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否存在一个学派建立的问题？全球化，与这一概念所标示的某种普泛性的指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恰恰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文化的多样化与自主性得到了新的重视，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并没有如经济形态或者某些生活形态一样“趋同”了，“一体”了；相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必须在社会生活步向“一体”的时代保留我们自己的个性，文化的个性不必也不应该没有原则地“与时俱进”，甚至说，以保留我们文化自主性的方式反拔那种潮流般泯灭个性的社会经济趋势，正是知识分子人文理性的真切表现。
“全球化”时代同时也就是文化个性的再觉醒时代。作为来自巴蜀之地的学人，我理所当然关心“巴蜀学派”的问题。
巴蜀学派问题是随着所谓的“全球化”时代的出现而被人意识到的。是自我的文化觉醒意识给了我们冲破文化等级意识，寻找和建立文化多样性的勇气。
中国传统文化承受政治上中央集权的体制，也表现为主流文化在区域分布上的文化等级现象，也就是说，不同的区域并没有文化观念上的平等权力，而是所有的“地方”都无条件地拱卫和服从着“中央”，以京城为中心的文化理所当然地具有更高的文化支配权与发言权，京城拥有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数量最密集的知识分子，而他们专断着中国文化的解释权、主导权。进入近现代社会以后，文化发展的资源开始改变了方向，域外文化成为了新的文化发展的动力，这对传统文化的格局无疑是重大的挑战。不过，域外的资源归根结底也必须通过国内自身的文化基础来加以吸纳、消化和散播。而在中国，这样的“基础”本身却不是平均的，传统等级文化的高端依然占据了最主要的文化资源，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极少数政治中心城市依然把握着文化的主导权，只不过它可能已经由传统文化的传播者变身而成了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当然，唯一的中心也可能产生某些调整，比如由单一的京城如北京这样的城市演变为双中心如增加了最接近西方文明登陆地的上海，不过，这并不足以从总体上改变中国文化中心单一、等级森严的基本状态，广大的其他地区的文化创造力和表达力都还被各种力量束缚着。
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应该说为各个地域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机会，而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是自我意识的发展，文化则是自我意识创造和追求的结果，就像市场经济这一只“看不见的手”重新实现了对社会秩序的平衡一样，改革开放带给中国各区域的发展机会也不断增长着各自的生存体验与文化需要，这是中国区域文化主动生长的新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从本质上讲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通过当下的文学自我表述的一种方式，当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将我们各自的独特人生与独特文化理念推举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位，那么我们就会自然产生摆脱单一文化的中心话语，寻找自我语汇的强烈愿望，正是这样的愿望首先推动我们“发现”了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的区域个性，我们会自觉地借助这样的个性来抵消文化的绝对中心话语。
19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整体启蒙”的阶段，而启蒙的基本思想资源还在大洋彼岸的西方，所以那个时候，单一的中心话语依旧支配着文学研究事业的基本格局，北京与上海以自己独特的“双城记”引导着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主潮，其他所有的中国区域几乎都在转述和重复着这两个城市的话题与思路。
情况的改变发生在1990年代，以后一直持续不断。这自然可以直接追溯到1990年1以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的发展改变了文学的传播，也改变了所有文化信息的来源方式与传播方式，各种传播方式的崛起尤其是国际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使得空间分割的概念从根本上得以改变，少数城市再也不可能凭借行政中心的优势绝对拥有传播的权威，更多的平等分享信息的机会和权利在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可能。过去那种因为信息来源的有限而形成的知识的神秘性消失了，经营方式的改革让许多地方的出版机构获得了面对世界的机会，新的发行方式、组稿方式与工作室的新的策划方式让“创意”而不是出版机构的“级别”成为了文化传播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不同地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令人才的广泛流动变得更加的必要和容易，北京与上海都不再是吸引人才的唯一地区，更多的地区包括西部地区也拥有了自己的某些生存“优势”，这有利于重新汇聚人才，汇集文学研究的新的力量，并最终改变知识分子聚集的地区格局。
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例，正是在1990年以后，我们知道，先是有山东地区、南京地区和苏州地区，后有广东地区的现代文学研究渐成气候，其队伍整齐，研究方向形成特色，在国内学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以上地区先后拥有了博士授予权，获得了自主培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高级人才的平台，由此带来的学术经费的投入无疑为更多的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也为稳定和凝聚人才提供了可能，同时，以上地区的出版传播事业都比较发达，能够为新的学术的发言创造基本的条件。我认为，未来中国现代文学区域性研究个体将可能在以上地区首先得以表现，所谓区域性的学派也将由此诞生。
同样，以成渝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也在1990年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都和重庆的出版传播业在最近一些年同样获得了较大的发展，重庆出版社的壮大发展直接与现代文学密切相关——几套在国内颇有影响的大型丛书如“中国大后方文学书系”“解放区文学书系”“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丛”都直接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和方法有关，而成都的四川人民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巴蜀书社、四川大学出版社等更是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作家原著的发掘与出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建设工作。在这里，中国现代文学之精神火炬始终不熄，温暖着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这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事业在本区域持续发展的坚强动力。
不仅如此，巴蜀地区中国现代文学学术个性的形成还有着它深厚的文化基础。
首先是巴蜀地区具有深远的文化独立发展的基因。中原文化对巴蜀地区进行征服、同化后，站在中原文化的立场上曾经对巴蜀文化多有误解，如断然认为这里属于没有文明的“西僻之国”。其实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形态本身有很大差异，曾经有着独立的文化模式。今天的考古已经发现了大量三星堆、金沙等殷商时代的文物，其工艺相当高超，文化形态独特，完全与我们熟悉的中原文化不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巴蜀文化其原初的形态就是与中原文化并驾齐驱的。古代巴蜀人很早就使用一种特殊的表意符号，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石边璋和成都十二桥遗址陶纺轮上的一些刻划符号，可能具有表意文字的某种功能，它与战国时期巴蜀青铜器上的图语和文字有某种渊源关系，是同中原的殷周甲骨文和金文都不同体系的另一种表意符号或文字。据说今天已经发现的巴蜀图语的单体符文就有150余个，成组的有一定意义排列组合的更达200余个。虽未破解，但表明它有相当发达的文明。到秦汉，就是在汇入中原文化之后，巴蜀地区的文化也长期繁荣昌盛，所谓“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两汉时期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是齐鲁、关中、成都及东南昊会四大地区，巴蜀是其中之一。蜀学可与齐鲁学派并驾齐驱，也是最早以地域命名的学派之一。
其次是现代中国文学在巴蜀地区也有着独特的遗产，值得我们用自己的视角与立场去总结、阐述。从近代到当代，巴蜀地区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了数量巨大的作家群，据笔者根据目前出版的作家辞典统计，本地区20世纪所拥有的作家数量在国内一直可以排列到前三位，而传统的现代中国作家的座次排列（所谓“鲁郭茅巴老曹”）中巴蜀地区就占据了两位，自然座次也可能会调整，但即便按照新的文学艺术标准，像李劫人这样的作家又可以重新进入到“大师”的行列当中了。更有甚者，在抗战时期，以巴蜀地区为中心的“大后方”事实上一度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中心地区，取得了与20年代的北京、30年代的上海相类似的地位，当然这并非本地区社会经济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抗战将几乎整个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资源“空降”到了这里，但不管怎么说，既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已经在这里书写，那么巴蜀区域文化就注定会就此投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就此也被注入了巴蜀的基因。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区域的许多文学与文化资源有许多并没有获得我们独特视野的深入发掘，而且这些资源放在一般的大中华视野中，常常又处于被忽视被淹没的状态。只有独特的巴蜀文化的视野才能够在对巴蜀区域的文化现象的深刻体验的基础上产生新的观察角度。例如郭沫若、巴金文化精神状态，在一般大中华的文化视野中不可能完全呈现出来，一旦结合巴蜀文化，我们就可能有多重认识和把握，如郭沫若的狂放，巴金的真率，等等。有一些文学现象不借助巴蜀视野则可能被完全忽略，如近代作家叶伯和的新诗创作几乎与胡适同时，他曾经留学日本，回国后组织了四川第一文学社团——草堂文学社，创办了文学杂志《草堂》，因为后来难以为继，才逐渐丧失了影响。如果将叶伯和及其文学社的命运放在巴蜀文化的意义上加以考察，那么可谓是意味无穷：为什么一个最早创作白话诗的人却长期被人忽略？这里难道不是“中心”文化形态对于其他区域的挤压吗？同样，为什么同样的新文学杂志，在四川地区的发展就如此的艰难，这里也存在一个必须由区域文化来加以检讨的东西。
再次是巴蜀地区也有着比较深厚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基础。重庆与成都都聚集了一批有自己独到研究思路和方向的现代文学批评家，四川大学是中国新时期最早招收现代文学硕士的单位，其巴金研究、李劫人研究、郭沫若研究及中外文学比较研究等在国内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今天还编辑出版有《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学术丛刊，这是国内继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论丛》之外的又一种专门以中国现代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连续性学术出版物，在国内学界已经产生较大影响。重庆西南大学的中国诗歌研究也一直在国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近年来，乐山师范学院的郭沫若研究，涪陵师范学院的重庆文学史研究，重庆师范大学的抗战文学研究，南西华师范大学的现代歌词研究、文学思潮研究，成都四川师范大学的现代诗学研究、茅盾研究等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学术影响，并通过适当的方式加强了学术追求的整合，逐渐形成了有地区个性的学术风尚。
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巴蜀学派会形成自己怎样的态势呢？我以为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东西可以成为我们自觉的追求：
一是清理和整合现有的学术资源，成为中国现代巴蜀作家研究的主要力量。要充分利用我们已有的学术研究基础，进一步扩大我们对本土作家的研究范围，逐渐利用各种平台，建立各种形式的研究中心和基地，设立各种课题，吸引更多的学人自觉投身其中。目前，乐山师范学院已经拥有了四川省教育厅重点研究基地——郭沫若研究中心，为广大学者提供郭沫若研究课题，有效地推进着郭沫若的研究。这是巴蜀地区唯一一个四川文学的专门研究基地。当然，我们还需要更多这样的研究中心，因此，建议四川师范大学的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宜宾学院的四川思想家中心应更加关注四川现代文学的研究，为区域学术个性的形成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重庆师范大学的抗战文化研究中心、西南大学的中国新诗研究中心也应进一步加强对本区域文学现象的自觉关注。作为西南地区的学术龙头——四川大学更应该将对四川作家的研究上升到学术的重点规划之中，文学与新闻学院有必要成立相关的学术机构，如郭沫若研究所、巴金研究所、李劫人研究所等，重庆文理学院（江津重庆师范专科学校）有条件进一步推进吴芳吉研究，万州的重庆三峡学院进一步加强对何其芳、方敬、杨吉甫的研究，西南大学则有必要加强对吴宓的研究。以上的研究都应该超越一般的感性介绍和简单的乡土情结，要成为一种理性的学科建设的一部分，特别要从一些基础性的工作入手，如出版作家全集，成渝两地的出版社都应该为推出现代巴蜀作家的“全集”而努力；很遗憾，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位现代巴蜀作家的《全集》是由成渝两地的出版社推出的，在这方面，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可以以自己各方面的努力（包括学术研究的努力和争取经费上的努力）来主动促进这一工作的全面展开。如果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见到不断出版的《李劫人全集》《艾芜全集》《方敬全集》《王余杞全集》《陈翔鹤全集》《陈炜谟全集》以及相关的研究资料汇编，那就是现代巴蜀文学研究的最坚实的基础。
二是加强对20世纪以来进入巴蜀地区的外省作家的文学演变的清理和分析。区域之间的文学与文化交流也是我们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因为其中夹杂着更为丰富的文化的互动关系，因而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系列新的课题。“自古文人皆入蜀”，巴蜀地区的自然资源与社会文化资源曾经为众多的外省作家提供了创作营养，推动他们的创作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王勃、卢照邻、高适、杜甫、吴道子、岑参、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贾岛、李商隐、韦庄、李珣、孙光宪、黄庭坚、陆游、范成大等等，这是一份长得足以影响中国文学史进程的名单；在现代，更有抗战这样的特殊年代将整个中国作家驱入巴蜀的现实。事实证明，大量外省作家的进入既改变了巴蜀地区的生态环境、文化形态，同时，巴蜀地区的自然与人文特征也反过来影响和改变了一些外省作家的文学方式，从而给中国文学带来了新的内容。例如路翎的小说创作。这些课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巴蜀地区社会文化的深入认识，同时也可以为整个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新的问题，因此，它们与其他地区学者也就具有了更丰富的交流的可能，这个意义的巴蜀地区的文学现象研究将充分体现出我们研究的开放性、超越性与可持续发展性。以此为基础的研究将形成与其他地域研究群体的密切交流和对话，打破我们故步自封的狭窄视野，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
三是加强对巴蜀地区的文化精神与学术个性的提炼。我们对于“巴蜀学派”的呼唤也包含着对于巴蜀文化精神的一种激活或者说发掘。我们相信，巴蜀区域个性与文化精神中具有的若干积极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的气度，甚至对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都是有启示意义。例如巴蜀地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存的关怀，这里的区域个性是不空谈理论的。巴蜀学派似乎也应该倡导一种对实际生存的深入把握，其实传统意义上的“蜀学”本来就具有这个特点，例如宋代蜀学就强调人性的自然，而与严格遵从儒学教条的洛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演绎出了学术史上著名的“洛蜀之争”。巴蜀文化思维还具有一种难得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一般认为，传统的“蜀学”并没有固定的特征，它包括易学、道家与佛学，也不排斥民间文化，包罗万象——这就是巴蜀精神的体现，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有启发意义。此外，巴蜀文化还体现出一种对世俗的超越精神，对现实生存的超越，如艾芜的《南行记》。艾芜的“南行”就是对异域的渴望和对生存现实的不满。
四是加强巴蜀地区的自身的学术交流与学术后备人才的培养力度，形成一支稳定且有一定规模的学术队伍。目前巴蜀地区还缺乏更多的培养高级人才的平台，具有现代文学博士授予权的只有四川大学一家，而且在这里，对巴蜀文学的研究也并没有成为自觉的目标。我以为有必要引起广大教育工作者与专业学者的高度重视，具有硕士授予权的学校不妨有意识地开设“现代巴蜀文学研究”“大后方文学研究”“抗战文学研究”这样的体现地域特色的招生方向，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博士学位授予的四川大学，也有必要鼓励博士研究生选择与现代巴蜀文学相关的课题，对于大量现代巴蜀文学研究的基本研究项目——如抗战“三坝”、各种杂志、出版机构及作家年谱、研究综述等都可以有计划地成为硕士或博士论文的选题，这样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现代巴蜀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就可以初具规模了。成渝两地的学者也最好能够改变各自为政的研究格局，通过联合举办学术论坛、合作科研课题、联合培养博士硕士研究生等方式加强学术交流，加大学术整合的力度。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联合的“现代巴蜀文学研究会”，在四川或重庆轮流举办学术活动。
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巴蜀学派问题，当然也不是说这一学术流派的出现已经就是大功告威的现实了。其实，在我们的理想、呼吁与学术发展的现实之间，分明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些距离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如果这样的距离不能克服，那么所谓巴蜀学派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也还只是少部分人的理想。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受急于改变“西部偏远地区”边缘地位的强烈愿望的牵引，巴蜀地区的相当数量的学人尚未自觉地摆脱“政治中心崇拜”的意识，不能将对区域文化的探求和发掘作为一件可以交付生命与志趣的主要选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学术信心和学术目标。
其二是当下中国社会体制的发展现状与我们自己的文化“多样性”理想之间依旧存在着一系列需要克服的矛盾。虽然我们经济改革、区域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对区域个性的肯定和认可，不过，作为主要文化资源的提供方式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依然还是自上而下、垂直分配的，于是，各个区域文化发展的最有力的支持和最后的肯定依然还在政治中心那里，这便使得包括巴蜀区域学人在内的中国其他区域的关注重心还较多地偏向“一个中心”，能够自在地自说自话地展开自我，毕竟需要更大的勇气。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巴蜀学派的出现和成长，归根结底还在于巴蜀地区知识分子的自身的智慧、胆识和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