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经验
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中后期有非常优异的表现。新技术的发展是其主要推进力，但美联储与美国政府在政策上发挥积极作用也是相当重要的。克林顿在总结这一成就时指出，这要归功于许多因素：包括企业精神；令人惊骇的科技创造力；管理有序的商业；在工厂中勤劳且具生产效率的男人和女人们；商品和服务市场的扩大；财政紧缩政策的完整执行；还有一个独立、专业和智慧的美联储。美联储实施的积极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是相当突出的，这种成功既表现在繁荣期使经济逐步的软着陆，也反映在衰退期或面临严重的金融危机时的应对。通过重点研究格林斯藩实施金融货币调控的理念、方法及绩效，我们总结出以下几条美国宏观调控的主要经验。
1.逐步建立和完善一套好的调控规则
在这方面，格林斯潘贡献最大。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总结出由格林斯藩和鲁宾等人经实践检验的八条有关调控决策和操作方法的原则。这些原则中有四条是最关键的：一是先发制人的原则，二是或然性决策方式，三是压倒性干预原则，四是可预期性原则。正是采取了这些有效的调控规则才使得美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大大增强。
2.努力寻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
在一般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避免双扩张，最好是一紧一松；只是在非常的情况下，才可以实行双扩张的政策，但持续的时间不能太长。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通常情况下，最好是财政政策偏紧、货币政策偏松，这样的政策组合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不会产生过度的经济失衡问题。如在老布什政府的中后期，美国经济是高赤字、较高的利率共存，经济增长比较低迷，且存在很强的不稳定性，因此，必须尽快改变这一局面，即降低利率，但降低利率的作用取决于人们稳定增长的预期，而高赤字却给稳定增长带来巨大的隐患。即在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中要把降息与赤字预算减少结合考虑。再如在克林顿执政时期，长期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平衡的预算结合。正是这一时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才奠定了9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
3.实践“软着陆”的新调控理念，并取得成功
所谓“软着陆”就在在实际通货膨胀发生前的几个月采取措施，将通胀扼杀在“萌芽”中，如提高利率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稳定了经济增长，而且在经济增长回落的同时避免了经济衰退。②即宏观调控重在预防，在利率或其他调控操作上“先发制人”。90年代以前，经济学家及美联储备都曾尝试过完成经济软着陆的目标，但都没有成功。大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批评说：“美联储总是在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提高利率，或者在经济明显复苏、繁荣时降低利率”。这样的政策操作加剧了经济增长的波动。格林斯藩并不完全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但他确信存在有说服性的论据表明美联储必须在通货膨胀之前上调利率。但是何时上调？上调多少？都是问题。有效的先期调控措施能避免过度繁荣，并能延长繁荣期，避免了过度繁荣也就避免了过度萧条。“软着陆”不仅对经济有利，还能消除伴随经济萧条而带来的不稳定因素。
4.调控政策制定中十分重视资本市场与经济增长的交互影响
格林斯藩及美联储的其他成员经常宣称，货币政策不直接干预股市及衍生工具的发展，但实际上，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时特别是升降息时充分考虑到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即要适当抑制股市的泡沫，又不能导致股市出现过强的波动。在9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美联储与联邦政府都采取了偏向华尔街的宏观政策。两者在保证股市的繁荣与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上是相当一致的，甚至可以说这就是美国的新产业政策（股市与高科技的结合，虽然是一种泡沫式的增长，但为高科技的长期发展解决了融资和风险分担这两个问题，其产出是泡沫和产业竞争力）。宏观调控之所以要高度关注并支持资本市场发展，主要是因为现代经济增长中资本市场的两大作用：一是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资源配置（融资、产业重组）的战略作用。二是财富效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财产性收入比重提高，财富效应越来越明显，财富效应主要表现为：人们对自己持有财产多少的判断影响着他们的消费行为。这两个因素实际构成了推动经济的传统力量之外的新因素，即华尔街及股票市场正在成为严重过热的经济的潜在推动力，或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格林斯藩对股市情有独钟，在进行精细化货币政策操作时非常顾及股票市场的反应。中央银行最为头痛的莫过于资产价格的膨胀，如果商品、劳务价格同时出现膨胀，就会给调控带来很大的困难。纯粹的商品、劳务价格膨胀相当好控制。格林斯藩说服了克林顿相信如果政府不支持商业的发展，和华尔街对着干，那么将无异于自我毁灭。因此，克林顿政府采取了依靠金融市场、减少赤字的政策。对高科技产业提供各种“软支持”是克林顿政府这一政策的重要体现。
美联储表面是不把调控金融市场（资产价格）作为调控的对象，而实际上格林斯藩主政的美联储不仅因其有很深的华尔街背景而对华尔街存在政策偏好（努力避免货币政策对股市造成过大的波动），而且他很巧妙地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自己的调控目标（格林斯藩相信，由于金融市场能够对经济发展做出及时、迅速的反应，可以让金融市场扮演以往由联邦储备委员会扮演的角色—刺激或者限制经济的发展。这使中央银行处在一个令人十分羡慕的优越地位，只须稍微调节一下利率，就可以使市场按照应有的轨迹运行。
5.采取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提高经济形势分析的精准度
经济分析不仅要看宏观经济指标（通胀水平、就业、生产率、贸易、汇率），还要看微观指标的内在趋势性变化。要实现“先发制人”的预防性调控的佳绩，必须向前看一步，甚至二步、三步，要细致地洞察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格林斯藩很看重通过细节来得出结论的方法，他最喜欢用的经济指标有：在企业层面上关注存货水平、产出供应频率，以及衡量工资和其对生产能力影响的关系指标。在产业上特别对关注建筑业、汽车业等重要产业的发展趋势。这就要求与企业进行长期的沟通，获取准确的信息。如格林斯藩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如果大多数行业的订单下降的话，意味着市场对商品的需求有所下降，经济将有所放慢；反之，经济增长将加快。而要了解这一点，必须经常性地联络一系列公司询问。于是，格林斯藩制定了这样的一个微观调查制度：由美联储的人事部员每个星期都给拟定长单子的公司打官方电话以获得实时的数据。
6.分清重大问题与紧急问题，政策立足短期，着眼长期
紧急问题要先处理，但通常情况下处理的是重大问题。格林斯藩深知，在走向既定目标的长途跋涉中，必须善于区分重要事务与紧急事务。一般人往往被纷至沓来的急事牵引住目光，占去了精力，却分散了对重要事务的注意力。而居于美国金融中心的美联储不能让紧急事务牵涉了过多的精力，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处理重大问题上。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后6个月，看到股市的崩溃并没有给经济带来人们以为的那么严重的损失，格林斯藩立即将注意力从“紧急事务”上转到“重要事务”上，回复到他一贯采取的保守方法上来，重点抑制通货膨胀，其中最重要的是敦促政府抑制政府赤字的膨胀。另外，美联储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总是立足短期，着眼长期，具有比政府更长远的眼光。
（二）美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教训
尽管美国政府与美联储宏观调控经验丰富，成效显著，但也存在一些历史教训或不足，主要有：
1.在宏观调控目标设计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只重视传统的通货膨胀，而对资产价格通货膨胀视而不见
从互联网大泡沫的破灭和最近的次债危机可以看出，资产泡沫对经济系统和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的破坏作用一点都不比传统的物价型通货膨胀小。由于教条主义（相信资产泡沫的产生是理性市场的产物，或认为泡沫是一场不幸的必然事件）和机会主义（迎合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偏好）两方面的原因，使其（格林斯藩和美联储）在明显预感到资产泡沫的风险很大时也迟迟不敢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特别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两大调控部门（财政部和美联储）都存在明显的偏袒华尔街的倾向（重视华尔街的利益和资本市场应该无可指责，但过度偏袒却损害了大众利益），从而怂恿了资产泡沫的发展（股市泡沫与房地产泡沫主导力量都在华尔街）。对资产泡沫与通货膨胀采取双重标准，对通货膨胀及其可能产生的恶果，既预防，又严格治理，如“先发制人”治理通货膨胀，而当经济繁荣后步入衰退或存在较大的衰退风险时采取“快而大”的强调控方式予以治理；但对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则明显不同，只有治理，没有预防，即只有“快而大”的强干预措施，而缺少“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措施，因而，产生了明显的道德风险问题。
2.由于受“大萧条”恐怖症的影响，美国政府及美联储一直存在“过于以反衰退为导向”的政策取向
在许多情况下一般性的衰退是治理经济繁荣中问题的一剂“好药”，遗撼的是，美国政府及美联储不时忘记这一点，对面临的衰退危险采取了过度的反应。如格林斯藩对“911”恐怖事件产生的影响存在过度的反应，将它当成“潜在的又一次大萧条”来处理，结果是货币政策放得太松，2003年以来的全球流动性过剩大泛滥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性房地产泡沫都与这种过度反应及过度的政策刺激有关。“911”事件以后，美联储迅速将利率水平降到1%的历史低位，即相当于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且持续时间高达1年，这本身就说明格林斯藩是把“911”事件的影响当成“大萧条”来治理的，明显地存在干预过度的问题。次债危机的根源在此，美国政府及美联储希望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能够抵消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产生的巨大影响。从最后结果看，不过是用一种更大的风险（次债危机）代替一个并不过大的风险。次债危机后的情况也一样，不应该惶恐地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2008年经济萧条的出现，而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从而使危机向未来转嫁。
3.对消费采取过度刺激的政策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个问题
美国经济对消费一直存在过度的依赖，巨额财政赤字的背后或相伴的是巨大的家庭消费透支。这既造成了全球经济的失衡，也会最终导致美国经济增长潜力的过度消耗。
4.过于刺激的货币政策与过度的金融工具创新结合，必然产生较大的金融风险，甚至是产生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如最近的次债危机）
正如一些研究者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如果次级债危机产生的前提条件都受到压抑的话，即消费者不过度消费，房地产市场投机不那么强烈，利率采用温和的水平而不是大起大落，再有就是次级抵押贷款不被过度证券化或衍生出更多的金融交易的话（即使金融工具、产品、创新存在明显的薄弱和漏洞），便不会产生次债危机这一金融体系的风险。
（三）对中国的启示
1.在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上要兼顾防通胀和防泡沫两方面
由于东方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人对住房需求存在过强的偏好，因此，须更加注重防止房地产泡沫的过度发展，对房地产的消费和投资采取长期性的抑制政策。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也会有利于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优化。如果在持续性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下，泡沫是难以避免的，那么选择股市泡沫要比房市泡沫在金融上更安全些，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也小得多。
2.努力形成一套有效的政策规则，来有效地指导我国的宏观调控
这里须特别强调的是要提高政策的透明度，遵守可预期性原则。政策被预期到，还是不容易被预期（突然袭击式的政策），效果是完全不同的。政策不能被合理预期到或经常与预期完全相反（如2007年5月29日财政部半夜出台的大幅提升印花税的政策，属于突袭式政策），被调控者（企业或个人）便没有适应性调整的时间，而且被调控者感觉政府的政策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是任意性，这会大大减弱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相反，政策被合理预期到，便能给被调控者（机构和个人）以较充分的调整时间，提高调控的有效性。
3.借鉴格林斯藩的“先发制人和压倒性干预”策略，提高我国的宏观调控水平
格林斯藩对宏观调控最主要的贡献在于其采取的“先发制人”原则（或称之为战略，也是一种新思想，与软着陆的思想一致）和压倒性干预原则。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也在努力借鉴“软着陆”的思想和方法，使处于过热的经济逐步实现软着陆，特别是这次宏观调控强调“预调节”和“不断微调”，这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大起大落”，但运用的时机和手段的选择上也存在不少问题，须要进一步完善。至于“压倒性干预”主是针对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已经出现危机或正面临危机作出的，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实证的经验，这次中国政府在应对大地震灾难上倒是有点这方面的意味，“举全国之力，抗震救灾”，既能激发广大人民的信心，又可避免灾害对经济和社会产生长远影响。
4.加强金融工具创新，并同步强化监管
对金融创新和金融风险问题我们要持正确的态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噎废食，遇到困难或危机便退缩，对改革创新可能造成的风险表现出过于恐怖和保守的态度，结果，不敢在改革和发展冒必要的风险。次债危机、越南金融危机，并不能使我们在金融创新或体制创新上畏缩不前，相反，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完善相关的制度。如次债危机中，并不是次级贷款不应该鼓励，相应的通过资产证券化来分担市场风险也没有错，错在“过度”上。另一方面，次债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创新特别是潜在风险很大的创新，需要完善相应的监管机制，我们在股市发展、楼市发展等方面也经常推出一些很好的创新，但由于监管不到位或缺失，造成了许多实际和潜在的风险。
5.对游资的监管和调控正在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新课题
在最新一轮的中国经济繁荣中，经济和金融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流动性泛滥，这既显示中国在新一轮高增长中游资呈高成长的态势，而且成长速度明显比金融的其他方面要快，另一方面，高度投机性的国际游资也趁机大量进入国内，使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被无所不在、规模难以估计的游资所包围，其可能对资产价格产生的冲击非常巨大，因此，对游资的监管是我国今后防范金融风险的重点。不仅如此，我们要努力设计一套战略，来努力利用和引导游资，使其在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中起积极作用，而不是仅带来风险。
参考资料
1.毛为：《格林斯藩—地球上的影子总统》，天地出版社1998年版。
2.罗伯特·鲁宾：《在不确定的世界》，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3.鲍伯·伍德沃德：《别了，格林斯藩》，中译本，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4.默里·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中译本，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5.辛乔得、孙兆乐：《次贷危机》，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
6.王晓峰：《美国政府经济职能及变化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陈宝森、侯玲：《美国总统与经济智囊》，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
8.詹姆斯·托宾：《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9.戴维B。西西利亚，杰弗里L。克鲁克香克，《格林斯藩效应》，中译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年版。
10.彼得·哈契：《泡沫先生》，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1.鲁迪·多恩布什：《通向繁荣之路》，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季思聪、高伐林：《格林斯藩传》，昆仑出版社1999年版。
13.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中译本，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14.约瑟夫·B。特雷斯特：《保罗·沃克尔：金融传奇人生》，中译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
15.伯南克：《大萧条》，中译本，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6.约翰·布鲁克斯：《沸腾的岁月》，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6年版。
17.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回忆录》，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
18.罗恩·萨斯坎德：《忠诚的代价》，中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傅红春、缪丹、武长河：《中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0.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事司：《世经动态与调研》汇编（2006），内部资料。
21.《美国年鉴200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2.丹尼尔·格罗斯：《大泡沫》，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23.沙伦·莫勒姆，乔纳森·普林斯：《病者生存》，中译本，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