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国家海外探险、商业扩张和殖民征服的过程中，风帆战列舰问世了。
作为一座流动的炮台，风帆战列舰成为欧洲人控制海洋、征服世界的工具，其称霸海洋的时间长达300多年之久。到19世纪中叶，随着铁甲舰的诞生，风帆战列舰逐渐淡出海洋，一个钢铁堡垒的时代开始了。20世纪初，无畏舰又取代铁甲舰，成为新的海上霸主。从铁甲舰兴起到无畏舰的衰落，整个过程不到百年，这期间既见证了战列舰的飞速发展、“大舰巨炮主义”的出现以及各国疯狂的海军军备竞赛，同时，战列舰的克星也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浮出水面，从鱼雷到潜艇再到飞机，最后是集合了制空权与制海权的航空母舰最终将战列舰打入冷宫。
从16世纪到19世纪是风帆战列舰的时代。虽然历经300多年，但战舰的设计、材料以及武器系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战舰为木制，有时在水线以下包裹铜皮；动力来自风；武器为前膛火炮；炮弹包括圆形弹丸用来摧毁船体，霰弹用来杀伤人员，链弹用来破坏帆具。因为船的首尾狭窄，一般只能安装一两门轻炮，所以主要的火炮一般装在战舰的两侧，通过两舷开设的炮孔射击。按照当时头号海军强国英国的标准，风帆战列舰可以分成四类：
一级舰：有三层炮甲板，火炮100门以上，定员875人以上，排水量2500～3500吨。
二级舰：三层炮甲板，以上。
火炮90～98门，定员750人左右，排水量2000吨三级舰：二至三层炮甲板，火炮64—80门，定员490～720人左右，量1300—2000吨。这是英国海军中数量最多的主力舰只。
四级舰：两层炮甲板，火炮50—56门，定员350人左右，排水量1000吨以上。
上面四级舰都被称为战列舰。这个名称的来历与当时海军的战术有直接关系。因为炮都装在船舷两侧，所以军舰作战的时候需要排成单列纵队的战风帆战列舰铁甲舰列线，利用本舰队一侧的舷炮对敌集中火力齐射，因而得名“战列舰”。凡是规模足够大，可以参加此种战斗的舰船均被称做战列舰。到19世纪中期时，最大的风帆战列舰排水量可达4000吨，配置火炮多达130门，通常建有三根高大的桅杆，航行在海面上非常威武壮观。
规模在战列舰之下的舰船被归类为护卫舰、巡航舰和单桅纵帆船。
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科学技术和造船工业的发展，风帆战列舰逐渐让位给蒸汽动力战列舰，战列舰进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钢铁军舰时代。首先问世的是铁甲舰。界定铁甲舰主要有三个标准：包覆装甲的舰壳、蒸气动力系统、主要武器装备是可发射爆炸弹的大炮。只有在三个特征都具备的情况下，战舰才可以被称为铁甲舰。
与风帆战舰相比，铁甲舰的优势显而易见。第一，从动力系统来看，以蒸汽为动力使战舰摆脱了对大自然的依赖，有风没风都不是问题，舰船的速度也提高了，机动性也更强了；而帆船的局限性在于，它需要风，有风才能行走，当然风太大了也是不行的。另外，帆船虽然可以顶风前行，但必须走“之”字路线，这样会增加航程。为了保证风不被对手挡住，帆船在作战的时候必须想办法处在上风位置。第二，铁甲舰装备的是用优质钢材铸成的大口径后膛炮，比起风帆战列舰使用的前膛炮，它的精度更高，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第三，因为木壳舰船应对不了威力巨大的后膛炮，所以，装甲战列舰逐渐采用钢铁建造，装甲也越来越厚，它的坚固性、抗打击能力是木制的风帆战列舰所不能比的。
铁甲舰的首次露面是在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当时法国炮击俄国金伯恩炮台时使用了“浅水炮艇”。在这次战役中，法国使用的“毁灭”号、“冲击”号和“雷鸣”号是世界上最早的铁甲舰，由此奠定了蒸汽装甲战列舰在近代海军舰队中举足轻重的统治地位。在这之后的短短半个世纪中，铁甲舰见证了世界海军力量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这些进步体现在三个方面：
舰体的设计和构造、动力系统以及所装备的武器。简单地说，这个过程就是由木头、风帆和球装弹丸的组合演进到钢铁、蒸气和现代枪炮的组合。
在铁甲舰时代，舰壳设计的第一个进步是在战舰的木制舰壳外包覆铸铁装甲板。这种设计第一次出现在1855年克里米亚战争炮击金伯恩的行动中。
金伯恩炮台位于第聂伯河的入口处，抢在英国人前面开发出新式军舰的法国海军出动了3艘浅水炮舰。这些包覆铸铁装甲板的炮舰行驶到俄军海岸炮台射程内，实施抵近射击，摧毁了大量俄军工事，俄国人发射的炮弹无法对法军的浅水炮舰造成任何损伤，这种防护是风帆战舰无法企及的。此后不久，拿破仑三世开始极力推进法国海军的建设，意图挑战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
他们开始建造第一艘大型铁甲舰“光荣”号，由迪普·德·洛马设计，1858年开工建造，排水量5630吨。英国的第一艘铁甲舰“勇士”号在1861年进入英国皇家海军服役，战斗力超过“光荣”号。“勇士”号两舷的双层柚木舰壳外包覆4英寸的装甲，排水量9137吨。
在武器方面，当“勇士”号第一次服役的时候，其主甲板上安装了30门68磅前膛装滑膛炮和8门110磅阿姆斯特朗后膛装火炮。此外，上层甲板上还配备了110磅后膛炮到6磅加农炮等口径不等的武器。阿姆斯特朗炮在发射的速度、射程和精度等方面都超过前膛炮。但是，英国海军并没有立即以后膛炮取代前膛炮，原因在于他们对新技术的谨慎和保守态度。在1863年炮击鹿儿岛时，21门后膛炮在365次发射中出现了28起事故，英国海军的反应不是迅速改进后膛炮，而是重新回到前膛炮时代。当然，前膛炮的设计也在改进。导致前膛炮走向终结的导火索是1879年“霹雳”号战舰上重大的火炮炸膛事故，爆炸的原因是重复装填，这种错误在后膛炮上是不可能出现的。
此次事故促使英国海军着手改革。
直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英国才设计出可靠的后膛炮。尽管如此，当时的火炮设计和制造也并非实现后膛炮就可以一统天下的局面。英国海军进行的一些实验证明，前膛炮对于标准装甲的穿透力并不比同等口径的后膛炮差，他们据此得出了无须更换火炮的保守结论。因此，后膛炮在英国海军中的广泛使用还要等上若干年。相比之下，其他海军较弱的国家反而在这方面走在了英国前面。法国海军13.4英寸口径的1870型火炮在技术上把英国海军远远甩在后面，意大利海军鼓励英国火炮设计师为他们生产那些被保守的英国军火委员会拒之门外的武器。
在舰体设计上，1862年，法国建造了第一艘装有旋转炮塔的战列舰“阿尔贝王子”号，炮塔战舰的设计概念是把战舰的主炮或多门火炮安装在一个转台上，可以通过旋转向任一方向开火。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美国北方海军的小型装甲炮舰“莫尼特”号首次采用了封闭的回旋式炮塔。它与南方邦联海军的“弗吉尼亚”号装甲舰之间发生了首次近代意义上的海上炮战——
1862年的汉普敦海战。
在动力方面，尽管蒸汽技术的可靠性与日俱增，但很长一段时间里，战舰上仍保留全套风帆设备。19世纪60年代前期，铁甲舰被认为不过是装有蒸汽辅助动力的风帆战舰。这些战舰都装有全套风帆装备。当然，在实际航行中，舰长和指挥官们逐渐依赖更加便捷的蒸汽机。第一艘无桅炮塔战舰“蹂躏”号1871年进入英国海军服役，但不久退役。很久之后人们才发现，它是维多利亚时代战舰的原型，拥有低矮的侧面轮廓、宽横梁、厚装甲等特点，主炮分别安装在舰艉和舰艏的两座炮塔上，只有一个“军用桅杆”用来打旗语，蒸汽是它唯一的动力系统。
到19世纪70年代，世界各海军强国的蒸汽装甲战列舰已达到较高的水平。蒸汽机不仅为军舰提供了推进动力，而且还被用于操纵舵系统、锚泊系统、转动装甲炮塔系统、装填弹药、抽水及升降舰载小艇等。大型蒸汽装甲战列舰的排水量达到8000～9000吨，推进功率达到6000～8000匹马力。但是，新建造的战舰仍然不合时宜地配备有全套风帆。随着锅炉和主机效率的提高，蒸汽动力取代风帆成为可能。到19世纪80年代，无桅战舰终于开始扮演主角。至20世纪初，随着煤炭开采和使用的广泛化，风帆在巡洋舰级别的战舰上也被降为辅助动力。
19世纪60-80年代，铁甲舰在设计方面的进步相对缓慢，这段时间被称做战舰的“探索时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海军的犹豫观望态度，他们并不愿意建立一支完全依赖蒸汽的海军，在他们看来，这种转变太冒险，不如他们现在使用的技术成熟可靠。而其他国家在海军发展上远远落后于英国。
法国人在19世纪70年代仅仅建造了8艘战舰，美国总体上已经停止建造大型船只，德国连组建一支舰队的想法都没有，中国和日本的舰队更是有名无实。
在这种大环境下，铁甲舰自然不可能获得较大的发展动力。此外，也没有足够多的战争来检验和推动技术的进步。
正因为如此，在铁甲舰时代，甚至还出现了撞角这样非常古怪的设计。
复兴撞角的理由似乎很有说服力：自划桨战舰时代结束以来，战舰第一次可以完全不受风的左右，并且动力更加强大，速度更快，这就使撞角在理论上可以获得更大的动能。而且舰壳外包覆装甲使战舰吨位增大，储备浮力下降，水线下被洞穿会造成更大的损害。另一方面，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装甲占据了上风，那个时代的大炮对付装甲战舰非常吃力，弹丸的毁伤效果相比风帆时代大为降低。因此，撞角战术的复兴便理所当然。
但是，无论理论多么完善，实践总是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大部分安装了撞角的战舰马力和灵活性都不够，虽然它们号称能够修正航向，但是常常只是刚刚改变航向就已经撞上了，所谓的撞击只不过是擦过，达不到理想的垂直角度。在美国内战之后的30年里，无论是美国海军还是欧洲国家海军在战舰设计上都坚持安装撞角。撞角战术支持者念念不忘的最辉煌的胜利是1866年的利萨海战。当时奥地利旗舰“斐迪南德·马克斯”号成功撞击了“意大利”号的舯部舷侧，后者舰身随即严重倾斜，最终沉没。实际上，撞角在某些情况下对自己人的威胁更大。1872年，在爱尔兰海域航行的中央炮位战舰“铁公爵”号撞沉了“前卫”号，事故的主要原因在于海上的浓雾和双方的粗心大意。更能说明问题的事故发生在1893年6月22日的地中海，由于总司令乔治·特莱恩爵士向座舰“维多利亚”号下达了危险的机动指令，导致“维多利亚”号被“坎佩当”号撞沉，他本人也在这次事故中丧生。
进人19世纪90年代之后，各国都开始扩建海军。此时海军的发展之所以加速，不仅是因为武器装备和设计上有长足的进步，更是因为有政治意志和海权理论的强力推动。之前在技术层面上一直处于弱势的英国海军终于赶上了其他欧洲国家，并开始引领海军进步的潮流。1892年，英国人建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艘采用全钢质舰体的战列舰——“皇家君主”号，该舰随后成为各国战列舰设计的样板。它采用4门双联装主炮，以前后各配置一个炮塔的方式安装在舰身纵轴线上，加强了副炮群的数量及射角分配，能将所有火力集中于侧舷。
此后，战列舰普遍采用钢质舰体，满载排水量可达到12000吨；装备两种口径的主炮：一级主炮布置在舰体纵向中轴线上，口径达到300-350毫米，用于对抗敌方主力舰，二级主炮布置在舰体两侧，用于对抗巡洋舰及轻型军舰；舰体防护装甲的厚度达到230—450毫米；航速为16—8节；动力多采用复式蒸汽机。除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意大利、俄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国的海军此时也纷纷建造或进口大批战列舰，战列舰已经成为海军强国实力的象征。
铁甲舰时代的海战本质上是二维的。就是说，水面战舰是海军力量中唯一具备远洋航行能力的工具，它主要的对手是敌方的水面战舰，或者是海岸炮台，但这只有在水面战舰行驶到其射程范围之内时，它才成其为一个威胁。
所以，在这个时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海面上的战斗，水面战舰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水下、水面、空中三维战争局面的形成，要等到铁甲舰时代行将结束时才出现。
1905年出现的无畏舰在战舰的设计上垮出了革命性的一大步。无畏舰的名字来源于英国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其突出特点是采用了统一口径的主炮以及高功率的蒸汽轮机。“无畏”号战列舰排水量17900吨，航速21节，装备有安装在五座炮塔内的10门305毫米主炮，24门76毫米副炮，鱼雷发射器5座，比当时其他最大的装甲舰的火力还要强l倍以上。两舷、炮塔和指挥塔的装甲厚达280毫米。1906年10月1日，“无畏”号战列舰完成了在加勒比海的海试。它的横空出世突然之间令所有现役的战列舰都过时了，各国都以惊恐的眼神注视着这艘划时代的庞然大物——它的火炮、动力以及防护能力，以及仅仅一年的建造周期。很快，列强之间就掀起了新一轮的海军竞争。德国的“拿骚”级战列舰、美国的“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及其后续舰纷纷采用“无畏”号的标准，后来此类战列舰就被统一命名为“无畏舰”，其特征可以概括为：统一口径的主炮（通常口径为11一13.5英寸），主炮塔布置于舰艏和舰艉以及交错布置于舰身舯部，排水量大多为20000吨以上，一般使用蒸汽轮机作为动力，航速超过19节。
由无畏舰所引发的新一轮的海军军备竞赛主要集中在英德之间。当然，德国对英国海上优势的挑战并非始于无畏舰的问世。自19世纪末走上海外扩张道路之后，德国人就决心加紧发展自己的海军。当时德国海军次于意大利，在世界排名第6位。为迅速增强海军实力、缩小与一流海洋强国的差距，德国国会于1898年4月10日通过一项扩建海军法案，计划6年内把舰队扩建为一支拥有19艘战列舰、8艘装甲巡洋舰、42无畏舰艘小型巡洋舰的舰队。两年之后，国会对海军法案进行了修改，批准的舰队规模为战列舰38艘、大型巡洋舰20艘、小型巡洋舰38艘，比1898年的计划翻了一倍。到英国“无畏”号战舰出现之前，德国海军已经拥有24艘战列舰（其中2艘德意志级在建），完成了从一支以岸防为主要任务的小型海防舰队向远洋海军转变的过程。至此，英德两国之间心照不宣的造舰竞赛也差不多持续了6年。当拥有大口径火炮和高航速的“无畏”号出现后，德国加快了对其大型主力舰更新换代的进程。德国于1906年通过第三个海军法案，决定开始建造德国的无畏舰。德国海军紧急修改图纸，将1906年计划建造的新战列舰由14000吨级、混装305毫米和240毫米主炮的旧式战列舰改为19000吨级、装备12门280毫米主炮（6座双联炮塔）的全新设计。
1908年，德国通过第四个海军法案，计划自1908一1911年每年建造4艘无畏舰，1912—1917年，每年建造2艘。
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其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占优势的海上力量，德国建造大海军无疑是对英国海上霸权乃至本土安全的严重威胁。正如英国外交部的一名官员所说：“德国在海上的领先地位是同不列颠帝国的生存不相容的。”
因此，自德国于1898年和1900年通过两个海军法案后，英国也开始加大对海军的投入，以保持自己在这一领域内的绝对优势地位。1900一1914年，英国海军预算一直以超过德国海军预算一倍以上的速度增长。1900年英国海军预算为2920万镑，德国为740万镑；1910年英国为4040万镑，德国为2060万镑；1914年两国分别为4740万镑和2240万镑。1907年，英国做出决定，德国每建造一艘军舰，英国就建造两艘。
疯狂的造舰竞赛令国力日衰的英国倍感压力。英国代表在1907年海牙和会上提出了限制海军军备的建议，但遭到德国人拒绝。1908年英德两国重开裁军谈判。英国的目的是束缚对方的手脚，使其放慢海军扩建计划，同时也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经济困难。而德国对任何企图限制其海军发展的协议都毫无兴趣，双方没有达成妥协。1912年，英德再次进行海军谈判，英国甚至以殖民地利益上的让步来换取德国承认自己的海军优势，希望德国放慢、甚至停止造舰，但谈判仍无果而终。在1913年的最后一次谈判中，丘吉尔提议从当年开始，国际上停止造舰一年，争取达到一项各国海军都保持足够而不是过大规模的协议，然而英德之间的矛盾已日趋白热化，丘吉尔的倡议无人响应。
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共有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73艘，德国则有52艘，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海军强国。正是在这种疯狂建造战列舰的过程中，出现了所谓的“大舰巨炮主义”。作为一种海军战略思想，“大舰巨炮主义”的核心是：要赢得海战，就要有比对手更大吨位的战列舰、搭载更多的火炮、拥有比对方口径更大的火炮（威力更大、射程更远）。
虽然德国在海军发展上投入了重金，但并未真正撼动英国海军的霸主地位。事实上，德国人的战略本身也存在问题。提尔皮茨在1897年任德国海军大臣后，提出了一个所谓的“风险战略”，德国逐步建立起来的公海舰队则被称为“风险舰队”。“风险战略”的含义大致为：即使德国海军永远无法在数量上达到英国皇家海军的规模，但它应当可以依靠质量和严密的组织对英国舰队造成重大打击（或者，运气更好的话，可将英国海军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庞大舰队分隔开来）。作为帝国的基石，英国海军有着太多的义务，与德国海军两败俱伤是其绝对无法接受的。这样，英国必然会做出让步，接受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要求，也就是德皇所期望的“阳光下的土地”。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小规模的冲突，例如1911年的阿加迪尔危机，还是大规模的战争，如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按照提尔皮茨的如意算盘进行。这是因为，英国无论在造舰竞赛还是在兵力运用方面的反应都要比提尔皮茨设想的更加坚强和激进。英国海军一直保持了庞大的舰队规模和极高的战斗力，集中在领海的兵力远比德国公海舰队多得多，这样巨大的数量优势使其在每个地区的舰队都能应对德国人在公海的袭掠，成功化解了德国人将其各个击破的企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苦心建立起来的公海舰队被英国海军封锁在威廉港和不来梅港。1916年的日德兰海战是德国人唯一一次企图突破封锁的努力，它也是战列舰时代最大和最后一次舰队决战，一共有265艘各类军舰（其中英国149艘，德国116艘）、10万名左右海军官兵参战。这场海战被称为是一场“双赢”的战争，因为交战双方都声称自己取得了胜利，而且也都拥有颇具说服力的理由。就战术层面而言，德国人无疑是这场海战的胜利者：实力明显占优的英军损失14艘战舰（1.55000吨），德国有ll艘战舰被击毁（61000吨），英方死伤人数为6094人，而德方为2551人。但是，德国海军未能实现打破海上封锁的目标，海洋仍然是英国海军的天下，德国公海舰队从此被堵在北海，直到战争结束也未能有所作为，所以，从战略层面看，赢家应该是英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根据1918年的停战协定，德国公海舰队向协约国投降，并集中在英国北部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等待作为战争赔偿分配给战胜国。但是其中的大部分军舰在1919年6月21日被德国水兵凿沉。至此，德国建设大海军的历程划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海军强国都设计了规模和火力更强大的战列舰，到20世纪20年代初，大舰巨炮已经是各国海军一致的道路，主炮开始追求16英寸的大口径，而装甲要抵得住同型火炮的威力，速度一般要在23节以上。当时日本的“加贺”级、美国的“南达科他”级、“列克星顿”级等都是即将出笼的战列舰或战列巡洋舰。但是，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限制了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的吨位（35000吨）和主炮口径（不得超过16英寸），并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海军的主力舰（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结果这些舰只中途夭折，一部分成为了航空母舰，一部分则解体了事。1922—1936年的15年间被称为“海军假日”时代（Navy Holiday），各国的大型战列舰建造计划都被终止或取消，代之以对已有的战列舰的进行更新和改造。
1936年12月31日《华盛顿海军条约》期满作废，各海军强国重新开始战列舰的建造工作。英国建造了5艘“乔治五世国王”级战列舰，并计划建造“狮”级战列舰；美国海军建造了2艘“北卡罗来纳”级战列舰、艘“南达科他”级战列舰、5艘“依阿华”级战列舰，日本“大和”号战列舰并计划建造“蒙大拿”级战列舰；意大利海军建造了4艘“维内托”级战列舰；法国海军建造了3艘“黎塞留”级战列舰，并计划再建造3艘改进舰；德国海军建造了2艘“俾斯麦”级战列舰，并开工了2艘H级舰；日本海军建造了2艘“大和级”战列舰。这一时期的战列舰大多采用15或16英寸甚至18英寸口径主炮，航速达27节甚至30节以上。其中“大和”号是世界上最大的战列舰，满载排水量为72800吨，最高航速27节，舰上装有三联装460毫米主炮9门，炮弹重达1460公斤，还有2座三联装155毫米副炮和12座双联装127毫米平高两用炮，整个战舰光是装甲就重达21266吨！但是，“大和”号已经是“大舰巨炮主义”时代的最后篇章。1945年4月7日，在美军280架飞机的攻击下，“大和”号一炮未放就葬身海底。事实上，早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各国就已经意识到，航空母舰和潜艇已取代了战列舰成为新的海上霸主，所以都将大部分资源用作建造航母或潜艇，而战列舰也由主力降为航母编队的警戒舰和炮轰陆地目标的军舰。在战争后期仅有美国和英国还在继续建造战列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的战列舰纷纷作为废钢铁出售给私人公司拆毁，或作为靶舰和武器试验平台遭到摧毁。美国海军曾将“依阿华”级战列舰投入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随后将其退役封存。
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4艘已退役的“依阿华”级战列舰进行现代化改装，加装各种新型雷达、导弹、防空、电子对抗和指挥控制通信系统，重新编人现役，分别部署于太平洋和大西洋，独立进行海上作战、支援登陆和攻击岸上目标等任务。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军曾使用其中的“密苏里”号和“威斯康星”号战列舰对伊拉克目标进行炮击和发射巡航导弹。但两年之后，这4艘战列舰又再次退出现役，“战列舰”这一级别也正式从美国海军现役舰船分类中撤消。
马汉与海权论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是“大舰巨炮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在这一战略思想形成的过程中，一个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然不是有意所为，而是无心插柳。他就是“海权论”的创始人美国海军战略家、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马汉曾两度出任美国海军学院院长，并担任过驱逐舰舰长，退休的时候只是上校军衔，应该说仕途上不算得意。但是，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巨大影响力足以使其鹤立鸡群，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到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马汉及其学说在世界各地仍拥有很多的信徒和追随者。
“海权论”诞生于一个帝国主义时代。
1870年以后，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伴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生产的扩大、交通工具的改善，西方列强掀起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越来越多的非西方世界沦为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卷入这股潮流中的，不仅有英、法这样的老牌殖民大国，更有一些强国俱乐部里的新来乍到者，比如德国和日本。对于那些老牌强国来说，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这些后来者咄咄逼人的挑战，而新兴强国则一心想要找到一条通向权力巅峰的坦途。
可以说，在这么一个日新月异的大转折时代，无论哪一类国家，内心都处在一个迷茫、焦虑和不安的状态，都想找到一把打破困境、解开迷津的钥匙。
而此时的美国尚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前夜。1865年内战结束后，美国人把主要精力投向西部开发和南方重建，同时却忽视了海外利益的拓展，陆海军的发展当然也被压缩到了最低规模。到19世纪90年代，从工业产值上看，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大战略上并没有摆脱过去的笨拙和青涩，其军事实力远在英法德俄等欧洲国家之后，对于席卷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狂潮也无动于衷。可以这么说，眼下的美国，更像是一个拥有巨人体魄的婴儿，对自己的实力以及如何运用实力获取利益懵懂无知。这种状况当然激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不满和担忧。
就在这种全世界都急需精神引导、饥渴福音的氛围中，1890年，马汉出版了传世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在这部书当中，马汉把对海洋的控制看做是成为世界强权的关键，并因此被认定为“海权论”的奠基人。“海权论”一经问世立即引起强烈反响，成为帝国主义分子眼中的新圣经。
其实，“海权论”这个提法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的概念，马汉本人并没有一本专门从理论上阐述海权问题的专著，这是后人对其思想的一种不太严谨的概括。马汉一生著作等身，主要思想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常所说的“海权论”，一个是海军战争理论。从影响力来看，当然是“海权论”最为重要。他的海权思想主要体现在三部著作当中：《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其中第一本书影响最大。不过这本书真正受到关注的不是书的主体部分，而是第一章——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这一章本来是匆忙写成的，带有介绍性，马汉的考虑是为了使他的著作更受欢迎，有卖点，因为这样一部以传统的历史评述为主要内容、比较枯燥的书对公众会缺乏吸引力。结果喧宾夺主，反而使该书的其他部分相形见绌。
海权一词并非马汉发明。据战略大师罗辛斯基考证，海权一词原为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首创，意思是“海之权”，凡是知道如何征服及利用海洋的人，海洋就会把此种权力赐给他。马汉的看法与此类似，他认为，海权涉及了有益于使一个民族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
但是，马汉并没有对海权的内涵做一个明确的界定。从他的著作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海权有两种含义，一是通过海军优势而获得的制海权，二是生产、海运、殖民地的结合。这两种观念在马汉的著作中经常重叠，其实它们并不矛盾，海权既包括对海洋的利用，也包括对海洋的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利用也有助于控修昔底德（约前460一约前400年）
制的实现。
那么，什么样的国家才能拥有强大的海权呢？马汉提出了影响海权建设的六大因素。
1.地理位置
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必凭借陆地保卫自己，也不必在大陆上扩充领土。
这样一来，同那些部分边界为陆地的国家相比，他们就可以一心一意向海洋发展。
2.自然形态
致力于海权的国家必须拥有广大的海岸，必须拥有无数得到保护的深港和深入富饶的内地农业区的大河。
3.领土
一国领土大小同其人口的数量与分布相比，后者对其海权的发展来说更重要些。
4.人口
必须有足够的人口。更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大批人充当水手，或至少随时准备受雇于舰船，以及从事制造海军设备。
5.民族性
海权是建立在广泛的平时贸易的基础上的，所以，海洋强国的人民必定渴求物质利益，追求国内外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往来。
6.政府的特点
就海权而言，如果一个国家是在一个完全受人民的精神鼓舞，并且完全了解大多数人的真正爱好的政府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一定会取得最辉煌的成就。
马汉认为，百分之百拥有上述要素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英国，其他国家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瑕疵。
拥有强大的海权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呢？马汉认为，获得制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国家的强盛、繁荣、尊严和安全是强大的海军从事占领和征服的副产品。一个国家，只有在拥有一支强大海军的前提下才可能在贸易以及海外殖民地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并有效保护自己的国土。他这样写到：“许多世纪以来，英国商业的发展、领土的安全、富裕帝国的存在和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都可以直接追溯到英国海权的崛起。”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极度强调海军和殖民地、强调制海权，并且有英国的成功作为佐证的理论，一经问世，势必会对那些渴求福音的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到1900年，《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就已经出到15版，到1914年更达到24版，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马汉的其他著作销量也很不错。这在当时那个资讯并不发达的时代实属罕见。显然，对这个现象不能单纯地从学术的角度解释。马汉的海权论之所以受到如此广泛的欢迎，关键还在于它契合了当时的时代氛围，迎合了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需要。具体来说，“海权论”对三个国家影响最大。
首先是英国。在马汉的笔下，英国就是海权运用的完美例证，“海权论”简直就是对英国所处地位和所作所为的客观描述和总结。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尽管正处于权势的颠峰，但海洋优势已经不再牢不可破，正受到俄法两国的威胁，英国政府准备以扩建海军来回应。但是，造军舰是一个非常耗钱的事情，怎么样才能说服议会和民众在国力如日中天之际认识到重整军备的必要性并接受其成本呢？马汉的著作就使英国政府获得了一种现成的工具来替它的政策辩护。在当时有关发展海军的辩论中，马汉的观点被频频引用，海军改组法案之所以能迅速在国会获得通过，“海权论”功不可没。后来有一位英国要人这样说过：“英国之所以能有一支坚强的海军，毋须感谢保守党或自由党，而应该感谢马汉上校。”从马汉访英时所受的待遇中可以看出，“海权论”在英国的巨大影响：维多利亚女皇为他举行国宴，女皇的外孙、当时正在英国访问的德皇威廉二世作陪，牛津和剑桥两个大学在同一星期授予马汉荣誉博士学位。这大概是马汉一生当中最为风光、最为得意的时刻。
其次是德国。如果说“海权论”使英国人更加坚定自己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所走的强国之路，那么对德国来说，它的意义正如雪中送炭。此时的德国虽然统一了才20年的时间，但是已经无可争议地在欧洲大陆崛起了。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开始推行世界政策，要为国力蒸蒸日上的德国争取“阳光下的土地”。“海权论”让威廉二世洞悉了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秘诀，加速了德国的海军发展和海外扩张的步伐。威廉二世这样写道：
“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马汉的书，我向所有的船都发了此书……我们的未来在水上，三叉戟（在希腊神话里，三叉戟是海神波塞冬的武器，海权的象征）一定要握在我们的手中。”“海权论”也成为德国人最好的宣传武器。
后来当德国全力以赴实施海军建设计划的时候，它把《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提供给国内的所有公共图书馆、学校和政府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海权论对于随后出现的“大舰巨炮主义”和英德海军竞赛起到了煽风点火甚至火上浇油的作用。
最后是美国。马汉写作的初衷是为自己祖国的前途建言献策。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他虽然是以英国历史为主要内容，但落脚点常常在美国。
比如在“海权组成要素的探讨”一章当中，有20处左右的地方写到美国，字里行间充满了对美国未来的忧虑和期待。马汉认为，美国拥有或可以拥有成为全球性海上强国所需要的一切要素，但是美国政府缺乏长远的眼光和计划，他的目的“就是为了从历史教训中得出适用于本国和行政部门的结论”。
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年）
但是马汉的良苦用心并没有立即被政府接受，马汉自己也承认，与在国外受到热烈追捧形成鲜明对照，他在国内几乎无人问津。好在马汉有几个忠实的崇拜者，西奥多·罗斯福就是一个。他在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就立即给马汉写信，称“它是我所知道的这类著作中讲得最透彻、最有益的大作”，是“一本非常好的书，如果我不把它当作一部经典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后来罗斯福出任海军部副部长，1901年又成为总统，再加上资深参议员、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洛奇——也是马汉的粉丝，经过他们的不断呼吁和努力下，美国政府对海军的投入开始增加。
除扩充舰队之外，美国从19世纪末又开始在海外夺取领地和战略要地，开凿巴拿马运河，这些都是马汉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做的，现在终于照单全收。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的海洋大国，马汉的愿望实现了。
如果抛开海权论的政治影响，仅从学术的角度去分析，马汉虽然发现并举例证明国家权力与海洋权力彼此密切相关，但其“海权论”也并非无懈可击，存在很多明显的主观、偏颇和不够严谨的地方。
1.其结论带有强烈的先验色彩，缺少客观性马汉虽然博览群书，但是他明确表示，他的主要灵感并不是来自书籍史料，而是在船上服役的时候，内心突然出现一线灵光，让他认识到“海洋的控制是从来不曾受到有系统研究和解释的历史因素”。他接着又写道，“一经在意识中形成之后，此种思想即成为我此后20年一切著作的核心，而绝非出自任何他人。”这就等于说，其研究的起点不是大量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而是一种预定的结论，所有一切事实都被找来证明这个预定的结论。比如有关发展海权的六个条件，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参照英国的现实条件拟定的，每一个都可以在英国身上找到对应，如此巧合令人难以理解。
而且，马汉使用的资料比较贫乏，几乎都是二手资料。在第二本书《海权对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当中，马汉首次广泛使用第一手资料（私人信件和政府文件），而不是使用较容易得到的二手资料（论文、自传）。
2.将复杂的历史过分简化
英国在英法争霸中胜出不能完全归因于海权运用，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是，法国常常在大陆上树敌，结果被英国人利用。如果英国在大陆没有盟友牵制和消耗法国，想单凭海军打败法国恐怕也绝非易事。如1805年的特拉法加海战，尽管英国大获全胜，但对于拿破仑在欧洲大陆如日中天的权势几乎毫无影响。
此外，除了海洋性帝国，历史上也有非海洋帝国的崛起，比如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德国，等等。这是“海权论”所解释不了的现象。
而且，在帆船时代之前，海洋的重要性并非像后来那样大。
3.事实的叙述多于理论的分析
三部海权论，只有第一部的第一章算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性。罗辛斯基这样评价马汉：“对他而言，理论完全附属于历史，他只是根据极少量的概括观念来解释具体个案，又或引述一大堆史例来证明那些原则。至于从历史中抽出个别观念，并将其整合成为对整个复杂矛盾海战结构的有系统分析，却是他所从未考虑过的。”
4.没有考虑到经济和技术因素
其实马汉所处的时代正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全面展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伟大历史时刻。在这个时代，海权的运用越来越和技术、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马汉全然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对发展海权的影响，他仍然坚信，虽然战争的许多条件在各个时代都不相同，但是历史界的某些教义仍是不会改变的，是普遍适用的，能够上升到一般原理的高度。同样的理由，尽管过去半个世纪科学的进展和蒸汽机的使用，使海军武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如果通过列举以往海战战例来说明海战的一般原理，这将表明研究过去的海军史是有教益的。这样，“帆船时代海战的历史和经验仍然可以作为当今使用时有价值的教训”。所以不难理解，他所列举的影响海权的六大因素有五条都与自然和人文地理特点有关。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是勿庸置疑的是，在蒸汽战舰的时代，离开雄厚的经济和技术实力，拥有强大的海权也只能是梦想。
另外，对于那个时代已经问世的鱼雷、潜艇、飞机等将对海战起颠覆性影响的新武器装备，马汉也几乎未曾注意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