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相信，秦牧已离开我们远行。
在我看来，生命之于先生，该是一本正翻到一半的巨著，更为精彩的篇章还在后面；该是一条叮咚流淌的溪流，没有什么可以令她止息；该是一片白云飘拂的天空，死神的阴影怎么就那么突然地遮住了他生命的光环呢？
古今圣贤早已悟透了生与死的奥秘：就像水结成冰、冰消为水，两者互不相伤；对于智者，举足是走路，落足也是走路，死，不过是摆脱肉体的躯壳而回归永恒罢了。我确信，以先生的睿智、恬淡与从容，即便明了死神将至，也会坦然地如同赴一个酒会，逛一回长街。然而，我却终不能抑住滚滚的哀思，听凭泪水打湿案头的稿纸……
与您相识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
那是十几年前，我去广州组稿，冒冒失失撞进省作协，看门的老人告诉我，您刚刚离去。我追出门，在下班的人流中竟一眼“认”出了您—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您或是您的照片，与其说是心灵感应，不如说是您独特的气质吸引了我。这气质绝非靠华贵的服饰或显赫的地位便可显出，那是一个智者丰饶内心的外在体现，如同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是山尖，却要以庞大的山体为依托。
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一个是声名远播的著名作家，一个是涉世未深的青年编辑。以后，您到北京总会打电话给我。我知道您很忙，不好意思去打搅，您若有空，却总是约我到宾馆一叙。不知为什么，对名流大家一向敬而远之的我，在您面前却消溶了因浅薄而生的自卑。听您谈话，每每有一种啜饮知识的畅快……
而立之年，我的第一本小书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付梓了。几经踌躇，给您去信，希望您能写几句话。文债甚多的您很快回了信，让我寄去书稿。您说，一般情况下您是不给别人写序的，但是我这本小书您却要写。随后寄来的序文中，您写了那么多勉励的话，使我愧然，催我奋起。
十年间，斗转星移，冬去春来，我先编书后办刊物。每次向您索稿，您总是欣然命笔，有时不能如期交稿，也会专门写来一信，说明原委，表示歉意。其实，稿子不过迟寄三五天，本无须专函致歉的。有朋自广州来，也常常捎来您的问候，您恬淡豁达的胸怀里跳动着一颗多么炽热的心，您写来的哪里是一封短札，捎来的哪里是几句问候，您分明是以自己的言行在启迪后生晚辈怎样为文，怎样做人！
七届人大期间，您下榻北京饭店，我和法律出版社的青年编辑胡少安相约去看您。一进大厅，正巧碰到要外出看电影的您。见我们来了，您高兴地领我们回到房间。在您面前，我们心无遮拦，讲对人生、对文学的困惑、执著与渴望。您一直微笑着，静静地听，等我们说完了，才以一种和缓的语调讲自己对生活的感悟，对文学的看法。夕阳透过窗纱，把一抹金晖洒在您的脸上。尽管岁月已经染白了您的鬓发，松弛了您的肌肤，但是透过您睿智的目光，我们感受到的仍然是生命的勃勃生机。那一刻，我真切地觉得，我面对的并不是一位古稀老人，分明是罗丹刻刀下的《思想者》—那是力量与智慧的象征。分手时，您以一种安详的口吻讲述了自己的一系列写作计划，还说：“要赶快做，上帝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当时，我们只是把这话当成笑谈，不曾想……
案头的电话铃响了，是朋友胡少安的声音：“……10月初，我在广州出差。4号和秦牧先生通了电话，他让我捎话给你，你发在《南方周末》上的两篇连载他都看了。他说很好……”
放下听筒，我的泪水再一次夺眶而出。
亲爱的先生，您没有离去！我分明看见您踏着“长河的浪花”，正走向历史的深处，走向时间的永恒。您的名字连同您那些不朽的文字，将每天每天，与太阳一同升起，与月亮一起回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