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期间，李达的经济学转向不仅是其学术方向上的新变化，也是他传播唯物史观的新路径。实践性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特质，唯物史观的实践特质使其在中国得以传播和发展。因为在唯物史观的治学中重视实践理念，所以20世纪30年代李达的唯物史观的传播和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特点，那就是自觉地使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结合，或者说是使哲学向经济学回归。
一、唯物史观传播新路径的哲学基础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一大批进步的理论工作者不畏国民党统治区对进步文化运动所实施的文化“围剿”，大量翻译、研究、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使马克思主义传播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当时他们主要集中在上海，使上海成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大革命失败后，李达为躲避反动派的逮捕，于1927年冬由武昌潜往上海。1932年5月，他受上海地下党组织委托到泰山为冯玉祥将军讲授唯物史观，后于同年8月前往北平大学任教。李达在上海住了四年半时间，经历了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的新高潮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点的转变，对其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经济学研究的思维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他开辟自己的唯物史观传播新路径提供了社会理论基础。
1.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出现新高潮
当时，在引进原著方面，先进知识分子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苏联等国哲学家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时人对1929年的评价是“社会科学的出版物风行一时的年头。……新兴社会科学类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书籍占绝大多数”。
192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的中文全译本较少，多是节译或摘译。1927年以后，中文全译本增加了。1928年，林超真编译的《宗教·哲学·社会主义》一书出版，包括恩格斯的《原始基督教论》、《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同年11月，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的人种由来说》（即《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由陆一远翻译出版。1929年6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由李膺扬翻译出版，这是中国自10年前开始翻译介绍这部著作以来首次出版的全译本。同年7月，上海中外研究会翻译出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是该书第一次以单行本出版。在1930年至1938年间，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共有5种译本。1929年和1932年，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分别出现了两个版本。1930年2月，李一氓译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以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为代序，收入马克思的《黑格尔权利哲学批判》、《法兰西唯物论》等10篇论文，其中7篇第一次被译成中文。1930年和1931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有了两个版本。20世纪30年代传播《资本论》的工作有了新进展，主要标志是开始转入研究《资本论》原著。传播者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翻译《资本论》，1930年10月，由陈启修译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出版，这是中国第一个《资本论》中译本；另一项是著述马克思的相关经济学说，李达是其中较著名的传播者。同年11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由吴黎平翻译出版。1932年8月，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杜畏之译）首次全文出版。到1932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经典著作都有了较完整的中译本，为李达全面理解、掌握、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与此同时，苏联哲学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30年代也被大量地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甚至影响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哲学研究的重点。由于苏联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一个取得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共产国际中具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常常被当作最权威的、最正确的版本。1930年前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布哈林等人的著作被译成中文的较多，影响很大，后来针对德波林哲学中存在的机械论思想，李达还予以了批判。1932年以后，苏联3本著名教科书《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西洛科夫、爱森堡等合著，李达、雷仲坚译）、《新哲学大纲》（米丁等著，艾思奇、郑易里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米丁等著，沈志远译）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这3本书在当时被视为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国哲学界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和模式。李达在构建哲学理论体系，撰写《社会学大纲》时对此有不少借鉴，同时也为他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辩证思维工具。
2.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呈现新重点
20世纪30年代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以对唯物辩证法的介绍为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重点转变的一种表现。在中国早期，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为主。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革命的经验教训和分析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质、特殊矛盾、特殊规律的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感受到唯物辩证法的重要性，因此，唯物辩证法受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重视，得到了系统传播。30年代，以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宗旨的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在介绍唯物辩证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艾思奇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发表在“社联”所办的《正路》杂志创刊号上。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辩证思维方法的科学性。吴明修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中提到：“我们欲正确地了解社会现象的实质，就不能不采取唯物论的观点，而唯物论又只有在采取辩证法的思维方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美满的唯物论。”叔明在《哲学研究大纲》中认为，哲学研究第一步就是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应最先阅读辩证法唯物论的入门书，然后精读有关名著；第二步应该研究辩证法唯物论本身的历史；第三步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哲学史的发展；第四步研究现实各种非辩证法唯物论的哲学。这些文章体现了他们对辩证法的实践价值和研究方法的认识。
李达非常注重唯物辩证法的传播和研究，把唯物辩证法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突出位置，认为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历史观与科学的自然观的统一，是黑格尔辩证法中实践概念的批判展开。他强调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阐明了历史领域中的辩证法，其次由历史的辩证法进到自然辩证法，而在社会的实践上统一两者，以创造出具有科学世界观的唯物辩证法。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经历了三四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从中可以看出李达的思想在随着中国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大趋势而不断修正。
二、唯物史观传播新路径的经济学基础
1.马克思经济学著作新发现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相继得以发表。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这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呈现得更加完整、丰富和准确，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法论。李达不仅第一个敏锐地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文献价值，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而且李达还从中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特色，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唯物史观（包括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产生是对社会实践研究的结果，经济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科学的历史观——历史唯物论的重要思想”研究的“更深刻、更具体的开展，便是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1843年11月开始研究经济学以来的成果，“由于这类的研究，暴露了历史的发展法则，预见了布尔乔亚社会的发生发展及消灭的倾向，指示了否定这种社会的主体是普罗列达里亚”。马克思深入经济学中探讨历史规律的研究方法对李达传播和研究唯物史观产生了重要影响。
2.建立经济学与哲学的密切联系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的动态过程对李达哲学思想的影响，说明李达在已经掌握唯物史观基本精髓的基础上，又拥有了分析社会问题的新的思想武器。李达积极吸收了这些新发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集中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全方位的认识，为李达经济学的系统性、学理性研究提供了方法论，而经济学研究又为哲学提供了确切的依据。在这一时期，李达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齐头并进，一个提供思想的工具，一个提供实践的佐证，具体表现在李达的两部巨著《经济学大纲》和《社会学大纲》的相互促进。其一，二者的写作时期相同。《社会学大纲》最早的版本是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铅印讲义，1937年出版修订本。《经济学大纲》最早的版本也是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铅印讲义，至1985年才出版单行本。其二，二者的思想方法相同。它们都坚持从实践出发，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分析问题。其三，二者的研究归宿相同。不管是《社会学大纲》还是《经济学大纲》，都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历史命运、革命前途作为研究的落脚点。其四，二者的研究目的相同。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革命由低潮转入高潮，抗日运动风起云涌，时代需要革命理论，李达希望自己的研究成果能成为武装战士的精神武器。
因此，李达研究经济学，或者说他将经济学与哲学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他本人的研究生涯具有重要的意义。李达的经济学研究既有研究中国经济的客观需要——中国当时正处于经济形态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又与他从事教学活动有关，其研究成果成为指导学生联系中国实际从事哲学或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教材。刘涤源学者曾撰文回忆李达论著对他的影响：“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找到李达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两部讲义：《社会学大纲》和《经济学大纲》。我把这两本书从头到尾，读得相当用心。从此，我对社会的经济结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学说等，开始有了一些了解。这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课——发蒙的一课。这样，李达教授成了我在这个领域的发蒙老师。我虽然没有听过他的课，但衷心尊敬他，以私淑弟子自居，奉他为私淑老师……李达教授一生的重要业绩之一是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科学真理，我就是一个受益者和见证人。”这段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李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影响，也显现出李达在这两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关系。这种研究关系表现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方法论，同时通过经济学研究丰富和补充哲学理论。
三、唯物史观传播新路径的方法论基础
1.主张理论研究以国情所需为旨归
李达认为，研究经济有助于了解国情、认识国情、分析国情、总结国情。李达之所以有异于同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必备手段，同时创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哲学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正是因为重视经济学研究，使李达能够更好地解析社会问题，更深刻地揭示社会的本质，更有效地提供价值工具。李达通过大量经济事实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推理，界定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为中国革命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李达在其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的一系列著述（包括《现代社会学》、《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社会进化史》等）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论点，站在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期的高度，以中国现代化为尺度，就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般路径、中国民族革命与人类社会一般进程的关系以及产生中国社会经济现状弊端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进行了细心的梳理，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前沿理论水准，反映出李达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以及善于将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与历史相结合的开放的理论视野。“在中国近代经济学史上，他是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中国经济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
2.反思与弥补理论传播的局限
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对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局限性进行了总结性反思。他从初期文本中发现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不够准确，对社会主义的把握不够正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道路的认识不够完整，并试图通过深入的经济学研究予以更正。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李达在《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创立与历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充分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包含的劳动—实践观点对唯物史观的创立具有开创性意义，肯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成果对唯物史观创立的重要贡献。通过经济学研究，李达开始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自觉的认识。李达的一系列经济史论著，如《中国产业革命概况》、《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社会进化史》、《经济学大纲》、《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对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成与发展的动力和进程都作了相当深刻的分析。
3.重视经济问题的历史渊源
李达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所以对对象的讨论不能只作为历史的碎片来被研究，必须放到历史境域中，看到历史的间断性与延续性的辩证关系。李达在《社会学大纲》里提出了“社会过程反映论”的思想，即“历史唯物论是具体的社会过程的反映论”。所谓社会过程的反映论，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具体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转变，也就是要对社会的构成形态之自然史和社会过程展开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研究，在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考察人类的认识过程，发现人类社会最一般的发展法则及特定发展过程和阶段的特殊法则。李达考察劳动、商品、货币、过渡期经济等范畴时，就运用了这种认识方法。
李达还提出，要用历史过程论的方法研究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例如对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研究，李达指出，只有理解了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和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踪与去迹。
4.坚持唯物史观在经济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和价值性为分析中国社会问题和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合理的思想武器。李达在经济学研究中非常注重对唯物史观的运用，他指出，“依据科学的社会学的指示，社会分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两部分。社会的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体，是社会的经济构造；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这里所提到的科学的社会学，既是暗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是指以社会历史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李达进一步从“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的角度去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是以各种社会关系为对象的，而社会关系即在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但是人类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经济学究竟研究哪一个种类的关系呢？李达指出，要答复这个问题，必须根据“科学的社会学”的结论，说明社会构造内部各部分的关联，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分析得出经济学的对象在社会构造中所占的位置。因此，“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暴露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范畴”。李达对经济学对象的定义，体现了其唯物史观思想对经济学研究的影响。
在《货币学概论》中，李达运用历史辩证法分析了货币的本质和货币的历史。他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货币的诸现象之中去把握其一般的、主要的、统一的东西，把握必然的合法则的联系”。对货币现象的分析要借助哲学的方法，因为货币现象“是极其错综复杂的混沌的东西”，这就“不能用感性的认识”，而只能“运用抽象的思维能力”去把握货币的本质。在《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两文中，他娴熟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现实和经济事实，提出应该从经济基础出发研究中国社会形态，批驳从上层建筑入手研究中国社会的方法。
综上所述，李达的经济学研究对于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其哲学研究对其经济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李达的经济哲学研究路径看，他认同哲学不是抽象的哲学，经济学也不是抽象的经济学；它们在思想方法、研究对象、研究途径、价值目标、研究成果等方面具有诸多的共通性。因此，在李达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往往既有经济学的成分，也有哲学的成分，还有科学社会主义的成分。如1926年李达出版的哲学论著《现代社会学》，在第十四章介绍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1929年出版的哲学文章《社会之基础知识》的第二篇“现代社会之解剖”中，他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观点解剖现代社会，并分析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价格和货币、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资本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的矛盾等基本原理。由此，我们可以把李达经济学研究中的哲学思想看成李达哲学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使其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要原因。
马克思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用理论为揭示历史之谜这个最大的实践价值服务，而不是三大组成部分的各自为阵。按传统的教科书模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这种划分并不是马克思本人的意思表达，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想正是在经济学分析中形成和完善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其他哲学家相比，马克思所推动的哲学革命在本质上是跟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分不开的。“在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时，不能撇开经济哲学方法这一线索，否则容易导致错误的结论。”仅从这一点来看，李达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重视分析和概括经济事实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是从1843年底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其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李达在系统研究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刚刚公开出版，李达是第一个关注到《189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重要价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这里我们不由得会发出疑问，为什么是李达第一个关注到的呢？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上天的恩赐？可能都不是。可能是相似的问题境域的历史再现，使李达具有了发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敏锐力。物质利益问题促使沉浸在抽象哲学推理中的马克思不得不直接面对现实问题。在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中，马克思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各个阶级和阶层的物质利益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影响以及重大政治事件背后的经济背景的制约。马克思本人的哲学方法论也从抽象的人道主义转变为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经济哲学方面的思想发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他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理论论证上的思想发展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马克思经济哲学方法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他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家的历史过程。”同样地，中国社会因外力被迫面临现代性转型，中国社会面临现代性转型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和现实途径在“哲学视野”里是无法解决的，只能在更为基础的“经济学视野”里去发现问题和寻找答案。正是有这样一种思维路径，因此，李达与许多同时期的哲学家不同，他很自然地认为马克思哲学是“实践的唯物论”，以实践为理论基础，以实践为方法手段，以实践为价值目标。马克思经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梳理，实现了他过去的“哲学视野里的哲学问题”向后来的“经济学视野里的哲学问题”的转变。毫无疑问，李达从革命家到专职理论家的转变，也经历了类似的学理转变，即从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部分原理于中国革命实践和对社会问题作出论断，到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分析中国的经济事实，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这是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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