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都有维护自己统治、统一社会思想的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属于国家政治利益范畴。在国家对外关系中，意识形态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表现在各国对外政策之中。因此，意识形态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强调指出，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来划线。这一重要的外交原则揭示了意识形态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是因为意识形态利益仅仅是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必须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核心利益。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部分，不能代表国家利益的全部内容，它与国家整体利益之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在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时，“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就是说发展国家关系，主要着眼于国家的整体利益，包括战略利益、主权与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等，同时着重发展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不能以意识形态作为判定国家关系的惟一的甚至全部的标准。如果仅以意识形态异同作为发展国家关系的标准，就犯了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错误，必然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战略利益。
其次，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原则，是当代国际斗争实践和国际形势发展需要的产物。邓小平指出，国家关系的历史不是看社会制度。长期以来的国际斗争实践表明，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并不总是处在重要地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意识形态相近的资本主义国家间首先打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对立的苏联与美国、英国却走上了联合作战的道路。二次大战以后，意识形态相近的西方各国尽管没有发生武装冲突，但矛盾和利益冲突却始终存在着，有时表现得相当尖锐。50年代末以后，意识形态相近的中国与苏联却从盟友走向对抗，双方敌视20多年。70年代初，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美国和中国为了共同的战略利益，从对抗走上了关系正常化的道路。近一个世纪国际斗争的实践表明，意识形态因素并不一定是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标准。意识形态相近或相同的国家间存在着冲突与合作，意识形态不同甚至对立的国家也存在着冲突与合作。这就是说，真正决定国家关系亲疏的是两国间共同的战略利益。正如邓小平在1989年10月与来访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会谈时所说的：“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党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
当前世界面临着和平与发展两大全球性战略问题。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任务和根本利益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切力量，超越意识形态限制，实行反霸联合，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同时，为发展本国经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发展与繁荣，各国也必然超越意识形态限制，实行全方位的开放与合作。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相互之间都应该合作。冷战解体后，一方面，西方强权政治有所升级，美国的霸权主义尤为猖狂；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意识形态相同或不同的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都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既竞争又合作，既合作又矛盾冲突不断。当然，为了维护本国的主要利益，该合作的就合作，该斗争的就斗争，坚持又合作又斗争。
再次，国家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的原则，要求任何国家不应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别国，不应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和社会制度。邓小平说：“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为什么在国家关系中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这是因为“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事实也正是这样，如果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这就是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任何党、任何国家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进行斗争和抵制。其实，每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是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历史和国情决定的。邓小平说得好：“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我们是有12．5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但绝不允许别国干涉我国的内政。现在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打着所谓“人权”和“社会制度不合理”的幌子干涉我国内政，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我们绝不能屈服，也绝不会屈服。
四、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它反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体现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基本的普遍原则。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扞卫者，一贯坚持按这一重要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战略和外交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多次强调指出：“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1．和平共处原则最具有强大生命力，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50年代首先由中国提出和倡导的。它的提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仅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而且完全适应现代国际关系发展的需要。二次大战后，除一些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外，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接连获得民族独立，建设自己的国家，它们强烈要求改变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弱肉强食的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在各国都可以接受的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新型的国际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正适应了这个需要。它的重大积极作用在于：其一，它有利于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其二，它有利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地区，首先集中精力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把经济搞上去，从而增强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力量，使国家的独立建立在较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其三，它有利于缓和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有利于缓和国际局势，减少国际间的矛盾和冲突，甚至还可以消除国际争端中的一些热点问题。正因为如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后，在国际上得到广泛的响应，在许多国家的双边条约和协定中，在许多国家的文件和宣言中，都以不同的措词表达和平共处的思想，并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有关宣言和决议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科学地总结了新中国几十年的外交实践以及世界外交史上的几十年风云，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了进一步发展，指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邓小平还明确提出要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界限，普遍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从而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他特别强调，观察和处理国际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如何，不计较意识形态的差别，应把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历史实践表明，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如果都能够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友好的关系；如果违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实行损人利己政策，即使是意识形态相近、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可能引起尖锐的对抗，甚至发生武装冲突。鉴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新时期，我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向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全方位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从而维护了世界和平，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国际政治关系的最高概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
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进一步发生变化，长期存在于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抵制，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旧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不能适应人类社会和平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遂不失时机地提出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而且讲了多次。1988年9月21日，邓小平会见斯里兰卡总理普雷马达萨时说：“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同年12月21日，他再次指出，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90年代初，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苏联在东欧国家剧变后也解体了，亦即苏美两极对抗的格局解体和终结了，很多旧的秩序规范被打破了，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上的矛盾更为错综复杂。这样，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任务就更为紧迫。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怎样建立？它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或者说，用什么样的原则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解决当今世界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说：“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