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文史书里，藏族人的祖先吐蕃有时也被称为“犬种”。《旧唐书·突厥传》记突厥人自称为“狼种”，对吐蕃人则认为是“犬种”。吐蕃“犬种说”在唐宋史料里比较流行。《新唐书·突厥传》：“吐蕃，犬出也。”封演《封氏闻见记》“避忌”条说：
兼御史大夫韦伦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为判官，行有日矣。或谓伦曰：“吐蕃讳狗，大夫将一苟判官，何以求好？”伦处奏其事，今上（按指德宗）令改苟为荀。
从这则史料看，说明当时的唐朝官员对吐蕃的崇犬习俗是有所了解的。从藏文史料以及藏族早期的神话传说看，藏族先民确有过犬图腾崇拜的原始信仰。
古代的藏族部落大多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对象。崇犬的部落恐怕在藏族历史上最为久远，藏文史书《西藏王臣记》曾记述了处在氏族时期的四个藏族部落。其中的狗尾草部族，有可能就是敦煌吐蕃历史文书里提到的视獒犬为宇宙大神的崇犬部落。
从汉代的《穆天子传》所反映的情况分析，穆王大举西征羌人、畎戎，深入到西北地区俘虏了五个酋长，得到西戎民族的图腾：四白鹿和四白狼，极大地伤害了这些民族的图腾信仰，从此，激起了西北各族对周人的仇恨，与周王断交。从穆王到宣王大约二百六十余年间，西戎和羌人曾多次侵入到镐邑、大丘（陕西兴平县），对周王室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而以上所说的白狼部落，有时也被说成是白狗部落。如《隋书》所载当时的青藏高原：“往往有……白狗，向人……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
唐代的汉文史料之所以说“吐蕃，狗种，唐国与之为婚”，还说“吐蕃讳狗……今上（德宗）令改苟为荀”，也就在于吐蕃人视狗为神圣之兽物也。
此外，吐蕃记年的年号中也有“狗年”一说，敦煌古藏文书写的“吐蕃大事记年”即以“狗年”为开始：
及至狗年，厝赞普祖墀松赞之遗骸于琼瓦灵堂，长期匿丧不报。
虽然后期的藏文史书颇流行“猕猴种说”的神话，但我们以为“犬”神话不会比“猕猴神话”晚多少，因而史学家吕振羽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明确指出，藏族犬图腾族的源起，大概是因为他们认为，“西藏在太古时为大海，藏族祖先为居住在海底的一种神奇的海狗”。所以，犬图腾族的存在保留了藏族早期原始文化的神话特征，而未受到任何后期佛教文化的影响。
有关犬崇拜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敦煌出土的7-9世纪之间的吐蕃古藏文文献。在编号P.T.1287题名《赞普传记》的最早藏文史料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第八代藏王止贡赞普在与部下的一次决斗中，被部下诱杀，尸体装在一个铜箧里，抛入雅鲁藏布江之中。国王的两位王子被流放到工布地方。后来两位王子在英雄们的帮助下，开始了复仇活动。以下为译文：
后，有哈牙木胡西库及那囊氏赞雄甲二人将宇宙大神之神獒犬，温苏牙札及江之苏则马江，温古等毛上涂以毒物。从险峻高岩，无草荒山，下往谷里相看觇之，吉。于是，将狗引至娘若香波之侧畔，设法将毛上涂有毒物的神犬遣放至罗阿木达孜之近旁。达孜一见好犬，大喜，以手抚摩犬毛，犬毛上之毒遂浸染于达孜之手上，罗阿木达孜乃毙命，得以报仇雪恨。
这段记述可以看成是吐蕃早期部落时代的一个历史片断。这个故事与我国南方广为流传的盘瓠杀戎王的神话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盘瓠咬了戎王首级，这则故事中的神犬主要是以毒置仇人于死地。同是犬崇拜，但观念上有所差异，盘瓠神话强调了杀戎王的主要目的是娶妻，所以这是一个犬人交配的族源神话；藏族的这则传说中并没有犬人交配的情节。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在中国的犬崇拜神话中，尚未发现哪个民族的犬神话中，把犬看成是“宇宙大神”，这恐怕是藏族犬神话最独特的一点。在近东的古代民族文化中，除了雅利安人、古代波斯琐罗亚斯德的伋教中具有这种观念外，其他民族的神话中尚无反映。
或许，这就是称藏族先民出自“犬种”的一个缘由。此外，藏人崇犬或许与吐蕃人较早的驯犬有关。敦煌吐蕃文献记载了吐蕃人在第二代赞普的时候，就将野狼逐渐驯化成家狗。
关于吐蕃的獒犬，我国著名民族学家任乃强先生认为应是藏人和羌人驯化的结果：
康青藏大高原的顶部，原有一种猛兽，它以草食动物为食料，与狼相似。高原上大群的狼与它争食，但都被它逐渐消灭。羌人原是善于猎取猛兽的，进入高原草甸后，与这种野兽争斗最为剧烈，结果是它们终于被征服了，纷纷被杀死或俘虏。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他们把稚龄的放入土窖饲养，取名叫做“猰”，藏文作（Kyi），经过驯养，成为非常得力的一种家畜，这就是今人所谓的“藏犬”。
任乃强先生认为藏族人驯化獒犬的历史最少也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而我国《山海经》、《淮南子》、《说文》中所说羿杀弔兇的故事，那个弔兇，有可能就是藏犬。《穆天子传》说的“狻猊”，《尔雅·释兽》作“狻麂”，则可能是猎用的藏犬。
任先生的研究结论大体上与古藏文所记的獒犬驯化一事相符合。这样我们也就好理解，为什么唐宋的汉文史料里多称吐蕃为“犬种”了。
古藏文文献里已经有了关于族源的记载。其先祖王尊称为“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悉补野”应为“胡掖氏”；“鹘提”即鲜卑族中的“乌纥提”，也就是说吐蕃祖先来源于匈奴胡奴胡掖氏之女性后嗣与鲜卑人通婚后子女。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这将是两个崇犬民族的新的组成。因为历史上的鲜卑族也是一个典型的崇犬民族，狗被鲜卑人视为死者灵魂在阴间的向导，是人类灵魂的保护神，这种崇犬观念与藏族早期的崇犬神话基本相通。考古人类学家们也认为：
鲜卑祖先的神话中的戎部落的族系，就源于狗图腾。狗和马在乌桓和鲜卑的埋葬仪式中“陪同”死者的灵魂到达“阴间那个世界”。长期以来狗被认为是在公元3世纪脱离辽东鲜卑迁居到现在甘肃和青海的部落群体的祖先的图腾。
另外，考古学者们对吐蕃藏王墓的发掘也表明，吐蕃人的葬墓中也有马和犬。当然这不是说吐蕃人的犬崇拜完全是受了西迁河湟地区鲜卑人的影响所致，因为鲜卑人西迁大约是3世纪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原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吐蕃先民恐已有了自己的图腾信仰了。
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有崇拜犬的习俗，只是敬拜的程度不同罢了。上文已说过，古代的乌桓、鲜卑、女真、契丹、突厥、狄族、月氏、塞人以及蒙古族、满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北方民族都有不同程度的犬崇拜习俗。
1960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赤峰夏家店、红山后、蜘蛛山等地发掘，发现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遗址中有大量的狗骨和殉犬例证。同时出土的器物，还有以犬的形象为艺术母题装饰的犬耳铜鬲、犬纹三穿铜戈、犬纹钢刀、犬铜牌等。考古学家靳枫毅先生认为该墓葬的族属应是历史上的东胡人乌桓。东胡人有生前畜犬、死后殉犬的习俗，例如《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云：
乌桓者，本东胡也……俗贵兵死，敛尸以棺，有哭泣之哀，至墓则歌舞相送。肥养一犬，以彩绳缨牵，并取死者所乘马衣物，皆烧而送之，言以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赤山。
狄族、塞人都是游牧民族，大约活动在内蒙古草原、西域及中亚一带，而且也都有犬崇拜习俗。秦汉之际他们不断向黄河域流及西南方向游动，同时也带来了他们的崇犬风习。
原先生活在中亚吉尔吉斯草原和西域境内的狄族是一个十足的崇犬民族。关于狄人崇犬的习俗，前文已说过，在此就不赘述了。
塞人，在秦汉的文献里又称“巂人”、“叟人”，也是一个与犬有很深关系的中亚古代牧猎民族。塞种之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
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氾宾。塞种分散，往往为数国。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
《汉书·张骞李广利传》也说：
时，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
在西方的史学著作中塞人多称“萨迦”。塞人是众多部落的统称，从人种学来说多数属于高加索人种即白种人。
我国西域史专家余太山先生认为，《汉书·西域传》所说的塞人，就是阿喀美尼朝大流士一世贝希斯登铭文中的Sakā人。主要包括四个部落。后来由于受到月氏的攻击，被迫向四处迁徙。有一部分进入塔里木河流域，另一部分南下通过甘青高原地带沿横断山脉河谷迁入云南西部地区。
近年来在我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发掘的一大批青铜器人物造像，曾引起了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的极大关注，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批青铜造像的族属问题。
云南学者张增祺先生认为，这批高鼻深目、长须着裤的造像人物应是南下进入云南滇西北地区的古代塞人。如果此说可信的话，那么有可能这部分进入滇西北的塞人，也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即犬崇拜与造型艺术带入了云南。
最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批造型独特的青铜器艺术中有獒犬的形象出现。《汉书·西域传》中就曾提到塞人豢养一种体型肥壮的“大狗”。郭义恭在《广志》中说：“汙宾（塞人建立的小国）大狗如驴，赤色。”
这种“大狗”在晋宁石寨山青铜器图案上刻画得十分生动。如12号墓出土的一种刻有“播种”场面的贮贝器，参加播种活动的共20余人，有的手持“点种棒”；有的肩荷铜锄；也有的头顶子种箩，他们在两个坐“肩舆”的女奴隶主的带领下，列队前往田野。在此行列中共出现三条狗，其中一条体型矮小，高及人膝，想必是滇池区域的本地狗种（类似形态的小狗，在滇池区域其他青铜器图案中屡见不鲜）。另两条狗体型特大，也极健壮。高与人肩齐平。这很可能就是塞人带入云南的“大如驴”的“大狗”，因为其形大体壮，与云南狗种不同，所以作为“贡品”进献滇王国。
从云南近年出土的一些青铜器造型艺术来分析，我们似乎也确能找到与塞族文化习俗相近的一些特点。首先，塞族人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骑马民族，以游牧生活为主，他们除饲养马、牛、羊外，特别爱养狗，但不养猪，这在青铜器上有所反映。居于中亚时期的塞族人信奉的宗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他们的宗教经典是《阿维斯塔》，在这部经典里，狗被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人类的保护神，任何人因疏忽而把狗弄死的，都会被处以重刑；此外，狗是一切宗教祭祀仪式中不可缺少的动物，因而，狗在塞人的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此外，塞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穿裤和靴（鞋）的民族，这两者都与马背骑乘有关。我国汉代之前虽有汍（裤），但很不完备，还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由前后裆和两条裤管缝在一起的裤，而是两条裤管并不缝合的无裆套裤。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骑马形象，一些男子都穿着长裤，这与塞人的骑马习俗完全相同。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写道：
塞人……他们头戴直挺的尖顶厚毡帽，穿着裤子，有当地产的弓，短剑和特殊的钺……
我们在云南昭通东汉墓出土的青铜器中，也见有头戴尖顶帽的人物造像，这与希罗多德所说“头戴直挺的尖顶厚毡帽”相符合。从塞人信奉的宗教教律，我们了解到，光头示人不敬，因此塞人一般都要求戴帽子。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有理由认为晋宁石寨山的青铜器造像人物，以及形大如驴的“大狗”，即是从中亚游牧而入云南滇西部地区的古代塞人的迁徙生活史的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