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后的一天，在西班牙马德里“美利坚合众国石油办事处”的办公室里，格里菲斯见到了美国战略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站长——代号为“莫扎特”的菲利浦·哈里斯。
一见到格里菲斯，哈里斯没讲任何客套话，开门见山说道：“格里菲斯小姐，我一直在等待着你的到来。自从一个三面间谍使我们一半的人暴露后，我们的人手十分短缺。那个该死的间谍同时为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我们干活儿。现在，要做到时时处处小心谨慎真不容易。”
哈里斯还向格里菲斯嘱咐，在马德里只有他一人知道“斗牛行动”，并让格里菲斯负责沟通埃德孟多和哈里斯之间的单线联系，要求所有情报都必须向他汇报，由哈里斯对情报进行综合分析，作出决定。
哈里斯给格里菲斯交代的具体任务是：挖出德国情报部门安插在马德里的高级间谍。时间紧迫，要分秒必争，因为在发起“霸王行动”的一周之后就要进行“铁砧行动”。
哈里斯进一步强调说：“南翼登陆成败与否，主要取决于战略情报局马德里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我们就在这里确保‘铁砧行动’的安全实施。”他抬起头来看着格里菲斯，“格里菲斯小姐，如果你不严格地遵照指示行事，就可能会送掉上百名，或许是上千名美国士兵的性命。”
最后，哈里斯交给格里菲斯一支小巧的25毫米口径的“贝雷塔”手枪以便自卫，并提醒格里菲斯两件事：一是为了不暴露身份，一定要遵守上下班的作息时间，要使人们感到你确实是石油办事处的职员；二是不能卷入爱情纠葛，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就会被立即送回华盛顿。不久前就有一名女谍报人员由于同手下的一名葡萄牙间谍堕入情网而被迫自杀。
从哈里斯一番突如其来、意义深长而又十分生硬的讲话中，格里菲斯感到自己确实是任重而道远。此后，格里菲斯以美国驻马德里石油办事处职员身份为掩护，活跃于舞厅、宴会、夜总会等社交场合。这个漂亮，迷人而又精干的“虎子”从此跻身于达官贵人之间，同隐藏在马德里的纳粹间谍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隐蔽斗争。
这一天，哈里斯把格里菲斯叫到办公室，交给她一个任务，是让她利用周末，装扮成一个轻浮的美国姑娘外出旅游，去完成一件传递信息的任务。
哈里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包在透明信封里的东西后，对格里菲斯说：“这是微型胶卷，这里有一些西班牙人的姓名和住址，他们将掩护并帮助我们在马拉加至比利牛斯一带的地下交通线上活动的特工人员。哦，对了，我要强调的是，这是我们经过一年半‘研究’的结晶。必须立即把它送到‘黑家伙’手里，他是你在马拉加的接头人，刚从阿尔及尔来。”
哈里斯拆开包装上的一层胶条，用两个手指夹着胶卷：“你见到‘黑家伙’时不要跟他讲任何话。佛朗哥的秘密警察如果能获得这件东西，他会给多少奖赏……我简直不敢想象。”
哈里斯让格里菲斯站起来，然后把微型胶卷绕在了她的腰间，“你就这样带着它。”
哈里斯还为格里菲斯准备了一个大公文包。公文包里放有一支乌黑发亮的小型“柯尔特”自动手枪。
“这是送给‘黑家伙’的礼物。”哈里斯冷淡地说，“你到旅馆后，就把它放到公文包里。在你和他接头之前，你要想办法把胶卷从腰上取下来，也放进公文包。这是一种预防措施。如果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你的箱子出了问题，敌人也不会找到情报，除非他们找到你的头上。”
哈里斯取出一张火车票，拿在手中继续嘱咐：“为了能够安全交接，明天下午两点半，在马拉加市中心的大教堂里，‘黑家伙’的脖子上围着一条白围巾，坐在后排座位上等你。”
他一边将火车票递给格里菲斯，一边说：“火车上可能会有点麻烦。最近规定旅客随身携带旅行证。德国人一周前就拿到了，但我们却还没有。凭你的年龄和其他条件，没有旅行证也能蒙混过去。如果他们真把你抓住了，想办法把胶卷毁掉就行了。”
晚上22时，格里菲斯顺利地登上了马德里至马拉加的列车。由于肩负着重要的任务，她对富丽豪华的车厢布置没有产生什么兴趣。她的手轻轻拍着装有发报机和手枪的箱子，摸了摸围在腰间的微型胶卷。
这时有人敲门，“小姐，我是警察。请出示你的护照。”
格里菲斯把护照递了过去。
“请再出示你的旅行证。”
“旅行证？你指的是什么？”
“小姐，”警察说，“你应该明白，这是对外国人的一条新规定。没有旅行证，你不能离开马德里。”“不，我确实不知道。非常抱歉。”格里菲斯假装感到惊愕地说。“既然如此，明天上午请小姐跟我到马拉加警察局去一趟。”格里菲斯将准备好的一厚沓钱塞进这个警察的手里，满脸堆笑，然后又装出一副无奈的样子说：“请高抬贵手，让我直接去旅馆吧！我只能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里待两天。”警察不吃这一套，把钱还给了她，严厉地看着她，说：“小姐，一下车我们就去警察局。”
格里菲斯因没能很好应付警察的检查而懊恼不已。到了警察局，格里菲斯被告知负责处理此问题的人去看斗牛了，必须等他回来才能办，因此只有耐心等待。这时，格里菲斯已经错过了两次接头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接头时间了。她一度曾想毁掉微型胶卷，把它丢进厕所里。还好，负责此事的官员见到格里菲斯已经等待这么长时间，也觉得不好意思，便很快就办理了手续，让格里菲斯离开了警察局。
这时已是下午14时20分了，离最后一次接头时间还有10分钟，格里菲斯心急如焚。她匆匆奔到教堂，推开正门旁边的一扇小木门，来到了昏暗的大厅。几分钟过去了，这时有人走进她坐的那一排座位，在离她不远的地方跪了下来。
他围着一条肮脏的白围巾，格里菲斯连头都没转动，只是把用丝围巾包着的手枪从长凳上推了过去。他的手伸了过来，然后，他又把围巾还了过来。接着她又把装有发报机的手提包推了过去。
最后，把胶卷放在手里，手心朝上地伸出去。“黑家伙”取走胶卷时，她居然连一点感觉都没有。所有这些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