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韩国也未能有效躲避而受到重创。这说明韩国的发展及抗冲击能力仍不完善。在“主体论”及经济腾飞的影响下，过于自傲，缺乏防范意识和心理准备；其次，“主体论”虽包含了对原有模式弊端批判的成分，但在纠正弊端的措施上却不得力。1999年12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制两周年国际论坛上正式宣布，历时两年的金融危机已经结束，韩国经济进入了复苏的轨道，重新开始高速发展。但是他同时警告说，如果自满和懈怠，韩国还有可能再次面临经济危机。韩国为完善其发展观和发展战略，一是加紧探索使中小型风险企业与传统产业相结合的新发展模式。除了在1999年制定的《科技创新特别法》中规定，在人才引进、税收、金融、销售等方面给予风险企业多方面的优惠之外，韩国还将建立1万亿韩元的特别基金支持风险企业，同时将在市场竞争中淘汰那些没有前途的风险企业。目前，大企业集团也开始纷纷向风险企业投资，两者在资金、人才、技术方面的结合正迈出新步伐。二是大力发展网络经济。明确提出要在2002年成为世界十大信息产业国家之一。韩国已在107个地区建立了光缆通信网；电脑普及率达到平均每5人一台；上网人数已占全国人口的近三分之一；网上交易额在证券市场交易额中所占的比重达到49％，居世界第一位。三是积极发展教育和科技，努力树立“国民重视学习、企业进行知识经营和国家进行革新的国家形象”。国家的目标除在2002年成为世界十大知识、信息强国之一外，还将在2004年把教育环境提高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水平，促使科技赶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
韩国的发展观强调中心意识，要以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来造就“东方的明灯，新文明的主角”的新韩国。富有新意和气魄，突破了西方文明中心论，调动了韩国人民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积极性。韩国在发展中重视科技和教育，重视建设清明、高效政府及重视机构改革与邓小平发展观有异曲同工之处。但韩国的中心意识过于强烈，同时由于种种原因措施又不能完全到位，这使得以中心意识为核心的发展观难免有“虚幻”的色彩，有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现象，究竟能不能实现还很难说。邓小平的发展观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并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的而形成的，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既有超前性、前瞻性，又有现实性，在邓小平发展观的指导下，我国的发展目标完全能够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有效地实现。
（2）新加坡的发展观及其比较
新加坡和韩国一样，也是个新兴发展的国家。在20世纪下半叶保持着30多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新加坡的成功，一方面是根据自身条件，抓住了发展的机遇，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制定迎合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相关政策，从而获取了大量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制成品出口市场和技术设备，将“进口替代”战略逐步转向“出口导向”战略，由“贸易立国”转向“技术立国”，进而步入了“新兴工业经济体”的行列。另一方面，以儒家思想为底蕴的现代化理论构成了新加坡赖以自立和发展的历史文化支柱，成为推动新加坡成功的精神动力。正如前总理李光耀所言：“新加坡成功的一个最强有力因素就是50到70年代那一代人的文化价值观。由于他们的成长背景，他们肯为家庭和社会牺牲，他们也有勤劳俭朴和履行义务的美德”。经过新加坡政府多年的努力，在新加坡形成了一种与西方传统资本主义有别的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
在新加坡现代化转型时期，推动新加坡发展成功的伦理传统与精神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民胞物与”的兼容精神。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多元文化的国家，社会构成错综复杂，能否处理好民族问题，形成种族关系融洽和宗教文化和谐的局面是新加坡能否平息内争、凝聚人心，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关键。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即促使各民族落地生根的“新化政策”；各种宗教平等共存的“多元化政策”；各种文化兼容并蓄的“共同价值观”体系的培养。而这种兼容精神的实质是儒家的克己、礼让的中庸之道。二是勤奋与节俭的精神。克勤克俭是每一个新加坡侨商发家致富的座右铭，是受到当今新加坡人推崇的美德。三是尊重知识，注重教育。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新加坡特别重视发展教育，重视教育的投入，重视大批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为新加坡的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四是注重实践，勇于创造的精神。新加坡在特定的国度和文化环境里，造就了不因循守旧、固守成见，能够根据形势变化而趋时变通的传统，注重实践，勇于探索和创新。在上述伦理传统与精神的影响下，新加坡形成了儒家型的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诸方面的现代化社会发展观体系。
在经济管理发展观方面，新加坡将本国的现代化概括为：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日本的效率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东方的价值观念和人生哲学。新加坡的管理哲学崇信天人合一，强调义利一致，重视群体精神，在企业管理中重“人”。而不是像西方国家那样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及在企业管理上重“物”，重视竞争和盈利。在制定计划中，新加坡往往重视双方沟通磋商与协调，计划比较概念化。而西方则强调计划的具体化。在组织管理中，新加坡重人情，强调归属感和敬业乐群精神的培育。而西方重视组织分工，标榜“能力主义”。在人事考核中，新加坡强调忠诚与合群，用人方面家族化的管理特征较为明显。而西方则重功效，突出个人的责任心和主动性，重视个人能力的发挥。在管理控制中，新加坡重协调。而西方则注重控制技术，重咨询、重反馈。在领导方法中，新加坡强调树立威信的重要性，要求既讲原则，又要有人情味。而西方则强调机械化管理，人情味较少。
在政治管理发展观方面，新加坡主要强化了三项内容：一是廉洁主义。新加坡政府以廉洁高效及严厉完整的法律制度而闻名世界，以政府廉洁与否作为政治管理的首要问题，其具体措施为，建立健全了防治结合、立足于防的管理制度；加强道德教育，提高人的素质；要求高级领导人员以身作则，上行下效，使廉洁自律蔚然成风。二是精英主义。主要表现在专家治国、知识至上及代沟转换方面，提倡贤人政府。新加坡要求干部的标准是忠廉才群、德才兼备，将德才兼备干部的培养、选拔和使用视为国家经济腾飞的命脉。三是集权主义。新加坡推崇权威与集权，推崇谦谦君子与铁腕手段集于一身的政治领袖。新加坡政局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稳定，政治强人的威望和严格的管理制度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管理发展观方面，新加坡一方面大力发展经济，创造优越的生活条件，安抚民心；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政策，对社会实行严格管理。新加坡的社会管理局面既细且密，无所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同时，对违法乱纪处罚既严又重，几近残酷，不徇私情。此外，新加坡在严肃法纪的同时，极其重视道德教育，以道德精神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建设精神文明的根本途径，坚持法制与道德教育双管齐下。
新加坡发展观重视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管理，重视人的德才素质培养，重视继承优良传统与开拓创新相结合，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均与邓小平发展观有相同之处。邓小平在论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时，特别指出：“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也注意引进新加坡的管理经验，如苏州工业园区就引进了新加坡的管理模式。但邓小平发展观又有其独特的方面，如在论述如何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时，特别提出，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以党风带动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是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在强化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新加坡注重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开展思想道德建设，而邓小平发展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道德思想为核心开展思想道德建设。邓小平指出：“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种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并强调：“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邓小平发展观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着眼点和层次显然要比新加坡高得多。
总之，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发展观及其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有可借鉴、可参考之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国家的发展观是为了发展、巩固资本主义制度，是为了建设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邓小平的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发展观，是革命的发展观和辩证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这个老祖宗不能丢，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时代、新的条件下要不断发展，邓小平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发展观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为了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这是邓小平发展观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观最本质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