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和稍后的金文中保存了一些上古时代，不同民族的犬图腾习俗，这些文字的产生都涉及了当时人们的原始牧猎生活，以及他们的原始宗教观念。甚至，成了不同民族的标志或是族徽，因而，从象形文字入手研究古代民族与犬所形成的图腾关系，对于探索早期民族的族属和中国汉字构字的文化学特征就显得十分必要。
大家知道，汉字是象形文字，既表音又表义，它在构字上具有图画绘事的特征。作为早期与犬有过密切关系的民族也常常被造字者们形象、生动、真实地记录下来，这对于后世者来说，无疑成了认识古代先民生活史的重要资料。但也由于数千年的时代演变，要对这象形文字加以准确剖析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甲骨文所记的“犬侯”和“亚犬”可算是当时较为著名的犬氏图腾标志。例如：“犬廿、并民。”（院、4、0、0021）
丁山先生认为，此犬氏，当为犬侯省文。犬侯，在卜辞中也有多处记述，如：
贞，勿退犬。（燕大、234）
贞，犬凳，其出不若。（《续》、4、34、2）
辛卯贞，犬受年，十月。（《粹》、885）
贞，令多子族悽犬侯惇周，古王事。（《通纂》538）
从“令多子族犬侯惇周”和“令犬古王事”来分析，“犬侯”大约是当时的视犬为图腾崇拜对象的民族之一。而且与商王朝的关系十分密切。丁山先生甚至认为“犬侯”就是被商王朝“内服的侯亚”，古代的青铜器中就有著名的亚犬鼎，一般被认为当是犬侯的遗物。
在周人的文献里“犬侯”又被称为“犬夷”。
“混夷梱矣，维其喙矣”。《诗经·大雅·绵》
这其中的“混夷”当与犬有关。《说文》马部引作“昆夷”，口部又引作“犬夷棄矣”。后世文献中出现的“犬夷”实际上也就是甲骨时代所说的“犬方”国或是“犬侯”之民族的后裔。
甲骨卜辞中的亚形族徽文字有的也与犬图腾民族有很大关系。又如《三代吉金文存》2、38为亚形族徽文字。
关于这个象形文字，姜亮夫先生解释说：“亚貘父丁鼎可能狩猎有获，祭于庙之意。”一般认为这个象形文字读作“亚中貘父丁鼎”。亚形中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莫”，即《说文》所说的“莫，日且冥也”之“莫”，日没草中之“莫”。下部是一个大犬。按《尔雅》、《说文》等的说法“犬高四尺曰獒”。那么这两个字该读成“莫獒”即“莫敖”。萧兵先生认为莫敖是大巫，是放在亚形庙堂或葬室中做管理人或司礼的神职人员。
但无论怎样，象形文字中的莫獒是与古代的犬图腾崇拜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一点，何光岳先生认为古代的高阳氏颛顼与“大敖”是有血统或师承关系的：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载：“颛顼师大敖之后。”《广韵》：“颛顼，大敖后也。”此处“大敖”即指元嚣（元有大之意，嚣与敖音义相通）……元嚣是黄帝长子，黄帝次子为昌帝，昌帝之子即颛顼（《史记·五帝本纪》）。因此，元嚣是颛顼的伯父……颛顼因继承其伯父大敖为部落领袖，故别号“大敖”。颛顼民活动于豫北一带，今河南濮阳有颛顼冢。颛顼们的后裔有颛氏、敖氏等，其继承者也习惯称“大敖”。
这也证实了上古时代的黄帝部落由于过着猎牧的生活而与獒犬产生过紧密的关系，而且喜欢畜犬，并形成了对巨犬的图腾崇拜心理，盘瓠神话中的大狗被说成了高辛氏（帝堂）所畜养，不能不说是这种犬图腾现象的典型代表。
金文中涉及的犬图腾族徽也有不少，在象形文字中表现十分醒目。
金文中所见犬鼎族徽，似大多与当时的“犬侯”和“亚犬”有关。丁山先生认为：“铜器中有亚犬鼎，当是犬侯的遗物。”
从《金文著录简目》提供的资料来看，金文所记的犬鼎徽号也都是商朝内服的侯亚，又如金文中的这一族徽，由犬、山、手执刀三个氏族徽号组合而成。
金文史料记这个铜器上的字共有八个。即“犬山刀子乍父戊觯”。关于铜器上的含义并不十分清楚，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从夏、商、周三代出土的青铜器金文资料分析，有不少器物应是崇犬氏族或是方国姓氏的图腾象征物。而且也都与宗教祭祀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三代器物史料中涉及的青铜器就有：亚犬父鼎、犬祖辛父癸鼎、犬父丙鼎、犬父巳卣。（见《三代》2、P21、1版）
以上四个青铜器的族属，大约是殷代“犬方”国人自做的器物。从铭文来判断，首先都表现出了视犬为父的图腾姓氏心理；其次，以国族名为人名；其三，这些青铜器都是视犬为图腾的“犬方国”之人（即是自名为“犬”的犬戎）自做的器物。除了金文中多次出现的“犬父”一词外，我们还可以联系卜辞出现的“犬母”一说，探究三代之时崇犬民族的演变过程。卜辞所载王妇时曰：“……犬母己用？九用。”《库方》689片这里的“犬母己”直接反映出尊犬为图腾的敬拜心理。古文学家李瑾先生认为，此处的“母己”系庙号，而“犬”当解为妇女母家的姓氏。这说明三代之际，随着崇犬民族的入主中原，以及各方国之间的联婚关系，也都将自己族内的犬图腾文化带入到另一方国与地区之中，并且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近年来，湖北省黄陂县鲁台山第30号墓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也进一步证实以上所说。黄陂县出土的三件铜器都与崇犬的古代民族“狄”或是“犬戎”有关。这三件青铜器分别是：长子狗鼎：“长子狗作文父乙尊彝。”狗方鼎：“狗作宝尊彝。”
上述两鼎，前一器为圆形，后一器为长方形，当读作“狗（方）鼎”。“长子狗”名中“长”为方国名，“长子”意为“长”方之国君，而“狗”应系为姓氏；狗与犬在古代通用，《尔雅·释畜》曰：“未成豪，狗。”即大者为“犬”，小者名“狗”。另《说文》释“狄”字谓“赤狄、本犬种”。因而，这两件青铜器的族属，古文字专家李瑾先生认为，应该是夏商时的“狄”人所造。因“长狄”以“犬（狗）”为姓氏。青铜器铭文可与《说文》所释“赤狄，本犬种”互证。
第三件青铜器为狗卣“狗作文乙尊彝”。
从铜器的制作来讲，长子狗鼎与狗卣都以祭奠“父乙”为主要目的，因而可以说二器之制作者为同一人，“狗”乃是“长子狗”之省称，所以也可以说长子狗鼎、狗方鼎、狗卣三器均为同一人所造之物。
湖北省黄陂县鲁台山出土的这三件青铜器及铭文，足以说明犬图腾在夏商时金文中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犬崇拜在楚文化中的表现和影响。
“犬”字在殷周青铜器中的频频出现，无外乎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有关古代社会的崇“犬”之俗的人类学信息，反过来，人类学理论为我们解读古文字中的犬为图腾的部族及其动物崇拜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宏观上展现出一幅更高层次的图景。
从以上金文所记的姓氏和氏族徽号中，我们了解到在我国古代社会中，犬是它们共同敬拜的图腾对象。概括地说，不同地方出土的带有“犬记”的青铜铭文都与古代的崇犬氏族“犬戎”和“狄”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它们之间也有可能存在着由血缘纽带而形成的某种组合，因而我们似乎也可以将甲骨文、金文中出现的崇犬氏族，统称为犬部族。用史学家刘节先生的话来说，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传之最久的并且很普遍的是“犬图腾”了。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殷代的甲骨文中，狗的象形文字是以单线条画出，如澄，有时与“豕”混同，难以区分，所不同的是在象形文字的尾巴的处理上，甲骨文中的狗尾巴向上蜷曲，形成钩状，而“豕”的尾巴则朝下。
与我国纳西族的象形文字相比较，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犬”似表现得更加抽象，声符和意符等也都比较复杂。不像东巴象形文字更具有一种原始的色彩。在东巴文字里，犬字一般都是直接画一狗头，不同的犬，附加上其他符号以示区别。
同古代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犬氏族或是犬图腾族徽相比，纳西族象形文字中的犬字仅仅表达了犬的一种具体情态，并没有像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犬字传达了更多的人与犬之间所形成的图腾崇拜关系。
当然，作为早期的象形文字在构字上都保存了不同的图画功能。例如北美印第安人是崇犬的民族。在其象形文字中，狗代表了“安全的意思”，因而便直接由一只狗来表示。
古代克里特人的象形文字中，犬字，也是由一狗头来表示，苏美尔人的象形文字中，“犬”则代表了“凶恶”的意思，在写法上已从早期的象形发展到了抽象。与其他民族象形文字中的犬相比，其犬字已难从字形上辨认，变得更加抽象化了。
总之，从甲骨文到金文，甚至到秦汉时的印章文字中都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崇犬之俗。而且古文字所反映的犬图腾，大都与古代的犬戎和“狄”有直接的关系。因而要深入地研究古文中的犬崇拜，除了从古文字入手外，还须从古代民族史的角度加以观照，才有可能弄清甲骨文和金文中出现的犬图腾的产生和演变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