在潞城。参加学习的学员有劳动模范、义务教员、敌占区游击区的青年人以及地方工作人员。在这里，我见到不少熟人。鲍金水是杜家岩村人，1937年到1938年任民运工作队的副队长，还有其堂弟鲍金鱼以及张绍德同志等。我村原白水寺沟学堂的老师马锡启也来了，他在敌占区搞地下工作。还有个叫郭保金的，他曾以制作50支一包的土纸烟巻为掩护在南政府公安局做地下工作。学员共计184人，经过民主讨论，选鲍金水为大队长，我为副大队长。学员划分为4个排12个班24个组。每排40多人，分小组学习讨论。在学习期间，大家知道了我被阎匪抓捕后受严刑而不屈的事迹。
学习会结束时，赵军同志给在劳模、先进工作者和敌占区工作出色的同志发了奖品，每人一条白毛巾。这在当时是很珍贵和荣耀的。
学习会结束后，9月29日，区上正式安排我的工作，公开身份是到水台底学校当教员，实际任务是搜集敌占区的日伪情报，和民兵一起在敌人出发前于路上埋设地雷，打麻雀战，使他们不敢轻易下乡。同时夜晚深入敌占区刷写标语，鼓动皇协军士兵认清形势适时反正，投入抗日行列。
1945年2月即农历腊月，壶关县二、三区解放了，壶关县抗日民主政府由山里的安口、盘马池村转移到山外三区的大井村。由于我们积极地宣传动员，边缘区的群众已动员起来，青年人踊跃准备支前，同时开展斗争地主收缴粮油活动，迎接抗战的胜利。
这时候，流泽区以及五集村仍为抗日民主政权的边缘区，驻有联防民兵和地方部队（长江支队），而壶关县城以及长治县荫城镇仍被日伪军占领着，并不时到附近村庄抓人抢东西。
陈元富讲：当时，五集村民兵为了及时掌握荫城鬼子的情况，就在五集西边的断炉村锅窑上，设了游动哨。一旦发现荫城的老皇有动静，就跑回村报信。那一天，我六叔陈法和与和同垒值班，他们想去荫城近处观察敌情，于是就向西走，刚过东庄那个拐弯处，日本鬼子迎面而来，他俩措手不及。鬼子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手榴弹，当场用刺刀把他俩挑死了。
张李堂讲：他俩牺牲的具体地方在西庄，当时村里的人都听到死者的疼痛叫喊声，谁也不敢出来看。陈法和被砍了头，和同垒被刺刀捅死。过后，看到和同垒的双手把地皮抓了个深坑，他是疼死的啊！后来是村上石全宝等民兵偷偷把他们抬回来。他们是抗日烈士，村上和县烈士纪念碑上都有他们的姓名。
那年3月，村上石全宝和路王锁等13个人被日本人捉去了，关在一间房子里。石全宝是石匠，他摸索到一个铁勺把，于是偷偷顺着砖缝剔挖，到半夜时终于挖开一个小口，抽去砖头成一个大洞后，他们全都逃出来了。
农历正月十三（2月25日），校长王奎则通知我到县上参加整风学习会。十六、十七两天，来到大井村报到的有三个区（一区即安口区，二区即流泽区，三区为大井区）的七八十名教员。县长侯国英、教育科长康沛烈召集全县教员和义务教员整风学习会。在整风班里，各级领导干部首先认真检查自己存在的“三风”不正问题和现实工作中出现的偏差，然后，让大家开展讨论，进行评议，在争论中明辨是非，从思想上和理论上加以提高。
学习期间，三区李区长送给我一本学习材料。这本小册子为64开本，用麻纸印刷，封面封底已散失，现存126页。这18篇文章是：思想方法上的革命——黎平；反对主观主义——艾思奇；主观主义的来源——艾思奇；教条和裤子——艾思奇；整顿“学风”“党风”“文风”——解放日报社论；宣布党八股的死刑——解放日报社论；自我批评从何着手；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教育上的革命；加强地方在职干部教育；为什么在职干部教育摆在第一位？——解放日报社论；要清算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罗迈；业务教育和政治教育；县级干部学习制当真建立不起来吗？——解放日报社论；党的决定行动的方针——解放日报社论；怎样研究中宣部4月3号决定——康生同志4月18号在延安干部学习动员报告大纲的一部分；不要误解“实事求是”；一定要学习22个文件。
《整风学习材料》
首页“思想方法上的革命”《整风学习材料》49页。
“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回到村上后，我把这册珍贵的《整风学习材料》，交给大嫂丁狗英收藏。第二年，我参军临行前，大嫂完整地还给我。此后行军打仗多次精简行装，但我都没有舍弃。
这次整风学习转入审查干部阶段后，对象主要是个别校长的问题，大会很严肃，批评斗争很激烈。我是一般干部，但在小组会上，也主动将自己曾被捕坐牢到被扣留“当兵”，最后脱险的经过，向领导和同志们做了详细交代和深刻认识。此前，我的情况许多同志早已了解，知道我在阎匪法庭上是“硬骨头”，也理解在南政府“当兵”是身不由己，对我能乘机逃走，重回八路抗日队伍还给予了赞赏。县上领导和整风学习班会负责同志都没有说我有什么问题。
在学习期间，我曾提出自己的组织关系问题。可是申斗金、马千里同志牺牲了，秦秋稳、何绍先、车敏等同志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这事也只得放下了。
学习会开了20多天。会上，领导讲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告诉大家：县政府要从大井挪到长林行政村所属东掌、瓜掌村，就要解放壶关县城了，让大家作好进城的准备。
“你干脆到地南头村当教员去吧！”1945年农历二月十二日（3月25日）整风学习会结束，分配义务教员的工作时，赵军科长让我仍然在水台底村学校当教员，十学区校长王奎则调到东柏林村工作。我于当天回到水台底村。这时的五集行政村村长是魏富科。
水台底村在五集村东，相距三里路，荫城的敌人也是说来就到。尽管村上民兵在天黑后于村口要道就布上了地雷，但青年人一般都不在家里住，而到村外找地方睡觉。
这天晚上我与高栓魁、高富魁、高士魁等住在村南的小岭山煤窑庵棚。半夜看到五集村有火光，似乎有人上下村头跑。第二天早饭时，有五集村人到水台底村上说昨夜村里老皇来抢粮。
对五集村发生的“敌人抢粮”事件，区上和村公所干部很是怀疑，曾在高家垴庙上研究过。2月19日是水台底村庙会，五集村两个干部见到我后一反常态地热情问候，并一再让我回家看看，说村上有事要商量。当晚我回到家，问海棠妈：“听说前几天敌人来村上抢粮，抢咱家的甚啦？”她惊讶地说：“那天半夜光听街上有一阵子吆喝和砸门声，实际上老皇没有来抢啊。”我一听心中就有了疑问。夜深了，我要到山上找地方睡觉，她讲：“到家住吧，不用怕。人家硬让交了二斗维持米，还不让我告诉你。”哦！原来这些人是在暗中给鬼子搞维持。他们欺哄强迫老百姓交粮食，集中到大庙里，好让荫城的老皇来“抢”，蓄意把“暗送”制造个“明抢”事件。后来得知他们中有的人早与已搞维持的西火镇、赵家庄有来往。有一个人的亲戚就是荫城镇的维持会长。
第二天一早，我到尚文科家，想多了解村上的有关情况时，村干部已召集群众到盐店院开会，并派人找我去参加。只听他们讲：村长魏富科生活作风不好，假借收案板到村民家，调戏妇女，引起群众不满，议论说：“抗日民主政府的村长，应该是正派人”等。咱村要到流泽区去告状等等。
他们所说的这些情况我并不清楚，可非要我当场表态同意，看到群情激奋，我只得附和，但我还是说：“如果魏富科真有问题，他就在水台底村住，可以向他当面提出来。”但是，他们执意要去区上告状，并威胁说谁敢泄密就打死他。后来有人提出让我出头告，这我不能答应。中午时，我提前退了场，返回水台底学校。我本想到区上报告这一情况，但是又怕村上人知道后报复，自己非但活不成，家里人也要跟着遭殃。可是不去吧，又不妥，真让人左右为难呀。
这天下午，村上群众就到流泽区告状了。当晚下了一场大雪，22日天晴后，告状的人们才回来。
五集村刚发生老皇假抢粮事件，紧接着又出现村民告村长，事情一下搅乱了。区上干部对此事的看法不一，结果不了了之。这时，流泽区区长姓庞，原区长杜继周调县政府担任武委会主任。区政府工作员一个叫焦保国，另一位叫田夫。
五集村策划告状的人看告不倒魏村长，就推卸起责任来，竟然倒转口说是我挑起群众告村长的。这让魏富科怀疑是我主谋的，区上有人也认为后台是我。
焦保国来五集村调查，听信一面之词，把我叫到盐店院，问：“你是不是说过‘魏富科作风不好，应该打倒’的话？”回答：“我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他武断地说：“别人都讲是你说的。你是南政府过来的，这事肯定是你挑起来的。”他硬把罪名推到我头上。看我不服，就嚷道：“张安书，你打倒过村长牛某某，今天又想打倒村长魏富科，现在先把你打倒。”有了上面人撑腰，当初的谋划人一哄而上当即把我拉到东殿即冬学所在开斗争会，并指派人上手打我。斗争会完了，把我关起来，吃饭时也不让我回家。
当时在斗争我时，许多乡亲不相信焦保国说的话。有的因为讲了句同情的话，立即遭到殴打。张成明的孩子万有说了句：“安书不是那样人，他是暗八路。”也以包庇我而被打了一顿。
被人栽赃，又为他人背了黑锅，我实在气愤不过，很想把他们搞“暗维持”的事揭露出来。但这次闹事造成五集村好人坏人不分，区上干部对五集村的问题感到十分棘手，意见也不一致。有同志想把问题弄清楚，但又担心会像以前被村上坏人利用。几天后，田夫同志通知说：“张德善，你干脆到地南头村当教员去吧！”
事情到了这一地步，我想揭发问题的念头也就搁置下来。后来，我参军离开家乡前，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向县政府作了反映。五集村搞“暗维持”的事终究是纸里包不住火。解放后，人民政府调查清楚事实真相后，惩治了有关搞“暗维持”的汉奸分子。
带领民兵支前参加上党战役农历二月二十八日，我离开了水台底村，来到地南头村学校任教。我的实际任务仍然是搜集敌占区情报。地南头村学校的学生来自葫芦沟、东坡、南村、曹家沟、西岭上和地南头等六个自然村。我一个人要教137个学生。此前的教员是东柏林村的李玉书。
地南头村和五集村这一带属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的交界地。这时已是抗战后期，但日本鬼子仍在做垂死的挣扎，不时下乡抢掠粮食牲畜和抓捕抗日积极分子。
地南头村学校旧址有一天，日本鬼子突然来到地南头，眼看就要包围学校。我急忙把学生叫到一起，告诉他们道：“日本鬼子抓的是大人，你们小孩子不要怕。你们掩护我逃出去。”于是学生们一起往出走，我低头猫腰藏在他们中间，顺着河道跑到了东坡村，钻入早已挖好的地洞。一进洞，拉一拉洞口的板子，一堆土塌下来，把洞口堵住了，外人不会发觉这里有地洞。
后来，为了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我采取了一些措施：一是让学生在村口轮流站岗放哨，二是在山顶竖起消息树。这批学生对我的工作起了帮助作用，其中的李聚保后来当了学校校长，秦劳则当了教员（岭西村人，现在长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