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做“冤死鬼”
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在中国掀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他们的活动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他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慈禧太后控制着朝政。光绪帝想借助变法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打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作为精于权术和政治斗争的慈禧太后，她当然感觉出自己权力受到威胁，所以对维新变法横加干涉，肆意破坏。于是，这场变法运动实际上又变成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权力之争。在这场争斗中，光绪帝感到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因为用人权和兵权均掌握在慈禧的手中。为此光绪帝忧心忡忡，有一次他写信给维新派人士杨锐：“我的皇位可能保不住。你们要想办法搭救。”维新派为此都很着急，决定伺机发动政变。
正在这时，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首领袁世凯来到北京。袁世凯在康有为、梁启超宣传维新变法的活动中，明确表态支持维新变法活动，并且也做了一些支持维新变法运动的事情，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隐蔽性。所以康有为曾经向光绪帝推荐过袁世凯，说他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对袁世凯大加赞赏。说如果能把他拉过来，荣禄（慈禧太后的主要助手）的力量就小多了，并且在事实上袁世凯已经能够架空荣禄，甚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杀掉荣禄。光绪帝认为变法要成功，非有军人的支持不可，于是在北京召见了袁世凯，秘密封给他侍郎的官衔，旨在拉拢袁世凯，为自己效力。
当时康有为等人也认为，要使变法成功，要解救皇帝，只有杀掉荣禄。而能够完成此事的人只有袁世凯。所以谭嗣同后来又深夜密访袁世凯。
谭嗣同说：“现在荣禄他们想废掉皇帝，你应该用你的兵力，杀掉荣禄，再发兵包围颐和园。事成之后，皇上掌握大权，清除那些老朽守旧的臣子，那时你就是一等功臣。”袁世凯表面上热血沸腾，慷慨激昂地说：“只要是皇上命令，我一定拼命去干。”谭嗣同又说：“别人还好对付。荣禄不是等闲之辈，杀他恐怕不容易。”袁世凯瞪着大眼睛说：“这有什么难的？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谭嗣同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就决定如何行动，我马上向皇上报告。”袁世凯想了想说：“那太仓促了，我指挥的军队的枪弹火药都在荣禄手里，有不少军官也是他的人。我得先回天津，更换军官，准备枪弹，才能行事。”谭嗣同没有办法，只好同意。
袁世凯是个诡计多端善于见风使舵的人，他这么做是想拖延时间，进一步察看一下事态和形势的发展变化。康有为和谭嗣同都没有看透他。袁世凯虽然表示忠于光绪皇帝，但是他心里明白掌握实权的还是太后和她的心腹，于是又和慈禧的心腹们勾搭上了。如今他更加相信这次争斗还是慈禧占了上风，所以，他决定先稳住谭嗣同，再向荣禄告密。
不久，袁世凯便回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告诉荣禄。荣禄吓得当天就到北京颐和园面见慈禧，报告光绪帝如何要抢先下手的事。这样，一场孕育中华民族富强希望的变法维新运动，就结束在一个擅长玩弄政治权术的政治流氓手中。
第二天天刚亮，慈禧怒冲冲地进了皇宫，把光绪帝带到瀛台幽禁起来，接着下令废除变法法令，又命令逮捕维新变法人士和官员。变法经过103天最后失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康广仁、杨深秀在北京菜市口被斩首。谭嗣同临刑前大义凛然，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
善于变脸的小人不可用，不可不知。他们的处世哲学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过河拆桥，不择手段。他们很懂得什么时候摇尾巴，什么时候摆架子；何时慈眉善目，何时如同凶神恶煞一般。他们在你春风得意时，即使不久前还是“狗眼看入低”，马上便会趋炎附势，笑容堆面，而当你遭受挫折，风光尽失后，则会避而远之，满脸不屑的神气，甚至会落井下石。
对付这种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敬而远之，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彼此互不干涉。如果实在没办法要和他来往，就要记住三个原则：
一是不得罪：一言一行都要谨慎，要让着他，不要让他抓住把柄；涉及到利益的问题，尽量让他多得好处。
二是不把大事交付给他：要严守秘密，涉及大事的私密绝不能让他得知；关系生死、前途的事一定要自己做，不能交由别人来做。
三是先下手为强：当小人欲对你不利，影响你的生存，或者是正义事业的时候，你就要果断出击，重拳下手，给于致命一击，使其永无翻身作恶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