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大量被发现，许慎等人对“美”之本义的解释就开始受到反驳。反驳是从“美”字的构形入手的，驳者认为“美”上部并不从“羊”，下部也不从“大”，因为甲骨卜辞早期“美”均写作□（甲686）□（甲1269）□（前7.28.2）□（京都981）。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美”字“疑象人饰羊首之形。”于省吾先生在《释羌·帟·敬·美》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早期美字象‘大’上戴四个羊角形，‘大’象人之正立形……早期美字没有一个从羊省。”所以他认为，“古文字中美字的起源系取象于当时视为美观的外族戴角形是没有疑问的。”至于美字的□□等从羊之形，是以后讹变的。
关于人们为什么戴羊角，于先生认为，“戴角是许多原始民族的习见风俗，起初是在狩猎时伪装戴角以诱惑野兽而猎取之，其后逐渐演为一般的流行装饰。但有的氏族在庆祝节日跳舞时才戴上双角冠以为盛装；有的氏族的酋长或贵族妇女们以戴角为尊荣；有的氏族的巫师在作法礼神时才戴上双角冠以示恭敬；有的氏族对于所崇拜的神痳塑造为形象时也饰以戴角以示尊严。”因而，“美之本形为戴角，取义于美好的装饰，并引申为凡美好之通称，再引申为甘美之美。”这与“羊大则美”说所认为的美的本义及引申义恰好相反。
朱狄的《原始文化研究》从羊图腾的观点对美进行了解释：“‘美’的概念来源于图腾信仰，不但与‘甘’字毫无关系，而且正因为它来源于图腾信仰，因此正腾的禁忌那样，这样的动物是不能吃的。证据就是甲骨文上的‘美’字的几种写法似乎都来自一个源头，即头戴图腾标志的人的形象。”
不管是否以图腾解释原始人为何戴羊角，但结论是一致的，那就是“美”字由戴羊角的人构成，在先民心目中，戴羊角是最美、也最崇高的装饰，这也就是美的本义。
从甲骨卜辞早期“美”字的构形看，这种对美本义的解释是正确的，而人们目前普遍接受“羊人为美”说的重要原因，也正是甲骨卜辞中“美”字的字形。另外，以图腾的观点解释戴羊角的习俗是合理的。事实上，于省吾先生所说的“以戴角为盛装，为美观，为恭敬，为尊荣或尊严”也正可用图腾解释之。前面谈到羊图腾崇拜时，我们说过，图腾民族有用图腾装饰身体的习俗，一方面是为了同化于图腾，求得图腾的庇护；另一方面也因为图腾在他们心中是神圣的、威严的，当然更是美好的。“羌”与“姜”是羊图腾民族的姓氏，其构成也是取象于戴羊角的人形。而“美”在甲骨卜辞中与“羌”、“姜”一样可用做人名，或俘虏的代称。即使是现在，一些受古羌文化影响或从古羌演化而来的民族在举行某种活动时仍保留着装扮成羊的习俗。青海河湟地区是古羌的发源地，农历新年前后，当地人要跳一种名为“老羊歌”的舞蹈，舞者必须戴羊角帽；西南地区白马人是古羌后裔，正月初五到十五，他们有跳驱邪逐鬼之舞的传统，舞者反穿羊皮袄，扎大羊尾，模仿羊的动作进行表演；裕固族农历正月初十至十五举行正月大会，届时人们身着节日盛装到佛堂拜佛，而寺院僧侣则戴上羊、牛形象的面具跳祭神舞。
人装饰羊角为美，那么器物饰以羊等动物形自然也是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上出土了绘有各种动物图案的陶器；殷墟发现了大量刻有动物纹饰的青铜器、玉器、骨器等，而四羊方尊、两羊尊等就是直接铸成羊形的器皿。中国古典建筑同样有以动物作为装饰的传统，而这些古老的东西在现代人眼里仍然是美好的。
既然动物装饰是人类对艺术、对美的最初认识，那么为什么“美”会被许慎等人解释为“甘也”、“羊大则美”，且许多与饮食有关的词被训为“美”，而“美”的本义却模糊不显了呢？这正如萧兵先生在《从“羊人为美”到“羊大则美”》一文中所说的，由于图腾制的衰落，“羊人为美”的图腾扮演仪式不大举行了，后人难以知道“美”的来源及其本义，因此，站立着的人形变成了“大”，羊角也变成了“羊”，而“美”字的古义也就含糊、泯灭了。于是人们把“美”当成会意字——羊大则味美了。再加上“味”与审美的确存在着某种契合，所以，“羊大则美”说也就被顺理成章地当做“美”的本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