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从历史回到现实。
从李达“专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历史已走过了90年的时光。这90年可谓世事沧桑、万象更新，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话题仍然是鲜活的。虽然历史更替，但问题仍在：中国人为什么要接受、传播、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人如何接受、传播、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第一个问题，人们已有较大的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虽然是历史的选择，同时也是现实的期待，因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人们反思和解决自己生活问题的“最优哲学理论”，已成为了人们分析日常问题的自觉意识。在中国，无论老幼妇孺，都能说几句“实事求是”、“辩证地看问题”等话语。对于第二个问题，回答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连学者们都还在思考。
当前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有三种研究方向和路径：一是“文本解读派”，从重新解读马克思文本出发，力图在与马克思的直接对话中，实现从传统哲学向马克思真实哲学视界的历史回归，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提供一个真实的基点；二是“西马解读派”，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入手，寻求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和对现代性的理解，以获得“真正的马克思”的形象以及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三是“时代解读派”，从对现代和当代中国实践的解读入手，提出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背后深层的根本问题，然后运用哲学的方法进行研究，提炼出时代精神，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的生长点，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那么，这三种研究方向各异的路径是否能解决好接受、传播、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呢？李达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点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求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特征进行准确的把握与运用。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我们习惯把马克思主义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并分别阐述其思想，但马克思从来没有这样称谓自己的学说。从1844年初开始，马克思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进入针对“原本”的批判，都是围绕“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这个总的目的而进行的。因此，马克思的著作都是从研究现实或历史问题出发，针对一定的分析对象和批判对象展开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哲学批判、资本批判和社会批判的统一。在马克思那里，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理论整体，是关于历史生成和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科学。因此，我们如果从各自分离的三个部分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就无法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面貌和精神实质。
作为一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的伟大之处就在于，通过自己的学术路径从实践上和理论上深刻地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特征和内在的逻辑性。
李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问题指向，围绕“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命运的结合”展开，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向内”和“向外”两个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向内的工作就是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学说”，即寻找唯物史观更深的理论基石，深入研究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内在联系，为从实践的、联系的、发展的角度去理解各种社会现象，认识特定社会的本质规律提供理论支撑。向外的工作就是实际地研究“中国经济状况”，即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对经济现象、经济事实的现实研究，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作出科学的论证和系统的理论分析，为研究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提供理论支持。这两个“相反”方向的互补性，使李达找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性平台，进而使李达能够在学理上解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此外，李达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体系化的概括时，注重以唯物史观为主线展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逻辑性。李达虽然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经济论、政治论的内涵差异，但都把它们纳入了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之下，强调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诉求，共同促进人类社会尤其是“特定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世界历史时期）的历史之谜的解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和理想性的统一，是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单一的“文本崇拜”或是“革命行动”都不是李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致思方向和治学方式。在李达的学术历程中，李达坚守始终如一的学术使命，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把理论的严谨与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解释史的重要思路，而且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也有可供参考的学术价值。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创新不仅指运用上的对象置换，更指在运用过程中的理论创新；发展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一般理论与中国的特殊实际的简单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紧迫问题是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当代现实，关注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化，并及时从哲学高度作出理论分析和概括。李达所探索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和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典范意义，在中国哲学发展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李达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值得永远地纪念！
