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青铜器的历史源远流长，目前在属商代早期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上、商代前期的郑州二里岗文化遗址上均发现有青铜器。而在二里岗青铜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殷墟青铜器不仅品类较全、形式多样，且造型设计和铸造工艺都较前有很大的突破和创新。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代表着我国青铜器发展的高峰，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礼器、武器、工具、用具及其他一些杂器。其中礼器的数量仅次于武器。礼器是研究商代社会现实情况特别是礼制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殷商青铜技术、工艺美术、文字、雕塑等的实物资料。礼器根据用途之不同分为酒器、食器、水器、炊器等。各种礼器上大多刻有各种各样的动物纹饰，有神话性的动物如饕稈、龙、凤、夔等，也有写实性动物如牛、虎、羊、鱼、鸟等。这些精美的纹饰使青铜器显得非常华贵，同时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有些食器、酒器上铸有突起的羊头、象头、牛头、龙头等。四羊方尊、双羊尊、羊尊、三羊垒、四羊首垒等就是铸有突起羊头的青铜礼器。这些礼器对我们了解并研究中国羊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38年，湖南宁乡出土了一件商后期青铜器——四羊方尊。方尊高58.3厘米，喇叭状劲张的方形口部，每边长52.4厘米，重约34.5公斤。器颈饰蕉叶夔纹、兽面纹和云雷纹，肩为四龙相缠绕之浮雕。而最有特色的是尊肩四面以圆雕形式各铸一突起的卷角羊前驱，两侧各以浮雕铸出前肢，下及于圈足。羊身有细密精美的鳞纹。整个方尊由羊头、羊腹构成器腹四角，羊头卷角夸张，羊口微张，形象宁静而不失威严。全器圆雕、浮雕、线刻并用，平面的图像和立体的雕塑结合完美，器形与动物形象浑然一体，造型雄奇，铸造精良，是目前商代方尊中最大的一件，也是商代金属工艺技术成就的杰出代表作品之一。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双羊尊也是商代青铜器中之精品，在湖南长沙发现。其造型为两只相背而立的同体山羊形象，羊背上载负一只筒形纹器。羊腹部肥硕圆鼓，四蹄粗壮。羊首圆塑，布满鳞纹，双角盘曲，双目前视，神态安详、庄重、自然。
现存日本藤田美术馆的羊尊，是商代后期的青铜器。尊体为一绵羊形，故名，有盖，盖面饰饕稈纹。尊体侧面刻有凤首龙身的长形花纹。集羊、龙、凤三种吉祥的动物于一身，隐含“龙凤呈羊（祥）”之意。
此外，三羊垒、四羊首垒和四羊首青铜瓿也是商代铸有突起之羊形的青铜器。
三羊垒现存故宫博物院，为传世青铜器中垒之巨制，商代祭祀宗庙之重器。垒之主体为三个稜角大羊头，羊首为高浮雕，巨目，器身饰兽面纹、云雷纹及羽状纹。四羊首垒的主体造型为四只羊头，现存上海博物馆。四羊首青铜瓿是公元前1400多年商代的青铜器，四只羊头栩栩如生雕刻于瓿之鼓腹上，甚是精美。
除礼器外，也有一些用具雕饰羊纹或刻成羊形。羊首勺是商代晚期青铜器，长17.5厘米，勺径7.5厘米，柄端为羊头形，圆目大角，似在鸣叫。柄体正中有一正方形镂孔，孔前、后立一犬一虎，虎张口而犬竖耳，作捕攫状，设计非常奇特。
对于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及动物形象，郭沫若先生曾说：“我国自来器物款识之性质，凡图形之作鸟兽虫鱼之形者，必系原始民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虫鱼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文化，而已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此说甚是。因为图腾民族有用图腾装饰各种器具、房屋甚至身体的习俗。他们认为图腾是神圣的、具有庇护并保佑他们的巨大力量。“羌”字来源于以羊为图腾的羌人在头上装饰羊角的习俗，“美”字以及美之观念的产生也与人们头上装饰羊角的图腾习俗有关。因此，我们可以说，四羊尊等殷周青铜器之所以雕铸羊形或饰以羊纹，也是先民羊图腾习俗之反映。或有人说，商人图腾乃“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商颂·玄鸟》），的确如此。然而从大量的史料可知，以羊为图腾的羌族和商有着密切的关系。据于省吾先生考证，商在很长时期内“与羌族既有婚媾血缘的联系，又有战争上的频繁接触，比任何其他外族的关系都较为密切。”《诗经》、《竹书纪年》等都有羌与商相互往来的记载：《诗·商颂·殷武》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竹书纪年·武汤》载：“十九年，氐羌来贡。”《竹书纪年·武丁》载：“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可以说，商与羌是风气互染、习俗相近的两族。因而，在殷商也才会有如四羊方尊等羊形礼器，并且，这些礼器在殷商人心目中同样是吉祥、美好的象征。
殷墟出土的大量玉器、骨器中发现有许多写实性羊头或羊头形器。著名的妇好墓挖掘出一件羊头形玉器，长6.2厘米，重55克，形似菱角，三角有孔相通，用嘴嘘吹上端之孔，可吹出三个不同的音，估计为口哨之类的乐器，在一角的侧面还有一小孔可佩带。由于雕琢细致，堪称一件精美的艺术品。骨笄的形式多种多样，有齐头形、鸟体形、蝎子形、千字形、羊字形等，其中齐头形、鸟体形、羊字形在殷商早、中、晚期遗址上均有发现，说明延用时间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