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之问——红军为什么在松潘停留这么久
松潘历史悠久，自古就是汉藏边陲的军事重镇。公元前316年秦灭蜀后在此建湔氏县，为松潘建制之始，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唐代置松州，明代置松州、潘州二卫，“松潘”之名自兹始。1913年改松潘直隶厅为松潘县至今。
松潘幅员8608平方公里，现总人口约6.8万人。
70年前，三大主力红军都到过这里，松潘毛尔盖是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留驻时间最久的地方（整整一个月），也是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最多的地方，还是红军长征过草地时的出发地。
红军占领毛尔盖后，即攻打松潘。松潘城小而坚固，城外有山可做制高点，易守难攻。红军到来之前，胡宗南奉命进驻松潘。当地藏族土司对胡宗南的联络官说：“自包座以北，尽是荒无人烟的沼泽地，就是鸟儿也飞不过去。只要守住松潘，保险可以堵住共军。”于是胡宗南迅速收缩兵力至松潘城内外。
红军攻打松潘的部队包括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第四军、三十军，自7月下旬起，从几个方向对松潘外围守敌发起进攻。但胡宗南部顽固抵抗。在松潘以西的羊角塘，红一军团与胡宗南的廖昂旅激战，敌军凭借碉堡工事和优势的火力，使红军难以前进。许世友、王建安率领第四军猛冲猛打，给胡宗南的丁德隆旅以沉重的打击，推进到离松潘城十几里的牦牛沟。但胡宗南硬着头皮顶住不逃跑，还把指挥部移到前线山上，亲自坐镇。红军攻打了十天，没取得大进展。由于缺粮，战斗部队每日一干一稀两顿饭。肚子填不饱，冲锋没力气。一边作战还要一边筹粮，这还怎么打仗？再有，红军长征以来，重武器都丢光了，只有步枪和很少的机枪，在碉堡面前无计可施。强行攻坚只能白白牺牲战士的生命。权衡利弊，红军总部下令停止进攻，将部队撤回毛尔盖。原订的松潘作战计划实际上无法再实施。
其实，胡宗南的日子也并不比红军好过。他的部队到松潘后，多数人水土不服，吃青稞就泻肚，只好从400里外的江油雇挑夫向松潘运粮。道路艰险，运力有限，胡宗南下命令说：“上至长官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于是全军勒紧裤腰带。当红军到来时，究竟能否守住松潘，胡宗南也没有把握。想不到抵抗了几天，红军居然主动撤离了。
松潘战役停止后，红军的形势更为严峻：北上的大路被胡宗南挡住，西边的草原是荒无人烟的旷野，南边的退路被四川军阀阻塞。面临如此困境，红军中的大多数干部希望尽快离开这里，选择一条适合生存和发展的新路。是北上还是南下，毛泽东与张国焘就要摊牌了。
我向读者推荐一个研究松潘草原和红军史达30年的人物，他叫杨继宗。他回答了红军为什么要在松潘停留这么久的原因。
松潘往事：许多谜团正一一揭开
杨继宗今年49岁，瘦，头发茂密，眼睛亮如点漆。作为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他与红军松潘史打了30年交道，曾多次深入大草地，寻访过数千见证人，确认了沙窝会议会址，查证了给红军带路的藏族向导下落，撰写出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稿，其研究成果被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广泛采用，是名副其实的红军史专家。
“我从不接受记者采访，但你们跑了几千公里来找我，我能推辞吗？”杨望着我，不紧不慢地说。
杨是松潘城北高屯子村人，1975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当知青，队里分配他到副业队。“所谓副业队，就是为生产队找钱。怎么找？”杨说，“就是进草原去采挖贝母、虫草等中草药，打草编等，晚上就歇草地里。”杨继宗说的这片草地，就是40年前中央红军经过的地方。“有一天傍晚，照例搭帐篷，平整土地时，我刨开草笼笼，突然发现一圈人的头颅骨，这是谁的呢？在大草原深处，人的活动很少，藏民都是单独行动，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人聚一起？这让我想起《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中关于红军过草地的描述：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很多战士晚上围成堆烤火，由于寒冷、饥饿和疾病，第二天就再也起不来了。因此，我判断这些头颅骨只能是红军的。”
也就是从那时起，杨继宗决心搞清楚红军过雪山草地的种种细节。杨酷爱读书，上初中时就把当时仅能找到的《文史知识》100册全部读完了。“再有，我家与红军还有缘。”那是1935年，一个叫何文理的红军伤员住在杨家，“他与我家关系处得很好，还和我舅舅结拜成兄弟，但伤好后，他坚决要走，我家再三挽留也留不住。几十年后，我奶奶每每说起这事就哭。是什么信念支撑着何文理一定要去追赶部队呢？我想搞清楚。”
为了寻访见证人，杨记不清多少次走进了大草地，“从毛尔盖到班佑、巴西，再到若尔盖、铁布，整个松潘草原我都走遍了！”
1935年8月5日至6日，中央在毛尔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般人只知道毛尔盖会议很重要，并不知沙窝会议同样重要，”杨说，“因为它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的正确性，与张国焘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坚决斗争，并决定将红军两大主力混编成左右路军过草地北上。”
那么，沙窝会议究竟在什么地方开的？连中央档案馆也没记载，“张国焘、陈昌浩的回忆录里只是提到过会议，但均无具体地址。”
那是1985年，杨已调县党史办工作。“我想这事既然发生在松潘，我有责任把它搞清楚。”于是杨带着翻译再次进入毛尔盖。当时毛尔盖有3个乡，幅员上千平方公里，人口好几千，怎么找？“我就一家一户地询问。其时正值长征胜利50周年，许多老人还在，如果现在去找，可能就很难了。通过对上千人的寻访，再将他们一鳞半爪的记忆综合、分析，终于确认会议是在沙窝俄灯寨召开的，连哪一间房子也调查得清清楚楚。”杨就此写出报告，分别呈送四川省党史办和中央党史研究室，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第7期登载了这份调查报告，“现在全国的党史军史都统一使用我的这一调查成果。”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过草地时，很大程度依靠两个藏胞带路，才安全到达班佑。1986年春天，邓小平与叶剑英见面时，两人谈起当年的藏族向导，“他们过得怎么样了？如果还活着，请一定给予他们补偿和安置。”中央领导的关心传达到四川省委和松潘县委后，查找任务又落到杨身上。“我二话没说，带着翻译又进了毛尔盖。”
几经周折，终于查证了两位向导的下落。他俩一个叫扎洞巴、一个叫能周，都是寺里的喇嘛。由于红军进毛尔盖前国民党的破坏性宣传，藏胞基本跑光了，这两个年轻喇嘛刚好回老家探亲，回来后正碰上红军。红军给他俩讲北上的道理，两人终于同意带路。当两人把大部队带出草地后，他俩目睹红军果真是仁义之师，便提出参军要求。红军没同意，让他们返回毛尔盖，用亲身经历告诉乡亲们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返回不久，能周就被土匪杀害。1956年，毛尔盖土匪叛乱，扎洞巴害怕报复，躲藏进山洞里，活活饿死了。
据说，杨的调查送到北京后，邓小平和叶帅歔欷不已，不胜感慨。
中央红军于1935年7月底进入毛尔盖，8月底才全部走出草地，“整个长征期间，中央和毛泽东没在任何地方呆过一个月，为什么在毛尔盖要停留这么久？红军为什么必须过草地？”
杨继宗经多年研究后，解释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中央原本计划攻打下松潘后，翻弓嘎岭斜插南坪（今九寨沟县）进入甘肃南部，完成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主张”。但由于张国焘迟滞了整个行动，胡宗南的4个精锐师在松潘全部布防完毕，包括胡本人率领的第一师，武成仁的四十九师、陈佩的六十师、杨步飞的六十一师，另外还有王耀武和廖昂的两个旅，而在小金方向追堵的有川军80个团，西北方向是朱绍良兵团和马步芳的骑兵，因此红军打不下松潘只能放弃原定计划，改走草原经巴西进入甘南。
其二，与张国焘的斗争仍在继续。8月20日，中央在毛尔盖上八寨乡索花喇嘛庙召开政治局会议，针对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又提出西出阿坝北上、向青甘边缘退却的主张，进行了严肃批评。
其三，没有粮食，7月份青裸还没熟，要8月份才成熟，“因此滞留也是为筹粮，没粮不可能走过草地。”
“缺粮是个大问题。红军爬雪山时粮食矛盾不突出，但过草地时，缺粮成了要命的事儿，否则，怎么会煮皮带吃？当然，我认为吃树皮是没影的事，因为偌大的松潘草原上原本就没树。”杨继宗向我仔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1935年7月初，除了前方的红一军团和后卫的五军团有些战事，中央红军的大部在毛尔盖处于休息状态，“时间长达20余天。对一支连续行军两万里的大军来说，这确实是难得的喘息机会。休整期间的主要任务是筹粮。”一直等到7月18日，红军总政治部才下令收割藏民田里的麦子。并作出下列规定：
（一）各部队只有在用其他办法不能得到粮食的时候，才许派人到番人田中去收割已熟的麦子。
（二）收割麦子时，首先收割土司头人的，只有在迫不得已时，才去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
（三）收割普通番人的麦子，必须将所收数量，为什么收割麦子的原因等（照总政所发条子）用墨笔写在木牌上，插在田中。番人回来可拿这木牌向红军部队领回工钱。
（四）只割已成熟的麦子及其粮食，严格禁止去收割未成熟的麦子及洋芋等。
即便如此，红军仍然很为难。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在毛尔盖亦住了十几天，藏民都跑光了。地里的青稞有限，不够红军几天吃的。当时任十一团团长的王平回忆：“部队没有吃的，不得不宰杀藏民留下的猪狗牛羊。彭（德怀）军团长说：‘一听到这些牲畜的叫声，我的心就跳。不宰吧，部队又没有吃的，实在是叫人为难。’藏民有时晚上跑下山来，在驻地外边喊：‘红军，你们什么时候走啊！你们再不走，把粮食吃光了，我们就得饿死啊！’听着这些喊叫声，更是叫人揪心。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不得不违心地这样做。”
这是历史的真实。红军明白，得赶快离开这里。
就在总政治部下令收割麦子的当天，中央和中革军委为加强、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
“此前，红四方面军些领导人已经再三催促中央对张国焘的任职表态。中央无法继续保持沉默。形势很明显：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没有他们的配合，一方面军孤掌难鸣。中央急于北上，摆脱在藏区缺衣少食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但张国焘按兵不动，非要先解决权力分配的问题才肯行动，看来不让步是不行了。于是，毛泽东和张闻天认真地商量这个重大问题。”后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张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谈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
据说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
在毛尔盖休息了近一个月，局势越来越紧张。进攻松潘失利后，红军想由大路去陕甘的计划无法实现。敌人估计到了红军的动向，采取了北堵南压的部署。7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军的薛岳、吴奇伟部到达江油、平武一带，接替胡宗南部的防务。胡宗南专管松潘和上、下包座的防御，完成了筑垒和简易机场的修建。王均、毛炳文部进驻甘肃的临洮、天水和静宁、会宁一线，构成两道封锁线。川军从南面步步进逼，缩小对红军的包围。李家玉部占领威州，王瓒绪部占领茂县，杨森部占领懋功。他们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地区。
红军终于在毛尔盖筹集到有限的粮食。“可以说，如果没有毛尔盖地区的青裸和牦牛，中央红军要过草地是不太可能的。”杨继宗说，“但70年过去了，毛尔盖地区的变化不大，许多房屋还是红军曾住过的，红军筹粮的借条还写在老百姓的木板上，那里的人民生活还很苦。今年七一央视心连心艺术团来松潘演出，毛尔盖专设了分会场，但一场演出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那该怎么解决？”我追问。
“我认为应尽快发展毛尔盖的红色旅游，并将毛尔盖至班佑、至巴西一线开辟为红色旅游精品线，这样才能使当地百姓致富。按毛泽东的还债说，这就是还债！”
说到这里，杨继宗眼中泪花闪闪。
陕甘宁曾是地域上的划分。从地缘政治看，陕西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排序靠前。实际上，70年前中央红军的长征路线是经今甘肃、宁夏再到陕西的。陕甘宁地貌气候最主要的特征是黄土高原，少雨、干旱，植被稀疏，每年造成大量水土流失。
我这次重走长征西部山地，在陕甘宁的行程是从甘肃陇南进入，经舟曲县到迭部县俄界，转腊子口翻铁尺梁，经岷县到宕昌哈达铺，然后穿过辽阔的陇西黄土高原赴甘肃会宁，再经宁夏隆德翻越六盘山，从固原向东夜行300公里到陕西庆城，再取道向北到达吴旗。这一路，在70年前决定了中央红军的最终命运：1，在甘肃俄界，中央作出“到苏联边界去创造根据地，再向东发展”的决定。2，在甘肃哈达铺，一个偶然因素（一张报纸）让毛泽东决定，“不去苏联边境了，到陕北去与刘志丹会合。”3，在陕北吴旗，中央最终决定，“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
这一路，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过去传递给读者的信息更多的是荒凉、黄土和水土流失后贫瘠的千山万壑。但据我观察，除甘肃荒山较多外，进入宁夏南部和陕北后，山川模样大变。摄影师冉文曾在这一带当兵6年，他感叹这10多年来陕甘宁变化实在太大，原先几乎看不到绿，现在一路上全是果树与灌木。特别是从吴旗到延安再到洛川一线，从前黄土高坡一望无际，现在放眼，一两百公里路段全是新绿。这或许得益于退耕还林和人们保护生态的意识。
这一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从陇南经岷县到陇西，然后夜行定西，再到固原，然后再向东夜行到陕西庆城，总行程上千公里，海拔在1500米～3000米之间。这一线属黄土高原山地，自古是以汉民族为主的生息繁衍地。据我观察，进入甘肃后，除甘南藏区外，从文县开始，一路北上经陇南、武都、岷县、宕昌、陇西、通渭、定西、会宁、隆德、固原直到华池，植被都不好。
那么，过去的情况又如何？翻《汉书·地理志》有载：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如今的天水、陇西、定西等地域囊括了甘肃中部18个贫困县，“民以板为室屋”是如何变成“万丈厚土、寸草不生”的呢？
记得过陇西时，正是黄昏。太阳徐徐西下，我翻上城北的高岙，千山万壑无声无息，山下的陇西城沉浸在金红的静谧中。高岙上风很大，身边整齐的杨树哗哗地响，一看就是人工种植的。顺山岙往下延伸，树消失，除稀疏的庄稼外，层叠起伏的山峦只剩荒凉。从岷县起，我所经过的每一条河流都已干涸。
一首遥远的歌在心中回响：
我从陇上走过，
陇上一片秋色。
田里稻谷飘香，
风来声瑟瑟，
微笑写在脸上。
蓝天，多美丽，
点缀着白云几朵，
青山不寂寞，
有小河潺潺流过……
这是20年前，张明敏声情并茂演唱的《陇上行》。我不知那穿西装的小个子歌唱家到陇上来过没有？
此时，我正站在传统“陇上”的中央。在我眼中，从陇西到会宁，山势平缓，田野整齐，但河里就是没水！不敢想像，这些土地如果放在重庆，会长出怎样的庄稼来！看着那些在陇上夕阳下劳作的人们，我心里突然充满感动。
早在公元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陇西就成为全国36郡之一。作为秦汉文化、唐文化的发源地，陇西既是地域概念也是历史概念，同时还是李姓的发祥地，全球超过1亿的李氏后裔对陇西情有独钟。直至清代分置陕甘总督设甘肃省后，甘肃的政治文化中心才于1669年从陇西迁至兰州。
从陇西经定西到会宁，我横穿甘肃中部来到西海固南缘，这一带的干旱令人惊心。它自古就这样吗？据著名教授史念海考证，西周时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3%。《后汉书》载：陇东至陕北黄土高原“厥田为土，且沃野千里”。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先生1929年对这一带考察时，断定今天的干旱区当初为森林，深叹“我民族摧残森林的可怕”。
这一带，恰恰也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带。胡先生认为，此线以西包括甘肃、新疆、内蒙、陕西、宁夏、四川和南西部等省区在内，人口不能超过6000万，如今仅甘肃、陕西两省已经接近这个数字。责任在谁？此外，我们习惯于把板子打在近几十年来的某些蛮干上。其实，早在秦汉时期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就开始了。秦和西汉都积极推行“实关中”和“戍边郡”的移民政策，移民范围包括陇西在内的黄河中游。当时移民量之大，仅以《汉书·地理志》所载汉平帝元始年的户口为例，现在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泾（河）、渭（河）、洛（河）上游地区，总户数就达50万，合计达240万人。而当时被称为“膏壤千里”的关中八百里秦川，自周秦以来农业即高度发达，且有郑、白来灌溉，总计也不过50万户。垦田增加，人口增多，生态恶化，导致汉武帝后，黄河下游的水患越来越严重。至唐代，黄河里的泥沙愈来愈多，终于戴上了“黄”字冠。生态破坏自元末又掀起新浪潮，使陕甘地区开始山畜牧地向农耕地的大转移。苍茫广漠的森林草原一经开垦，骤然呈现一片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繁荣景象。明清时局稳定之际，开垦耕地成风，最后几乎无地不垦了。相伴而来的是，西北林区涵养哺育民众的众河流，含沙量急剧增加。进入20世纪后，生态恶化加剧。而对森林的开发超过了森林自身的恢复能力，植物只能向灌丛、荒漠草原发展。汉以来，森林砍伐持续了上千年，这一带已无林可伐，何来“民以板为室屋”？
事实上，1935年红军走过的这一带山地，植被和地貌与今天没有大的差异，兴许更差。近十余年来的封山育林，使这一线不少地区冒出了新绿。
愿陕甘宁千山万壑的树与草，永远造福那里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